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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常识

作者：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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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口多，是难以发展的理由吗？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南韩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于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

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近十几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有所起色。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劳动力廉价，成为这两个人口大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

2，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复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3，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于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纵观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经济均高度发达；台湾拥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门和新加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地区，华人的素质会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

指责或暗示中国人素质差，并由此推论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视。当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尼、柬埔寨、阿富汗、格鲁吉亚、海地、尼日利亚等各大洲各国的人民，都能够心情舒畅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现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国人没有理由沦为例外。

4，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

有人习惯于区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于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区分和比较，还是民主与专制。有人又把民主与专制，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适用中国”为由，拒绝民主。尽管中共本身就从西方抄来“马克思主义”。

其实，专制的意义很单纯，就是当权者独断独行，镇压和迫害异己。民主的意义也很单纯，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公众对当权者构成监督和制衡。所以，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无所谓东西方之分。

以公开议政、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形式，尽管近代首先诞生于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论，在古老东方也自有其发源。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立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

如今，民主不仅在西方成为现实，也在东方成为现实。甚至在一些宗教和文化极不相同的国度成为现实，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代世界历史证明，民主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适用于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必然地，也适用于中国。

5，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专制与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F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6. 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据统计，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这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祇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祇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当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言论自由。包括交流自由、演说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7. 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从2003至2005年3年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国家机器严密遮掩。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8.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 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世界第一？


9. 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这就好象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一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祇有中共才搞经济。

    原来，中共执政的前30年，对中国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反右”，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大跃进”，导致经济崩溃，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文化、文物被毁灭殆尽.无数家庭遭受浩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礼仪尽弃。无论在哪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观历史，历朝建政，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堰武，让民众修生养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创下的纪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30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祇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继续愚弄人民。

    “六四”屠杀前夕，武汉军区一名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就祇能是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搞几十年经济建设.祇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

    这名“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


10.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30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首长工程” 、“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低价批地，换取高额回扣。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垮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

    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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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陈破空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6年9月28日0:47

客观与真相

又是民运写的，除了诅咒，吭骂，勾心斗角，淫乱私通，真不知道他们还会啥。[QUOTE=Livefree]关于中国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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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客观与真相
诅咒，吭骂，勾心斗角，淫乱私通

瞧瞧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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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富裕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口，其次才是土地。

而在市场社会，人口众多与密集简直就是经济发达的第一必要条件了。

其中道理需要好几句话才能说清楚。（简单提示一下：人口越多，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越细致，分工越细致，知识创新与劳动效率越高，科技进步与产业进步越快，因而经济越发达，反过来众多的人口又造成巨大的市场机会，从而鼓励知识分工劳动分工资本分工城市分工的细化，激励新城市新行业新科技的发展。。。）

相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需要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因为他们本来承诺全面就业承诺全面福利，但是计划经济的结果却是就业严重不足，产品严重不足，既然成年人都“吃不饱，没活干”，心怀恐惧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就总结出“人口多了会限制经济发展”的千古未有之谬论，谬种流传至今。

其实谁都知道，在发达的市场社会，一个人只要教养成人（一般由家里负责，故而家长们需要“计划生育”)，他所作的工作就不会只是能够养活（饱暖）他一个人，这样，他必会有“多余的”资财用于奢侈消费（比较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者而言），略有储蓄，进而投资理财。而这些消费（生存的和奢侈的）、储蓄、投资又都在对经济繁荣作出贡献。

结论：人口越多越繁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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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 以人口众多为名剥夺民众的自由权利, 和讨论在人类数目空前繁荣并且还将继续增加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下如何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利, 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么?

正如我早先质疑过的你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一样, 原来你的英文阅读理解能力也是如此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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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治以及自由与平等

郑旭光



一、经济管理和王朝循环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不过，比
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
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
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
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3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
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
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
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这是全球通史中对中国
王朝循环的解释说明。”

皇帝们就如同当今的中国政府，他们不希望“藏富于民”，对于专制
政权这是危险的。而将举国之资投入到皇家（也可以说国家，反正国
家是皇家之国，一回事）事业上，往往不是经济行为，没有投资效
益。这样，财政的困难是免不了陷入困境的。

埃及如此，中国如此。

“轻徭役，薄赋税”往往是在王朝初创时，前朝积累的庞大的寄生虫
群体（直接间接变相吃官饭的人群）被清除出食禄群体，自食其力，
也使民间的智力资源增加了。（比如“商人”之谓据说即来自商朝覆
灭后的族群多从事商业贸易有关。）“吃官饭“的人群减少，民间智
力资源增加，新的统治者往往来自民间，体恤民意，“轻徭役，薄赋
税”，与民更始，修养生息，农业和商业都得以恢复。

中国王朝的覆灭，是因为承平已久，无限制的皇权之下的贵族阶层和
官僚系统不停地扩展权势和人群，使得利害计算之下，越来越多的人
挤入直接间接变相吃官饭的人群，给官府办事，而事生产者事贸易者
往往不堪重负，在自然灾害与官府权贵衙役小吏无限制的索求之下，
商人破产，农民抛地成为流民。经济循环中止。“经济管理”无从谈
起，破坏经济倒是常态。

二、自由市场不会带来“财富平等”，
　　它也不会固化“财富不平等”

自由市场的经济危机是市场对消费与生产的调试问题，和古今极权形
态的经济困境的最大区别是：相对于消费力而言，1个是物品匮乏，1
个是物品过剩。而且1个是少秩序有管理（专制社会），1个是有秩序
少管理（自由社会），不适于类比。

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少数人的操纵影响，最大的祸首是国家力量的扩
张，如果不通过国家的力量，任何少数群体都难以操纵巨大的市场。
而且如果在1个市场规则不被少数人也不被多数人破坏的领域，财富
的世袭也是不容易的，中国古话有“富不过三代”一说，就是指往往
家族后代们相较于创业者疏于，无意理财而破落，因挥霍而败家。这
个期间，其他起于贫贱的创新者，就以自己的资本管理能力在资本市
场竞争中而后来居上了。

金钱总是聚积在那些善待它的人手中。

如果我们把财产的私有制作为人类文明的地基，那么，均富的自然存
在是文明社会的偶然现象，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文
明社会的常态，除非你以国家力量去人为地“均贫富”。美国和建国
之处比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一战、二战、冷战，“9．11”所引
发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力量的扩张，抑制了自由市场和力量的发育，个
人的创新性力量。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最自由的市场大国，看看财
富排行榜和前10名的公司。排在前面的是90年代崛起的信息产业公司
和资本以及60年代崛起的个人消费及服务品产业公司和资本。上世纪
30年代的遗存已经很少，那时候居魁首的是钢铁，铁路等公用事业和
金融资本。产业热点的转换淘汰掉了那些不能适应转型的资本家。

江山辈有新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真正的资本竞争力是对资本的运
用经验和基本管理者的使用经验，资本热点的转型必然淘汰掉那些不
适应者，所有的成功者都多少有不适应症。而新人们却游刃有余，比
如巴菲特擅长制造业消费品和商业的公司价值判断。而对信息产业没
有辨别力。同属信息产业，就对于未来的适应性和相对竞争力而言，
ＩＢＭ不及微软，微软不及Google，原因就在于，在1个自由市场
中，越是成功早的公司应变能力越差。

三、官商勾结的“特色”经济形态是法治不健全的
　　不完全市场，既不公平也不平等也不自由。

而在1个管理形态的经济中，小企业是永远入不了那些对市场和企业
理解弱智的管理者的法眼的，从而真正使那种垄断和世袭更加长久，
这个在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国企如此，民企也如此，民间企业家通过
通官，买官（过去叫捐官）以逃避官府的伤害，而且还取得相对于与
官无关的企业家相对的非市场性非竞争性的权力保护和专断优势。

索罗斯的“恶意袭击”是完全正当的金融市场行为，它使亚洲高速发
展的经济中的恶性肿瘤得以清除。这种经济体制的脆弱性不是在市场
发达地区，而恰恰是市场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官商勾结猖狂肆意侵
犯市场规则（自由，公正，诚信）的后发达地区，没有完成与市场配
套的法治的地区。

亚洲经济之所以是高速发展，是后起地区的普遍特点，从管制到开
放，对各类资源（最重要者是人力资源）的释放，使经济保持1个相
当长时期的增长，就象中国生产线工人是美国生产线工人报酬的
1/20，加以以中国地皮之廉价，环保成本之低，税率之低，在自由贸
易框架下，同样行业中国工人的收入应当超过美国工人才是市场竞争
的自然结果。而之所以没有这样，就是源于中美两国国家力量的不当
介入。

大陆经济的崛起始于放权让利与开放搞活等一串让市场自由起来，资
本主义发育起来的政策，这是国家对民间自由经济由压制到放松的过
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民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势力而不是官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力之功，后者的问题体现在大中小型国企，金融
领域，矿产资源型垄断企业，国资局，发改委，证监会，银监会。大
到整个体制。

四、自由规则所造成的自由边界

正当的自由规则所造成的自由边界，个人自由的限度企业自由的限
度，应当止于对他者自由边界的侵害。换句话，就是每个自由的实
体，它有不可以非正当剥夺侵犯甚至窥探的私人领域，不仅他者的自
由至于此，国家的“自由”也至于此，法律的“自由”也至于此。

在保障自由的规则之下，所有言行都有边界和禁区，边界如上述，禁
区则是：你不可自由的反对自由本身。你既不能自由的侵害他者的自
由，你也不能自由的进攻自由的规则，你不可宣传“禁止言论自由”
的言论，禁止“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的言论当被禁止，就象禁
止“行动自由”和“行为自由”的行为当被禁止。

五、帝国主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敌人

罗马的崩溃是他的扩张的后果，即在扩张中，国家行政机器和军事力
量越来越超越于法治的约束，民间的健康生产性力量让位于官方的掠
夺性力量。可以说，罗马的自由、平等、法治是毁于战争的辉煌成
就。

法治意义下的自由和平等在战争连绵的时代是无法长存的。两者通行
的规则和造成的秩序不同，前者是规则的统治（法治）与自由，后者
是强人和强势集团的统治与专制，命令与服从才是它的真规则。这
样，法治就由真法律（即对平等对待所有个人的惯例）变成人治的工
具，变成统治群体的意志的体现，而意志无常，法也无常，最后法律
就堕落成政府的政策独裁者的命令。而在无法治的约束和保护之下，
民主也就逐步堕落为寡头统治并进而成为僭主统治和帝制。

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专制专断的帝国。

危害在政府，在国家，不是民间！

美国的民主如果突破法治，二战时期的民主党人罗斯福就曾是美国法
治的最危险敌人（从而也是美国民主的最危险敌人，是美国的凯
撒）。我不客气地说，如果有可能，美国国内的民主与自由一定毁于
征服对他国的政府，或曰帝国主义政策，而不管他打着何种旗号（比
如“为了自由为了民主”）。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有益于美国利益，
可能有益于伊拉克人民，可能有利于全世界，但不会有利于美国的民
主与自由（不过最初布什起兵的名义可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初
看有道理）。

六、法治会合理地契合自由和平等。

在1个自由的社会，自由与平等如同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法
治。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或曰：法律无歧视地适用于每个
人。而每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却恰恰是这种自由和平等
的必然结果。你说的先天不平等就是生而不平等，不同的基因，不同
的家庭，造就起点的不平等，恰恰如此，规则的平等对待（法治）才
更显得重要，这种平等是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的，却不会自动的使人
们“事实平等”，所谓“事实平等”只有彻底的计划和专制专断政府
做得到。

七、无法预见完美的制度

对于1种体制的效果，面对历史的经验，我们任何1个人或一代人都不
可能比人类的经验更加有远见。我们限于本能的愿望常常和文明冲
突。我们无从找到1种能充分彻底满足人类愿望和情感的文明。彻底
的自由会毁掉自由，彻底的平等会毁掉平等。法治会合理地契合自由
和平等。

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人的野性难驯和文明的不发达产物，归根结底
都是人治形态，人类消灭了专制，随后就当消灭民主。但是，只要没
有在全球范围实现法的统治，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法治下的民主
就仍然是个可欲的目标。

在人类的历史中，在制度文明层面上（甚至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停
滞和倒退都是常有的事，但称之为循环，倒容易混淆他们的差异，世
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社会制度形态更是如此。

八、平等是平等，自由是自由

自由是个单立的概念和形态，和通常所说的平等无干，1个处处可见
人人不平等的地域也仍然可以是个自由的地域，如果在人们之间有纠
纷和侵害关系时候，裁决者（法院，包括行政系统或委托授权的民间
社团）能够依据合法的规则不特别地对待所有当事人，并且这些法则
平常也同样无差别（或曰无歧视）地施用于草拟者，制定者，发布
者，执行者和施受者。只要他合乎法的精神，即使未经施受者普遍同
意（立法民主），仍然不会妨害自由。

自由本身只是在行为者无伤及他人正当私域或公权正当范围时，不被
他者或权力者无端干涉，而自由所涉及的平等仅是指在保障自由的规
则适用的平等，决不是指“同一平台和起跑线”，当然如果“同一平
台”是指同一规则系统的适用，也就无可辩证。美国建国之处当然是
个理想的“平台和起点”，1个新移民为主且远离宗主国的新大陆，
自由且平等的现实状态，最易构建理想的民主与法治。当然还有英国
移民的对自由和法治的笃信，清教伦理对平等和民主的推崇，也使北
美大陆和南美有了不同的分界。

九、如果不涉及公权垄断，精英很安全，社会也安全

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结合，也得从两面说，如果是基础
理念的一致，是有利因素，如果是利益的勾结，那就会使这种理念的
共同体破裂。

不必担心的是，1个自由的社会，不仅权力是被分立的（立法、司
法、行政三权分立），社会资源也是分立的，知识、财富、和权力的
人群也是分立的，这是市场文明的必然，分工的优势使得世袭几乎只
可能在同一传统里进行。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自然结果，
人性使然，自古以来皆然。以美国作例，财界曾有洛克菲勒家族、摩
根家族、福特家族；政界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知识
界也是不胜枚举（但我一口举不出，可能这里更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和
努力，不象财界和政界的金钱和人脉资源好继承，以故后代们治学者
往往无大成就）。

我们可以毫不担心的是，在继承最完全的财界，在个人自由和健康法
治的情形下，对经济活力具危害的家族和行业垄断根本都无从实现，
政界知识界更是如此，在自己最了解最擅长的领域都实现不了垄断，
何谈他们的联合呢？

最危险的垄断我们倒是身在其中的中国大陆，中共这个“军事贵族集
团”垄断了这个地域里一切公权和公共资源，并且随时侵害着个人的
生存，安全和自由。不要担心美国人从天堂堕落到人间，倒是该怜悯
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在地狱之中了！随着老阎王的归西，只不过我们
已侥幸从十八层爬上十七层了，康晓光所谓大陆“知识精英，权力精
英和财富精英的结合”，是个可笑的说法，总体上说，稍得宽纵的
“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都是权力集团的附庸而已，但是已比过去的
纯然奴仆地位好多了，但是离称兄道弟的资格还差远呢。

十、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
　　而且有助于个人和社会抵御国家的暴虐

要禁止的私性垄断，首先是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垄断，比如“军队、法
庭、政府、媒体、公地、水源”等，而私人产权的首要标志就是独占
性，“别处买不到”的物品和服务就是垄断性的，但那也是价格高低
的问题，如果它构成了对他者的生存，安全和自由的唯一性胁迫。这
种产权的私有性也必会被公权削夺，比如土地的私有权就绝非神圣不
可侵犯。

能够改变“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这种
常态的唯有国家暴力，而国家力量是通过对财产继承的介入，对市场
竞争结果，财富不均的调整（从税法的歧视性规定直至没收）。

这种国家力量对民间社会的侵入，使得民间深受政府的控制，无力抵
御他的侵害。正是这种情况才是古往今来独裁专制社会的特点，看看
任何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首先打击的是足以抗衡或危害他的地
方势力、诸侯贵族、豪强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普通
人为生存奔忙，哪里会和官府做对！

1个个人完全均等，没有精英的社会，是1个最易造成专制的社会，因
为没有强大的可以从精神上可以抗衡政府力量的个人和社团。

十一、私有产权关系言论自由

“而财富的能够世袭和财富的不均等才是自然的常态”，这样的常识
在大陆的知识界已经陌生的一塌糊涂了，因为他们非但身家性命攥在
党和政府（还有那个抽象的被党和政府代表的人民）手里，而且连在
课堂上的自由学术讨论都要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

看看号称大陆最具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的一把手闵维方先生的作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闵维方提了一条修改意见，认为在文件当
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都有非
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新华网》）

祸害孩子们！

我赞成齐声讨伐这种狗腿子，使得北大和大学能得讨论自由。使得其
主人再无此类狗腿可用，这样大家也就可以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了。

因为党和政府对资讯的过滤和阻隔，对公共领域里自由讨论（课堂，
媒体，公开讨论会，网络）的限制。使得不单我们的身心处在地狱
里，我们的知识和见识也是处在1个“知性的地狱里”，自救他救，
我们都需要得救！

十二、英雄与民主

进化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优胜劣汰”，什么样
的规则造就什么样的秩序。

英国人民是有政治智慧的人民，他们等不及二战的硝烟散去，就把丘
吉尔换下来了，伟大的民族懂得如何对待伟大的英雄。

伟人如果不是和公权结合侵凌法治，他就不会有大伤害反而会有大贡
献。对自由民主制度而言，在初创时期，他是伟大的奠基者：在和平
时期，他是伟大的建设者；在战争时期，他是伟大的捍卫者；正面有
华盛顿、丘吉尔和里根为例；反面则有斯大林、袁世凯和希特勒。

单纯的民主，在没有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的制约之下，距离专制只有
半天的路程！

法治的败坏，是民主和独裁（都是专制了）循环的根源。

十三、精英，平等和产权

思想观念上的，精神上的真正的平等永远不会实现，除非是在克隆人
的世界。

精英阶层的形成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是必然的，而且1个成熟的精英
阶层的形成也非一代之功，从绝对意义上讲，是这个社会的宝贵财
富，1个简单愚蠢的例子：对于藏族和藏文明而言，是奴隶主阶层的
价值大还是农奴阶层的价值大？

问题在于，对于精英阶层，不论他是生机勃勃还是腐朽没落。都不应
人为地以社会外的当下的国家力量打倒消灭他或扶持固化他，随他去
吧，造化自有安排！

人类正是摆脱了丛林法则才走向文明，这里“私有产权”制度是基础
性的。如果彻底推行丛林中的共产主义法则，我们一定会重新回到丛
林中！只不过酋长和巫师合而为一改叫主席了。

发点牢骚

To lunala & some other guys:

民主和自由是对国内的，不是对国外的。美国强行输入民主到非民主国家，不是为了那里的人民，而是为了世界秩序（专制威胁世界和平）&美国的利益。

请不要指责一个国家不民主因为其对外政策。 别偷换概念！

民主是指国内政策。

xuqi20000

Post by deland
王大妈说，你要是不嘎姘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马甲，你天天在弄堂口转悠来转悠去，你要不是居委会里的人，那你又是谁来？她还听李大妈说你就是居委会里的人，她还要居委会拿出证据证明你不是，可居委会拿不出来，说不准现在赵大妈正在派出所老孙头那里查你的档案呢．

老孙头对赵大妈说，不用查了，老卢太太那些马甲，都是老马头从关外给她带来的。

up_up

顶livefree! 基本理论正确, 鉴定完毕.

客观与真相

方能达对倪育贤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公告的声明


我刚刚看到世界日报广告板的消息，在倪育贤先生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公告上，未经我本人同意，将我发表为该组织的副主席，还附有我的照片，我对此表示非常惊讶。我在此声明，我不反对中国自由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合并的提议，也愿意继续为民主事业贡献力量，但在真正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尤其是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起组党的老党员以及大部分其他成员与中国自由民主党正式商定之前，本人暂不担任任何未正式合并的“中国民主党”职务。但对于这次会议所宣布的“整顿不良风气”的口号表示支持，并希望倪育贤先生言行一致。

8 月13日会议召开前几小时，倪育贤先生通知我参加一个“整顿破坏民运的不良风气”的工作会议。通常，像这样重要的会议，老民运人士都会事前得知并互通消息交换意见，而这次却不是这样。因此，本人给一些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尤其是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打了电话，他们建议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上午10：45我到达会场，我当时向倪育贤先生表达了我的不同看法。认为中国自由民主党改成中国民主党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党员、委员的充分协商，更没有与早已成立的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协商，整个过程只是倪育贤和个别党外人自行安排的，不照民主团体应遵循的程序做，是不符合中国自由民主党作为一个民主团体应有的运作程序，也未尊重兄弟民运组织。在会场中，我看到除了倪育贤之外，没有我认识的人，我到会场及后来发言都是为了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做法。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向各方面说清事情原委。事实上我同倪育贤曾经是多年老友，不愿意相互指责。仅因问题关系到大是大非，不能不表态，并再次公开表明我的立场，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也不接收不符合民主程序及民运目的的任命。


中国自由民主党常委
方能达

2006年8月21日


从 倪 育 贤 强 奸 案 谈 海 外 华 人 移 民 的 辛 酸 血 泪


“什么事情只要跟‘民运分子’沾上关系，就说不清楚了。”一位华侨深有感触地说。他告诫周围人，尤其是女性，尽量不要与海外的“民运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说不清，吃哑巴亏。

“民运分子”借钱不还，不履行合约，或者强暴你（或奸污你的妻女）……总之，一旦发生什么纠葛，你都声张不得，否则，他们会抨击你“破坏民主事业”，故意“帮共产党的忙”。他们甚至会向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写密函，诬称你是“中共特务”，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学、开业或入籍的申请资格，查封你的银行存款，监视你的行踪，窃听你的电话，并尽早遣送回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轰动一时的倪育贤案为例，华人同胞当引以为诫。

年逾花甲的“海外民运工作会议”主持人之一、“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因为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纽约警察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引起社会公愤。然而，倪育贤却抛出所谓的“阴谋论”，欲将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处理，来转移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伺机对受害人和举报者进行抹黑和报复，其手段极其卑劣。

倪育贤在接受“多维新闻社”记者吕贤修的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幕后有黑手”。至于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则强调说是“共产党的同谋”。（详见《多维时报》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 倪育贤：我是被诬陷的》）

倪育贤在接受《明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时，却又声称自己因领导“独立民运”，不耻于台独势力的“贵族民运”为伍，所以受到多方压制。接着又吹嘘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四十多年，多次面临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胁。也因积极从事民运，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详见《明报》纽约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贤：杨国君为钱乱咬》）

倪育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眼中钉”吗？

七十年代末，倪育贤曾经因为在上海张贴过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而被当局关押在看守所里达数月，后来宣布“平反”。此外，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民主运动”。1986年倪育贤移民到美国定居，获“政治庇护”。1989年他参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不久便在党内搞分裂破坏活动，退党后又另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主席”，被人讥笑为“一人党”。倪育贤利用海外华人对于“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处骗钱，并将十多万美元捐款盗为己有，偷偷在纽约长岛购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报》曝光后舆论哗然，从此海外华人不再向“民运分子”捐款。此后，倪育贤热衷于在“民运”内部挑动内斗，诋毁众多“民运领袖”。为了讨好台湾李登辉当局，他还大肆鼓吹“两国论”，叫嚣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

倪育贤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业，从来不打工，台湾情报机关拨发的“活动津贴”是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为他们出具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报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请他到移民法庭作证，每次需付给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贤经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护”客户带到“海外民运”的集会中，安排发言和拍照，作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备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户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贤的一大嗜好。虽然他已有妻室，却嫌妻子长相差，不愿与之同床，结婚至今未有儿女。他与薛伟的姘妇张菁一向关系暧昧，并与魏泉宝的妻子金雪珍通奸。

如此看来，倪育贤是一个品行恶劣、寡廉鲜耻、信口雌黄的小人，十足的社会渣滓。在任何国家里，这种人都该呆在监狱里，以免危害社会。他们丑恶的政治表演，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两名遭受倪育贤性侵犯的华裔少女的父亲杨国君，原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客户之一，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杨国君向《明报》指出，倪育贤是个“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据悉，杨国君与倪育贤交往五年来，被骗钱财逾三万美元，最后连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倪育贤糟蹋了，所以他决定诉诸公堂，将这头色狼绳之以法。

许多海外华人偷渡或移居国外之后，困于无法获得当地的合法居留身份，无奈之下只好改寻“政治庇护”途径，结果不慎落入一些“民运分子”设下的骗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杨国君那样，落得人财两空。据悉，有些非法滞留外国的华裔女子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待遇，而不幸被“民运分子”奸污。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性保险经纪人透露，她就曾遭遇这样可拍的经历，在为“民运分子”当打字员期间遭到性侵犯。她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报案，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国，而且，‘民运分子’还会反过来诬蔑我是‘中共特务’。现在我总算熬出头了，自从有了‘政治庇护’身份，我便完全摆脱了他们，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儿愉快地生活。”她还算幸运的。

“民运分子”经常会向你吹嘘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么“主席”、“会长”、“社长”、“未来中国领袖”等等，其实这些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经不起刨根问底。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是。“领袖”没有随从，还“领袖”个屁。他们不上学、不考试、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光写一些谩骂中国的短文，而且都是抄来抄去，也算“博士”、“访问学者”、“研究员”？如果台湾不花钱，他们靠什么活？凭什么混？有谁听他们、信他们？他们年年都说中国“三年后大乱”、“五年后崩溃”，可是，“三年”、“五年”早过了，咋不见中国垮台完蛋，反而越来越强大？

有些“民运分子”实际上过去在中国跟政治沾不上边，坐牢是因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以前因为犯强奸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经因为猥亵女生、盗窃、偷渡，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他们出国后却都谎称自己因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摇身一变给台湾当间谍，忽然又成了“民运分子”了。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么的危险！多么可怕！

其实，通过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由“民运分子”出具“证明材料”，而获得“政治庇护”的成功机率如今已经非常小，移民局官员对爱说谎的“民运分子”都十分厌烦。相反，那些因违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参加“家庭教会”及******的申请人，现在更容易获得“政治庇护”。倘若当初杨国君以“计划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不去找倪育贤“帮忙”，或许早就拿到绿卡了，而且也不会使自己的两个女儿白白被“民运分子”奸污糟蹋了。

何永馀
Oct.5, 2005


涉强暴 倪育贤抛阴谋论
今开记者会“澄清事实”


【明报纽约讯】涉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性侵犯两名未满十八岁华裔幼女的民运人士倪育贤，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长岛苏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贤本人和受害者家属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将下次出庭日期定为10月26日（周三）。倪育贤今日下午将在法拉盛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公布他对事件的说法。

倪育贤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终将还他以清白。倪育贤认为，整个事件有某种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有人利用无辜的孩子达到政治目的，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杂。

倪育贤事件曝光后，纽约民运和侨界人士均表震惊。许多人认为，民运领袖纷纷落马，丑闻连连，反映出海外民运已走向穷途末路，整个民运界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除了门前的石狮子，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认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有不少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贤一起打拼过的中国民自党副主席郑源认为，如果倪育贤确实涉案，他为倪的堕落感到不齿，也为海外民运感到悲哀。郑源认为，民运界某些“领袖”的人品确实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来更是跟邪教和台独势力混在一起，这样的海外民运“没有前途”。

与倪育贤熟识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负责人兼组织部长石磊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涉足海外民运，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资助扶植的个人出事后，整个组织便一蹶不振，这样的海外民运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认为，近年来许多海外民运组织与异教团体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对民运的整体形象伤害很大。

石磊表示，虽然他无法判定倪育贤是否真有性侵犯问题，但他认为，某些“把持民运组织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样的人出不了头”。他认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那些受台独势力控制、将反华反共作为民运第一目标的人不出局，整个海外民运将迷失方向，更谈不上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明报》2005年9月29日）


倪育賢涉性侵案 當事少女說從頭
未立即舉報只因年幼難辨善惡 擬要求檢方重訴強暴罪


【本報記者羅旦兮紐約報導】紐約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涉嫌性侵案中的受害少女，3日在父親楊國君的陪同下前往紐約州長島蘇福克郡兒童福利局，說明當年遭性侵的經過，並擬要求蘇福克郡檢方重新起訴倪育賢的強暴重罪。她3日表示,，當年遭倪育賢性侵犯後未立即舉報，是因為「當時的年紀根本不知道這樣是不對」。

這名少女表示，「如果不是之後被送往另一個家庭寄養，我不會知道當年倪育賢對我做的原來並不是一般家庭會有的正常行為。」她說，現在知道這些是不對的行為，也感到自卑，每周到兒童福利局由輔導員進行心理輔導，她表示仍希望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

楊國君3日在聲明中說，自2002年起因誤打女兒，被兒童福利局下令禁止接近兩位女兒後，他得知女兒遭受性侵害，才會要求已成年的大女兒返回倪家拿取相關證據，這才被倪育賢向兒童福利局舉發入獄。他要求檢方重新以強暴罪起訴倪育賢。

該名少女表示，她在15歲時曾有近一年時間寄住在倪育賢家中，後因與姊妹不合、曾被安排到其他家庭，但是半年後又回到倪家，也是一切噩夢的開端。她表示，倪育賢在生活物質上的確做到照顧的責任，但同時也以各種理由藉口進行侵犯，「那時我沒有任何人可訴說，而且也不敢開口，因為不知道這樣到底是對還是錯？」楊國君入獄期間（2005年1月到6月），他未成年的女兒再度被送往其他家庭寄養，隨著年紀漸長，以及與寄養家庭的互動，她才知道以往倪育賢對她所做的事是不對的，因此在今年3月報警、倪育賢4月15日被捕，交保後候傳。檢方後來撤銷主要的強暴等重罪。

述說經過時因難堪而聲音顫抖的少女表示，她之所以願意再次向兒童福利局人員和檢方說明經過，是「希望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兒童福利局輔導員向她表示，如果所說屬實，被告應受更重的罰責。

倪育賢被控從2002年起，對一對未成年姊妹進行與性相關的不正當行為。但倪育賢在9月29日舉行記者會澄清他被控的「性行為不檢點」及「危害兒童福利」等罪名。他表示該黨前黨員楊國君蓄意誣陷，想要藉由栽贓，試圖「翻案」，使得楊國君他自己不至因犯案被遣返大陸。他表示自己一切清白。

全案定10月26日開庭。

（《世界日报》2005年10月4日）

Post by Livefree
瞧瞧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