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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的一场涉外风波
　　捷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最大城市的市府外办属下的一个研究机构供职，
从事国际事务的研究。因为这层特殊的行政从属关系，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在正常
的研究人员之外又多了一个双重身份—市府外事干部。平日里我们和市外办的干
部一样要接受常规的外事教育（如听报告、看文件、参加学习等），在市外办接
待任务紧张时也常去客串帮助接待外宾。
　　话说那一天市外办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我们单位出一个能用英语直接同
外宾讨论国际问题的处级干部去接待一位有相当身份的美国贵宾。我们单位是正
局级，要说处级干部倒是不少；又是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能对国际问题侃侃而
谈的也不在话下；可是要在前两条的基础上再加上英语口语流利这一条，就把多
数人拦在了外面。记住我们是在讲20年前的事，那时会英语的人本来就不太多，
不象现在中国人英语说得比汉语还好的满大街都是；那时的处级干部也稀罕，不
象现在据说比处女还多。仅有的几位合乎条件的人选，还都另有重要公务在身，
于是情急之下就把我推出去充数。
　　我没上过大学。该上大学那会儿被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等到疯狂年代过后，为了追回那被耽误的岁月我直接考了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
后我们那个单位的“黄埔一期”。那时的研究生也比现在稀罕得多，不象现在规
模生产，而且还能以钱或权换到。我毕业后留原单位工作，还去美国当了一年的
访问学者，所以在专业和外语条件上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论级别可就差远了。
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时大学毕业转正后定行政二十一级，研究生略高，二十
级，等评上了助理研究员（讲师）也不过是十八、九级，离着十四、五级的处级
还差好几个台阶呢。可是领导就这么定了。他也有他的道理：反正没有货真价实
的，一样弄虚作假也只有在级别上做文章了：这英语会话的本事可不是一时半会
儿能虚拟出来的，到时一准露馅；“国际问题专家”的帽子虽然也满天飞，可真
要和人家老外的内行单挑，就不像现如今在中央电视台上蒙事儿来得那么容易；
惟独这顶戴花翎插在谁的头上都一样风光。于是乎，我这个从小到大素与党派官
阶无缘、连小组长也没当过一回的“职业布衣”居然阴差阳错地过了一把“处座”
的瘾。
　　以后的几天里，我这个假处级就神气十足地带着翻译和司机坐着专用高级轿
车陪同客人在全市参观访问。有那头脑清醒之辈读到这里不禁莞尔：说漏了吧－
不是说你英语行吗？怎么又带起翻译了呢？看官有所不知，官场中的规矩，领导
是不能客串翻译的，那样有失身份。我作为处级领导可以同外宾直接交谈，但外
宾在参观单位与主方交流，或是平时旅游、购物的会话，就都要由专职翻译来完
成，这是体统，乱来不得。
　　说了半天还没有到正题，倒不是为了混稿费说废话，而是想尽量将那个时代
的风貌通过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细枝末节反映出来、保存下来。没准若干世纪
后有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风貌或涉外野史的时候还能从这篇小文中考据出
一些别处没有的“时代产物”（artifacts）来呢。
　　话说那几天的接待活动一路顺利，日程紧凑而有趣，客人十分满意，眼看到
了最后半天，安排客人在外宾专用的“友谊商店”购物，然后送他们打道回府就
算是大功告成了。没曾想好戏还在后头。说起这“友谊商店”，也有必要交待几
句，以免现在和今后的年轻朋友将它误以为买卖友谊的场所。其实不是。那是短
缺经济的特产。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无论什么人，不管本事多大，也无论用什么
招数，就是不能让中国的经济生产出足够维持中国人最低消费的物品来。当时城
里人的工资低到现在人都难以置信的地步（城外人就更不用说了），却还是拿着
钱买不到东西，还要凭票供应。一些人人眼馋的高档优质产品，那就连凭票也供
应不上，只能放在友谊商店里专供口袋里装着硬通货的洋人消费。为了维护国家
主权，避免外币在国内直接流通，那时的国家银行还发行了一种特殊的货币“外
汇兑换卷”（简称外汇卷），让洋人可以在专设的友谊商店或涉外宾馆等中国人
不得入内的场所购买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那天的事儿就出在这外汇卷上。
　　那时的友谊商店可不是什么等闲之地，同那些涉外宾馆和旅游景点的“外宾
专用区”一样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除了当时为数很少的因公
出国人员可以凭主管部门的介绍信进入一次购买规定金额以内的货品外，其他中
国人与友谊商店是无缘的。当时在对外开放的中国土地上，人们被很清楚地分成
三六九等，外国人（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无疑是头等的主子，尽管他们不是公民；
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屈居二等，但仍不失为“高等华人”；而堂堂正正的主
人－中国人倒成了三等公民，受着诸多的限制。这些所谓“涉外场所”的门卫往
往是“根正苗红”而大字却识得不多的政治可靠分子，要他们去认外国护照上的
洋文可真是难为他们了，所以他们自己很快就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简易识别标
准和操作规程：凡鼻凸眼凹者为洋人，对策－微笑，放行；凡鼻不凸眼不凹但衣
着花里胡哨、留鬓角且脖挂照相机者，为日本人或“高等华人”，对策－不拿正
眼看，但仍放行；凡不具备任何以上特征者为中国人，对策－瞪眼：“站住！干
什么的？”这套经验公式一般来说还真管用，直到有美籍华人对有关部门提出抗
议：“我拿的蓝皮美国护照门卫不认得，只因我鼻子不高就不让我进！”当时这
件事披露于报端后还引起一番讨论，甚至勾起了人们对早年上海外滩公园门外挂
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痛苦回忆。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然而那块牌子却从未彻底摘除，它虽然不再挂在公园门口，却仍然挂在每
个中国人的心头。
　　二十年一晃而过，世道沧桑，如今门卫们的经验公式也“与时俱进”，把鼻
子换成了钱袋。从封建等级制到资本主义的认钱不认人，倒不失为社会的进化。
只是这进化远不够全面彻底，前朝遗风还在顽强地拒绝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前些
时候见诸报端的，故宫管理处还在实行中外分等的规制，中国游人虽然花与老外
同样的门票钱，却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必须在更拥挤的入口等候更长时间才能
入内参观。又如前些年在不少中国入境口岸，中国公民无分老幼都必须忍受酷热
或严寒的煎熬排着长队接受爱滋病血液检查，而病毒携带概率更高的“老外”们
却可以丝毫不受阻碍、昂首阔步地迈进中国的国门，令人不禁诧异今日之域中竞
是谁家之天下？其实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种族/民族/国籍歧视的问题，
只是人家的歧视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外人的，而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热衷于“逆向种
族歧视”或“民族自虐”的，倒恐怕是天下独一家，称得上真正的“中国特色”。
　　言归正传。话说那天我陪着贵宾夫妇来到友谊商店。刚到二楼商场大厅，就
听得有人在大声喧哗，这在平日里非常安静的友谊商店是极不寻常的。循声寻去，
只见在金银饰品柜台前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正在盛气凌人地用一口纯正的美语大
声呵斥：“不行！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就要买！
现在！”柜台内几个吓坏了的营业员小姐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位白白胖胖、
西服领带、带着黑框眼镜的三十多岁的男子，看样子是个负责的，一面不停地抹
去满头大汗，一面在低声陪不是：“对不起，我们实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是
规定…我们到办公室去商量好吗？…”以女郎为圆心、一米为半径在柜台外面形
成了一个半圆空间，半圆的外面密密地围了五六层围观的人群，都是商场里的中
国顾客，大家默默地看着，多数人面无表情，偶尔有人面露不平之色，也是欲言
又止。在这群中国围观者形成的圈子之外，离开更远的地方，这里那里有三五成
群的外国顾客也停止了购物，而在驻足观看这一奇观。再听下去，才知道争执的
起因是洋女士要用人民币买一条金项链而友谊商店的营业员却告诉她中国政府有
明文规定，凡金饰必须以外汇卷购买，不得以人民币支付。双方的争执引来了值
班经理，就是那位满脸陪笑的男士，他也实在为难：既不能违反国家规定，又不
敢得罪洋大人，就只能低声下气地求她谅解。谁知这一息事宁人的“软招”反而
引起了洋人的怀疑和愤怒，因此嗓门越来越高…
　　我一见这场面心里就明白了大半。我知道友谊商店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么害
怕，因为在那之前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向有关部门投诉在友谊
商店受到恶劣对待的经历，结果有关领导大发雷霆，官方媒体也大加抨击，有关
部门对友谊商店进行全面整顿，弄得工作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再不能出一点“涉
外事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面说过，海外华人在友谊商店只是二等身份，
动辄也会遭工作人员的白眼。如前面说过的那位因鼻子不够高而不得其门而入的
美籍华人，因为人微言轻所以尽管投诉也于事无补，只好自认晦气。但这一回友
谊商店却却撞到了有来头的“贵宾”的枪口上，所以被狠狠地“收了一回骨头”。
　　我也知道旁观的中国人为什么都三缄其口，因为经验证明，凡中外人士发生
纠纷、争执的，中国官方的板子从来都是落在国人身上，因为“友谊第一”在那
时还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既定国策，有敢与洋人“开启衅端”的国人断无好下场。
君不见，不久前国家体委还通报批评国家冰球队与外国球队比赛时“动作粗暴”，
“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云云，很有些“友邦惊诧”的味道。其实略有常识者
都知道冰球本身就是一项肢体对抗性极强的运动，在国外几乎每场比赛都会打架，
根本无足为奇。当时中国冰球队刚开始同外界接触，土头土脑尽受欺负，又有
“友谊第一”的紧箍咒管着，其受气程度可想而知。偏偏碰上中国官员都是有着
“宁惩家奴、不责友邦”传统的国际主义者，断不肯为了几个小民而坏了国家大
计。对中国人来说，所有的经验都在告诫他们：千万别惹洋人。
　　我还知道那位洋女士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第一，洋人都很精明，他们完
全明白自己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明白只要把事儿闹大，就肯定会有主事官员出来
向他们赔礼道歉，“割地赔款”－这是1840年以来洋人对华交涉百试不爽的经验，
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第二，这里也存在一些文化差异的因素：按照西方人的
逻辑，如果真是国家法规规定不得以人民币购买金饰，那么这位经理就只须斩钉
截铁地告诉她“不行”就得了，根本没有必要对她低三下四地陪不是，更用不着
请她到办公室“商量”；现在既然他这样做，就说明他肯定有什么理亏的地方。
于是乎，这位女士得理不饶人，话也越说越难听了：“你们中国人怎么搞的？这
是你们的货币，你们却不认它，简直荒唐透顶！‘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
用？…”
　　我站在那里，耳中响着那位洋女士高亢激昂的训斥和那位值班经理苦苦的哀
求，眼前晃动着中国围观者脸上的麻木和外国围观者眼中的困惑。刹那间一幅画
面在我脑中闪过，那是鲁迅描写的中国人观看日本兵砍中国“奸细”人头的场面。
顿时一股热血涌向脑门，连想都没想，我采取了一个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连自己
也吓了一跳的行动。
　　“来，让一让。”我压低嗓门用低沉而充满威严的声音对挤在我前面的围观
人群说。象奇迹一样，拥挤的人群突然齐刷刷地让出了一条半米宽的通道，直通
洋女士的所在。权威！这就是权威的威力！显然大家都把我当成是一个有来头的
人，一个权威的化身（不然没有人会去淌这塘常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混水）。顿时
几十双目光一下全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权威？权威与我？多
少年来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的生活和权威密不可分，只是我从来都没和权威
在一边过，总是它的对立面。从小受父母管，上学受老师管，毕业后受政府管，
一个服从一个管制，我与权威间的社会分工从来没有乱过套。可是今天我怎么忽
然和权威扯在一起了？真是可笑！
　　不过那时我可笑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这出戏既已开了场就得往下唱，已然
没有了退路。我径直朝那位洋女士走去。“这里出什么事了？”我用公事公办的
口吻问。洋女士打量了我一眼，决定暂时接受我的调处权威，尽管她没有查问我
的身份。“是这样，…”洋女士告诉我她是本地一所大学的外教，来自美国，校
方与她约定每月的生活费和津贴以人民币支付。平时她常来友谊商店用人民币购
物，从来没有发生问题，但今天要买金饰时却遇到了障碍。
　　我转身问值班经理：“怎么回事儿？”他显然也把我认作是哪一级的领导，
好象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带着一脸的委屈和急切向我诉苦：“我们也实在是没
有办法－这个上面是有硬性规定的呀！”说着他指给我看贴在玻璃柜台台面下的
一纸通知，那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购买金银饰品必须使用外汇卷的规定。
“但份有通融的办法谁也不想找这麻烦不是？”他喃喃地为自己辩解，好象做了
什么错事。“既然是国家规定，你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告诉她没有商量余地就完了，
没有必要对她那么忍气吞声。”我用中文对他说。他一下怔住了。到那时为止他
的全部担心都在怕因得罪“国际友人”而挨批评甚至受处分。没想到这位“领导”
反倒嫌他太软了。他点点头，却藏不住迷茫的目光。
　　我回过头去对洋女士说，“我很遗憾你不能如愿买到这条项链，但这个限制
不是由商店决定的，而是国家法规的规定，对此谁都无能为力。”我还告诉她，
可以回学校同校方商量让他们把她的部分津贴换成外汇卷，问题就可解决了。她
一撇嘴，“不行，市外办的官员告诉过我可以用人民币买任何东西，包括金银首
饰。他代表政府说的怎么可以不算？”你看，连洋人都知道在中国办事必须用官
府来唬人。我若不是与市外办有那层关系，或许还真让她给蒙住了。但这会儿我
心里清楚，她的话前半句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说话的人可能没想到金银这一层上
去；但后半句肯定是她编的，因为外办不可能有人会说与国家法规抵触的话。我
心中暗笑：市外办？你算是撞上了！“请问说这话的官员是哪一位，我恰好为市
外办工作，可以立即帮你核实。不过据我所知，不太可能会有人这么说。”这回
轮到洋女士傻眼了，她没想到拿市外办蒙事这么巧就撞见了市外办的人：“我…
我不知道他…他是谁。”她为谎话被揭穿而尴尬。然而她立即转守为攻：“等一
等，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这是我和商店之间的事！”
　　凭我在美国的经验，我很清楚她说的确实是美国人惯用的逻辑。美国人很少
在公共场所吵架，即使吵架也很少有人围观，即使有人围观也绝少有人插嘴，这
大概同他们那里诉讼频繁、法律程序普及有关－在法庭上，非当事人是不许胡乱
插嘴的。这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绝然相反。看来要制住她，还得用美国人的逻辑。
“本来这事儿当然轮不到我来管－我还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呢。可是当你在公共场
所大声喧哗妨碍了公共秩序时，这就成了公共事务了，作为公众的一分子我自然
有权干涉，事实上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管…”洋女士没想到我还能说出这通歪理，
竟无言以对。但她还是很有战略头脑的，显然是记起了“柿子要拣软的捏”这一
条兵法要诀，干脆撇下我不理，又开始对那位值班经理发威了：“你今天一定要
给我解决问题，不然你会有很大的麻烦！”她看准了他胆小，知道对症下药。
　　值班经理刚松了口气，这下又脸色发白了，望望她，又望望我，嗫嚅着不知
所措。我一看这局面又回到了原点，眼见我这“人道干预”就将以失败告终，这
可不是我的风格。我忽然想起了在美国处理同样场面时的标准路数－报警。一般
情况下警察几分钟之内就会赶到，让争执的双方闭嘴，话没说完的可以上法庭去
说，如有不听劝阻的立即带走，快刀斩乱麻，社会治安因而得以维持。这也是在
美国的公共场所很少见到有人没完没了地争吵不休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明白那是
自讨没趣。可是问题是，这是在中国。
　　文革以后，中国对在华洋人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文革时把
追随中共干了几十年革命的国际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到后来连洋人触
犯了中国法律也不敢抓、更不敢关，尤其是对西方列强的国民，罪行再严重也不
过是走过场地判一下刑，随后立即“驱逐出境”，使刑罚形同虚设，造成了事实
上的治外法权。正因为如此，才有这些年媒体不断报道的洋歹徒在中国大街上发
酒疯侮辱妇女行凶伤人，甚至还有多起殴打中国警察的事发生，中国警察或不敢
管或只会对中国百姓发威，这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对这份国情
我是十分清楚的，我知道第一警察不一定会来（那时还没有110这一说，警察不
是随便可以叫的），就算我真能把警察叫来，很可能被带走的是我而不是她。但
此时我已别无选择，只能同她玩一回虚的了，这在西方赌技中叫“诈叫”
（bluff），在孙子兵法叫“虚张声势”。
　　我故意用英语而不是汉语对值班经理大声说，“Call the police!”（“叫
警察！”）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耳熟能详并深知其后果的一句话。我接着说“既然
我们无法帮助这位女士理智行事，看来只能请警察来维持秩序了。”突然一片寂
静。那个经理又一次怔住了，他是知道中国国情的，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为了
掩饰他的尴尬和犹豫，为了提高“诈叫”的可信度，也为了给这洋女士多一点时
间考虑后果，我只好现编现演，对着值班经理用英语说给洋女士听：“你马上打
电话给市公安局，要‘外保处’，他们是专门管涉外案件的…”要不是在外事系
统里耳闻目染，我也不会知道还有一个“外保处”；但正因为知道，我才更加心
虚，因为“外保”是根本不管这挡子事儿的。幸运的是，我的对手对中国国情了
解得还不够透彻，她显然在用美国的常识衡量听候警察处理的得失利弊。按照美
国的惯例，警察来后她除了要搭上半天时间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做当事人笔录之
外，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智开始占上风，她决定撤退。
　　只见洋女士一把抓起她放在柜台上的手袋，气急败坏地冲我扔下一句：“今
天碰到你真是见鬼了！”说罢掉转身大步走向商场出口。又是一片寂静。大家目
送着她逐渐远去。突然，几个老外带头鼓起掌来，接着柜台内外掌声响成一片。
好几个老外走过来同我握手，连声说“干得好！”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对我说，
“谢谢你结束了这一尴尬局面。你瞧，我们都是美国人，她让我们感到羞愧！”
那个值班经理更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大概真以为是市外办
的“领导”救他于倒悬了。我陪同的那对贵宾夫妇一直在边上观察局势，这会儿
才又同我汇合。“我们对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印象深刻，”老头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样的。”从此我的美国至交中多了这么一位显要，而上面这句评语也成为他
以后为我写推荐信时必不可少的一句话。
　　若干年后我在加州伯克利旅居，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华人集聚的地方，却还
是几乎天天都有华人遭人欺负的新闻报道（在美国，任何人，包括白人、黑人、
拉丁裔人，都可以随意欺负华人而不必担心后果；反过来，其他任何族裔的人都
是招惹不得的，一惹就会出乱子）。时逢克林顿上台后不久，还没找到莫尼卡的
乐子，没事儿就拿中国涮着玩，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一次我对一个老美知交说，
中国人对美国一向都是友好的，比如我们的先人在翻译贵国国名时就选了一个美
丽的“美”字，而没有用倒霉的“霉”或昧良心的“昧”，其实按照音译的规则
用后两个字也都是可以的。接着我问他，“反过来，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人这么
不友好？为什么老找中国人的茬？”他连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太
[song上声，尸从]?（wimpy）！”依我的惯例，对这等“反华言论”必定当场
迎头痛击。但这次我没吱声，我知道若不是和我关系铁，他是不会随便把实话说
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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