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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威胁中国社会稳定

亚洲时报在线Robert Hartmann撰文／中国去年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均显示，高等教育被列为令公众日趋不满的三大元素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医疗和住房。由此可见，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潜在因素。在构建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提出的“和谐社会”过程中，中国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学生一度被捧为“天之骄子”，更是一辈子都不用为工作发愁的□慕物件。但近年来，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今年，好些大学生就不得不放下“天之骄子”的高贵架子，做起了保姆，保安甚至免费实习生。就算这样，400多万大学毕业生中，仍有一半在离校多月后还无法摆脱“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

鉴于此，国家教育部负责学生事务的官员发出公开呼吁，大学生应该做好与“普通劳动者”同台竞争的准备。问题来了：如果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无异，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干什么的？

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学位的地步，有幸步入大学校门的，只有一小部分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很多调查指出，中国极度缺乏人才。

例如，上海美国商会上月初的一份调查就显示，人才短缺已经成为美国驻华企业的最大挑战。主管上海美国商会人力资源的缪志成说，人才短缺5年来首次取代官僚作风，成为美国驻华公司的第一大头疼事。他说：“很多美国公司说，他们在中国运营遭遇的挑战是，要招聘有能力的中国经理人并留住他们。”

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让公众对高校录取机制的争议更甚。在中国大陆，大学招生仅仅按学生的高考成绩来定。通常，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高中毕业生，就一定能进像北大和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

为吸引人才和资金，今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对内地学生打开大门，利用很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做招徕。然而，在进行入学面试后，香港大学却刷掉了11名本来必入北大或清华的内地学生。港大的理由很简单：他们除了会考高分外，几乎一无所知。

批评人士因此得出结论：从招生到教育到毕业，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可谓问题丛生。这些批评人士指出，归根结底，所有问题都源自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部分运作严格按照政府计画，而另外一部分又以市场为导向。

在招生方面，政府控制人数，搞统一入学考试，决定高校专业设置。但政府不再给毕业生分配工作，让大学生自谋出路。一如计划经济的失败，政府的教育计划，很大程度上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出现脱节。

更离谱的是，由于不愿增加教育财政开支，中国政府近年来竟推出政策，鼓励教育向“产业化”或“商业化”模式转型，无异于激励学校变成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学校要么招收更多学生，要么提高学费，或者，更多时候，兼而有之。就这样，教育品质被摆在了次要位置。

正是由于这样的内部矛盾，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今百病丛生。首先是入学考试问题。严格的统一考试被很多教育界人士斥为招收书呆子，制造社会不平不公之举。

为了顺利通过高考，求高分，学生不得不埋在书堆里，与社会完全隔绝，全力以赴找“标准答案”。一些所谓的高考状元往往面试不利，口试通不过，前述的香港大学招生事件就是明证。

其次，就业问题。高等教育招生仍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在运行，而就业那一边却是自由市场经济。二者难免发生强烈碰撞，导致大学生难找“婆家”，一大堆社会问题由此而起。

2005年，全国有高校毕业生400万，只有约200万成功找到工作。就是这些有幸找到“婆家”的“媳妇”，对“礼金”也很是不满。有些人不得不做保姆，甚至每月仅800元工资的保安。2003年，大学生起薪在2500-3000元，去年，中间数字降到了1000元左右。

就业危机看似该归咎于大学连年来的爆炸式扩招，且其设置的很多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不但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品质，也致使教育机制与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步伐失调。

第三，品质问题。如果说大学是“工厂”，那学生就是“产品”。通常来说，大学这个“工厂”的目标是“生产”专才，或者知识面更广、并具备社会所需的更高能力的全才。前者通常由专科学院来完成，后者则是所谓的综合大学的任务。

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专科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不具备足够和最新的专业知识，而从综合大学毕业的全才“万金油”，也不精不全。例如，上海一些大学使用的电子专业教材，就比香港的大学用的落后10年。文理皆通的全才，更是稀缺资源。

而且，学生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往往不足以满足发展产业的需求。举个例子，网路游戏开发商，就得从非公立学校招揽到所需的技术人员。

最后，教育经费问题。在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下，大学学费已高达每人每年5200-8000元，约为10年前的20倍。中低收入家庭，如何负担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受教育平等权何在？是中国政府没钱还是不愿投资？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统计显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占GDP的3.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4.2%。据报，2003年全国高校收费400亿，而政府总投入仅700亿。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高等教育体制面前的整体危机，而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要使教育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政府就要对教育体制结构进行彻底整改，放开对高校的不必要控制，增加财政投入，允许学校自行改革。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跳出窠臼。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就率先实行入学面试制度，打破只按学生高考成绩决定录取与否的陈规旧矩。现在，很多中国教育者也提议政府取消对高等教育的严格计划，让学校在招生和专业设计方面全面自主。这样，学校就不得不更多地按市场需要来生产“产品”。

这些建议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还有争议。但有一样是肯定的：如果要解决上述尖锐问题以平民愤，消除社会和谐的一大潜在威胁，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随着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即将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获得通过，尽快重整高等教育体制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xianren

众所周知，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但统计显示，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仅占GDP的3.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4.2%。据报，2003年全国高校收费400亿，而政府总投入仅700亿。

中国教育的政府投入为700亿人民币。想知道人口仅700多万的魁北克每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多少吗？130亿加币，折合人民币900亿！

参考资料：·魁北克公布新预算案

Tourist

不能算货币的绝对值,老大,看一看购买力平价理论(PPP)理论,就知道不能这样比的.

Post by xianren
中国教育的政府投入为700亿人民币。想知道人口仅700多万的魁北克每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多少吗？130亿加币，折合人民币900亿！

参考资料：·魁北克公布新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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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Tourist
不能算货币的绝对值,老大,看一看购买力平价理论(PPP)理论,就知道不能这样比的.

不比绝对值，就比相对值。折算成美金按人口平均值比，是不是就可比了？

中国人在为自己在方方面面取得成就骄傲的时候，往往是不计人均的，那个时候他们从不把西藏、云贵、甚至华北太行山东沂蒙等老少边山穷地区算成自己国家一部分的。希望那些一说中国不好就不高兴的人，到乡下去看看，到山区看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到西北地区区看看，别总拿沿海的几个城市说事，那是中国，但不是全部的中国，沿海城市从国土面积到人口比例，都只能算是中国的少数。

xianren

刚看过叶京的《贻笑大方》（因讽刺中国演艺圈，被有关部门禁影），上面有一句经典台词。过节了，与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搞‘精神文明’建设？”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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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现莉：从大学生就业难看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

这种现象不能说和我们现今的教育体制没有一点关系，也不能说和大学生个体没有关系，但这些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对内缩小贫富差距，对外通过自主创新摆脱目前的依附地位才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在为底层民众谋利益，而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一年一度的高校毕业生招聘热潮又到了，大学生就业问题又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11月20日的《大河报》报道，在郑州市“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现场招聘会俨然成了和平年代的战场。19日上午不到7：00，从各地赶来的大学生就已经把中心给包围了，当大门一被打开，人群就象潮水一样向中心涌去。在入口处，尽管有几名在维持秩序，但依然没能“挽救”中心的两扇玻璃门。10：00左右，在拥挤的人群中，这两扇玻璃门晃晃荡荡地倒了下来，几秒钟之后，大学生们又踩着碎玻璃继续前进了。博览中心的一部电梯，显然也不能应付如此汹涌的人流，扶手在众人的挤压下向外倾倒了。

在这几年里，类似这样火爆的场面在一个个城市里上演着。在如此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月薪被越压越低，不少人连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还出现了不要工资先行试用的现象。前些年已经就业的大学生也同样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不再敢轻易跳槽，他们每天“自愿”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在sohu网的一份调查中，只有大约30％的网友能坚持8小时工作制，甚至连周末加班都开始慢慢成了常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报怨我们的教育体制者有之，说他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质量太差，不符合产业界的需要；埋怨大学生个体的也有之，说他们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只知道谈恋爱、玩游戏。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都经不起推敲。我国教育体制在这几十年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可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最近几年才尖锐起来。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也不是今天才出现，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人从事与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多关系的工作。他们在大学期间打下的基础知识以及在工作中的实践锻炼，可以让他们很快地适应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至于大学生个体方面，固然个人在校期间如果努力学习又能重视社会实践，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那么他相对于其他人竞争力自然是高的，但这丝毫不能解释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的就业困难问题。况且，谁又能说以前的大学生学习就更加刻苦呢？毕竟他们当时的就业压力轻多了，按照“竞争理论”他们应该学习更不努力才对。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仅仅局限在教育体系内部是不行的，毕竟就业问题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不对我国的经济现状作出合乎事实的分析是找不到答案的。

内需不足表现出来的两极分化

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在90年代后期朱镕基时代就已经凸显出来了。按理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应该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国内市场需求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但是这个推动力在进入90年代以后很快就枯竭了。于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表现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从1990年以来这项指标就在逐渐增加，今年1季度达到了48％。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极其危险又是不正常的。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其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不过20％左右。

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问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再需要进一步提高了。居住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以及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他们的生活需要相对于现实的生产能力来说仍然是巨大的，但是这种需要并不等同于市场需求，在他们收入低下没有消费能力的时候，这种需要只是潜在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现实的。显然，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各阶层在收入水平上、财富占有上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密切相关的。

从收入水平上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属于世界上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财富占有上来说，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在10月17日发布了《2006全球财富报告》，以美元计算，中国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排名全球第六。这项专题的研究组负责人表示，这些家庭所占有财富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2004至2005年其管理资产额的增速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的集中度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在我上中学的年代，经常听到在西方国家中有两个20和80来反映他们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也就是20％的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0％，20％的人口占有银行存款的80％。但是，上述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在这方面早就已经“超越”西方国家了。

大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通过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剥夺，是造成今天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就以房地产行业举例来说，城市周边土地的升值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种植农业作物会更好，而是因为它具有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升值完全是城市发展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又是全民从建国开始的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产生的级差地租是属于全民的公有财产，它既不属于直接在上面耕种的农民集体所有，更不属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以及开发商们，它应该成为全体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底层民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事业的重要保障。但是，开发商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上下其手，再加上与金融资本的联合，把这项公有财产占为己有，这种赤裸裸的剥夺是今天房地产行业暴利的根本原因。

这些人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了富豪阶层，他们的个人消费也越来越奢侈，而这些奢侈品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从豪华轿车甚至到小提包莫不如此，这种情况从举办的奢侈品博览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这种消费并不能形成国内的市场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只是满足了他们个人的炫耀心理而已。底层民众有物质生活上的需要，但他们消费能力不足，结果只能逐渐造成国内市场相对萎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而这种消费市场的萎缩又严重限制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到就业市场。可以设想，如果两极分化不象今天这么严重的话，我国现有企业的生产规模还会增大，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建立起来，就业人数也会同步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惠及农民工群体，也同样会增加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企业也需要产品研发，也需要市场管理。

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整个社会生产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状况怎么能不越来越困难呢？

依附型的产业结构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入内地，在初期这种资本进入也许对缓解当时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起了一些作用，但它的影响很快就超越这一点了。

各地方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越来越丰厚，从审批、用地到税收等等各个方面，在与内地企业的竞争中长期在政策上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这些国际资本相对于内资来说实力更为雄厚，市场运作经验更丰富，造成内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一个个产业关联度高、对国民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被外资击垮（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那些企业领导层的腐败、无能也是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国际资本更是通过“斩首”式收购，逐渐取得了相当多的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掌控，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相应地，在除了象军工、航天这些部门以外的其他许多产业中，我国基本不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控制在外资手中。而在国际竞争中同样重要的品牌上，情况同意不容乐观。这些年来，不仅我们自己的品牌没有成长起来，而且自主品牌在外资的进攻下，处境越来越糟糕。就以日化行业为例，我们也曾经有过辉煌：洗衣粉中“活力28，沙市日化”响彻大江南北；“南有白猫，北有熊猫”家喻户晓；“海鸥”、“天津”等雄踞一方；中华牙膏、美加净牙膏畅销全国……。但这些本土品牌的命运最终大致相同：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随着合资而消亡了，即使有部分本土品牌仍然屹立不倒，也与昔日的灿烂辉煌不可同日而语。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举例说，作为引进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江苏这几年来每年却有十几个国内自主品牌消失，自主技术也被屏蔽、被限制，对国内市场资源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在不核心技术也没有自主品牌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了，于是走上了加工贸易的依附型道路。我国今年五月份的对外贸易中，来料加工型的产品占到了55.2％。这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附型结构已经形成，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产业利润大量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据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介绍，由于我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广东货物贸易出口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地位。例如，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

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上名牌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可是，我国广东省的外贸出口产品尽管量大却无法享受品牌带来的利益，只能采用OEM（也即委托加工）的方式生产。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使超过9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2005年珠三角地区出口鞋21.7亿双，出口均价仅为2.7美元；广东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产，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可是我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个，在这0.35美元中包括企业主的利润，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工人的工资，而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个，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依附地位不仅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还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拉大贫富差距，使国内市场需求日益相对萎缩，反过来又会造成企业生产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巩固依附地位，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的这种依附型产业结构会从两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

首先，产业利润的大量外流，使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萎缩，扩大了市场需求与国内扩大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进而又限制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这种影响的机理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贫富分化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是一样的。

其次，这种依附地位使大部分企业没有资源进行技术研发。而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工科学生的主要社会使命正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就业状况越来越差也就不难理解了，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进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在那些已经被国际资本掌握了控制权的战略产业里，技术研发的中心并不在中国，而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进行。即使有部分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究院之类，也只能吸收一小部分特别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以笔者所毕业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来说，我班共有30名同学，其中一半或在本科或在硕士毕业之后到了国外，大部分去了美国，而留在国内的同学中，大部分又都在外资部门工作。固然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美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留在外面的理由。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这种落后局面反而会给他们提供施展自身才华的大好机会，建国初期从国外冲破重重阻力回来的那一代老科学家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今天的问题是，国内的企业所能提供的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单纯地对这些不能或不愿回国效力的学生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他们，而是现今我们不合理的、不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结构。

依附型企业所需要的不是大学生这类研发型的人才，更多的是操作型、实用型的人才。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势头迅猛，就业状况似乎比大学生还要好。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甚至可以拿到4000—6000元，而同期在北京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工资却降到了1000—1500，个别的只有600—800元。在这类职业技术学院里，中学文化程度毕业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他们完全能够胜任大规模流水生产线上某一个具体的操作。

于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就出现了象中国这样独特的社会现象。总的来说，我国大学生群体在总人口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高等教育普及率甚至与印度相比都还很低，可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现象。

这种现象不能说和我们现今的教育体制没有一点关系，也不能说和大学生个体没有关系，但这些不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对内缩小贫富差距，对外通过自主创新摆脱目前的依附地位才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群体不仅是在为底层民众谋利益，而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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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指出，中国一年的公车费用不少于2000亿人民币，而中国政府的年教育投入为700亿人民币。

官愈大公车愈贵：中国换届恐现换车潮

亚洲狮豹在线张一撰文／中国现有公车已超350万辆，一年的买车养车费用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下同）。行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每年增加40万辆小轿车，其中95%是公车。刻下各地正在换届，不少官员获得高陞，恐怕各地会出现一片换车潮，耗费不少公帑。可是，近日传出防止公车腐败的，竟然只有陕西、宁夏等地方。

中国《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5日第10版报道：针对目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借换届之机违规突击购买、超标配备小轿车的现象，陕西省纪委、省监察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出通知，严禁以换届爲借口违反规定爲领导干部配备和更换公务用车。

应该指出，陕西此举，实在是一大德政，可是，推行德政的地方，为何却是全国生产力排名较落后的陕西？

除了陕西外，近年传出防止公车腐败的地方，都是中西部地区较多。2005年7月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对全区7000余辆党政机关公车粘贴“公务车”标识，此举有利于加强监督，一定程度上杜绝“车轮腐败”。2005年11月新华网报道，目前已在重庆开始了公务用车改革的试点，中国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下而上，改革到厅局级领导干部，厅局级及以下的干部将可能取消专用公务车。

公车消费这个毒瘤，最早是从85年时开始的。1984年以前，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县团级以下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

1984年，这项规定被取消，公车消费犹如脱野马，一发不可收。1985年，全国进口的轿车、面包车达20万辆，耗资近20亿美元，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不仅使各地争相上马轿车专案，汽车走私活动也因此与日俱增。公款购车的“雄起”，使中国汽车市场欣欣向荣。

据未经官方确认的消息，80年代和90年代，公车在中国轿车中曾占到90％以上的比例。对于大部分中高档轿车来讲，公车消费的比例竟高达90％以上。中国公车耗资增长率，竟然是GDP的增长速度的3.5倍左右。根据2003年3月两会期间，两会政协委员提交的“第0225号提案”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又有中国报道指出，目前中国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２０％的速度递增，2004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几乎占去了总采购开支的22%。公务用车的高额支出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地方，老百姓把官员的“坐骑”比喻为“屁股底下一座楼”。

中国的公车腐败，还有可能污染环境。2006年年初，中国媒体曾提供了一组数据显示，美国每辆汽车每年消耗1.8吨燃油，欧盟1.5吨，日本只有1.1吨，而中国竟然高达2.3吨。虽然中国家庭的汽车保有量低，但排量甚至比日本、欧洲更小，由于收入限制，使用率虽然高于日本，但比许多国家要低，所以中国家庭的汽车不论如何也不应该消耗2.3吨燃料。

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一辆中国典型的家庭轿车，例如：排量1.0的夏利或者1.4的POLO，百公里平均油耗约6公升，要想一年消耗2.3吨油，365天每天不停，平均日需要行驶130公里，一年支出1.2万元的汽油费，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家庭轿车不可能是造成中国单车油耗高的主要原因。导致中国每辆汽车平均消耗2.3吨油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公车。

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不仅车子多、排量大，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并不需要爲购车支出和燃油费用担心，而且有专职司机，汽车的利用率极高，每日行驶里程也多。虽然中国的汽车不是世界最多，但恐怕中国的公车是世界之最。中国只是一个人均GDP刚超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除了一些産油国和美国警察以外，中国公车的质量和排量之高恐怕也是世界少见的。

若然中国沿海各省也能推行政策防止中国出现换公车潮，则诚然是百姓之福，地球之福。

q20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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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算货币的绝对值,老大,看一看购买力平价理论(PPP)理论,就知道不能这样比的.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话，中国的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人们一年到头几乎不花钱，没有购买力，那么是不是政府就不用给他们拨款办教育了？你们这些城市人在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