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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名字


朱德，朱德的朱，朱德的德，就是我的名字。这么介绍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一向以为记住别人的姓名，是对他人的基本尊重，而我的名字，恰好和那个曾经在中国显赫一时的人物相同。相信这样一说，您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忘了我，这个故事主人公，的名字。

大凡一个人与他人重名，多半是长辈们命名时的无心之举。

例如，还在我上小学时，班上同学里就有两个张影。我可以确认的是，这两个张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只要你稍稍观察一下她们俩高矮胖瘦的外形，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另一方面，我猜想，她们各自的父母也不可能有什么约定，否则的话，她俩应该一个叫张大影，另一个叫张小影。或者，他们也曾作过什么协商，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可惜的是，这一点，现在我已经无从考证。

于是大伙儿，包括老师们，只好按照她们年龄的区别，其实是月份的区别，一个喊大张影，一个叫小张影。然后，书面上呢，则有人把她们分别写成张影1和张影2，也有英文好的，当然，也可能是拼音好的，会把她们记成张影A和张影B。在我看来，这事也展示了不少普普通通的小孩子以及老师们的智慧，创造出种种有趣的方法把两个同名同姓的人，区分开来。

更有趣的是，这俩，从来就是一对冤家，每每见面就会斗嘴个不停，从来没有因为彼此同名而变得亲近。从这事看来，有另一个人和自己同名，多半，给人带来的是麻烦而不是乐趣。

不过，我的名字，显然和她们的情形有些不同。在我出世时，朱德这个名字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而我那时，只能确定，自己将随父亲姓朱，名，则还未定。而我的父亲，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时至今日，他老人家给我写家书都还是用毛笔，由上往下、从右向左，徐徐写来。

这样想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最终，朱德成为了我的名字，或者说，我和朱德的重名，应该是一件有预谋的事情。

而这样的预谋，自打我能明一点点事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困扰我了。比如说，每当我在饭桌上狼吞虎咽时，母亲就会提到，还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每次广播里的播音员讲述红军的伟大事迹，只要提到总司令的名字，我就也会跟着啊啊地叫上两声，然后朝饭桌爬、或者是跑过来。

虽然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世上还有好多人的名字也叫朱德，但是，只要一听到广播里提到朱德，我总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似乎也高大了几分。现在看来，YY，原来也可以是一种本能。

但是当时，显然我并不这样以为，反而猜想，因为父亲姓朱，所以没有办法把我的名字定成毛某或是毛某某，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由此看来，父亲还是指望着我长大以后，也能出人头地，做个什么显赫的人物，例如，总司令。

更糟糕的是，每每当我向父母追问，为何要给自己取一个这样的名字，父母却总是含笑不语，而且对于我自己的猜想，也是不置可否。

于是我只好愈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改追着父母要求给弄顶解放军的帽子戴着，司令也得有点司令的样子么。

不过，那时候的军帽，可远不如现在的帽子这样款式丰富花样繁多，一律是墨绿色，布料也只有单薄的一层，除了前面凸出的舌形的帽沿，硬硬的，还算板正以外，四周总是松松垮垮。因此戴上去后，总有好些皱褶。说到这里，有些八十或九十年代的朋友，如果实在是想象不出这个帽子应该是个啥样子，我只好建议你去股沟一下雷锋同志的照片。Anyway，戴上这个帽子以后，你也就会多了一项任务，时不时地，你需要拿下来修整一下帽子的外形，以使自己看上端正些, 而不会松松垮垮地像个反面人物。还有些孩子呢，则想到了另一个法子，那就是找来些硬纸板，剪成细细的长条，沿帽沿内侧垫上一圈，如此这般，可以将帽子撑起并保持帽形长久不变。但是，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会儿，不仅帽子的质量一般，纸板的质量也很糟糕，帽子戴的时间一久，汗水一浸，纸板就会起毛、变黄，弄得衣领上好些白花花的屑儿，帽子边上也会在汗水浸湿了之后，染上一些黄黄绿绿的杂色，像极了那五谷轮回之地的物事，甚是难看。

可是那会儿，能拿来体现自己风格、可玩的东西实在太少，并且军人在所有孩子的心里还都具有很高的地位，于是，戴军帽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们的最高时尚。不幸的是，我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晚，于是长辈们先后给的三顶军帽，长则两周，短则一天，均被院里的大孩子给抢了去。

自此，我才明白，原来想当司令的孩子，决不是只有我一个。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的话，那就是从此以后，我对时尚这玩意非常感冒。追时尚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认识，就是这样建立于我童年梦想破灭的基础之上。

说到时尚，那时候贴或写大字报则是另外一种时尚，于是我们这帮孩子们在耳浸目染之下，也学会了到处写一点，只不过，那时我们还识字不多，往往只能是言简意骇地写个大标题：比如说，“打倒某某”或“某某是个大坏蛋”之类。

但是，也因为只需要认识这几个字，所以大家都会写。于是，很自然的，孩子们之间的标语比赛就演变成了，对地点的争夺。而最热门的位置，自然是大院门口两侧的围墙，因为无论是谁，都一定要打这里出入的，除非你喜欢整日里翻墙进出。当然，我以为，也可能，有人确实喜欢这样出入，只不过，我没有碰到过，否则，我还真想不出个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当时大院围墙的墙头，怎么都用碎玻璃渣糊上了一圈。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其实，我也是翻过围墙，只不过我爬的是学校的围墙。而且，两处的围墙完全一个样子，一样的砖头，一样的颜色，一样的高度，沿墙根都开有一样的排水沟，墙头也都一样糊上了玻璃碴。似乎，那时所有的围墙，所有的建筑也都是一个样子，灰蒙蒙的外表，和天空一个颜色，生硬而且陈旧，角落里爬满斑斑驳驳的青苔。我一定爬过这样的围墙。每次我想去学校背面的公园玩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避开看门大爷的视线而溜出学校大门的话，我就会顺着教学楼侧面的一个斜坡，下到学校围墙的墙角，登上早已码好的大石块，踩着围墙上凿出的小坑，爬上墙头。墙头上的玻璃碴，也一早就被砸去磨平，宽度也正好就是一个孩子的样子。翻上墙头，站起来，墙外，正靠着一棵歪着脖子的法国大梧桐，轻轻一跳，我就可以抱住歪脖树的树干，然后顺溜而下，抵达那无拘无束、自由的天地。我想，翻墙，对于那时的我，其实是件很经常的事。

不管怎么说，凡是走大院正门出入的人，都有可能，或者说，不可避免地要瞄上一眼那些孩子们的标语。因此，不管是哪个孩子，只要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墙，就会想尽办法，找出另一个人来打倒，然后用所能找到的最醒目的粉笔写出来，掩盖上去。

最后的结果是，如果你认真地看，够细心够仔细的话，你就会发现，所有大院里的孩子们，都在上面被打倒了一遍，或者好几遍，除了我。

这么说，倒也不是说我是大院里的孩子王，因为，你也能在墙上发现不少“打倒朱X”的字样，而这个“X”可能是指我，也很有可能是指朱二或是朱三，再或者，那个写标语的孩子还识字不全，总之并不确定。反正在这样的比赛里，我有了很大的优势，当时在我看来，父母的政治智慧还真是不一般的高。我想，即便到现在，这个，也是我从自己的名字所获得的唯一好处，至少没有给自己带来那爱国、爱民、爱党三兄弟的灾难。

世事往往出人意表，父母肯定也没有预料到，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不仅没有任何成为一个司令的迹象，反倒是连这个正名也被很多人所忘记，熟悉的人多是叫我“猪头”。连带破碎的不仅仅是我的梦想，还有父母的期望。



(本故事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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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huguang
字用笔筛, 反复推敲, 学古僧在月下
歌凭心选, 经常荐举, 汇知音于山巅
怎一个好字了得

湖光君如此好词相赠, 怎一个感激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