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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class=cnTitle bgcolor=#f0f0e0>希望好心人多帮助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TD><TD width=20 bgcolor=#f0f0e0></TD></TR><TR><TD bgcolor=#f0f0e0></TD><TD class=main2 bgcolor=#f0f0e0>文章来源: S3@KTH 于 2004-04-29 02:51:24 </TD><TD bgcolor=#f0f0e0></TD></TR><TR><TD bgcolor=#f0f0e0 colSpan=3></TD></TR><TR><TD bgcolor=#666666 colSpan=3></TD></TR></TBODY></TABLE><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BODY><TR><TD bgcolor=#e6e6dd></TD></TR><TR><TD bgcolor=#e6e6dd><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 width=20></TD><TD class=main2 vAlign=top>一个老太太还有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撑起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我接触过这个老太太,我姐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参观过小动物基地.每只小动物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身世,大多都与人类的残害,遗弃相关.老太太为了协会已经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而且家里养了40多只猫狗,根本连人能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希望有更多人能援助他们,不要让中国最后一个小动物的庇护所也消失.
http://www.csapa.org/ </TD></TR></TBODY></TABLE></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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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动，中国终于也有了小动物的保护组织了，虽然我们身在国外，但也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国内身世悲惨的小动物们。:frown:

左眼瞪右眼

该不该劝阻你，我的老师

我的许多学生、朋友、亲人，那些熟悉我的、爱我的我也爱的人，都希望我回到我的专业。我自己又何尝不希望？但看着小动物一双双哀哀无告的眼睛，我就想：我不能抛弃它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有一点力量，一点办法，我还得为这些生命去挣扎！———芦荻

　　■辜负谁也不能辜负自己老师的期望

　　20年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中文系读书，芦荻教授是我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从1989年初开始，她和几位学生、朋友，一同筹办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这个协会在1992年12月获得了中国农业部和中国民政部的正式批准，从此她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地保护和救助那些被遗弃、被残害的小动物的道路。

　　她也走上了一条矛盾重重艰难无比的道路。

　　近10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她。

　　2002年的初夏，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想和我谈谈小动物保护的事儿。

　　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

　　那年7月，北京连降暴雨。暴雨毁坏了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建在海淀区永丰乡西玉河基地的房屋，数百只猫和狗无处栖身，其中的一百多只，迁到了芦荻老师的家里。一些热心人向《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热线反映了这个情况，我的年轻的同事王薇接电后去了芦荻老师的家。

　　当王薇的采访报道见报后，我竟然产生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暗暗感谢我的这位年轻同事，做了芦荻老师原本希望是我做的事。

　　转眼羊年春节到了。当祝福的电话和短信不断地飞来，我想到了我的老师。我也给芦荻老师打了个电话祝节。

　　放下电话我就决定了去倾听她，不管我能否实际地对她有所帮助。

　　辜负谁也不能辜负自己老师的期望。

　　在约定的时间我敲响了在人大院里她家的大门。

　　出来的是她本人。一头花白的头发，一个已有些佝偻的躯干，拖着一条断过的残腿，一件旧的盆领蓝毛衣宽松地罩着她瘦弱的上身。无比的欢喜无比的亲热，她却不让我走进她的家门。

　　“你受不了屋子里的气味的。我们到当代商城的咖啡厅里去谈。”当代商城在人大正门的对面。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左臂上搭着一件外套。

　　我说：“芦老师，不必去咖啡厅，我不嫌……”

　　她想了想，说那我们去协会的办公室。

　　■这些行为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在物质生活提高之后，精神王国的塌陷

　　一辆白色的“小面”停在她家的窗下，这是保护小动物协会唯一的一辆车。我们站在楼门口的台阶上等司机。突然，我身旁的窗户一阵响动，我扭头一看，窗户里有一只猴子，扒在铁丝网后面看着我们。

　　芦老师的脸顿时漾起欢畅的笑：“它叫苍苍，我从官园市场救的，是个女猕猴，到我家5年多了。”

　　她就和我谈开了这只猴子，到司机来，到坐进车里，到路上，一直在谈。

　　1997年夏天，有一天，一位外国友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官园市场有人打猴子，我带着两个会员立刻就去了。苍苍被搁在一个扁扁的小铁笼里，伏着，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脖子上有一个铁圈，铁圈上有一条铁链，铁链从笼子顶部的孔里拉出来，吊在一棵树的树杈上。笼子旁边坐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就这么近距离的，拿着弹弓，对着苍苍，一会儿发一发子弹，一会儿发一发子弹。中一弹，苍苍惨叫一声，身上起一个包。很多人围着看。我挤进人圈，拿出证件，对那俩小伙说：“我是保护小动物协会的，这猴子是干什么的？”“是别人卖的。”“那你们打它干什么？”“好玩。”“要是有人无缘无故打你们，以你们痛苦的叫声为乐事的话，你们怎么个感受呢？”他俩撒腿就跑了。我要把猴子带走，这时卖主过来了，不干。我对他说：“你知不知道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贩卖猕猴是违法的？咱们上公安局去！”他一听软了，说：“这猴子也是别人托我卖的，得，我也不要钱了，你连这破笼子一块拿走。”我看他一副可怜相，就给了他200块钱。让他写了字据，以后保证不干这种事。

　　我蹲下身子去开笼门。旁边的人喊：“不要打开！”我当时难受极了，没多想。笼门一开，苍苍一下子窜到了我的身上，用两手抱住我的脖子。旁边的人喊：“快松手，它会咬你！”它可没有，它知道我是来救它的。我就抱着它，租了一个面包车，把它拉回来了。

　　我过去没养过猴子，不知道它这么淘气啊：到我书房的顶柜上，把门打开，照相册子也翻出来了。不知道它是什么标准，有的照片它搁一边，有的，哗———它给扯了（芦老师笑了，一边笑一边说）。它又翻我的书，在冰箱柜门上来回荡秋千……过了几天，我把它放进笼子里送到动物园。到了地方，把笼子往地上一放，它就从笼子里伸出手来抱住我的脖子，怎么也不放手。动物园兽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猴子都是族群生活，如果有“外来户”进到它们的领地，会被咬死。这样我又把苍苍带回来了。

　　我用儿子寄来的钱，在我房间的阳台外接了半间小屋，专门给苍苍住。它和我们房间窗户之间，我安了铁丝网。它的房子该清理了，我就叫它出来。它一出来就要我抱，还把我的头发一根一根拨开，认真地在我头上找虫子。又每每抱着我的脸亲我。你给它一块花头巾，它会自己系起来。它还会自己穿脱衣服，而且会拣颜色鲜艳的衣服穿。它穿着衣服和我做鬼脸。呵呵呵（芦老师出声地笑了）它智商相当高啊。你看它看着我们指手画脚的，知道我们在说它……我没摔断腿时，夏天我拉着它到外面散步，它会和人握手，像小孩一样在你身边。但现在我不能拉着它走了。

　　断腿也是因为它。

　　那天我正喂它香蕉，一个在协会打工的男青年进到我的房间里。苍苍一看到他就把香蕉扔了使劲推开了铁丝网往外冲。它从我头顶跳过，我伸手一拦，它一下就把我带倒了。等救护车把我抬走，它用力撼着铁丝网，哭叫着，哭叫着……

　　这是1998年9月13日的事。

　　动物是什么？动物是生命啊。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中的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就说这只猴子，它知道按不同的季节穿不同的衣服，还有自己的审美观。它知道什么场合，它会遭遇灾难。知道哪里是它的安全岛。可是我这里毕竟是一个太狭小的空间，它应该在山林里自由地生活，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奔跑跳跃。谁把这个小生命从山林里捉到了城市来？在一些人的虐待下，它又饱经过多少辛酸啊。我们今天从事小动物的保护，其实是在探讨着这样一个课题：人类已经走进了21世纪，究竟应该怎样面对比自己弱小的生命？我们从恻隐之心出发，从人性出发，对那些虐待、遗弃动物的行为，不忍、不愤，这是认识的一个层次。深思之后，这些行为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在物质生活提高之后，精神王国的塌陷。

　　我今年72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长。我也不知道苍苍能活多长。它不认别人哪。如果我先它而去，它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现在特别担心的，一个是它；还有一个是我的狗儿子元元。

　　■它们的生存权利获得后，对你感恩戴德，你却感到一种愧疚

　　元元的故事芦老师是在她的办公室讲的了。

　　办公室在北洼路的一个中低档写字楼的5楼，一间房，是租的。房间有两张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一条长沙发，都属于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司机小赵到楼道里给我和芦老师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

　　元元是一只西藏拉萨犬。1994年秋天，一个河南人到人大门口来卖它，当时它刚出生一个月左右。城管发现了，就追这个河南人。河南人跑进了人大，把小狗存放到了他的一位老乡家，不要了，他的老乡就给我送来了，从此之后就一直跟着我。8年多了，中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讲了。现在，我睡在书房的沙发上，它就睡在我的脚边。晚上11点，它就不让人进我这屋了。每天早上7点，它爬到我的床头伸着头看着我，有时还伸出爪子摸一摸我的脸。我睁开眼睛，喊一声：“元元”，它才回去。我想它一定意识到我老了，担心我的生死，凭着它的生物钟，每天准时来看我。对这片关爱之情，我真的很感动。

　　我还想给你讲一条叫清明的狗。它是在2000年4月6日，清明节第二天，深夜被3个女孩送到我家的，当时快冻僵了。这是一条柴狗，生下来的时间不长。现在狗贩子做一种事情，就是在一些普通的柴狗生下十天半月的时候，把狗毛全剃掉，用笔在狗身上画些深色的圆圈，冒充一种名贵的斑点狗，也叫大麦丁的。斑点狗的嘴有些方，狗贩子就用小刀把小狗的嘴豁开一点，不就肿了吗，也就成了小四方的了。（说到这芦老师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充满愤怒）就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800块钱，女孩院里的一位男士把它买了回来。同院人一看，不对。斑点狗的底子是白色的，你这怎么是肉色？狗嘴上还有血迹。上当受骗了，男士把怒火迁到小狗身上，把它扔到了树根下……

　　清明在我的沙发床上和我一块睡了3个月，因为它太弱了。6个月后，我把它送到了基地。它现在快3周岁了，长的特别大。它的铺位临着窗户，它一听到汽车声，马上站起来，用前爪搭着窗户，等着。听到我的脚步声，它就把头从铁栏杆里伸出来。我一走近它，它就死死抱住我的腿，我的胳臂。它舔我的手，它的眼睛流露出来：“我多么想你，多想看到你！”我害怕它，因为它一动，我就得一个跟头。我就喊：“清明，妈妈受不了，快躲开我，你太大了！”

　　我后来很少见到它了，而且，它那么大了，我也不能喂它了，我对它因此而冷却。它却一如既往，感情那么深厚真挚，始终不渝。

　　这类故事我说也说不完。这些小动物啊，它们的生存权利获得之后，对你是这样感恩戴德。同时你会感到一种愧疚：它们本该如此生存，之所以不能，是由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一些领域里，某一些人的反常造成的。

　　基地还有一只叫运儿的黑贝狗。1999年吧，它的舌头被人从靠近舌根的地方割断了。它的主人带着它跑了很多宠物医院，医生都说治不了，建议对它实行安乐死。因为狗吃饭、喝水、散热，全靠舌头。我们的一个会员，也是位宠物医生，不忍心，带着它上我们家去了。那时我做完接骨手术后出院没多久，不能走路，我是爬到运儿的身边去的。它躺在我家小门厅的地上，仰着脸，眼睛一直望着它周围的人。那对眼睛啊，我，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它求生的愿望。我说：拿一个注射器，抽一点水，注到它喉咙口试试。它竟然咽下去了。一位来看我的朋友又提议：换奶瓶试试。它把一瓶子水也咽下去了……这位朋友和一位饲养员就每天来喂它。

　　运儿后来长出了一寸长的舌头，现在基本能自己吃东西了。不过每次都把食物弄得满地都是。它站起来比我还高，头这么大（芦老师用手比了一下），毛很长很长。我扔一块石头叫它取回来，多远，它飞奔而去。尾巴直直地平悬在空中，漂亮极了。北京有一位相狗行家，一看运儿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稍加训练，可以做非常好的缉毒犬。

　　这个美丽生命的复活，让它享受到了它应该享受的生命历程。后来照顾它也比较周到，总算偿还了它所受的折磨。

　　这么多年啊，菊芳，你的芦老师就完全陷入到这样一个小动物的世界里面，整天看着那么多眼睛，向你求告，向你哀诉。就是这样一些无邪的无助的深邃的动物的眼睛，这样一种令人不忍闻不忍思的动物的境遇，使我陷进来不可自拔了。

　　■面对着许多无法解开的矛盾：道义和人欲，公益和私利，情理和法规，动物保护和人居环境……

　　芦老师不断向我描述这些小动物的眼睛。她的眼睛，又是什么样的？深深地裹在一层又一层的皱纹中间，挡在一对厚厚的镜片后面。她的眼睛，不像当年那么明亮，那么有神了，却依然传达着她丰富的内心情感：喜悦，愤怒，焦虑，平静，伤感……这是一对饱经沧桑的眼睛。

　　从她的眼睛，我看到了这十余年来她遭遇的艰辛。

　　她的家已经不像家了，更像一个小动物饲养室。基地被去年夏天暴雨毁坏的房屋还没有完全修好，至今仍有好几十只猫狗还在她的家中生活。十多年来，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先后救助和收养了1000多只小动物，饲养这些小动物的基地，从最初大兴县的青云店，迁到海淀区四季青乡的南平庄，再迁到海淀永丰乡的西玉河。她获得过企业家、慈善家以及一些好心的普通人的捐赠。没有这些捐赠，就不会有基地，不会有办公室，就不可能让这样多的小生命“享受它们应该享受的生命历程”。还有一些来自北京高校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定期不定期地来帮助喂养小动物和打扫卫生。但她也倾尽了她的所能和所有。她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只睡4个小时。为了这些小生命，她把自己的钱全花进去了，儿女从国外寄给她的钱也全花进去了。她卖过家藏的善本书，母亲留给她的清代家具。她还是负了债。为此，她抵押了她和她的先生赖以栖身的住房。她还能再有什么可变卖、可抵押的吗？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的基地目前还有300来只狗，100来只猫，还有兔子、鹰、野鸭、天鹅……这些小生命，光是口粮，每月就要1.5万元，此外还要医疗费、水电费、设施维修费、饲养它们的人工资……我想她头上不断增添的白发，有许多就是为了筹集这些费用变白的。

　　而在这一片天地之间，还有多少小动物需要救助？！

　　养宠物的人越多，被遗弃的小动物就越多。

　　用动物换取金钱的人越多，受戕害的小动物就越多。

　　她曾经从餐馆的汤锅边救下过就要被剥皮的猫，从狗贩子的手里夺下过即将成为砧板上的肉的狗。她一直认为狗是一种特别有灵性特别善解人意而且具有一种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特别品德的动物。但今天，我们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了肉狗场！她又怎么去救那些专门为了被宰杀、被食用才被繁殖被饲养的生灵？

　　那些在协会护持下的小动物们就可以无虞了么？她和会员们救下来的猫狗，有的后来还是没能逃脱被打死的厄运。不久前，协会的工作人员为养护在另一处的兔子搬家，才发现原来的近50只兔子，只剩下了8只！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她的行为。为了这些小动物，她挨过骂，受到过一些人鄙弃的目光。一个那么自尊，性格那么倔强的人，也只有咬紧牙关承受。她面对着许多她无法解开的矛盾：道义和人欲，公益和私利，情理和法规，动物保护和人居环境……这种种矛盾以一言蔽之，于她，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于社会，是在有限的生存资源和空间面前，人和动物的矛盾。

　　在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有很多次她叫我“杨方”。这是20年前我作为文学青年给报刊投稿时用的笔名。自从进入北京青年报，就再没有用过。连我自己都对这个名字生疏了，而她还记得。而且她更愿叫我这个名字。从“杨菊芳”开始的只是生命，从“杨方”开始的是事业。

　　那么，她自己的事业呢？

　　■我对于这样的经历，心里非常留恋，但现在，这一切对我都隔绝了，究竟该如何是好？

　　芦荻生命的前60年，除了念书就是教书。1975年，时为北大中文系教师的芦荻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侍读古文四个月。

　　我问：“芦老师，10年前您和我说过，您打算写几本书，动笔了吗？”

　　她的神情变得有些惘然。

　　一部中国诗歌史的草稿，那天我翻出来看，大约有十多万字了吧，就放在那儿……（她苦笑了。）……一直想写一个毛泽东系列———《我所见到的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和诗词》，《毛泽东和戏曲与小说》，《毛泽东和文赋》。还有《毛泽东和中国古代哲学》。主席不光对儒法老庄墨感兴趣，我在中南海时，他让我读佛典呢！

　　出版社一再地找过我，我却不能动笔。一拖再拖，心里很歉然的，也很焦急。可日日夜夜，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是为这些小动物把这些书耽误了，可以这么说吧？您不觉得可惜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芦老师的脸变得那么惨伤，以至我不敢再看她。我感到她一直在看着我。不知过了多久，她再开口时，转移了话题。

　　我看见你，真的很亲。看见你我想起了什么呢？有一次你上我的课迟到了，你好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后来你写了一篇文章《为了拳拳师心》，我从这篇文章认识了杨方。你出的书都在我那儿搁着，你奋斗的足迹我都清楚。这么些年间隔了以后，也许你认为你的芦老师做的事情，不是你们这些学生所期望的。（她提了我的一个现任人民日报住某省记者站站长的同学的名字）就问过我：“芦老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知道，我的许多学生、朋友、亲人，那些熟悉我的、爱我的我也爱的人，都希望我回到我的专业。我自己又何尝不希望？我平时夜里两点以前睡觉的时候都很少，往往四五点的时候就醒了，各种思虑都在头脑里奔腾，真是心急如焚。我就坐起来。一打开灯，房间里的小动物都在看着我。看着这一双双哀哀无告的眼睛，我喊这个世界上最爱我我也最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妈妈，我究竟该如何是好？”我有时靠着枕头流眼泪，这些小动物就一个个全傻了。元元和菲菲———菲菲是一只我在一个大雪天救下的京叭———会走到我的沙发床上来，把我的眼泪全舔干。这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抛弃它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有一点力量，一点办法，我还得为这些生命去挣扎！

　　我的前60年生涯，除了念书就是教书。不久前我去了人大的第二教室，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教室里我教过一个班的学生，是1979届的。我想到当年在讲台上，我或讲唐诗，或讲宋词，或剖析一部小说，多么意气风发，语酣意畅。我感觉我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我都记得。下课之后，他们有许多问题围着我要问，有好多事情愿意跟我说。我对于这样的经历，心里非常留恋，但现在，这一切对我都隔绝了。

　　她的声音低沉下去了。

　　我缄默无言，只有鼓足了勇气去聆听。

　　起码把关于毛泽东的几部书完成，这是我最后的心愿。虽然迟了许多年，但中国在这些年中的变化，和自己在这些年中的生活，都使我对毛泽东的理解，比过去深刻了许多。

　　我正在做一件事：争取有人把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接管，我只当个顾问，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写书。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人首先是要真正地爱小动物、爱这项工作的，我也不得不继续干下去。我再痛苦，损失再惨重，也只是生命之一。我如果能以我的付出，拯救那些无辜的小生命，我觉得是值得的，我不应有怨，也不应有悔。

　　■没有功利可图的事情，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多。芦老师执意要送我回家。

　　这辆运送过无数小动物的白色“小面”，被司机小赵收拾得非常干净，还喷了香水，但仍然散发着一股微微的动物遗留的体味。这气味让我觉得，这小小的车厢里，有许多小动物的眼睛，芦老师描述过的眼睛，在盯视着我。

　　我想起了这一晚她对我最后讲的话：“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是救助了1000多只小动物，我们还在做宣传和教化的工作，以逐步地让全社会、全民族都懂得尊重生命，善待生命。”

　　近期，芦老师又要离开北京，为这些小动物的生存，为协会的运转，去寻求帮助，拖着她那条残腿，拼着她羸弱的身躯。她告诉我，这一次，她不仅仅是去找有爱心的捐助者，更想能找到有爱心的经营者，把有关部门已批准的协会的经营项目搞起来，使今后的协会拥有一个稳定的济济来源。她已经意识到了：救助和养育生命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协会需要有自身的造血功能。

　　她能找到吗？

　　我想起了余秋里先生在他的《行者无疆》里写的一段话：“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属于没有功利在里面的事业，大约也是这样的吧。

　　“小面”从三环路驶上二环路，一座座造型各异灯火辉煌的新建筑从车窗外掠过。宽阔的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照明灯和装饰灯，把北京城的夜景装扮得分外美丽。

　　断断续续，我听到芦老师在问小赵：这是什么地方，那又是什么地方。

　　隐隐约约，我听小赵对芦老师说：等有人接了您这摊活儿，我一定拉您好好逛逛北京。

　　我听到了芦老师开怀的笑声。  

来自：2月27日北京青年报a27整版
2003-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