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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一座曾经引起成千上万人迷狂欢呼的水库。44年间，它让黄河两岸三地几百万老百姓魂牵梦绕。关于它“生死”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领导层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圣人出，黄河清”，就是那时要干的一件大事儿。

■ 中苏援助：三门峡水库列入苏联工程项目之中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在水利部长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

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 工程热议：全中国只有一人站起来反对

1955年，水利部召集学者工程师讨论三门峡水电工程计划。会议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

黄万里公开表示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之后，刚进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的温善章也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温善章提出水位在335米、容量90亿立方米的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

■ 预言成现实：黄河河道泥沙年年淤积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苏联拥有在一般河流上梯级开发的丰富经验，但是在他们的版图上并没有黄河这样多泥沙的大河，由于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泥沙条件估计不足。仅仅一年半之后，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全淤了，而且在潼关以上渭河与北洛河的入黄口处也淤了“拦门沙”。渭河泥沙淤积直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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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连洛阳，南接南阳，西与陕西省接壤，北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塬为主， 其中山地约占54.8% ，丘陵占36%，平原占9.2%，可谓“五山四陵一分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高度300至1500米之间，位于灵宝市小秦岭老鸦岔脑峰海拔2413.8米，是河南省的最高峰。三门峡市区座落在黄河南岸阶地上，三面临三门峡水库，形似半岛，素有“四面环山三面水”之称。
-- 三门峡水库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 帐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1964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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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0 08:36:23  河北新闻网  http://www.hebnews.cn

在三门峡水库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潼关高程”——这真的是纠缠不清的学术关键？

　　潼关高程是一个水利学上的名词，即黄河流量为每秒1 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现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潼关高程抬高，这是个不争的现实。潼关高程这几十年来大抵从323米上升到了328米。变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门峡管理局方面认为，高程的变化主要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与水库蓄水无关。陕西方面认为，“应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

　　当争论不清的时候，严肃的科学探讨，常常需要回到原点。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我们先看一看“三门峡工程”上马的决策流程，这些镜头是不该被忘记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夹着根香烟的照片十分经典。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指示。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但没有具体到三门峡建不建坝。

　　1954年1月，苏联专家在中国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从山东到兰州境内的黄河。4月，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国家计委与建委联名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

　　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 000秒立方减至8 000秒立方。而8 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当时大会的情景今天我们也可以想见，光是“根治黄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壮举，激动人心。何况邓子恢当时还豪情满怀地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有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会场上，一定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同年7月30日，这份规划报告变成了《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苏联电力部派出的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完美无缺的决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

1957年初，在人大通过决议后，三门峡水利枢纽才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就在这次会上，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黄万里完全反对。《中国水利》杂志1957年第一期在“综合意见”中，摘要发表了黄万里教授的部分讲话。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子，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6 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 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但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此外，淹没关中沃野的陕西省反映也十分强烈。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寿命的拦沙库，群众很难接受。
　　一切都无济于事。同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来支持三门峡啊》——这个口号很鼓舞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有些煽情。
　　1961年4月，大坝主体工程竣工。
　　还是回到高程上来。
　　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呈送中央领导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高坝方案。中国是一个崇尚“高”的民族。从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到居高临下等等。高总比低好，特别是“高度”被泛政治化的时候。单一的线性的思维，使人容易忽略低层的权利与科学基础的真实。
　　三门峡大坝是按照360米的高坝设计建筑的大库容——潼关、蒲州、朝邑、陕州这些古城将沉没到水库底。水来了，水来了，黄河水将进入关中平原，大片平原将沦为泽国。
　　在许多科技人文知识或缺的专家，都以“又红又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孤独地走在黄河岸边，他感慨：“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黄万里先生是讨论会上唯一反对修三门峡水库的专家，因为此时《决议》已经形成，不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向“黄委会”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矛头直指360～370米的高坝。他提出了“经济坝高与库容”的概念。经计算，如坝高345米，即可容纳“32年中最大45天的洪水量”，已经足够防洪的需要。“用这样大的代价来预防那些很难出现的事情，经济价值显然是很低的。”
　　没有人注意过这位落魄的水利学家，他很快就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
　无须讳言，三门峡工程建设一开始就碰上了难以解决的泥沙淤积问题。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多亿吨，远远超出预计，并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拦门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三门峡蓄水水位从此不敢再抬高。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水库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一再减少，只有原设计的四分之一。
　　出库的水是清了，但果如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了严重侵蚀，河槽冲刷的程度很有限，向两岸侵蚀的力度却很大，造成大量滩地崩塌。筑坝拦水蓄沙几十年后，下游几乎无水。水量少流速缓慢，黄河在原来的河床上又形成二级悬河，下游的洪灾比先前更容易发生。
　　1973年，黄万里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门峡和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那时，已经多次发生了水灾，时间验证了黄万里当年的预言。他十分痛苦与茫然，写下了《虞美人·三叩潼关》：“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河绕，秦川渺渺没波涛。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依山而建的关称关山，依河而修的则为关河。我想，他写这首词时，一定多次到过被毁灭的潼关故城，和水淹的渭河两岸。
　　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先生比较起来，今天回过头来讨论研究“潼关高程”问题，这是历史的进步。
　　结论已经无须寻找，技术层面的分歧与争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真知灼见不惧怕时间的流逝。
　　今天仍值得我们聆听的，是黄万里先生振聋发聩的声音：
　　“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千年以前最早地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水库本身是有一定寿命的，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
　　“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的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水清!’”
　　时代毕竟不同了。当年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热”早已消退——虽然近年来我国西南等地方水电热还在一再升温。参与三门峡建设的那一代人已不再年轻。经历了许多年之后，有人毫无长进，有人深思觉醒。我在北京见过一位教授，他当年是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师之一。我听到过他心情沉重地在座谈会上说起自己在建设三门峡工程中的失误——他认识到了，我敬佩他的勇气。不论是非，他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听。其实不仅仅是工程本身，三门峡工程成败得失已经越来越接近结论，特别是在2003年渭河秋天的洪灾后。
　　并不是所有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感谢孕育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伟大的黄河。
　　黄河依然故我地带来大量泥沙，塑造着山川大地。
　　黄河以其特有的性格和伟力，阻止了“高坝深库”，阻止了蓄水水位的升高。
　　最终要直面的将是现实和事实。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县和蒲津渡！这是伟大工程钢铁交响曲中的喜剧和悲剧！
　　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至少我们的子孙应该拥有和父辈一样多的选择。
　　最无奈、最悲惨的莫过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让我们记住1959年的三门峡水库大移民对古城和古迹的大毁灭。求真求实应该是科学的基本精神。
　狂热造成的误判、有违科学的轻率的决策，在当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交河故城”。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表明了“黄委会”当年圈出的许多“淹没区”始终无水，是不能舍弃的良田。于是，部分移民开始回流，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又有了不少新的举措。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渡是黄河古渡，维系着秦晋交通要道。渡口位于古蒲州城西门外。这里水势较缓，除了船渡，还曾建有黄河上最古老的浮桥。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出土了四尊“镇河铁牛”，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河铁牛铸于唐元开十二年(公元724年)，为稳固蒲津黄河浮桥而铸，每尊各重30吨。黄河浮桥毁于元末。据《史记 ·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就在此“初作河桥”。此后屡毁屡建，浮桥的竹索也改成了铁索。随四尊铁牛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等。蒲津渡遗址的面积大，遗存十分丰富，曲拱梯形石堤上边还发现有古代管理渡口的砖屋遗址。

　　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571年间，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滩地上，做军事?望台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七百余年。《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宇文护造。”唐代李瀚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云：“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楼因黄河近岸沙洲沼泽密布，鹳雀等水鸟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推崇了《登鹳雀楼》的三人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诸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涣的那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了。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鹳雀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楼，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过。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之遥。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

　　黄河经过“治理”后，来水也已经大大减少。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也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结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烈日炎炎，门票不菲，游人寥落。

　　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古城，更无飞鸟。

　　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文章摘自《文化遗产的历史回眸：后望书》

Laozhu

三峡和三门峡虽一字之差，但不可同日而语。

黄万里反对上三门峡是正确的，不能因此认为反对上三峡就一定是正确的。

三峡工程牵涉问题太多，涉及到中国从政治，经济到环境甚至军事各个层面。这么大的工程不可能没有一点负面影响。关键是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孰大孰小而已。三峡工程从酝酿到开建，历经近1个世纪，政府考虑之周不可谓不细。本人从82年毕业即涉及三峡工程前期科研，直到三峡快建成才离开，历经了好几个阶段的论证和科研。对所有正反意见都比较清楚。应该说，国家和水利部还是很重视反对意见的，黄万里先生我们也见过很多次，也亲自听过他的报告。对持反对意见的，我个人一直都很尊重，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凭良心和对国家的负责精神来提反对意见的。在中国那种体制下，跟上级唱对台戏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否反对者一定是掌握了真理还值得商榷。事实上，黄万里等专家的意见在设计和科研阶段是得到充分重视的。在北京水科院，南京水科院和武汉长江科学院以及各大专院校都有长江不同河段的泥沙和水力学大比尺物理模型，在国家各个科技攻关项目中，这些问题向来都是重中之重。三峡前期科研和论证和所花费的经费和时间在世界大坝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

有些人搬出美国政府反对修三峡来支持自己反对三峡的立场，其实这完全是误读。我曾作为中美三峡合作项目成员之一与USBR，USGS，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等机构有过长达数年的合作。美国所有著名的大坝我都去过，美国工程师对三峡的态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当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中断与中国就三峡的合作时，垦务局的工程师们是何等的失望。93年我最后一次去垦务局，离别前当时的垦务局局长韦伯先生请我们到他家吃饭，给我们每个人一张他签名的大古力（Grand Coulee）大坝的照片和一些中美三峡合作的历史文献资料，他当时非常激动地说：历史会证明那些政客是多么的Stupid！

实话说，即使我非常熟悉三峡的一切，但要我用几句话来评价三峡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一切只能留待历史来说话。但现阶段就将三峡武断地评价为错误的或者说三峡只是一项政治工程，我是断断不能接受的。

人最可贵的是不要人云亦云，当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评价一件事的时候，不要用主观的臆断去评价这件事，更不要轻易地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