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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说西路军失败完全是由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 [转帖 2006-10-17 2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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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路军兵败祁连。“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徐向前，1987：555）应当肯定的是，徐向前的“愧悔交加”之中还有痛苦，因为《毛泽东选集》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逃跑路线”紧密相联。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以畅其所郁，强调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并非张国焘的“擅自决定”，而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动的。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是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徐向前，1987：560）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招架之功尚缺，还手之力全无。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毛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徐向前，1987：544）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动弹？“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汪云生：1999：340）

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徐向前，1987：538）陈昌浩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从地步。”（徐向前，1987：563）

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没有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的军委作出的，因此西路军失败的帐不能挂在张国焘的头上，但史书有时并不符合历史。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革命专家李新在河西走廓参加“四清”时，“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当年必是冲杀要地。……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泽东选集》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这样的。”（李新：1998：135）
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毛的原文无法改动，但相关注释改写为：三个方面军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揭秘西路军长征路：女战士受尽凌辱拼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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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