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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傅國湧, 歷史作家

以往我們對“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誤區，我簡單地概括並列舉一些：將“五四”單一化地理解成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將“五四”政治化，認為“五四”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出現，甚至還有一個極端的說法是“五四”導致了“文革”；將“五四”狹隘化，純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學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和民眾運動。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誤解，比如說“五四”是不主張私有制的，“五四”只講思想、不講制度，那一代知識分子沒有對制度進行討論……諸如此類，實際上跟“五四”的真實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時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後那個時代，是五四時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只是一個較好的或者次好的時代。而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獲的很可能是最壞。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較好的、次好的。如果這麼說，“五四”就是一個值得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時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個政治的“五四”，也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五四”，而是一個社會的“五四”、經濟的“五四”，是一個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過五四時代的經濟史，發現今天講的民營經濟這些東西，在五四時代是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講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創辦一家私營銀行，恐怕還有制度的障礙，但在五四時代，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氣，甚至不需要巨額資本，就可以注冊一家民營銀行。從1915到1925這10年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民營銀行。最早的海歸派之一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本金只有7萬元，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小的銀行，但很短時間內就發展成了上海舉足輕重的大銀行。陳光甫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摩根”，在美國、歐洲享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抗戰時國民政府才會派他和胡適到美國去借款。作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留學生，他沒有資本，也沒有顯赫家世，白手起家創辦銀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創立了很多在金融業界可以成為標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錢起存——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國卻是創舉。

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更可以自由創立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面粉大王”，盡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但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在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的“大佬”。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時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那確乎是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時代，經濟的多元化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著北大師生

我們現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其實那個時代企業家的聲音一點都不亞於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實力。他們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企業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本質上還是讀書人，無論是留學歸來還是沒有什麼學歷的，無論什麼出身，他們都對國家和故土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這種情感絕不是今天“抵制家樂福”那種情感，它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對這塊土地的連帶感，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塊土地——這種愛國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畫一顆五角星在QQ頭像上。這些企業家今天看來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余時間都愛看書。我發現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當時的北大教授們怎麼想、怎麼做，而應該把那個時代企業家想什麼、做什麼和北大的師生做什麼聯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個時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們不能只看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在做什麼，還要看看省會城市，甚至更偏遠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文學研究會”是在北大發起的，但在江蘇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有一位小學教師葉聖陶，雖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師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學研究會”11位發起人之一——因為葉聖陶有個中學同學在北大讀書，他們就可以這樣連在一起。而北大學生也絕對不會認為葉聖陶是小學老師，沒有讀過大學，跟我們混在一起做發起人會有什麼不得體。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論自由對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刊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關了報館可以再開，這在法律上沒有限制。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來們在南開有覺悟社，毛澤東們在長沙有新民學會。如果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可能會過於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個悖論，租界在帶來治外法權、國中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帶來很多新事物，比如說“律師”就是在租界裡面先示範而後影響全國的。甚至一些非常細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齊、自來水的出現、電燈的出現都是模仿租界。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所以在中國產生，租界也是有貢獻的，上海的租界保護了許多革命黨人。

“五四”時當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總統，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凱也好，以及後面的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張作霖這些人，確實都是軍閥。雖然徐世昌是從袁世凱的幕府裡走出來的，但是與拿槍者有所不同。在他當總統期間，正好是“五四”的黃金時代。文人政府當然比張作霖這些人要收斂，要更為節制。幾乎家喻戶曉的是，“五四”學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趙家樓燒掉了，把章宗祥打了。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不一定都是愛國行為了，而且曹、陸、章都是“賣國賊”這種說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學生運動本身，就是“五四”上街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後，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直接往趙家樓去，然後放火、打人。當時北大教師梁漱溟就寫文章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能在愛國的旗號下為所欲為，愛國不是萬能靈藥，不能打著它的旗號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個時代才能產生真正學貫中西的人

回到“棉紗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創業不久、賺的錢不是很多的情況下，竟然計劃拿出一筆巨款，在經過“五四”洗禮的學生當中選五個人，贊助他們赴歐美留學，這完全是用民間的方式建立基金會。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物色候選人，最後選出段錫朋、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他們在五四運動中都有突出表現，此時卻被激進的學生們譏諷為“五大臣出洋”）。這五位學生回國後在學術等領域都有建樹。

在五四時代，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企業家的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那個時代，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失落，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承到1919年前後的那幾年，不僅沒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傳承。中國文化溫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身上仍保留著，西方文化中進取、向上的一面，他們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魯迅講“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只語後面，仔細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離開傳統文化。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盡量讀外國書，但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弟弟周作人說魯迅讀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魯迅的精神資源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中國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貌似很激烈的話，就斷定他們是全盤反傳統的。事實上，當時北大的學生有主張白話文、辦《新潮》的，也有主張文言文、辦《國故》的，校方都給予了支持。在北大，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團，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社團的宣言，但北大講其他主義的更多。任何主義，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張，都可以在北大同時並存。這就是蔡元培講的“兼容並包”，它在當時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北大這麼做。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志《錢江》、《雙十》，但同時有一個反對白話文的學生凌獨見一人創辦一份雜志，就叫《獨見》，背後也有一些老師支持，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帶標點。

這才是真實的“五四”。那時沒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會、游行是天然擁有的權利——那個時代真正是“大社會、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較弱，政府越弱，社會越大，社會的空間越大，所以才會產生相對開放、相對寬松的時代。

後人回眸那個時代，總感覺隱藏著什麼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不同就是中國文化的根還沒有被切斷。胡適們雖留洋多年，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有中國文化的一面。我們不能狹隘地把中國文化理解為儒家文化、“四書五經”那一套。中國文化有很多側面，特別是我們現在忽略的東西，比如說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地域文化，每個地方的文化都獨具個性魅力。胡適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產兒，雖然有西方文化給他的滋養。魯迅身上帶有江浙文化特別是紹興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負面的因素也是紹興文化帶給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樣是地域文化帶給他的。抗戰、“文革”，一輪又一輪對文化的毀滅，對文化的傷害，到最後不但切斷了幾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斷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斷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個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東西。今天的四川人、陝西人可能差異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異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傳承、延續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統王朝的壓榨，因為每個地方有它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連換王朝也換不了的一套文化、習俗等。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很快結束了

如果說“五四”是全盤反傳統，乃至導致了後面的“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的鏈條上很難找到印證。“五四”和“文革”之間沒有任何可以連接的地方。“五四”強調的核心詞之一就是獨立的個人主義；五四時代最流行的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打壓的對像。那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幾歲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劉師復——他不要政府，干脆連姓也不要了，就叫師復。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還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澤東也曾被吸引。這股思潮只開花不結果，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經的意義和價值。追求無政府主義的本身也是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訴求，不是簡單地去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天堂。五四時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點邊緣，因為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就不太把政府說的話當回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並不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裡，總統、總理、總長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這裡——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離的。人們跟政府之間，跟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相對游離的狀態。我們還不能說那時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會，但至少有相對獨立的個人空間，有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從經濟上看是這樣，從文化上看是這樣，從政治上看也是這樣。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多元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個重要特征當是社會的出現，或者說社會的解放。我們現在也講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但最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的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

第二個特征是語言的轉換。雖然文字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背後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文言思維和白話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文言相對更具有貴族性，是少數人擁有的權利，而白話就是口頭隨意說的話。一個時代選擇一種語言作為主要語言，思維方式也必會隨之相應改變。

第三就是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國已廢除了科舉，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價值評判體系還停留在科舉時代，還是“學而優則仕”。只有到了五四時代，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才開始多元化。一個人上了新式學堂，留洋回來有無數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銀行當職員，可以去工廠做工程師、做管理人員，也可以去學校做教師，可以做編輯、記者……不再是幾千年來那種“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單一模式。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才會產生新文學、新思潮。

整個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志。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在我看來《太平洋》的價值不亞於《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的政論性雜志，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當時曾經非常熱鬧，《太平洋》上幾乎每期都有這樣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志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他們到底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五四”，那我們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個人有一個猜測，1949年以後我們對《新青年》頂禮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當時所有報刊的程度，應該跟《新青年》後來的轉變有關。1920年以後《新青年》變成了一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雜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確的光環，其他重要報刊卻被慢慢地淹沒、遺忘了。

他們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

歷史留下的遺憾是，五四時代那種多元的思潮並存，人們可以坐下來討論、對話的社會氣氛，在“五卅”之後激蕩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來——加上兩大國際背景：一個是紅色思潮崛起，另一個是二戰——比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漸占據上風。對中國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占據青島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這樣一種民族危機的壓力下，“五四”那種生活方式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適在學生中的影響要比魯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後，魯迅的受歡迎程度日趨上升。魯迅其實從來沒有抗日言論，沒有寫過什麼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關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雜文裡面民粹主義夾雜著一點民族主義的因素，對政府、精英的冷嘲熱諷，加上他出色的文學才華，似乎代底層、邊緣、弱勢群體立言的平民立場，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適更能吸引中下層的青年學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當中，理性的聲音就失去了主導權。“五四”那種多元的、開放的，試圖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路徑漸漸處於下風。

“五四”當時確實有軍閥混戰，有各種不同的力量，但那套憲法、國會、內閣的框架已經搭起來了，也是事實。“五四”雖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時代都會有不足），但至少給每個人提供了追求夢想的各種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寫了一篇文章說，“五四”沒有領導人，但在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適三個人。這三個人基本上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方向。胡適代表一條漸進的變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講兼容並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陳獨秀是胡適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進革命來改造社會的道路，當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沒有踏上激進之路的前“五四”狀態。中國最後選的是陳獨秀的激進之路，陳獨秀反思了，但別人沿著他的路走下去了。歷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轉，有很多的“之”字形，走來走去，這個歷史又走回來了。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理應比五四時代更好——當然，更好的前提是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努力。這裡，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兩句話來定位“五四”：其一，“我們不是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而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這個說法對今天的國人來說多麼新穎，但是放在“五四”時代，他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們“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早就是現實了。其二，“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鬥，不是為一個完美的社會而奮鬥！”寧願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奮鬥，也要比為一個虛無縹緲的完美的天堂而奮鬥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們只能建設人間，生而為人注定只能做人間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沒有為天堂而奮鬥，他們只是在實踐他們自己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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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0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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