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_2005

林沛理／港人原本具自卑感和罪恶感，却因有了六四，确立了自己面对大陆的道德主体地位。我接下来要发表的有关「六四」的言论可能会引起某些人反感，甚至愤怒，所以让我先在这里表态：跟很多香港人一样，我赞成尽快平反「六四」。 对中国政府来说，平反「六四」不仅是应该做的事 情(the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明智、合乎其自身利益的事情(the sane thing to do)。那些尝试为血洗天安门广场找藉口的辩护士(apologists)，以及企图从中国近二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去反证(vindicate)中国政 府的镇压决定正确的所谓务实派(pragmatists)，不论在道德上与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道德的问题早有公论，在这里只谈逻辑。消费者与投资者无须也无法掌握没有遗漏的「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也可以在市场上做明智的决定。同样道理，我们无须知道有关六四的一切，也可以对这宗历史事件作出成熟、合理的判断。

中国无疑在六四之后二十年来在经济方面 屡创佳绩，可是如果说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证明中国六四当日狠下心肠的做法正确，那就是犯了因果倒置、将「in spite of」(儘管)当成「because of」(由于)的典型逻辑谬误。至于将屠城的责任归咎于学生的不肯妥**学生领袖的权力斗争，则是一种常用的「怪责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策略；其荒诞与对逻辑的扭曲，等于说一名夜归女士被强姦，罪魁祸首不是行事的色魔，而是女士所穿的短裙和背心。

正因为六四呈现出一幅道德清晰度 (moral clarity)异常明确的图像，它每一年都给香港人一个挺直腰杆、攀上道德高地的机会。香港人争取平反六四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在「自 我感觉良好」的政客误导和自以为是的传媒推波助澜之下，他们所萌生的虚假道德优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一个快乐的妓女令人痛心疾首，一个稳 定繁荣的殖民地则令人义愤填膺。香港对自己的殖民地身份从来甘之如饴，甚至沾沾自喜、恋恋不捨；对英国这殖民地主人从来唯命是从。在被英国统治的一百五十 五年历史中，香港从未出现过一个重要的反殖民统治英雄----李小龙不过是个电影明星而已。香港人的「静好岁月」和「安稳现世」建基于与殖民者的共谋和合 作。

这种串通式的殖民主义(collusive colonialism)是香港得以成功的另一个肮葬秘密(dirty secret)。香港常被称为经济城市，其实经济城市这个委婉词隐含对香港人唯利是图、只懂追求物质享受而对中华民族缺乏承担的严厉批评。

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长期建立在他们 创造、累积和追逐的财富之上，并尝试用金钱来补偿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亏欠。的确，每一次香港人对大陆同胞的捐款和救济，都隐约有赎罪 (redemption)的含意。可是，九七之后至今接近十二年，大陆已经由香港的穷亲戚(poor relative)变成恩主公(benefactor)，一次又一次撑起香港的经济。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大陆不只是香港的现在，也成为了香港的未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人可以如何面对 一个他们曾经出卖过，今日却反过来照顾他们的父亲？若果没有六四，香港人的自卑感和罪恶感将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因为有了六四，他们确立了自己面对大陆的 道德主体地位。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不管在殖民历史上他们做过甚麽事情，也不管在今天他们怎样倚赖大陆，他们在道德上毕竟是优越的，而他们对六四 的立场就是明证。

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掩盖了香港人与大 陆的关系这方面应作的检讨，使香港人可以面不红、耳不赤地一方面对大陆的人权和社会政策口诛笔伐，一方面对它的大恩小惠照单全收。这其实是一个在道德上无 法站得住脚的立场(a morally indefensible position)----你既要咬那隻喂你的手，又要张大嘴巴让它喂。

这也解释了大陆为何对香港人对民主、人权，以至平反六四的诉求那麽无动于衷。毕竟，香港人还没有向大陆好好证明过，他们愿意为民主和正义这些价值放弃确实的经济利益。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