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q1980

转载一篇天涯的文章，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463193.shtml

大革命，爱国主义，毕业歌

【大革命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自从1840年夏第一次鸦A片战争吾国败于大不列颠，古老的传统中华农耕帝国文明及体制的丧钟即已敲响。无它，历史不允许远东龙族再沉溺于天A朝上国的迷梦，时代要将中国人从农耕文明时代召唤到更昌明先进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潮流里。
　　
　　近两百年来，中国人整体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个人以为是三个字----“大革命”。
　　
　　这场“大革命”准确而言不是狭义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制度革命，而是整个民族生存发展模式和中国社会完成向现代型模式全面彻底转变的艰难历程，是要革中国的传统国家模式的命，要革中国人悠久而古老的民族文化的命。
      中堂大人李鸿章在同治年间就敏锐地指出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隐晦地表明持续了近二千年之久的东亚古老帝国及其赖以支撑的古典中华农耕文明面临寿终正寝的厄运。一干期望挽大厦于将倾的爱国人等发起了声势浩大而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希望能拯救古老帝国的危亡。
　　
　　受制于他们的认识和国家环境，李中堂、左大帅（左宗棠）、张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无法完成中国的革命与华丽转身，后继的草根领袖梁任公（梁启超）、康南海（康有为）之流也回天乏术，直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被迫以武装革命的形式力图唤回吾国吾族的第二春。
　　
　　赫赫荆楚，大哉辛亥！1911年武昌城头降下的龙旗宣告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式开始。多少英雄儿女赴汤蹈火、无数壮士英烈断首残躯，国民大众期盼血与火的洗礼和举国付出的痛苦牺牲能够给灾难深重的华夏民族一个破旧立新的重生机会，却未能预料到国运艰滞、恶梦难终。大革命终结了君主专制的皇朝时代，却将我们带入到历史中继站----党国时代，距离传说中的民国目标尚远。
　　
　　孙文总理临终前意识到他终生奋斗的目标没有实现，所以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49年10月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意气风发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代表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十余年后毛爷意识到完成国家民族之改造，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于是1966年5月，毛爷发动了命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1978年，邓公成为把握中国国家命运的政治舵手后，旋即也开启了号称“改革开放”的亚社会革命大门。
维新也罢、变法也罢，以运动和暴力为特征的“革命”也好、以和平建设为主旨的改革也好，其实都是民族精英、时代先驱们借以改造中国社会，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一个说法和手段，也就是社会革命。只是中国人习惯性地喜欢把革命和暴力、血腥挂钩来看，将“革命”通常理解成狭义的政治革命，而革命本是个宽泛的词汇，广义的革命是文明、传统的变革，与改朝换代的狭义政治制度革命并列的还有文化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等等等等。
　　
　　周易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顺天应人”，这个才是“革命”一词最古老和最本真的说法和意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顺应自然法则和时代潮流、尊重社会规律和国民心愿。即便是英语“Revolution”,其标准解释也是指彻底的变革，而政体革命仅是其一个子级含义。
　　
　　客观而言，就认识到中国社会落伍于世界潮流的觉悟而言，从李鸿章到邓小平并无本质差异和高下之分。面对中国社会革命这道考题，帝国大佬李鸿章选A，革命先驱孙中山选B，新中国舵手毛爷说C是标准答案，改革旗手邓公认为要更正为D，区别仅在于他们思维的方向、认识的深度和运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从结果来看，他们都多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但也都没有获得满分。
界潮流、建立优良国体和民主富强社会的目标还需要今天的国人乃至我们的后代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以现代工商文明模式、自由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华夏国民大革命的成果由于机缘巧合最后异化为党国，虽然结局不尽人意，却也多少算是一种进化和进步。而且冷静来分析，党国这种过渡形式的出现和存在也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大体可说是必然的一个程序，而真正意义的民国时代之到来也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未来趋势。
　　
　　李中堂以远东大帝国宰辅身份出访西洋各国，开二千年皇朝历史之先河，也反映了古典中华农耕文明的衰落，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中堂大人目睹西洋文明之强盛昌明，知其实却未必能通其理，所以责备李鸿章卖国或者说满清误国实属荒唐无理的苛责古人。实际上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祥于英格兰，因距离西欧太远、文明属性迥异、一向缺乏压力而独大东亚的中国并不必然会受益于国际文明扩散和技术交流而跟进，这些制约因素多属于自然地理、传播技术、社会传统和民族心理的范畴，和中国当年的当权者是什么民族关系不大。而工业文明的财富创造能力和进化效率之远高于古典农耕文明或者古典商业文明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也就是说命中注定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古典中华社会必将在某一个时点败给更强壮而富有活力的工业文明，上帝选择了满清帝国和不列颠帝国对决、选择鸦片贸易纠纷为导火锁是必然中的偶然。
　　
　　与普通中国人通常认识相反的是，满清政府能够部署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倒确实是识时务的一种积极态度，当然它的立足点是保满清而未必是强中华。

由于满清皇朝自身革命或者说变法的不彻底，大张旗鼓地对中国的国民意识和文化改造更是谈不上，这种社会革命的失败和令人失望是难以避免的。于是便有了中国国民党人的主导辛亥革命和新建国运动，而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为目标的大革命运动也受到了当年多数进步中国人的支持和踊跃参与。以孙中山、蒋中正、毛润之、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或者革命领袖（不是本朝常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概念，认为蒋委员长是反革命的观点不用解释大家也都理解是政治斗争、党同伐异的产物，客观而厚道地说推动落后的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模式迈进的政坛实权人物就是革命家，而阻挠中国进步、主张故步自封的才是反革命，尽管今天的人们对“革命”这个词汇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必然受其时代背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当年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标准落后农耕文明国家，人心混乱不一、社会贫富悬殊，内部大一统皇朝一倒立马就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势力各有自己的想法；对外中国则面临世界列强的经济掠夺和利益觊觎，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对我们的领土和资源垂涎三尺。当年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事件是苏俄的十月革命，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国击退了列强的干预，普通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毋庸讳言，革命后从前的沙俄权贵、资本家和富农命运极惨，拒绝拥护和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知识精英则遭到大面积的政治迫害。），国力也走上了上升空间。一来有苏俄革命的示范效应，二来靠组织会社、政党为核心来发动大众革命运动的孙总理、毛主席都深悉组织化的力量，尝到了组织的甜头，所以孙总理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部曲，毛主席则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殊途同归，都以建立政党主宰社会生活和国家命运的党国为己任和目标，并自我坚信和宣称代表了中国国民的利益，是革命的坚强核心力量。坦率说，个人始终以为党国虽然是个被事实证明极易变质和糟糕透顶的东西，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里程上有其逻辑合理性，而且在其健康上进的阶段确实也为中国社会大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当然它在体制和立意上的缺陷必然导致它迟早会堕落而天憎人怨。前党国不到三十年就被刷新了，后党国运行了六十年后今天也疲态尽现。
       中国社会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根本问题在于构成民族特性的历史文化。众所周知，秦朝以后至大革命  伊始的中国历史模式主流公式简化起来就是“古典农耕文明+中央集权+超级大帝国”，在这种模式下生活了近两千年的中国人骨子里和文化基因上深深的烙下了相关印记。比如中国人的感性文化特征、普遍勤劳但自私的特点是标准的充分发展的农业社会人的特色，中国执政党习惯性地自视甚高、妄自尊大而所谓民主党往往奴颜婢色、卖身投靠是皇朝政治文化的某种残余折射，部分同胞莫名其妙的文明优越感、难以动摇的大国意识实质上根植于皇朝时代的远东巨无霸帝国对周边弱势文明体的绝对优势。这些历史赋予中国国民的特色部分非常优秀，需要我们坚持并传承下去；部分以现代工商文明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则显然非常落伍，而且妨碍中国人和中国的进步。
　　
　　革命先辈们不乏大量高明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张之洞总督的《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革命观点，所以胡适先生主张“全盘西化”的进步路线，所以五四青年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所以有蒋委员长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老蒋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掺杂了些私货）。更为震世骇俗的是雄才大略的毛爷基于同样基本判断于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什么？意图何在？解释太多了。清洗异己、党内权力斗争这些阴谋论我不关心，我只知道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左倾思潮主导下的中国文化革命，是标准的“无产阶级”式的文化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宗旨是“斗私批修”，宣扬不太符合人性的绝对主义的大公无私论，强调的是纯洁意识形态，手段是运动和斗争。
      中国社会要前进必须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大家说的“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意识和思想上扫除桎梏中华民族、妨碍社会进步的负面传统文化枷锁，这点个人完全举双手赞同。但是左派的朋友们请勿气恼，至少我个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左倾文化革命。原因很简单，不说其它的多余话，文化的主要优秀特性之一就是追求多元化，就是包容精神。健康的中国文化革命是尽量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智慧结晶（本民族的我们本来就具备），借以改造和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和力量，提高中国人的文明修养和高雅气质，从而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而以清洗异质文化、不同思想、纯洁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文化革命怎么解释都难脱反文化之嫌。
　　
　　何谓文化？大家总把“文化”挂在嘴头上却很少有人能明确回答文化的概念本义，甚至多数中文词典都把这个基本概念没有解释得让人信服。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抛开历史学里“文化”的专有概念，个人以为所谓文化的本质乃不是出自自然本能、需要专门学习才能隔代传承或在不同个体间扩散的知识和经验。
　　
　　既然文化是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进步的知识和经验，当然常规法则是积累和掌握的越多越好，只是被实践证明的伪知识和过时的经验需要我们清理和更新而已。今日中国需要的“文革”绝对不是怀旧的人们祭出的66版左倾主义文革，而是配合社会转型需要进行的全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思、割裂和进化，以向现代工商文明迈进。
　　
　　谈到中国的文化革命，就难免要说说中国的教育。长话短说，中国古典式教育进入成熟期后的精髓是道德塑造（知书达礼），宗旨是传播皇家意识形态（党国时代则是党的意识形态，由于清末和民国初期前辈教育家的努力添注了很多实用的西方文化元素，这里向这些可敬的中国文化革命先辈和创造这些知识体系的西方文化精英深鞠三躬，感谢启迪我民族文化，强健中华儿女心智的莫大功德。）；西方式现代教育的精华则是发现真理和科技知识的传播。故而中国式教育习惯采用填鸭式方式和应试教育模式，西方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中国人传统关注人文，西方人传统则关注自然。“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老夫子这句话我只同意一半，更关键的是要学习人家能够产生这些“长技”的体制、环境、习俗和思考方法。
      今天是2010年8月，明年10月10日就是真正伟大而光荣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了。这是1840年后中国进入社会大革命时代以来最值得我族怀念和庆祝的重要事件，尽管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仅仅是一个管带（营长）级别的革命党人在仓促之下率领新军工程营的勇士们打响的。
　　
　　一百年，将近三、四代人风华正茂的岁月过去了，我们的国家虽然在政治、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社会总体的自由度、文明度也与百年前的先辈相比有很大改善，但遗憾的是离革命先烈们追求的人民富庶而自由、国家强盛又公正的理想还相去甚远。无数先烈的热血、亿万民众的汗水，百年的奋斗与努力结果却参差人意，而我们的东邻日本则经历了两次社会革命就完成了华丽的凤凰涅磐。
　　
　　日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第一次“明治维新”日本人果断地自己拿起手术刀革了传统日本社会的文化命、经济命、藩幕争斗政治命，第二次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主导下又革了日本帝国的政治命、国体命。第一次革命因为彻底和决绝，“脱亚入欧”后的日本帝国先挑战满清和沙俄，随后不仅赤裸裸地霸占吾族之祖土、恣意欺辱蹂躏我辈的祖父、祖母，更敢于和法西斯德国（也可以看作纳粹党国）联手痛殴落魄的英法、挑战强大的美国。第二次社会革命后，现代日本则逐渐成为世界最富庶和具有创造力的国家。
　　
　　对比东瀛岛国的辉煌革命成就，回顾古典农耕文明时代我们祖先曾经创造的为世界公认的文明之花，我不知诸君有何感想！
　　
　　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革命不彻底，革命的方法不得力，选择的建国立国路线不妥当。
　　
　　同样的社会性革命运动，英国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法国大革命让革命后的法国威震欧陆，中国的大革命时代却误入歧途异化为党国时代。
未来该何去何从？我的主张是这命还得继续革。个人不倾向于经典意义的武力刷新政治制度的暴力革命，但我无条件赞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必须变革才能不成为民族前进的绊脚石，党国必须进化到民国中国人才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改革也罢、改良也罢、转型也罢，国人不关心这些政治文字游戏，同胞期待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富庶和安全的中国，是一个不会吃到有毒食品和被迫接受劣质教育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发自内心自豪和热爱的美丽乐土而不是希望移民外国以追求幸福的病态国度。
　　
　　Since we love, we hate， however we have to change.世界性的民族竞争现实逼迫中华民族必须勇敢而智慧地革自己的命，百年多的民族革命实践我们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完成了基本的目标，那么在此借用伟大领袖毛主席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们才无愧祖先的光荣，对得起未来的后世子孙。
　　
　　如果未来世纪的子孙们提到我们的时代时评价：“噢，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先驱们抛头颅洒热血埋葬了末代皇朝，后继者以智慧和勇气终结了党国时代，从此我们民族跟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我想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无上的荣耀和永恒的光荣。

【爱国主义】
　　
　　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最常被社会和师长宣教和要求的就是要爱国（背后的组织和引导者当然是政府）。
　　
　　爱国本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也可谓一种高尚的情操。但古今中外，由于这种民众的朴素情感经常被别有用心的统治者误导和利用，所以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对爱国主义（Patriotism）并不待见。
　　　　
　　最有杀伤力的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说法：“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而乔治•肖伯纳的观点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王朔哥哥干脆直白：“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
　　
　　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都对沙俄政府在一战前夕鼓噪的爱国宣传不感冒：“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个人倾向于赞同爱德蒙•柏克的态度：“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胡适大师的爱国之道也值得称赞：“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常规理解的需要国民去热爱的“国”通常是指文化意义、血缘意义、地理意义的祖国，并非某个时期的国体、国制、国号，当然就更不是特定的政府、政党、君主或领袖。
　　　　
　　祖国（Motherland or homeland）者顾名思义，是指祖先长期生息繁衍的神圣之地，世代家园之所在，先人灵魂和精神安息的地方（对移居外国的人群而言）。祖国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一般情况下是个文化概念、精神符号。
　　　　
　　爱国的基础是乡土之恋、是血缘之情、是邻里之爱。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儿时伙伴、同窗好友、工作同事，进而升华到爱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习俗直到文明，爱整个族群，爱祖先开辟的生存疆土，爱同胞的未来。
　　　　
　　所以不用宣教，其实我们也天然具有爱国的倾向和本能，甚至我们不反对某些狂热爱国者的无条件爱国精神。但是混淆祖国和国家的区别，借爱国主义旗号和名头来达到某种愚民效果或者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有辱这个高尚词汇的斯文，也对不住信奉爱国主义的热忱者的感情。

【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该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毕业歌》是918事变后，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两位骄子、著名的爱国者田汉和聂耳联袂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
　　
　　电影的故事没必要多谈，这首老歌反映的背景则是日寇铁蹄践踏下当年中国民族文化精英阶层的精神风貌。当年的教育没有今天这样遍地开花的商业化经营思路，高中生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过貌似当年的高中生明显比如今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得更让人尊重。
　　
　　这些年轻人本可以凭借他们当年相对普罗大众绝对海拔的高文凭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加入政府部门做个公务员更是小菜一碟。可是他们的主旋律和追求是什么？是救亡图存，是心系大众而不是埋头关注自我发展。
　　
　　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文化精英们体现出的真正风骨和气度，可惜斯辈已作古，今天流行的是“西太平洋大学博士”的成功哲学。
      十多年前我出任某本省外贸国企下属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一位生意场上的老大哥戏问我：“小X，你这个董事长懂事了没有？”。若干年后我才找到答案，惭愧，我那时确实不懂事。不光是我，想想很多大学同学而立之际的觉悟，好象也都半斤八两。错的不是我们，错位的是喧嚣浮躁的时代。好在刚刚在杭州结束的二十年毕业聚会上，我看到的多数同学（很多都算是中国的社会精英，还有如今算是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精英）身上都多了份凝重气质和社会责任感。参观富丽堂皇的浙江第一学府的开放性校园时，大家惊叹于母校今日的美焕美仑，更质疑的是风景和建筑堪比斯坦福的中国名校怎么在软件上与世界名校竞争。现任工程学院（原来叫系）的领导向我们这些弟子们介绍目前每年培养出的研究生超过我们当年的本科生数量，博士生超过半百的进步时，回应的普遍不是惊叹而是惊愕。
　　
　　在天涯学到了两个印象很深的名词，童鞋和Tianyaer。个人以为“同学”是对求知求道者最亲切而美好的称谓和表扬。教授（不是叫兽）你要有真学问能传道授业解惑才成立，专家非某一领域有独到特长而难当其名，大师更非是路边打卦预测的半仙或频繁出镜的娱乐爱好者可以担当。中国学人应该谦虚些，尤其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学说的，水平高些的挂个“学者”头衔已经对得起自己了，本来我们就是在向世界学习着，歌者、劳动者、作者、指挥者，宽泛的汉语表达同一意义的词汇过于丰富，我看“者”字最顺眼、最符合本意。
　　
　　求学求真的态度我们应该向刚走的钱老学习，一辈子都为了民族、国家的进步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充实自己的知识架构。做人的态度更应该向“毕业歌”代表的民国时期的年轻学子们的意境看齐。
　　
　　今天，喧嚣的炮火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和记忆，中国人不用再担忧亡国灭种之痛。但是大众的嗟伤依然天天充斥于耳，民族自救的责任需要每个良心犹存的文化精英的肩膀去分担。良知、同情心、责任感与勇气，不希望这些美好的知性之花在今天的社会精英圈里日渐荒芜。于是想起了这首老歌与天涯同学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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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须努力。

Z!Z

这首《毕业歌》是918事变后，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两位骄子、著名的爱国者田汉和聂耳联袂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

田汉是个汉奸是我党定的，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叛徒”“文艺黑线祖师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黑棍子”都是我党赐予的称号

但我就一直不明白，聂耳这厮在全国人民抗日正酣的时候，居然跑去日本，还死在那，居然我党没把他给揪出来批斗一番，难道他是我党派去日本和皇军亲善的？
别说死人就不能批斗，孔老二死了几千年都可以，林副统帅摔死了几天就批，我党康副主席还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挖出来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