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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移民，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国内综合生活生态弱化的一个反应，有钱人通过“用脚投票”来规避风险，亦成为选择的可能。

近年来，富人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网民们对类似事件几乎一边倒地持“质疑”态度，指责“贪腐论”者有之、指责“为富不仁”者有之、甚至指责“变相叛国”者有之。一个需要正视的背景是，“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和正常。移民这种事在“移民万花筒”的美国、在一体化的欧洲都随处可见，就是在中国的香港、广州、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也到处可见不同肤色的面孔，只不过老外在中国短期居住或工作的多，拖家带口举家移民中国、定居中国的则比较少见。

与此相反，对于在改革开放背景中富裕起来的一些“中国新贵”，面对财富成长的国家，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些常人所预见的“感恩之心”，反而出现一些高调移民国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民众的热议。

根据胡润联合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这些富豪虽然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作为财富精英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按照改革开放最初的决策预想，先富起来的人要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可是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却选择了“移居海外”这条路。这个现象不但偏离了原来的政策预期，也偏离了人们对富人的社会期待。从社会整体来看，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具有警示作用。有人就忧心忡忡地警告：他们(富人们)像是大地震前的动物，更早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这种比喻，实则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事实，富人移民不但是当事人的问题，背后也折射出社会建设的紧迫性。

一、富人何以移民?——教育、安全、新生活的三大理由

在普通民众看来，富人们在背靠祖国获得巨大财富之后，不但不感恩于国家所提供的财富庇护和低成本机会，反而不计财富获得过程中伴随的环境污染、财富原罪等问题，一心裹挟财富远赴海外。但是，对于富人们来讲，他们同样有移民海外的理由。这些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寻找安全感，三是追求新生活。

首先，方便子女获得优质教育，是很多富人选择移民海外的普遍理由。在中国人心中，子女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受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望子成龙”的期待几乎存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中。但是，由于中国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所限，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于平常疏于教育和管理子女的富人家庭，高考这条路似乎并不容易。反之，如果能较早地移民国外，让孩子尽早熟知英文学习环境，则不必通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努力，较轻松地考上一所比国内名校还要好的国外高校。这种海外“高考移民”的方式，对于富人来讲，能够承担其成本，自然也就愿意为了下一代“孟母三迁”了。

根据胡润《白皮书》中显示：“子女教育”才是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的人数高达50%。

有人甚至算了一笔账， “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由此看来，移民海外终究是值的，问题是对于富人，可以一次性完成这笔投资，对于其他人则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对国内教育制度实施“用脚投票”，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其他阶层大多无福消受了。

其次，寻找安全感，躲开“被均富”风险是富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富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受到国家与社会多方面压力。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发挥巨大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随着“国进民退”的趋势，以及国家对上游产业的垄断，压缩了私人投资者的盈利空间;就社会层面而言，随着国内阶层差距不断扩大、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的社会形势下，处于财富顶端的富人们，显然害怕国家通过行政行为或者社会通过非和平方式，剥夺他们的财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社会不公日益突出的时代，民众会不约而同地将仇视的矛头指向富人。而且，社会上对原有的“均富运动”记忆犹新，富人们当然要对此心有忌惮，但是又不肯集体为此买单。

也许有人会说，富人合法财产已经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了，害怕什么?确实，富人们的财富已经拥有《物权法》等法律来保障，但是在“有法律、没有法律意识”的过渡阶段，将希望寄托于纸张上的法律显然是没有底气的。其实，一些富人们也应当明白，也正因为法律不严，在普遍税负较高的中国，“偷税”、“漏税”成为一些民营企业多见的行为。所有这些顾虑，都成为富人们忧虑自己的处境、通过移民来“洗白”或者用外国国籍来保护自己的理由，听起来也并不失当。

再次，通过移民获得国外新的生活方式是富人移民的第三大理由。追求优越生活，是人类一种本能性的活动。相比而言，富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有利条件来实现梦想。近些年引发社会关注的高尔夫球场、高级会所以及抢购奢侈品等现象已经表明：中国富人已经不惮于“露富”，甚至一些富二代在网上的“炫富”，将中国人长期的“藏富”价值观彻底颠覆了。与富人所要追求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正相反。不同阶层的人们，都看到：受GDP崇拜的影响，环境破坏了，水体污染了，一些不良商贩经营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血旺、硫磺姜等事件，已经威胁到社会各阶层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的富人们，当然也深受其害。一位移民者在回答为什么移民时简短而直接地说：“三鹿”。显然，这样一种食品安全乱象，已经让一部分富人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国外良好的食品卫生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更具吸引力。于是，移民就很容易与优质生活挂起钩来。

除了上述理由，最近在新闻上涌现出的一个现象也值得深思。那就是，不少富人通过“取得别国国籍”的方式，获得计划生育豁免权。对实施了近三十年的“独胎化”计划生育的国度而言，“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在富人这里，显然遭遇了尴尬和现实阻碍。一些有条件的富人，通过移民不但能够使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也绕过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外实现“儿孙满堂”的家庭梦想。

二、富人移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富人移民，不能不说明:一个曾经拥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国，正面临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独立运行的空间并不充分。时至今日，处在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仍未找到国家与社会有机弥合的结点。这一点，可以从“富人移民”这个现象中窥探一二。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某些个人，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虽然能够吐露一时之快，但是并无助于解决问题。这里，更多地是以这个现象为切口，深入社会肌理，找到一些能够切中中国发展实际的问题所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热衷于推动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在“积极公民”的培育和社会参与平台建设上给力不足。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更多的是考量“富起来”的目标，对于社会建设、政治发展等议题明显缺乏规划。与此相随，在“谁能致富谁英雄”的简单驱动下，全民逐利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当今的富人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弄潮儿。但是，政府在为社会提供致富空间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富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很多地方政府推行鼓励先富的政策，并没有及时在企业社会责任、公民意识养成上下功夫，反而助长了“有钱就是老大”的片面导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对待富人就像对待财神爷，唯恐失去了财源。这就导致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直接将致富与自身能力挂钩，却忽视了由低成本劳动力、政府优惠政策带来的支持。不可否认，确实有些富人希望更多的社会参与，谋求自我完善甚至政治身份，但是一段时期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虽然被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个体户、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却迟迟没有得到界定。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富人就是做好投资、发财”的本分就可，其他则不用过多关心。久而久之，富人们就变得“自负”和游离于社会关切之外。既然国家无法对富人阶层进行有效整合，无法满足一些阶层的“回报”意愿，无法给以富人阶层参与空间，那么靠富人自觉而形成积极公民意识和较高的道德责任，那么就有些“过分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拍屁股走人，甚至“捞一把就走”、“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等极端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源缺乏合理有效地分配，导致社会阶层差距拉大，富人阶层被置于一个优越却“危险”的地位。在“GDP主义”的鼓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什么项目挣钱就吸引什么项目”，甚至出现了不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增加收入的“带血工厂”，这很容易危及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与此同时，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分配不均和长期维持不动的工资。人们看到，一方面富人阶层“富得流油”，一方面其他社会阶层为了基本生计在忙碌奔波，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已经不能不引起重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经济实力确实增强了，但是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却没法与GDP增长同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随处可见，一些道德沦丧和缺乏监管的不良商贩，甚至敢于生产销售“黑心食品”，把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后一道关口都给破坏了。

除了“阶层差距拉大”和基本生存环境破坏的现象以外，人们发现，“高房价、看病难、上学贵”等现象，正如新时代的“三座大山”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令人难以喘息。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出现，正说明：一些优势阶层利用手中的资源与公共权力相媾和，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这就促使整个社会存在“阶层界限清晰、上层社会抱团、中下层向上流动困难”的“阶层固化”现象。这种现象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近年来越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当一个社会失去有序流动的空间，人们对现有秩序的信任就会不断减弱，甚至积累怨气、怒气和戾气。于是，那些生活优越、衣着光鲜的富人们，很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甚至仇恨的对象。可以确定的是，民间的“仇富”心理并非全是针对富人阶层，很多情况是对社会不公的宣泄。在民众心中，富人是体制和政策的得益者。任何阶层一旦流动凝固都无可避免地面临倾覆的威胁，那么解决的办法只有激进的抗争或者逃避。这一点，对于那些拥有智慧和财富的人们，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再次，社会建设迟缓，导致国内综合生活条件缺乏吸引力。频繁的公共性事件，如“三鹿奶粉”、“动车事故”等，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安全感。在权威自我纠错和监督能力还不尽人意的时候，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甚至畸形发育，使得社会运转机制更加缺乏支撑，近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不是“民众有意为之”，而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对社会自身而言，缺乏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来与政府谈话，这就少了可以凝聚民意、缓冲矛盾、提升理性的载体。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就很容易受到非理性力量的感染，滑向非理想的秩序状态，社会稳定也就十分脆弱。官员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道德和信任解体，传统的道德文化遭到破坏，新型社会运行规则和道德体系远未形成，社会集体无道德、追求物质生活、“及时享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在如此背景下，对于富人们而言，在“先富”之后不是考虑“带动后富”，而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与享受财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只能看到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并且或多或少产生一些“仇富”心理。在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富人过于张扬财富和炫富的背景下，“富人的名声”集体受到质疑。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有着放大化的影响，并进而引起符号化的误读。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容易被看作“均富”的信号，从而引起富人们的惶恐。富人移民，可以看成是对国内综合生活生态弱化的一个反应，有钱人通过“用脚投票”来规避风险，亦成为选择的可能。

由此可见，富人移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看到，人口流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应该允许社会上对“富人移民”现象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我们而言，当下最紧要的不是对“富人移民”进行道德挞伐，而是要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整体进步、提高社会吸引力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拾“万国来贺”的盛景，万千老外带着梦想、财富和技术涌向中国，那么中国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作者：吴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