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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良心的召唤，多年前，在 SARS病情被掩盖的时候，北京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医生蒋彦永选择以实名公布萨斯真相并揭露公共卫生“宣传战”的谎言。 六四23周年之际，他决定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向外界披露了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许多被子弹击中死去的年轻学生。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Phillip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ofMao'sShadow）中，蒋彦永写道：

“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 我赶紧奔到那里。
　　
使我难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
　　
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
　　
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
　　
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
　　
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
　　
蒋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
　　
蒋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呼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 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现在，他把信的草稿给他们看了，并要求允许把他们也写进来。
　　
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激发起 他的行动。他觉得好像他既是为自己在写，也是为他们在写。他所写到的一个同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官员唐佩弦，在屠杀之后的清洗中丢掉了职务。当时党的官员对他施压，让他支持镇压。
　　
唐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年参加了共产党支持的对国民党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推翻了他们的共产党，怎么能够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