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序：见龙在田
一方面觉得是百年盛世；另一方面却认为比旧[QUOTE][/QUOTE]社会更黑！一方面欣然于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却认为危机重重！事实上是精英心在海外，富豪挥金他国；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贱。中国面对的难题，不仅仅有内忧（多年积累起来的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和外患（东海、南海、甚至印度边境都有可能爆发小摩擦而导致的大动干戈，甚至美国介入的战争），最大的麻烦还在党内。已经长成大个子的中国已告别了潜龙勿用的“韬光养晦”阶段，积累起足够的力量之后就该爬上地面。这是龙成长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见龙在田。
龙出现在田间，表示龙从渊出地面后，首要的工作是要关心社禝民生。

所以，在这个第二阶段，还不可以见龙在野，因为野外是打仗或飞天的地方。或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或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可见龙出现于田间必然将过渡到出现于野外。

龙非牛，不会在田里从事耕种活动；龙的强项是呼风唤雨，只要呼唤得恰当，就可以风调雨顺，这是人民最渴求的，是丰收的最佳保障。

龙为国家人民工作，若要成效大，就不会停留在牛的水平；直接去耕田，虽会有人得益，但得益的人不会多。龙要缔造的是一个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的「环境」——风调雨顺。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不会单靠派发免费午餐去造福人民，而会缔造一个环境，让人民都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幸福。这样，人民就不会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依赖者，往后非要靠政客来打救不可。人民期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人才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

我把「利见大人」的「大人」，理解为大众，即广大人民群众。龙在田里所作的事，其产生的利益，最终都得在人民身上显现出来，才能称之为「利见大人」。

是为序

注：未来的10年会是中国发展史上极其关健的10年，是飞龙在天，还是龙战于野，现抛砖引玉，请狗尾续貂！

一、文明的冲突

大汉天生

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相反，国内学界"文明和谐论"主张：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相互的冲突，更有和谐共存，即使冲突，也往往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冲击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长。因为，万事万物皆有冲突发生，皆有共存共处之状况，皆有斗争中的消灭、新生和发展。哲学原理和客观事实几乎都能证明这个简单真理。 其次，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的确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过程。因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国文化才自强不息；因为文化交融，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文明变更与文化重振的艰难双重奏，这个艰难的双重奏会使中国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事实上，“冲突论”与"和谐论"是基于东西方文化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而得出的，限于篇幅和侧重点，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而战略嘛，肯定偏重于文明的冲突一面。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根据冲突主体可分：
一、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冲突；
二、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三、阶层（阶级）、社团（政团）之间的冲突；
四、经济组织、各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

大汉天生

如果大家能仔细的看世界地图......

大汉天生

如果大家能仔细的看世界地图, 中国其实是个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尤其是冷兵器时代过后......

大汉天生

犀利公：政制不修，焉能卫国？2012-08-27 12:13:16



犀利公：政制不修，焉能卫国？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卫国失败，屡次上演，形式各异。小败，割地赔款；大败，改朝换代。论及败因，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民间著述，大都少不了“内政失修”这一条，也就是制度失当、吏治腐败、官民对立、阶层隔怨之类。历史进入到国号嵌入了“人民”、“共和”字样的新时期，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当深入分析保钓、保黄（黄岩岛）、保沙（南沙）、保藏（藏南）、保疆（南疆）等诸多卫国项目的预期结果时，我们悲哀地发现，情况基本没变。

1、集权，为卖国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细致考察上述卫国题材的肇因，可以进一步发现，问题的形成，竟也是缘于内政不修，准确点说，是政制不修、权力失控、官家肆无忌惮地代表人民。

毛-周把白龙尾岛、半个长白山、鸭绿江出海口的几乎全部岛屿、江心坡-南坎地区、坎巨提地区、藏南地区等总计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送予、赠予、让予邻国，是40多年前发生的事；唐鲁乌梁海、半个黑瞎子岛等总计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让予、分予俄国，是10多年前发生的事；而帕米尔高原一块2.85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95%，让给了塔吉克斯坦，则是去年一月份刚刚发生的事。

那些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当家人，在将作为国之根本的领土送人时，同样表现出了无所忌惮的革命豪情，谈笑间便处置完毕，让渡主权的“创新”模式，令人震惊。

模式一，“让政府不让军队”。关于把缅北三角区（江心坡地区）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缅甸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缅甸军队不进驻，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这种名为维护主权、实为放弃主权的外交举措，至今还在钓鱼岛问题上予以贯彻：海上保安厅的警察可以随便登岛，只要自卫队不上就行。

模式二，“秘密移交”。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浮水洲岛（白龙尾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为了援助北越抗美，中国将该岛秘密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岛上64户华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华侨。所签协议至今不公开，究竟是送还是借，国人无从知晓。由于白龙尾岛处于北部湾的中心处，在2000年12月中越北部湾划界时，越南据此取得了53%的海洋区域。在距离海南岛仅70海里的近海，中国丢失了重大的渔业和海洋石油资源。有许多史料和著述可以证明，中共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的真实目的，和将缅北三角区送给缅甸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将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以阻止他们从陆地和海上反攻大陆（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让中国付出了至今还看不到尽头的惨重代价。送出缅北三角区，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藏段，印度据此坚决要求中国承认麦线的印-藏段，毫不松口。就军事价值而言，设若缅北三角区不丢，则中国在相对平缓的地形区与印度接壤，可由南向北直接攻击东印度和藏南，战场环境大大优于青藏高原。当然，笔者没有任何鼓吹对印开战的意思，仅是从技术角度谈一点看法。送出白龙尾岛，让中国失去了控制北部湾的天然基地，否则，12.8万平方公里的北部湾，就会成为大于渤海（7.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第二个内海，对于腿短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而言，大大增强了威慑越南北部的力量。

模式三，“感情深，随便分”。1962年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中朝边界条约》，1964年陈毅与朴成哲在北京签订《中朝边界议定书》，将一半长白山，以及鸭绿江出海口紧靠中国一侧的几乎所有岛屿（绸缎岛、薪岛、上岛、下岛等），划归朝鲜。官方解释说，这是“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淤积，绸缎岛与中国本土几近接壤。一旦如此，则鸭绿江将会继图们江之后，永久性地对中国关上出海口的大门。

模式四，“拿回一点交差”。2004年拿回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多半个让给俄国；2011年收回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土地（不到5%），2.7万平方公里让给塔国。CCTV宣扬说是外交成果。

犀利公唠叨这些已经丢掉了的相当于四个江苏省面积的土地，绝不是说那些零平方米的水下礁盘和几平方米的水上小岛不重要、不值得保；而是想说，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平民，你阻止不了他们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别人，你同样也保护不了那几平方米的弹丸岛礁。在前几日十几个城市举行保钓游行期间，有人写道：当我们能够保住自己的家园时，钓鱼岛就自然保住了。

进入到“人民”“共和”时代的中国，在面对国土丧失的苦局时，普通人之所以依旧是这般无助、无奈，原因就在于“家天下”的本质没有变。陈行之先生说：“中国历史是家天下的历史，在某一个时段总是属于某一个宗族……近现代也是这样，不同点在于国家权力的递延从一家一户的宗族血亲向打江山坐江山的利益同盟（集团）转移了，这个利益同盟既可能是政党，也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政府组织。”（《建文帝削藩：处心积虑为哪般？》）毛-周在挥洒送山送岛送土地的革命豪情时，除了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激素在起作用之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朕即天下”的帝王思想——打下来的江山我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李明博登上独岛，不是说他们就比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核心们更勇敢、更爱国；而是说明，选票和权力监督机制的压力的确很大。顺时针考察一下与中国存有领土纠纷的周边九国，俄、韩、日、菲、马、越、缅、印、不，它们的领导人，不管是总统、首相、总理，还是主席、国王，没有一人敢于提出让步。即便是实行一党制的越南和实行立宪制的不丹，在越共党内和不国内阁之中，都存在一定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只有一方，那就是中国。中国有条件让步，中国会让步，这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心照不宣的共识，也是1949年之后被反复证明了的。最近的一条证明发生在半个月前，傅莹女士会见旺楚克国王，港媒发出中国有意让步的报道（笔者未经证实）。看来，洞朗草场和白玉牧场的前途值得忧虑。对于中国的外交，国际著名智库“国际危机组”，看得相当透析，“该部（指中国外交部）有一句俗语：‘不做事不要紧，但是做事没做好要承担责任。’因此，外交部宁愿搁置争议，将问题留给未来更明智的一代。”（2012年4月23日发布的报告《沸腾的南中国海》第五部分）这种“将问题留给未来一代”或美其名曰“搁置争议”的外交策略，其结果只会使问题被拖大拖炸。

2、专制，让中国失去越来越多的朋友

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主线可以聚焦到中美之间的矛盾上。中美两国不仅仅是两种发展模式的代表，更是当今世界两种主要价值观的代表。在多篇文章中，我一再说明，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专制和支持专制，将中国推向日益孤立的境地。不改进价值观，中国外交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崛起注定是南柯一梦。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持续爆发的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我们所奉行的无正义外交政策（支持萨达姆、卡扎菲、本.阿里、穆巴拉克、巴沙尔），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家形象的毁损。

无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主义价值观，不仅让愈来愈觉醒的国民齿冷心寒，也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五年来，中国用订单和外储援助了不少西方国家，非但没能换来尊重，反而遭到更多的鄙视。因为一个打压和盘剥本国国民的国家，在普世价值的道德词典里，是被归入不道德范畴的。金援，可以交换到红地毯、21响礼炮、空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交换不到尊重和尊严。

灵活运用世贸准则和国际法规，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本无可指责。但选择性遵守、耍小聪明，无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则只能成功于一时，断不会长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颇为自得的一项发明，今天看来，其实不过是小聪明。因为当时的全球大趋势就是开放国门全方位对接工业革命，“体”（价值观）需要随着“用”（技术）而动。洋务派领袖们顽固坚持“用”进“体”静，最终失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又有幸开启了一场洋务运动，而且同样持续了34年（1978-2012）。可惜的是，小聪明劲头又上来了，把“经济搞活、政治控死”的所谓中国模式奉为圭臬，高调抗拒全球民主化进程，逆潮流而行。

中国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悲情的困局之中：发生领土纠纷时，纵然我们有理，也不能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整个国家被打入了反人性的另册。在李鸿章与列强苦苦周旋时，大清国得到了美国的同情（特别是格兰特总统）；在蒋介石与日寇鏖战时，中华民国也有幸得到了美国的援助（特别是罗斯福总统）。李时代虽然让俄国割走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没有亡国；蒋时代虽然让日本烧杀了15年（1931-1945），也没有亡国。环顾世界，今日的中国，若再有国难，谁是我们可以赖以为助的朋友呢？朝鲜？古巴？伊朗？

3、腐败，不仅掏空军力，也在蚕食民意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指望将士用命的。这不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两次证明了的（晚清、民国），更是商纣以降的三千年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宗方小太郎在甲午开战前所做的“大清国全民腐败”的尽职调查，虽然过去了将近120年，但情报在今天依然有效。

中央党校的邓聿文先生写道：“部队腐败肯定会引起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不满，而打仗主要是靠他们，因此，一个腐败严重的军队，其士兵是否有为国而战的精神和意志，乃至真实的战斗力如何，都让人存疑。”（《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分析》）在老山轮战的末期，笔者受命见习，部队驻扎在半山腰的老山泉附近，全连仅有一部电话，通信不便，但内地的腐败之声（彼时叫“官倒”）还是传了过来，战士对军官多吃多占慰问品（香烟、烧酒之类）意见很大。24年过去了，兵已换了十茬，意识觉醒大大超过我当排长那阵子。军队贪腐也已经上升到司令员层次，额度早已迈过亿元门槛，如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涉贪1.6亿。官兵关系，与地方上的官民关系，状态接近，仗还怎么打？邓先生忧虑地写道：“打赢了固然好说，打输了不但可能从此再也要不回钓鱼岛，还极可能会给政权自身造成合法性危机。”说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在《中国十问》里，荣剑先生直白地写道：“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面对如此危险的社会形态、如此脆弱的民意基础，执政党还能够肩负起领导卫国战争的重任吗？换言之，当发生一场中等规模的外战时，党和人民，还能够双赢吗？

即将召开的大会，如果仅仅把指导思想由长句子改成短句子，将进一步加深社会失望情绪。中国堪忧，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到来的现实。卫国无忧，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国民认可、国际赞同的民主体制基础之上的。唯有政改，方可实现。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向异

大汉天生

1。真正导致中国周边纷乱的致命原因，是领袖们放弃了和忽略了“主权在握”的不可妥协原则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缓兵之计的高略。但过去20年来，我们的和谐领袖们丢掉了“主权在我”的大前提大原则，那个缓兵的高略就成了厌战惧战、投降派卖国贼的借口，当然也成了败象的前提。
你搞共同开发，其大前提大原则是“主权在我”。我有主权在握，我让你来伴我开发，是可行的。如果你没主权在握的大前提，你要人家搁置什么争议？和你来共同开发什么？除非那个握有主权的领袖有毛病。越南在南沙的29岛屿的“主权在握”，其所有的开发，哪一个是和你中国进行的共同开发？你说主权在你，谁承认主权是你的？越南控制着，就是他的主权在握，他为什么和你有争议的人共同开发？那他费劲控制那29个岛屿干吗？
2。导致中国老打不过外敌的真正原因，是领袖和军人丢掉了军魂 -- “兵不厌战”这个最高原则

和共同开发一样，“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都只是施兵层次的最高谋略和技巧。一旦丢掉了“兵不厌战”这个军事斗争的大前提，再好的谋略技巧都是扯淡，都会成为败象的基础。
阎大侠有一篇文章论述中国总是打不过外敌的原因，说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所致。这是把原则的丢失忽略了。其实，真正导致中国老打不过外敌的致命原因，是领袖和军人丢掉了军魂 -- “兵不厌战”这个军事斗争的最高原则。
作为领袖和军人们，只有具备时刻不惧战不厌战的大前提，再能去灵活地引用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领袖和军人的不惧战不厌战，应当表现在，胜要战，败要战，死也要战，永远具备这种一往无前的第一原则。在对局对战之中，才去高超地发挥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作用。
3。只有不惧战，才能屈人之兵

领袖具备了不惧战不厌战的大原则，才会勾画出大格局的、没战就能达致胜利的蓝图，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例如，如果江核心不畏战，他就会排列出世纪为限的大战局，他的最终目的是：迟早我要拿下江东32屯这个大目标。例如他可以永远派几个团的兵力戍边，让沙俄永远都有可能一战的顾虑，让沙俄不敢全力开发海参崴，让他们在日本海的利益强势永远停在二流；让韩国和日本的发展永远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由于江核心的厌战惧战，他偷偷地签署认可了，百年来中国所有新政府从来不认可的那些老条约。结果，让新沙俄没了任何纷争的后顾之忧。沙俄现在可以大刀阔斧地发展大东方海岸。这将给江口一带带来空前的大繁荣，会给北朝、南韩、日本等带来无限的商机，会给外蒙另一条不惧中国也能发展的出路。海参崴一线的大发展，也会逐渐成为中国沿海的巨大对手。这个长远的败局，就是深恐战争丢失不惧战原则的江核心，所犯下的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谋略失败。

同样，由于胡温厌战惧战，不敢谋划在任何有机会的情况下，去拿回钓鱼岛的控制权。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突击布局，有了机会他也抓不住。前几天日本单方面挑起争议，中国完全可以趁机一举拿下控制权。但惧战而没有胆略的领袖，丧失了这个机会。结果，把问题搞得非常复杂，自己把自己逼到了死角：胜利无望而且毫无退路。这就是深恐战争丢失原则的胡温核心，犯下的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谋略失败。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时候，只有你主权在握，再去谈什么要人家来开发；你不惧战不畏战，再去谈如何应运“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主权是纲，纲举目张。 不惧战是魂，魂在才能谈胜败。不惧战是领袖的最高原则，不战屈人之兵只是对局中对战中的最高谋略。

大汉天生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迫于中日间局势，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驶近钓鱼岛海域。
当今的天下，颇类似一九四六年中国。当年国共即将上演一场争天下的“龙虎斗”。在这场争斗中，蒋介石国民党是强大的一方，毛泽东共产党是弱小的一方。这就像是今天的美国代表着强大，中国代表着弱势一样。美国不仅强大，美国还跟欧洲结盟（NATO），跟澳大利亚结盟，跟日本结盟（安保），还跟韩国结盟（安保），连东盟美国也插上了一脚。同样的蒋介石也结盟，跟蒋介石换贴的拜把子弟兄亦有十来个，有名的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张学良，其他的政治盟友如阎锡山、傅作义、云龙等，层次虽不一样，但目标都是反共的。
蒋介石的军队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美帝的军队也分美军和非美军，非美军也类似于杂牌军。蒋介石跟共军作战时，还得提防杂牌军，深恐中央军消耗完了，杂牌军会反目（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等）。美帝也怕这个，如果中国玩命似的跟美军死磕，中国把自己给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把美国也拉下水打残了，俄罗斯、欧洲肯定崛起成为老大老二，美国降为老三，这日子也不好过。所以美国肯定也会避免出现死磕的局面。
我以前总是不能原谅蒋介石挑起内战这个罪责。别的且不说了（诸如国共和平竞争开启民主新纪元等），光是开战前解放区（共产党）人口约一亿（五分之一的中国），正规军队将近一百万。这内战一打起来，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将近千万条人命啊，这是注定要血流成河的。蒋介石挑起内战，难道蒋介石真的疯了吗？其实非也。蒋介石知道共产党是很会闹的，有理论有鼓动力有组织能力。蒋心里明白跟共产党搞和平竞选是玩不过她的，这天下早晚会落入共产党的手里。当年毛泽东共产党是站立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数千年来只有富人欺压穷人的份儿，共产党鼓励穷人团结起来，造反有理，就不信打不倒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等。所以穷人豁出命来跟共产党走，对蒋来说是战是和天下都可能输给共产党（蒋有帝王思想），还不如一战或许能把共产党剿灭了，所以蒋介石不惜挑起内战。
那么现在的共产党是否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还能唤起民众来吗？十几年前共产党用发展权来抵抗普世价值，这还是能管用的。但目前中国已经发展到新高的阶段，目前唯一能听到的是共产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是这句话无论如何听起来都像是在为既得利益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提供保护，不惜压迫正在走向富裕的人民大众（笔者承认这样比喻可能有不适当的地方，但我常常感觉共产党现在做的很多都是以前国民党做的事情）。共产党原来还是有机会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比如薄熙来等在重庆搞的“共同富裕”路线。“共同富裕”至少还对得起共产党的名号，否则共产党真就成了“共别人产的党”。“共同富裕”不仅仅能在中国取得多数人的认同，即使打入美国也是可以获得同盟军的，更不要说拿着这口号去亚非拉登高一呼，响应者必云集。但很可惜，薄熙来被玩完了，或者自我爆炸了，或被自我爆炸了，这个口号习近平如果没有接起来，当然也就跟着被废了。
所以说现在的天下大势虽然类似国共内战前的中国，但现在的中国由于没有占据道德制高点，所谓得道多助其连锁，没有道德制高点，就没有宣传鼓动和组织民众的能力，也跟着就没有人心，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级战略家，而美国也不会像蒋介石这样无能和愚蠢（更多的时候美国做的正是相反）。所以中国和美国将上演的“龙虎斗”的结局应该不会是一边倒靠向中国的，而将是好戏连连，我等且拭目以待吧。

大汉天生

【多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中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中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中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中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中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中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