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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李锐、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等23人发起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要求执行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第35条，废除新闻出版审批制。

这封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公开信10月12日开始在互联网广为转载。发起人包括原毛泽东秘书李锐、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等23人。

信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有关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批评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指责党政机关未予兑现这一条文规定，进而要求废除现行的新闻出版审批制，实现言论自由。

公开信发起人之一铁流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证实了上书一事。铁流介绍说，发起公开信是因日前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一度被拘而起，作为中共体制内的老人他们深感大陆言论环境日趋收紧，才作出此事。

公开信矛头直指言论自由，恰值被视为“以言获罪”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际，因此其内容备受关注。但公开信并未提及刘晓波获奖一事，又引人猜测。据铁流透露，公开信是从10月1日开始征集签名，10月11日晚深夜群发近两千封，8日获知刘晓波一事后，一度也有人提议加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内容，但他们以为，鉴于此事已使官方风声鹤唳，一旦加入，恐怕在大陆无法传播，影响力缩小，所以作以回避。

在公开信发布后，据多维记者调查，转发公开信的一些新浪博客用户、各大小论坛网贴，均已被删除处理。目前大陆境内网站仅存一些最新转载的不知名博客中。当记者告诉铁流这一信息时，他略作叹息后表示，“被屏蔽在意料之中，不屏蔽倒在意料之外”然而，紧接着他又强调，公开信是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胡锦涛与温家宝公开强调的言论自由，这完全正当！

根据公开信发布后获得签名，目前有23人发起，1名法律顾问，476人签名，总计500人。这其中大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士，新闻记者从业人员占据大多数，涵盖老中青三代。然而这一公开信能否收效，铁流表示，他们只是想发出声音，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元老，他们会在人大上提出公开信的内容。

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因作《大迁徙》批评陕西渭南政府，8月19日被当地警方刑拘，随后被大陆媒体广泛报道，称为“渭南书案”，包括此次上书人大的辛子陵、铁流在内的中共老人，纷纷对以言获罪一事发出谴责，并发起联署营救活动。在各方压力下谢朝平获保释后，9月25日，辛子陵、铁流等40余位老中青记者、作家、学人在北京为其举办餐叙活动。

全文转发如下：

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李锐 胡绩伟 等 10月11日,20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说：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 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 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

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为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援。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资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资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路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资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援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钟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泷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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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中宣部那么简单。是有一个利益群体，他们的父辈打下了中国的江山，他们坐享其成，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财富，最不想民主的就是这群人，因为他们是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特权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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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大就是由党操控的一个橡皮图章，举手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