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retest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
一、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政治的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治、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法治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治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治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治，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治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治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治的问题，和谐就是法治。利益怎么划分，是法治来划分的。(本文原载于《绿叶》2008年第2期）

Charley

道理都明白，弃权却很难。

7Quebec

问：你如何看茅于轼廉租房不建厕所？
答：他可能把厕所当成奢侈品，把拉屎尿尿当成高消费了。
问：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给人带来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就应该停掉经济适用房。
答：各行各业都存在贪污腐化的机会，都应该停掉。
问：其实，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腐化机会啊？
答：根据茅老的理论，把人类消灭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问：那茅老呢？
答：他留着。他是品德高尚的人，永远不会腐化。

问：你批评茅于轼老先生的是否偏激？许多人同意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去掉厕所富人不感兴趣，是有利于穷人的。
答：富人侵占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都不是为了自住，而是为了出租或转卖，不含厕所的保障性住房照样让富人有利可图，他们仍会设法侵占。解决这一问的关键不是去掉厕所，而是提高透明度，比如，通过名单公示的方式，让全社会参与监督，这类事情就可以减少。
问：如果没有效果，茅于轼老先生下一步会建议什么？
答：你去问茅老。
问：你猜猜？
答：逼我躲猫猫啊。茅老可能会要求把厨房拿掉，如果再没有用，把屋顶拿掉，再没有用，把墙也扒掉……茅老说了，这房反正是给穷人住的。

W2S

看看这个狗屁"叫兽"是如何通敌的.
拿了外国人的钱, 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 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 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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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12月25日报道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面对此观点，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
    与会嘉宾：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茅于轼教授的观点，应邀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说，原来以为是一个研讨会才来参加，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他的很多反对意见将无法充分阐述。随后，他退出了会场。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
    国务院专家：经不起讨论 提高利用率不需占土地
    在发布会上，茅于轼教授说，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组成员赵农研究员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提供充足的粮食用以确保大众的消费，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广大农村，正是因为粮食的短缺构成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将粮食安全列为中国的首要国策，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之后，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众多的重大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次要。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这个结论经不起讨论，事实是，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国务院智囊：中国若缺粮，全球谁供应得起？
    在发布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问茅于轼，按照天则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茅于轼回答称，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靠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即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一方面靠提高生产能力。目前的条件下，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对茅于轼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的说法，他很不以为然：“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secretest

所谓“诛心之论”，指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动机。所以“诛心之论”又曰“动机说”。据说该成语出自于《后汉书·霍谞传》：“《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这段话讲的意思是：《春秋》的主张，根据情由定过错，宽容事实惩罚动机，许止虽然杀君，但是无罪，赵盾虽然没有亲自杀君，但他是贼首，所以还是被定为杀君之罪。
古人有所谓 “诛心之论”。意思是，一个人评价别人的时候揣测他说话办事的意图，然后从道德上否定这个人。

W2S

茅于轼有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言论:
1. 低息贷款给创业农民工不可取
2. 限价房推高房价
3. 经济适用房只有毛病没有好处
4. 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5.............
如果看看具体的内容, 基本围绕着房价在做文章.
据有人揭露, 任志强帮助茅于轼的富平基金会得到募捐2000万元, 而茅于轼用这笔钱在山西办起小额贷款业务, 利率是18%.

如果有人不知道任志强, 去GOOGLE........

应该说茅于轼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secretest

呵呵，老毛虽然说过感谢日本侵华的话，俺也没有因言废人，还是时不时翻翻毛氏兵法汲取营养。恩来虽然说过万岁万万岁，俺还是收集了他几张照片，时时看看缅怀一番。

W2S

开发商们暴利的日子将不再复现, 拿了人家的钱的茅于轼们将要有新的"言论".
确保18亿亩耕地, 确实限制了开发商们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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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捂盘惜售 分次开盘制造热销盛景

　　民工通宵排队“购豪宅”

　　昨晚，在每平方米售价高达两万五千元的远洋万和城，惊现多名民工和保安通宵排队等待开盘的“盛景”，这难道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房托儿”现身江湖？记者赶到现场进行暗访，发现这是开发商采用“饥饿疗法”制造的热销景象，购房人无奈只能雇人排队抢房。
　　“两万五千元1平方米的豪宅，明天上午开盘，今天上午11点就有人排队了！”记者在接到一名读者来电后，于昨天中午1点赶到远洋万和城售房部，发现进口的门廊一侧已经有8人在排队，其中有几个人明显是民工打扮。记者晚上9时30分再次来到售房部，发现又多了几名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声称是受朋友之托来排队的。过了一会儿，一名穿着紫红色制服的万和城保安与他们熟络地聊起天来，还不时伸手拍拍其中一人的肩膀。一名小伙子向记者透露，他们都是这里的保安，因为最近该楼盘销量火爆，不少购房人不得不排队买房，但是又不愿自己来，销售人员就向客户推荐他们来帮忙，每个人可以获得两百元到三百元不等的报酬。“这个老板很抠门的，我昨天早上9点就自己打车过来，在这里挨了一晚上的冻，才给两百块钱。”一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告诉记者，他本来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前天通过朋友介绍，被一个公司老板雇来排队。
　　记者于今天早上5时40分左右来到售房部，发现昨夜排队的人仍然在原地等候。从7时10分开始，一些衣着光鲜的购房人陆续驾车前来换班，到7时50分左右，十几名购房人全部到齐，排队的保安和民工与他们交接后也陆续离开。
　　“开发商拿我们做活广告呢，看房的人一看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排着，可不是显得他们这儿特别好。”一名戴着黑框眼镜的购房人告诉记者，该楼盘在一个月内已经开了4次盘，每次都只推出十几套房源，还都不接受提前排号，“我们都知道开发商在故意抻着，但是为了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也只能任他们摆布了。”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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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报告:养活全球　粮食产量须翻倍



据英国《金融时报》7日报道，八国集团(G8)部长会议近日起草的报告警告称，世界面临着永久性的粮食危机和全球不稳定局面，除非各国马上采取行动，把农业产量提高一倍，以养活数量激增的人口。

这 份文件是意大利作为G8轮值主席国，为该集团首次农业部长会议准备的。该报告称，需要“立即采取干预措施”。全球农业生产到2050年必须翻一番，以使迅 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有足够口粮，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否则，过去两年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粮食危机，“将在短短几十年后成为长期问题”。

报 告警告，进一步的粮食危机将产生严重后果，不仅影响到商业，也同样影响到社会和国际关系，进而直接影响安全和世界稳定。G8农业部长们将于4月晚些时候在 意大利北部开会。去年小麦和大米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在从孟加拉到海地的30多个国家引发骚乱，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