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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而突然引起外界关注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在公开日记里称述，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在文章中他回忆自己与刘晓波的因骂而熟悉，并赞许他是“发光的少数”。

在这篇落款为2010年12月12日Oslo-Tucson飞机上的日记里，方励之以1965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主持召开五十万人大会“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声援1964年同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例，来反问今天的中国政府，论证诺贝尔作为“从来就是”的政治工具并不应该成为中共当局反对抵制和平奖的理由。

方励之说“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自那时，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方励之表示，我相信，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中国也如其他国家一样，GDP上升为第二位，NPP与之也应是反相关的。

方励之首先对比了中国与挪威的前世今生，称一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但“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广义的）的年代更长？”

接着他引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的发言——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追问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今日何在。

他说，20世纪80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在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中，似乎只有自己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他认为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方励之回忆到，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临走，刘晓波读罢方励之的著作，撂了一句，“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刘晓波转脸说“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

最后，方励之以自己的重子物质与暗物质研究比喻刘晓波之类的民运人士，称“重子物质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

方励之1936年生于北京，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年代曾为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六四事件后离开中国。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对于刘晓波获奖，方励之曾表示，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的证明，中国政府应该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