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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十万右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其中就包括特别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大学生，所谓的头号学生右派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49年13岁的时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且成为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促使她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林希翎说：“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曹治雄跟我谈恋爱，一天到晚追着我。后来，我们两个准备毕业以后结婚的。就是因为他给我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一看呐，当时气得不得了。没想到我心目当中那个向往的苏联内部这么黑暗，杀了这么多布尔什维克。”

1957年，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整风，请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鸣放”提意见，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林希翎自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林希翎说：“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所以上当受骗啊，全是毛主席号召我们怎么样反对‘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的党造成极大的危害。你们应当帮助党整风，批判这些‘三害’，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讲得漂亮得不得了。”

在5月23日到6月13日这期间，林希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表六次充满激情的讲演。

林希翎说：“北大两次，人民大学四次，正式的。那简直热烈的不得了啊。后来打我的时候说，林希翎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真是开玩笑，哪里什么组织，孤家寡人一个。开始是一个我的同学，叫刘秉彝，他也是部队转业的，他在中文系读书，经常来我这儿玩玩。我们是一个部队的。‘到我们北大来看热闹，看看’。哎呀，大字报、大鸣放，给我形容一番。到校园一看呐，一下子吸引住了。图书馆正门进去，‘继承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精神’。那个‘五四’的那种气氛啊，整个校园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看看看看，看着大概就是走马观花看一遍。提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正是我所想的。那天晚上开辩论会，物理系的学生和法律系的学生辩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林希翎本来并没有想介入这场“鸣放”。

林希翎说：“我也不是没有考虑到我个人利益。我马上要毕业了，我马上要结婚了，我去碰这些麻烦事干吗？这些问题可是政治问题，很敏感的。胡风问题，这是毛主席在中央规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这个人性格里面啊，我父亲、老祖宗是山东人，可能‘水浒’那种基因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性格害我一生的悲剧。都是为了打抱不平给卷进去，我自己这个倒霉。所以，那次我根本一点计划没有。他们要我去，一定留我吃晚饭。那好吧，我也感到新鲜，我去听听吧。但是我不发言，我说‘说好了’，因为这么大的问题可不能随便讲。所以，我坐在主席台旁边，我听听。可是也没经过我同意，那个主席当时宣布：现在我们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女学生，青年作家林希翎，请她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呢，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所以，我的6次发言从来没有讲稿的，连提纲都没有，都是信口开河。就把我推上舞台了。从那一刹那起，半个世纪以来，好了，我到现在都下不了台。”

林希翎究竟在讲演中说了些什么，使她最终成为大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呢？

林希翎说：“总的诉求，我牵扯的面很广：政治、法律、文艺、教育，甚至两性生活、婚姻爱情，差不多都谈了。想怎么谈就怎么谈。对共产党当时的内政、外交，对苏联的政策，学习苏联的经验，全面地进行质疑、批评。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呢，我说批判‘三害’，同学们要讨论一下‘三害’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治病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找出病根才能够对症下药。我认为这个‘三害’产生的根源与现存制度有关。那你认为现存制度是什么制度呀？我认为，不仅在中国，甚至在苏联，都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宣布1936年建成了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如果苏联建成的是真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严重的错误？法制遭到这么残酷的破坏。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国家怎么能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都讲过，一个新的社会是从旧社会产生出来的，都有带上那个旧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各种痕迹。那么，我们中国，以前讲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我们革命成功以后，也是带着这些痕迹呀。你不能说这样一个社会，就马上说它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是一定要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当然要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你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泛泛的。我也说这是封建社会主义。所以这句话，我罪名里就带一条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

林希翎5月23日的讲演马上被整理成内参。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但是林希翎认为，反右运动不能只归咎于毛泽东。

林希翎说：“实际上，像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当时都是反右的急先锋。他们是罪大恶极的，是共犯。不仅是共犯，还是主犯。后来把罪责完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次演讲，5月23号的演讲，马上发‘内参’嘛。‘内参’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刘少奇：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可以说，我第一次演讲，专政的机器已经对着我了。”

林希翎不仅自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株连了一大批人。

林希翎说：“在1957年，我株连了中共中央三个中央委员。一个是吴玉章，人民大学校长；还有一个谢觉哉，内务部部长；还有一个就是胡耀邦，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曹治雄当时正在跟我谈恋爱，马上开除党籍，打成右派。害得胡耀邦呢，也给他下放，到陕西去了。吴玉章，他的外孙，叫蓝其邦，在我们人民大学经济系读书。吴玉章当时是在生病，他就叫他来看看我，听说我在大学演讲，都讲些什么。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就在我房间里留了个条子，说吴老派我来看看你，向你拿些材料。这个条子后来反右的时候，我的所有东西都检查，发现信件中有这么一张(条子)，就把他也开除党籍，打成右派。一开除以后马上离婚了。谢觉哉，他也是为了接见我，要秘书给我写信。他的秘书给我写了一封信。结果因为这封信查到了，把他的秘书，他最爱的这个秘书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开除党籍、下放，妻离子散。我还特意到党中央办公厅去，向毛主席反映意见。党中央办公厅就给我记录。那个记录的工作人员叫王文，是个支部书记。还有杨尚昆也写了个‘阅’。后来我打成右派，他们都受株连。杨尚昆检讨；王文打成右派。老党员，妻离子散。我株连的人啊，中央机关据说150个人以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说：“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然而对林希翎的迫害远远没有就此结束。据曾经受林希翎案牵连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王文回忆，1958年的一天，刘少奇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的学生反映林希翎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人民大学，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林希翎说：“到1958年7月份，当人们都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就进行秘密绑架。”

结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将刑满的时候，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

林希翎说：“毛泽东问起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哎，那个林希翎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吴德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她的事情出的时候，我没在北京市委工作。我给你打听一下。结果他们从公安部打听到，说我已经关起来，关在浙江劳改农场。跟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大发脾气：关她干什么？她很年轻，挺能干的。分配工作！就这么一个最高指示，没有任何文件，发到浙江省委。浙江省委到劳改农场宣布。释放也没有任何文件，释放证都没有。就给我分配到金华地区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叫武义县。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农机厂，叫我在那里做工人，而且给我的条件是保密，过去的历史一个字都不要提。就用我程海果的名字。只有县委书记知道。当然了，以后那个县委书记，那个王登林，后来也成了好朋友。我在住医院的时候，他来看我。他就说，‘海果，你在我这里啊，你可得乖乖好好的。当时我不敢接受你啊。我这个小县城哪里接受得了你这个大人物啊’。他说，‘你啊，在这里就好好过日子吧，过去的事情忘了吧。你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么忙，他居然想起了你，把你释放。你想想看，除了毛主席，别人谁敢插手你的问题啊？这么大的事’。我后来结婚那个丈夫当时就是那个农机厂的技术员。他比我小11岁。他们上边说，给你们分配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他们以为我是刚刚毕业的。所以，我这个丈夫就追求我。到这个程度我就告诉他了，他向我求婚啊。但是呢，他在医院里照顾我的时候，他听到王书记跟我的对话，他傻眼了。啊？海果的事是毛主席规定的？毛主席放的？但后来时我不能改正啊，这个消息啊，对他是极大的打击。后来我就问他，那你当初干什么了？我都告诉你了嘛。我坐牢15年，我是大右派，我都如实告诉他了。他当时很天真，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嘛。毛主席都信任你，我还能不信任你。就那么个头脑简单。那你说，我们都给毛主席玩了，也不知道谁捉弄谁。”

为了孩子不受自己影响，林希翎曾经多次去北京争取翻案。

林希翎说：“我第一次去翻案的时候，(19)75年，我刚生了孩子，第一个孩子。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将来还是右派。这个是母亲的职责。我觉得我的案非翻不可，就跑到北京去翻案、上访。我还想去找邓小平。那时候邓小平还受批判。结果呢，那个信访组啊，国务院的什么，马上通知公安局，把我立即抓起来，又在海淀分局关了两夜。然后通知当地公安局把我抓回去。这一抓回去，那个时候正好是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那个造反派一下子把我的事情全部公布。工厂里面那个最坏的坏头头就给我挂上牌：打倒反革命！大右派到北京去找邓小平翻案，新的罪名。又辱骂，又殴打。这个姓侯的书记，这个王八蛋是一个国民党的俘虏兵。我要不然那么讨厌国民党啊。(笑)国民党奇怪，林希翎啊，你是共产党迫害你，你怎么对我们国民党讨厌啊？他就不知道我的生活经历。”

1978年以后，林希翎又到北京争取翻案。但是她不认错的态度使中共官员十分恼怒。

林希翎说：“55号文件，它说，右派经过二十多年改造，都已经改造好了，所以给你帽子都摘了，包括我。我就不接受。他来给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说：‘抱歉，其他右派是不是改造好了，我不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改造。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没认过罪。所以我也不要你摘帽！我拒绝摘帽。’我到人民大学去落实政策的时候，他说：‘林希翎啊，你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你总应该做个检讨。’我说：‘错误，做人哪里没有错误呀。可是我有错误，你们有罪！你们冤枉好人，制造冤假错案，你们是罪人，历史的！我写检讨？我坐在监狱15年都没写过检讨，我现在还给你写检讨啊？太阳从西边出来吧！地球倒转吧！’这个态度也冒犯了他们。”
就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也爱莫能助。

林希翎说：“我到北京去翻案几次，结果胡耀邦批示了三次，要给我改正的。结果还顶住了，没给我改。”

1979年，翻案无门的林希翎给邓小平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申诉材料，希望邓小平“能予以亲自过问和彻底平反”。结果，林希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她的案子再一次株连了胡耀邦。
林希翎说：“改正不改正这个事情啊，是胡耀邦和邓小平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胡耀邦挨整的根源之一。我前两年去北京见到胡耀邦夫人。李昭跟我讲，她说：‘林希翎啊，你的事情是耀邦同志的罪状之一啊。’”

林希翎终于明白为什么写给邓小平的信石沉大海无消息，为什么她永远无法翻案。

林希翎说：“邓小平这么讲：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他光承认‘扩大化’。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改了，你就为了我一个林希翎右派，你就发动这么一个大的运动，冤枉这么多，你还‘基本上是正确的’。你说这些官僚脑袋怎么长的？为了证明他‘基本上是正确的’，就得留上几个典型啊，不能改。所以，民主党派的五个不能改，大学生，谭天荣都改了，我没改。那五个没有改的都已经死了，只有我一个活着。邓小平本身就是反右的刽子手。他自己干的事，他能否认自己吗？！他这个政策就是改造、利用、限制，不愿让你真地翻身。所以，他是双重标准。他自己文化大革命挨批判，他就能平反，彻底平反，百分之一百、两百地平反。官更高，房子更大，车更小。但是他们当年整人的这笔罪，他否认。”

1983年，带着失望和绝望的心情，林希翎离开了中国，后来在法国定居，入了法国籍。2001年，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林希翎曾经同胡锦涛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但是双方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问题。

林希翎说：“胡锦涛他们是好人。但是他没有条件把这个问题做正确处理。为什么呢？江泽民也好，他也好，他们的权力来源是邓大人定的，隔代接班啊。我让你当皇帝，你反我啊？从他们那个道德伦理上都说不过去。”

前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认为，林希翎没有必要翻案。

林希翎说：“李锐跟我讲：‘哎呀，林希翎，你要它改什么东西呢？留着不改更好。成了文物。谁给谁平反啊？’”

当年，一个审讯林希翎的中共老情报人员对她拒不低头恼羞成怒，对林希翎咆哮说：“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林希翎说：“劳改队的队长说：即使我们把整个监狱里的犯人，把你们都释放了，我还得留着林希翎给我们看大门呢。”

显然，这两个中共专政机关官员都没有实现他们的预想。同时，今天的林希翎所关注的也早已不是要翻半个世纪以前的案了。

林希翎说：“我现在要它平反？我告诉你吧，我对它执政的合法性都质疑。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跟邓、毛都一样，他们甚至都不是党内选出来的，他们不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他们的合法性在哪里？它给我平反？将来看看历史，我们这批人是不是能原谅他们！这还是个问题。谁给谁平反？我看他们很可怜。

“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人家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像台湾的民主化，开放党禁、报禁，成立反对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步迈不出去呀，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不仅是我这个右派，整个你看看，右派下来，文化大革命，六四，搞***，以及现在国内对维权运动的镇压，这些人不平反、不改正，根本问题是为了还要继续这么干！如果把原来的平反了的话，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上的根据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呢？制造冤假错案是制度性的！当专制集权制度不推翻的时候，不管谁当权，必然地一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