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kinglu

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 日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垄、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 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热烈掌声）


演讲：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

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唉，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

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

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 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FB（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

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披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

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 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 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

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的。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 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


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


　　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押）金”（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


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


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 “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圆明园

我怎么觉得郎先生的思维不是那么清晰, 一会东,一会西的.
回头有功夫再看一遍.

Vikinglu

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 （续）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 日



提问：

主持人：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在郎教授演讲的一个半小时还长的时间里，咱们教室里面的同学，不管是坐在台阶上的，还是站在最后面的同学。大家都是鸦雀无声，可以用我们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来形容。

我想同学这么全神贯注，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郎教授的认可。

下边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我们清华的同学跟郎教授的交流互动时间。为了保证更多的同学能够跟郎教授面对面交流，希望每一位同学只提一个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的陈述尽量简明扼要，在提问之前，希望同学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名字、专业和年级告诉郎教授。

郎教授：
还有就是不要问我个人的问题，问一些观点的问题。

主持人：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郎教授说，最好问一些观点的问题，有一些高水平的讨论。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示意，好吗？


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

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 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掌声）

吴教授：
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他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是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哥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想郎咸平教授实际上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做出这方面的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也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你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那么这里面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你们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话。

主持人：
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做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一种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来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的还是很不够。

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用的很生动的例子做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是学理工科的，简单的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它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他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郎老师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故事。这不仅是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的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 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的很多公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的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的土地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含，也就是跟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这个整个的思想，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的卖光，或者是只要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而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了为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所以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掌声）

主持人：
非常感谢崔之元教授！今天演讲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想这给每一个同学带来的思想上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还将继续。为了感谢郎教授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带来了如此精彩的演讲，我们清华的同学有一份心意要送给郎教授。好，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代表我们所有的清华同学向郎教授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


主席：
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那么我代表全体清华同学，送给郎教授的礼物是一块刻有我们清华大学二校门的银盘。我们送给郎教授，感谢郎教授的精彩演讲，另外也希望郎教授这次给我们清华同学上的这堂课，以及刚才清华同学所提的问题能够给郎教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刚才郎教授也说了，他很高兴清华学生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来邀请郎教授到我们清华来演讲，这很重要也很关键。那么同时，在这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年代，我们也特别欢迎郎教授对我们同学的思考给予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会和学生会所举办的时代论坛，也始终至力于给同学们带来这样一些资源和机会。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好，按照时代论坛的惯例，每次演讲结束之后，都要由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清华所有同学留一句话。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郎教授有哪两句话特别想对我们清华的同学说。

郎教授的这句话是：“由危机创造转机，以追求卓越”。

今天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送郎教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huahualala

好文.

郎咸平的演讲深刻揭露了中国改革是跛脚改革,牺牲的是底层百姓的利益,精英和权贵阶层是既得利益者.

也让我了解美国社会的法律,资本市场的知识,获益匪浅.

Vikinglu

声明：

下面这篇《林觉民·与妻书》实在是一篇激荡胸怀的好文章，在原楼里的贴出者为“0123456789”。这次转楼，左顾右盼，不忍弃之。只好在未经“0123456789”同意的情况下一起搬了过来，若有礼数欠周之处，还望“0123456789”包涵和原谅。
Vikinglu专启




林觉民·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1911年3月26日

Vikinglu

(转帖)


当前中国隐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展望2008之后的中国


　 引言：下文是一个有血性的海归写的强文，他深刻揭示了中国目前股市楼市通胀根源，揭示了苦难民众的苦难根源，揭示了中国已处于危机边缘。目前股市楼市通胀狂飙，一切都是危机的体现。下文不避政治敏感话题，讲出了人民苦难的根源，并简单给出了遏制之道，不管采用何种应对方式，人民都是受苦的未来，中外经济战争已经开打，中国开盘，棋已先输。但愿中国的管理层已经认识到我们已经败了头阵，放弃共产党所向无敌的自大思想，积极应对。2008之后，让我们共同应对危机，风雨同舟。

　　应该承认，作者仲大军是个跟郎咸平一样的直率而有血性中国人。


正文：

　　 当前中国隐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展望2008之后的中国

作者：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7月8日星期日


　　近些年里，我国沿着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政策路线继续前进，过度地开放市场和招商引资，虽然经济异常火热，沿海地区迅速富了起来，但危险迹象也昭然若揭。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矫正，中国的发展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提前将这些问题写出来和暴露出来，希望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

一、中国正在遭受西方热钱的狙击

　　西方破解中国重商主义的手法

1，对付中国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西方国家早有对策，一是多印钞票，二是投资和投机中国，廉价收购中国资产。

　　过度重商主义的核心表现是少消费、多生产、多储蓄、多出口、狂热追求GDP和出口创汇。其手段是贬低自己的货币价值（也就是降低本国货物与资产的价值）以增加出口，制定大量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招徕外资。这种发展战略的好处是提高自己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自己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地位。

　　但重商主义也存在很多弊端，最大的弊端是国内资源大量地廉价外流，这种外流第一表现在由于人民币被低估而导致的商品廉价上，第二表现在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进出口国，第一大顺差国，最近几年，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与欧盟的贸易顺差每年都在1000 多亿美元之上。

　　综观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从未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廉价甚至是无偿地向外输出资源，也迄今未看见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进行高储蓄。这种发展模式，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国民财富增加很多，但对资源和环境是一场巨大消耗，并且，积攒下的外汇储备又随着美元的贬值极易化为乌有。

　　重商主义本来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一个手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适当运用这一手段还有情可原，但由于中国对这一政策的调整进行得太晚，已经使当前的经济出现了较大的风险。

　　更主要的是：西方国家早已有了破解这种战略的应对手段，那就是一多印钞票[注1]，二将资金打入中国，大肆购买人民币和中国的廉价资产，并伺机套现获利。从最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异常的暴涨便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遭受西方热钱的狙击！从2002年末的2800亿美元，到现在的13000亿美元，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外汇储备增长了四倍。

　　这两招可是厉害，就象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等大量外资兑换成人民币进入中国后，压迫中国人民币升值，然后热钱再撤出中国，使人民币贬值。这些招法早已在其他国家使用过，只是秘而不宣。所透露出来的往往是假象。

　　譬如，目前美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这种做法便是政府对市场投机资金的密切配合。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投机资金恰如哼哈二将，默契配合，一个在市场上炒作，一个从政治上施压，最终目标是获取中国的财富。

　　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晚了，如果早在四年前适当升值，也不至于被外部热钱炒作。现在大幅升值人民币，恰恰中了西方热钱的诡计。更可悲的是，在中国政府决策层内部，外部利益代表者占居了主导地位，以致使维护本国利益的声音和建议得不到采纳和实施。前一段改革开放的过度右倾化，从本质上讲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国家的实质利益。

2，我中心早就建议政府纠正错误的发展战略，但未被采纳。

　　我国最早建议中央政府转变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是民营研究机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3年1月10日，我中心在远洋大厦召开了“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国内重要的经济学家刘福垣、石小敏、王建、温铁军、蔡昉、王小鲁、汤敏、左大培、杨帆、侯若石、李培林、江时学、高粱、顾海兵、袁钢明、杨继绳、王勇、胡江云等都参加了那个会议（当时通知过谢平和易纲，他们因为央行有会未能来成，见照片）。

　　我在会上提交了一份题目为《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对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的文章[注2]。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地提出人民币不能紧盯美元而应当适当升值，国内要通过提高工资和资源要素等价格、取消优惠政策等手段，保护国内资源廉价外流，防止国际间投机资金大量涌入。但这份最早有远见的政策建议文章，在高层和有关部门广泛看后和讨论后，被束之高阁。具体内容我登陆我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111zxxw3.htm
（“中心消息”栏目）查看[注3]。



3，西方流动性过剩这条毒蛇已经缠住中国经济的脖颈

　　接下来，我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2003年底，外汇储备巨增了1000多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更是迅猛增长，在短短的4年半的时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由2002年底的280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3000亿美元。

　　在这9000多亿增加出来的外汇储备中，估计有4000多亿是靠外贸顺差创造的，剩下的5000亿是靠游资和资本帐下项目创造的。而其中投机性的游资至少在 4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在2003年1月我中心远洋大厦会议之后短短4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国外投机资金至少涌进来4000亿美元。

　　 这4000 亿美元用人民币来兑换，就需要发行基础货币36000亿人民币。它产生的乘数效应假如是3倍的话，就等于给我国增加出10万亿元的流动性来。中国突然冒出这么多的资金，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是社会有钱了，银行可以贷出款去，可以刺激中国经济。伴随着货币量大增，自2003年开始，我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最大表现是投资巨量增长。目前，我国在建项目总投资额在36万亿元左右。这是一场内外资联合作用掀起的建设和投机浪潮。

　　在这一期间，尽管政府采取了抑制货币量的种种措施，但丝毫遏制不住投机资金的进入。最近几年，我国的M2增长幅度每年在18%左右，但从2006 年二季度以来，我国M3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M2，这反映了与资本市场相关的金融资产(如开放式基金、非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的快速积累，也反映出我国货币量的迅猛增加程度。过去我国M2增长率与M3增长率基本一致，但2006年二季度以来，M2和M3的增长开始分道扬镳，M2增长率在逐步放缓，而M3增长率现已逼近 2003年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由此导致了我国股市大涨。

　　M3货币供应量是指M2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非客户保证金的部分)，以及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换句话说，M3相当于整个银行体系(包括央行)的金融资产总和。M3的增长幅度最能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货币量的充裕程度。

　　目前，沪深股市指数在4000点左右横盘整理，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再来一次冲击5000点或6000点的攻击。从房地产、股市到艺术品拍卖市场，到处可以看到流动性的泛滥。西方流动性过剩这条毒蛇已经缠住中国经济的脖颈，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经济的特征，并不过分。

　　趁着2008年奥运会这个概念，“炒作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投机性资金大肆出击，股票市场仅仅是它们施展拳脚的一个市场，房地产和企业资产也是游资出没的大战场。

4，资产抢购与投机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给普通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

　　这种外资的大量进入导致外资在我国GDP中的比例大幅增长。目前，估计我国GDP的40%是外资所创造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危险的比例。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相当比例的发展成果流入外人之手，经济命脉有被外资控制的危险。但更加危险的是外部投机资金带来的经济波动性。

　　由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国内货物价格和资产价格都严重低于它们的实际价值，这就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中国大抢购。前几年，我国对美贸易每年的顺差是 1000 多亿美元，去年居然达到24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每年的顺差是1000多亿美元。如果对华贸易没有好处，欧美国家决不会从中国购买如此多的货物。

　　除了货物抢购，就是资产抢购，自2004年起，外资便对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投机和抢购，以致上海商品房价格暴涨。2005年之后，外资对中国的不动产资产购买进入了全国范围。北京、青岛、深圳等城市都成了投机资本进出的地方。

　　正是由于外资的参与和炒作，中国的房价出现了老百姓难以承受的迅猛上涨。目前，房地产商品房价格基本上已经将中国的普通消费者排除在外。这种炒作最大的后果是增加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国内居民的生活难度增大，不满情绪随之高涨。

　　然而这一波由投机资金拉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还在继续，以上海为例，近3年里，每逢推出一个天价楼盘，就会带动周边地区房价跟着上涨。象汤臣一品楼价已卖到 11万元一平方米，周围的楼价迅速跟着涨到三四万元一平米。这些天价楼盘的背后，往往都是外资开发商或海外资本在操作。

　　上海已成为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的桥头堡，也是外资在中国开展房地产业务最为集聚的城市之一。2007年上半年，上海的房价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外资推动此轮上海房价普涨的作用尤为明显，并且，外资已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上海房价上涨的真正推手。今年以来，印尼三林万业投资改造的“济南路8号”，将以7万元 /平方米的销售均价入市，再揭上海豪宅的攀价风。

　　被游资炒作的还有深圳等城市。深圳楼市均价从5980元/平方米上涨到9300元/ 平方米用了两年。但今年以来，深圳楼市涨价突然加速，据深圳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统计，截至2007年6月21日，深圳楼市均价为15487元/ 平方米，比5月份上涨1264元。而在今年1月份，深圳楼市均价仅有10670元/ 平方米，在半年之间，深圳房价暴涨了50%。参照此速度，按均价购买的100平方米新房，一个月可以赚12.64万元，半年可赚50万元。目前，在深圳关内，新盘均价已经突破2万元/ 平方米。在罗湖区，最高5万元/ 平方米的房价直逼香港的郊区元朗。

　　最近看到《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6月房价出现井喷之势，单月上涨20-30%，售房量达历史高值。目前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金融大鳄炒作的身影。

5，经济泡沫的形成，使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场由投机中国导致的经济过热目前还在蓬蓬勃勃地进行，但这场以房地产和重化工业为首当其冲的经济建设存在着大量的虚假需求。以目前的房地产来说，尽管所建起的房子大多数能卖出去，但真正能住上人的估计只有50%，空置和闲置的房屋量是巨大的。

　　前几天我去浙江的杭州宁波一带考察，发现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工业（机械制造业）都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都存在着投资效益的问题。北京上海也是一样，看看北京那拔地而起的一片片高档写字楼，如果没有热钱的支撑是肯定没有这样的高速度的。

　　由于这场炒作和投机还没有见顶，楼盘还能卖得出去，一旦炒到一定高度，楼价下跌，房地产退烧，钢铁、水泥、化工、家电等行业也会随之退热。 2009年将是中国面临生产过剩威胁的第一年。如果此时外资也趁机撤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周期便告一段落。由此引起的投资回报问题、银行不良贷款等问题都将会出现。中国很可能出现日本当年出现过的一个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期。

　　在这个经济衰退期，不仅中国将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还将引发政治不满及社会危机。由此带来的政治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未来的几年，必然是考验中国政府调控能力的年头。如果调控得当，中国可以走出困境，并借机跃上一个台阶。如果调控不当，中国可能成为又一个“失败的国家”。

6，中国外汇储备即国外债权正在大幅贬值和缩水

　　更危险的还有，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采取了放松银根的货币放水政策。自90年代中期起，格林斯潘主政的美联储便增加货币发行量，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使美国的股市大涨，房价大涨，进口额和外贸赤字也大涨。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多年来居高不下，近10年来，中国流入美国的贸易顺差足有1 万多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额外输出了大约10万亿元人民币的实物货物，等于借给美国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对此现象，美国人说得很轻松：“我们印钞票，中国人给货物，大家都愿意。”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是真正的中国国民财富大出血。积攒下来的外汇储备仅仅是一堆钞票，或者叫财富符号，对国民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由于美元日益贬值，前些年我国辛辛苦苦积攒下外汇储备正在逐渐缩水。

　　这就是近几年来，国际游资和投机资金拼命涌进中国的原因，除了想通过人民币保值增值，还有套利和在中国投机等各种企图。然而我国却没能早有预见，早做准备，特别是错过了2003年那个重要调整机会。

　　就在2003年初我中心向中央建议迅速升值人民币的时候，国际游资基本还没有行动，如果在那一年适当使人民币升值，并调整国内各项政策，便可以大大遏制后来的外部投机资金的疯狂涌入。

　　但我可以明确的说，当时主政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明白人。我可以公开地批评当时的朱总理，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当我提出建议之时，他还认为至少要等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之后再调整（这是当时的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长谢平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但外部资金根本没容中国政府有任何调整和喘息的机会，迅速便将中国外储打到12000亿美元。

　　正是中国政府没有远见和预见性，特别是没有准备，才造成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要升值人民币也不敢了，因为4000多亿美元的投机资金已经钻进来了。升值过快，这批游资便会来个胜利大逃亡，并且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贬值，就等于这些年中国借给国外的债权化为乌有。

7，来自外部流动性导致的通货膨胀是对中国财富的劫掠

　　鉴于此，中国左右为难。如果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通过国内通胀的手段来使人民币升值。但国内通胀会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剧烈波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譬如，国内物价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在上涨了，但主要表现在房地产、艺术品等资产领域。今年国内物价升值进入了日用消费品，使通货膨胀一下子暴露出来。前5个月通胀率达到3.8%，全年估计在4-5%之间。

　　在银行存款已经完全处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将存款来了个大搬家，光是5月份就从银行提出了至少5000亿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疯狂涌进股市，使沪深股市从1000多点迅速涨到4000点。

　　综述了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不发生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近10年来，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平均保持在17-18%之间，超过通胀和GDP增长率之和大约7 个百分点。积攒到今天，多出来的货币总是要进行自我表现的，那就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对于普通的国民大众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破产和生活更加窘困。

　　中国有抵抗风险能力的家庭估计也就是20%，相对有抵抗能力的占30%，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至少占40%。并且，据世界银行研究测算，目前中国至少有 10%的家庭靠存款生活。这一数字是完全可靠的，甚至是保守的，因为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在10%左右。当一个人失业之后，这个家庭就只有靠储蓄过活。

　　如果发生较高的通货膨胀，便可以瞬间使这样的家庭财产化为乌有，并使他们陷入困境，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将加重社会危机。但是，这场来自流动性导致的通货膨胀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仅仅是刚刚开始，它今后遭成的影响还远没有展开。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看到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不是国内原因造成的，而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原因造成的，这是对中国财富的一种无声的掠夺。

8，中国1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外储蓄将大部化为乌有，这对我国未来的养老保险形成了最大威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过度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结下的恶果。可以说西方国家只用一计，便破解了我国的重商主义，那就是印钞票和投资、投机中国，用纸币大量换取我国的实物和资产，大量投机资本涌进中国，廉价购买中国的不动产，股票，等人民币升值之后，再伺机换汇逃出中国，使人民币再度贬值，作空中国。这已经成了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把戏。

　　而我国政府在早些时候偏偏没有看出这一点，不知道印钞票的大权掌握在人家美国手里，不知道世界早已脱离了金本位时代，还在不遗余力执行“创汇政策”，傻乎乎地用传统的早已陈旧了一种发展方法来积累财富。没想到这些年里将大量的国内资源输出国外之后，换回来的纸币很可能迅速贬值为一堆废纸，使中国的发展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些年里，我国的储蓄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种国内储蓄，即国内银行存款，二是国外储蓄，这就是外汇储备。国内储蓄大约是25万亿元人民币，国外储蓄大约是 10万亿元人民币。但由于美元的大幅贬值，我国的国外储蓄将损失殆尽。对于这一点，国内很少有人清楚地看到国外储蓄的危险，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外向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10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大约20%，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贬值了20%。但人民币对欧元又贬值了20% 多，以欧元来衡量，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幅度更大，大约达到40%。这么多年的对外借贷就在这种升值中慢慢化为乌有。未来三年之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将继续大幅缩水。这将几乎化解掉我国人民十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劳动成果。这是我国实施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大搞对外开放的最大恶果！

　　我国是个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的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将有大量的国民储蓄积累下来，以备将来老年社会之用，但以外汇储备形式积攒的国民财富很快将化为乌有。这对我国的老年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后果必将在10到20年以后清楚地显现出来。

9，危机正在形成中！中国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消化掉数千亿热钱！

　　出现这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时期的政治路线有关，对全球化盲目乐观，过度崇洋媚外，海归学者成了政府的座上宾和重要提拔对象，整个组织路线走了一条吸纳西方精英的道路。而这些人只知盲目照搬西方，完全不按实际情况研究和发现问题，就象当年的王明路线一样。

　　这就是中国未来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即发展战略的严重失误。好在政府今天对此已采取了动作，譬如取消出口退税，限止某些产品加工贸易，增加资源税，提高劳动工资，加强环境保护，适当升值人民币等等。但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动手晚了，危机仍然在形成中。即使2008年不发作，2009年或以后也会发作。而表现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控制中国经济命运，使中国经济利益大量外流，使中国经济殖民化，二是炒做中国和做空中国，使中国经济产生剧烈波动，留下一堆烂摊子。

　　如果发生动荡，精英会逃亡国外，掏空中国，留下来承受苦难的只有贫困的中国大众群体。这种趋势估计将在2008年后的几年内会更清晰地显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怎么办？那就是尽量将流动性这条美女蛇为我利用，而不是让她出笼。4000多亿美元的国际热钱，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笔巨大财富，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经济与外资一起共舞，既让外资获利，也让中国沾光。但如果控制得不好，这条美女蛇便会咬伤中国。

　　因此，消化这4000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是中国今后的重大任务！要让这批资金在中国国内切实发挥良性效应，而遏制其投机性的兴风作浪！

　　这是一场中国在向全球化进军路程中的严峻考验，由于中国不掌握货币发行权，由于当今世界的主导货币是美元，因此，中国越是开放市场，国民财富和资源流失的风险越大。然而，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危险性并不清楚，反而盲目地寄希望于外部资源，将中国发展的希望过分寄托在借助外力和对外开放上面，但所付出和损失的要比所得到的大得多，因此中国要避免得不偿失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

1，中国文化有强烈的精英倾向，而精英群体都是具有反大众倾向的。

　　我国为什么会长时期的走一条过度开放和资源外流的重商主义发展道路？原因在于国内有一个精英群体和外部利益集团代表，他们在积极支持和怂恿政府走这条道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最符合精英集团的胃口。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搞经济自由全球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少数精英的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设下的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一个缺少大众制约的精英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他们的全球化更多的是以牺牲中国劳动利益和资源环境利益为代价的全球化。他们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可以使他们将国内的财富自由搬出国去。

　　这一集团不仅在掏空中国经济，还想在政治上瓦解中国。这是因为这些人里有一些人是从心底里仇恨现政府和现政权的，从思想感情上是反大众的。

　　然而，对于国内存在着这样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精英集团的事实，很多人视而不见，政府更没有引起警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精英的化身。

2，中国有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体制。

　　其实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反大众的精英阶层，之所以这他们不能象中国的精英群体一样具有危害性，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个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也就是民主政治体制。人民的力量可以牵制精英群体。

　　但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威权主义国家，除了政府力量可以对社会利益和力量进行平衡，社会间不具备力量平衡机制，特别是平民大众不具备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政治方面所做的最大事情是收缴劳动群体的权利，收缴平民大众的权利。1982年的修改宪法，去掉了“罢工”这一条公民的基本权利，明令禁止一切形式的大鸣大放大纸报，使中国成了一个既无罢工又无游行又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了一个官僚精英和企业精英可以肆无忌惮地攫取发展成果的国家。

3，执政党已蜕化成权贵资本党

　　没有一个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也没关系，可以通过政府的作用来弥补，政府和执政党可以倾向平民百姓，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但改革30年里，政府也完全沦为精英集团。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已在很大程度上蜕化成官僚党和资本党。

　　由此产生的表现是政府和社会大面积的腐败，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党的失望。这种失望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很多人对胡温政府仍然报有希望，如果这种观望最终转化为失望，那么就是社会危机的到来之时。估计政治危机的时间窗也是在2008年之后。

4，畸形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导致腐败的最大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不追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道德良心，只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堕落的社会。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评论很多，譬如郎咸平就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有一个腐败集团，正是这个腐败集团抬高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成本，搞得普通老百姓民不聊生。

　　但仔细分析，中国社会的大面积和深度腐败，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天生就有这么一群腐败分子，而是由于改革引进的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当这个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得不到政治体制的保障时候，腐败就会盛行一时。

　　看看目前中国人的心态和社会风气，一切都向钱看，一切的追求都是钱。为了钱可以铤而走险，贪赃枉法。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极度金钱化和物质主义？就是改革引进的这种经济体制。

　　人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人。当今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受制度影响，特别是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因此，效率至上的自由化市场改革，是大面积腐败的根本原因。然而，今天的中国还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照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引进“赌博经济”和“投机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必将将中国经济引上危险之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形成，这种制度必将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新的影响。如果极度自私牟利的思想在中国泛滥，中国会出现社会主义回潮。改革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改革之路必将时刻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矫正。

　　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中国今后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工夫，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社会还要进行讨论。中国又到了理论探讨的新时代。下一步的改革必将是一个新的理论探讨的改革。没有新的改革理论的诞生和合理的新制度的建立，眼下这种改革的翻车性很大。

5，中国已经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无产阶级化，两大阵营的交锋已经开始。

　　中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私有化，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在这样一场分化整合的国民财富再配置过程中，改革已经培育出了数量众多的无产阶级。

　　进入21世纪，世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就是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财富逐渐被小数人和国家所拥有，人民已经与国民财富的所有权无缘。这是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国家。

　　这必将出现一场新的政治力量博弈。当下的中国，两股力量、两大阵营已经摆开阵势，已经开始激烈的交锋。一场新的权利运动和财富争夺运动必将展开。这一切都将在2008之后。

　　大众的新平mingyun动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的活动会交织在一起，如果这种合力产生了共振，便会共同对政府形成冲击。政府如果继续腐败下去，甚至站在右派阵营压制左派阵营，那么这个政府便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大众的新平mingyun动力量会逐渐强大，在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双重挤压下，这一群体的反抗性会越来越大，中国的政治危机危险性也会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平衡劳资之间的力量调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了劳资和平相处，这个国家才能和平发展、平稳发展。鉴于此，中国今后必须在两方面做工作，一是稳定企业家群体，增加富人的安全性，使这一群体不将财富转移国外。二是加强工会和劳工组织的建设，提高劳动群体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减少贫富差别。特别是要建立劳资双方的对话机制，互相沟通思想，交流意见。使劳动与资本成为一对相辅相成的建设力量。

6，民粹主义和极左思潮是克制新自由主义的一剂苦药

　　如果中国向着极右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迅跑，极左的思想和平民主义便会出来阻挠。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基本上已经认识到了极左的危害，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矫正极右的发展趋势，反对派们又会搬出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端，其实这两种倾向哪个都不可缺少，只是不能走向极端。只有平衡和综合了这两种倾向，中国才能平稳发展。

　　可喜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由两极向中间靠拢。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左中右的大联合上。而左中右大联合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新的民主自由的政府身上！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不会协商妥协，而这个好的政治制度就寄托在胡温一届新政府身上。

　　反之，如果分歧加剧，导致分裂，迎接中国的就是新的灾难。

mark1970

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



好文!!!

老山东

教改，是把二老逼疯；

房改，是把你腰包套空；

医改，是让你提前送终！

Vikinglu

郎咸平：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从根本上反对产权改革

人物周刊记者：陈静 布斯 黄广明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但是这次暴露的危机，我认为是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唯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贵刊这次评为我“年度人物”，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
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它产权结构是不变的，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工商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藏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就应该理解到我国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目前的产权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我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任何职业经理人都是“保姆”。只有充分地尊重产权，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保姆。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做的？欧洲的产权改革，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还需要多讲吗？

　　人物周刊：反对者并没有否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是重要性不如产权改革。

　　郎咸平：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小了。我们一直围绕着产权，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事实上，我的切入点，更超脱一层。我们今天要确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尊重国有产权，也要尊重私有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这才是强国的根本。他们对职业经理人制度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讨论交通规则，不是选举，这是几十年的积累，只能表达，不能辩论，这是对思想的尊重。辩一辩就改变，那叫什么思想啊。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个阶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民心之所向。我比较赞成的是英国式改革，国有企业做好了卖给大众。可是，要像英国一样改革，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英国一样高效率的股票市场。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做。产权是国家的，在这种理念之下，国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业运作，这样和英国、美国的大众持股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物周刊：用“国有资产被窃取”这一问题来阻止非国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为他确信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并且他更欣赏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评价，你如何看？

　　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我主张的强权是以民为本的强权，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作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唯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作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辛亥革命有100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错误的方向，民主和议会选举，错了，如果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强权社会，由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法治化，像德国、法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早就是一个超级强国，早就不需要走这么多弯路了。所以，我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理念，这是误国误民。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的？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强权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强权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强权是以民为本的强权，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中立的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强权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集权，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的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绝对不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任何的好感。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得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但是这次暴露的危机，我认为是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并不是以后要搞共产主义，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那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riverchen

用时3小时，读完了全部几篇文章

怎一个“累”字了得

建议有时间地同志还是看看，至少兼听则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