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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余谈/孙国栋
(博讯2004年7月19日)    孙国栋


     　　大约一年半前，我读到《河殇解说词》及三联书店出版的《河殇》，心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沉重。后来又看到《河殇》电视集，《河殇》作者们那种深沉的忧患感和追求改革的热情，用极富文学的笔触、透过旁述者充满感情的声调，从荧光幕上迎面喷来，心头不觉为之震动。但是对《河殇》思想上的瑕疵及知识上的错误，又感到一阵空虚与失望。两种心情在我心底交织回旋，唤起我五十多年前一个深刻的回忆。 [size=-6](博讯 boxun.com)

    （一）中共之失，何归咎于中国文化？

    　　五十多前，芦沟桥事变，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爆发，我正读中学，政府号召全国总动员，奋起抵抗凶残暴虐的敌人日本。一时人心振奋，百年来日本侵华的仇恨都涌上心头。不久，有抗战歌曲兴起，我第一首学唱的抗战歌曲是《保卫中华》。“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族的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跟着流行的是哀感的《长城谣》，稍后，歌曲的主题常围绕黄河。《黄河大合唱》犹激发人的雄心壮志。在大后方的城镇，只要有一人在街上唱，必有人随声而和，先而三四人，继而七八人，再而数十人，常常不期然而汇成一道歌声的洪流，回旋荡漾，慷慨激昂。后来我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原来“黄河”与“长城”同样带给异域的中国人不少光辉与怀念。中国能在军备极劣势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所凭籍的就是这股热情。中国文化、黄河、长城，在中国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贵。不意五十年后，它们变成了诅咒的对象。五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什么变故？五十年啊！中国文化依然、长城无恙、黄河安澜，只是四十年来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引起了大陆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应，他们内心要求民主改革，但不敢直接指斥中共，于是发泄于中国文化，而连及黄河与长城。他们把眼前的不合理现象，一一归罪于中国文化，说“可以从我们民族最深奥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河殇》序）。文化与政治，当然有相会合点，但两者决非重合，因为文化较具恒常性，而政治设施常随政权而转变﹔所以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必须分别观察。尤其近四十年来，中共激烈反传统文化，而《河殇》却以中共所作所为，归罪于传统文化，是无异于为当政者文过饰非，以文化为代罪羔羊，模湖了读者的视线。

    （二）《河殇》作者观念落伍

    　　当然，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因为几千年历史必有沉积渣滓，我们决不能因对民族的热爱而无视了民族文化的弱点﹔更不应鼓吹民族的激情而牺牲民主与自由。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创新境、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决不能浅薄地主张全盘地抛弃中国文化。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须有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则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滋养而生长。所以我们争民主自由，同时必争民族文化的强健。

    　　《河殇》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时不一致。有时认为中国文化原来是开放的、丰富的，现在衰弱了，“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有时却认为中国这种黄色的河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现在只是垂死的挣扎，应该把它抛弃，去学习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两个观念，看来相似，其实极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后者是病态的。因为民族与文化，血肉相连，凡企图抛弃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种文化，只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这毫厘之辨，非常重要。

    　　我们又必须认识，民主自由只是生活的外延，他必须更有其内涵──如价值的取向、思维的方式、心灵的向往、生活的情调、行为的轨范……都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所以能凝聚其民族，力量即在此，抛弃民族文化，民族会解体，民主自由亦无所寄托，这是极深沉的问题，《河殇》竟未加理会！

    　　而且再进一步观察，近三十年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旧的“欧洲中心”观念已被抛弃，而代之以“全球意识”，一种多元的、协调的精神，成为现代文化的基调，不但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学者亦在寻找东方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各种民族文化都受到重视，将来的世界文化，必为各民族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益的大组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姿采是多方面的，绝不是由某种文化所独占的。各民族正应努力健全其民族文化以求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不是相对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河殇》只知倾慕十九世纪带有侵略性的西方工业文明，不免显得有点落伍了。

    （三）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两年来讨论《河殇》的人很多，我本想写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笔，因为我觉得《河殇》作者们虽然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他们都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一种极高贵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运发生以后，《河殇》作者们都挺身参与民运，可见他们倡言改革，是怀抱极大的真诚，决非空言泛泛，这种精神与勇气，实使人敬佩，我不愿因评论《河殇》而稍损他们的形象。而尤其听说中共正大力批判《河殇》，我知中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评柏杨，北京《光明日报》未经我同意竟删节转载我的文章，柏杨于是诬蔑我为中共的文化打手，我不愿评《河殇》再蹈评柏杨的覆辙，所以迟迟未下笔。但是我内心总感到不安，因为论学第一要义在求真，《河殇》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其中既有可议之处，应该让作者与读者都知道。知而不言，决非论学求真的态度，恰巧最近柏克莱大学的中港研讨社邀约我讲话，该社正播放《河殇》，于是我以“谈河殇”为题，吐出我的感想，本文由讲稿整理而成。两年来，各报章杂志讨论《河殇》的文章已不少，我只是补其余义而已。

    （四）“河”未“殇”也，仍请爱之

    　　既谈《河殇》，让我们先从黄河说起。“《河殇》第五集《忧患》说：我们不知道古时候黄河是个什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孕育变成肆虐的一条河，母亲变成了暴君……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第一集《寻梦》又说：“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再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河殇》虽然是用一种文学的、象征性的说法，以表示黄河文化之不可能再兴，但总由于对黄河历史的不了解所至。黄河的水量，古今相差不远。黄河所给我们祖先的与给我们的正相似。黄河之为母亲抑为暴君，全操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能利用黄河的赐予，于是黄河为母亲，后代的华夏子孙不肖，糟塌了黄河的赐予，黄河便变为暴君，不是黄河辜负我们，正是我们辜负了黄河。如果我们能发愤，黄河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再创发一次光辉的文明。现在让我们看看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的经过：

    　　黄河水系滋养我们民族生长，这是世人所共认，但我们不要忘记四千年前大禹疏导九河的故事，这是我们祖先接受黄河赐予的一分努力。自从大禹治水以后，商代文化即长成于黄河下游的淇水流域，周代文化则成长于黄河中游的泾渭流域，春秋中原的百余诸候国都散落分布在黄河两岸的支流。古代黄河两岸有不少湖泊与长江相似，可以调节河流水量，而且我们祖先，很早就注意沟洫水利，所以当时黄河患少而利多。黄河下游一带，近代是黄河泛滥区域，古代是风光美丽、文化优雅的乐土。我们读《诗经﹒国风》邶、庸、卫之诗可知。尤其卫国，正是商代后期殷墟的故地，不但文化高，而且生活极有情意。在卫风中描写卫人在黄河淇水间生活之诗不少。如《卫风﹒淇奥》之诗：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如《硕人》之诗：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他们的生活，既优裕而有情致。

    　　河之为患，总由于利失修所至。春秋初年，北狄侵入卫国，把卫地一带的农田水利破坏，约六十年后（周定王五年），河徙，这是自大禹疏九河以后、见于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改道。后来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居邺，邺京近卫，在漳水、卫河之间，漳水通卫河，卫河接黄河水系，文侯使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又恢复为乐土。所以修一分水利，引一分河水溉田，河水减弱一分，就收治河一分之功。

    　　到了战国中晚期，各国兵争，时时互决河水以浸邻国，完全不顾全盘性的水利地势，于是水文破坏，河患渐重。

    　　至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一带，因水利失修，影响及于全河，造成的河患更为严重。因黄河中游汇集泾、渭、汾、洛、伊、涑诸川之水，当夏秋霖潦之时，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汇于黄河，于是将沿途松疏的黄土冲刷入黄河，以致黄河的含沙量极大，这是河患的主要成因。所以如果于黄河中游关中讲求水利，引诸川之水以溉田，使水不集汇于黄河，不仅关中得沃野，农地绿化，减少浮沙，则汇入黄河的水量与泥量俱减，下游河患可以减轻。所以关中水利的成败，关系黄河全程的利害。现在我们读《汉书﹒沟洫志》，就知秦汉时对黄河的水利事业非常注意，犹特别留心于关中。

    　　《沟洫志》所载，秦于战国时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溉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汉武帝时使水工徐伯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河东守番系建议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武帝乃发卒数万作渠田，又引洛水，井深者四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名曰龙首渠。武帝元光中，（公元前一三四年至公元前一二九年）河决瓠子，久不能塞，武帝自临决河，令君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宫。而导河北行二渠，梁楚之地无水患。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黄河上中游地皆引河及川以溉田，又于关中开灵轵渠、成国渠、讳渠以疏引诸川水。其于小渠及因山陂引导水流者不可胜数。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年），赵中大夫白公引泾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请注意这首民谣，不但水可以溉田，泥可以肥田，于是流入黄河的水量和泥量都可以大减，可谓一举而数善备。

    　　西汉大力治理关中水利，虽然黄河下游的溃决乃不能绝，但西汉的隆盛，其经济地理主要在黄河流域，可见是受黄河所哺养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长安大乱，关中水利破坏。《沟洫志》说，王莽对于治河，“但崇空语、无施行者”。要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七零年）王景再大力治河。

    　　东汉迁都洛阳，对于关中水利不如西汉注意，魏晋南北朝政局纷乱，当然未留意治河。

    　　直到隋唐重都关中，然后再整顿关中水利。现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所修的水利工程就不少。如京兆府的刘公渠和彭城堰、长安县的漕渠、蓝田县引南山水入京师、郑县的利俗渠和罗文渠、又有姜师度所立之扞水堤、华阴县的漕渠和敷水渠、朝邑县的通灵陂、韩城县自龙门引河溉田、合阳县的阳班湫、宝鸡县的昇原渠和高泉渠、中部县的上善泉、回乐县的特进渠、会宁县的黄河堰、朔方县的延化渠等。

    　　而且汉唐两代立国，常是两面形势：一面是坐关中东向以控制中原﹔另一面以东南为背，面对西北。汉代之击匈奴、通西域﹔唐代之逐突厥，都是吸收东南资源以发展西北，所以对西北黄河上中游地区较注意，努力讲求水利，自然减少下游灾难。故唐以前，黄河利多而害少。

    　　自宋以后，黄河之患乃严重。

    　　此重病实结胎于唐末五代两宋。

    　　唐代晚年东边有藩镇割据，藩镇合力治河的，只见魏滑两镇﹔西方有吐蕃之东侵，以至黄河中游的水利破坏。加以五代时，后梁后唐沿河作战，互以河水相淹。五代以后，长安不得复为帝都，北宋迁都东方的汴梁，关中几成边塞。宋与西夏的战争就近在关中。于是汉唐所修的关中渠道，因失修日久，河床日深，渠口露出水面，水不能入渠，尽成废道，以至农作物愈少，泥土风化日甚，流沙汇入黄河日增，至下游河床日高，一有溃决，贻害数千里。加以自宋以后，历代治河成为一极大糜费，不少国帑，入了治河官员的私囊，八百年来，惟求方便，只知增堤防决，从不知治本清源。

    　　当中共取得政权之初，大聘苏联专家来建堤坝。我当时已觉得这是下策，因为黄河之患，在于含沙量太大，必须于上中游诸川修复水利，引泾、渭、汾、洛诸水以溉田，减少流沙入河，绿化诸水两岸，以免沙化日甚，再疏导下游，才是根本治河之道。徒建水坝，不足以治河。果然中共所建之坝，全无积效。加以中共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如“土法练钢”“农业学大寨”等大多违反环保知识滥伐森林，乱开垦地，对私人采伐更毫无管理，至土地的林覆面日少，平时无法储蓄水量，遇雨即水土流失，涝旱相继，于是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

    　　黄河、长江是我国南北两大动脉，欲中国复兴，必使此两大动脉重复生气。修治黄河，是一项绝大工程。因为现在关中一带黄土，被河川割裂，河床深陷，两岸常为高地，修治水利极杂。但是，这一难题我们必须面对，无可回避，惟有奋起精神，利用现代科技，结合历史知识，从头整顿。要达成这目的，必须道先调整我们的心态──把怨怼黄河之心，转换为爱护黄河。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河，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只要我们能发愤，黄河所给予我们祖先的，必可再给予我们，黄河文化必可与世界文明相汇流而创发出更光辉的未来，“河”绝未“殇”，我们仍应以黄河而骄傲，请为黄河文化再创发一新境界而努力吧！     （五）舞龙并无“戏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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