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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初期，我们家被抄四次。当时在兰州市，住市文化局所属中山路的大杂院里，十几户人家挤挤一院，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上房左手只十一平方米的一间屋。我们是在一九六零年从北京下放到兰州的，家中一榻一桌而已，而与众不同的，也是家中仅有的，就是从北京运来的上千卷书籍。每次抄家，也即是上一次抄家反复归还而逐渐散失的多卷书籍。大杂院的十几户人家，也只抄我们这一家。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被关押，微薄的工资亦被扣发，我和孩子们的生活一时无着。当时老右派袁炜一家住在我所住的中山路对过，与我是对面邻居。我与他是在街道统战部门为右派办的学习班里认识的。他原是《甘肃日报》总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因为一腔忧国热情，毅然离开日本返国，而且直抵延安根据地，结果又被延安方面以“特务”嫌疑，在黑暗的窑洞中关押了半年，多亏他任《申报》总编的舅舅向毛泽东直接抗议，得以侥幸获释。四十年代中期他曾赴缅甸，中共建国后返国准备回内蒙古老家，途经兰州市，被友人挽留，任《甘肃日报》总编，直至五十年代反右时为止。与袁炜多次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坚韧，他又是我的近邻，在危难中，我登门求教。他所住的大杂院，原是他妻子孟夫人私产，经过房屋充公改造，他家四口现在只住西厢房一大间。那天，我一进门，见到他，泣不成声。他没有安慰我，却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哭请回吧！”我之能够在后来的十多年艰难岁月中，能从不气馁，再不流泪者，是袁炜给我的影响。确实，面对惨淡的人生，眼泪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时间流泪的。就在那一天，袁炜为我和孩子们安排生活。袁炜自己在反右后，在处理阶段，选择了“自谋生路”一条规定。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的人们不管是如何被斗争、被处置，都不敢脱离组织走“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他曾经制雪花膏摆过摊，并修补瓷盆、茶壶。现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串大街走小巷收购破烂，每日出门两次，将收回来的破衣裤，由孟夫人洗补再卖，不能补者拆成破衬用稀浆水打成褙衬卖给鞋厂，然后将塑料、铜、铁分类卖给收购站。当日袁炜 说，因为我年轻力富，最好也挑个担子，跟他一起上街，可以多收些破烂。我当然还没有这个勇气，他说，那么，就在家帮助孟夫人拆破衬、糊鞋帮吧！他自己则多上街几次。至于孩子们，大的已经辍学，也跟他的孩子到铁路边拾煤渣吧。为节约开支，两家就合在一处开伙，如果劳动所得支付生活后还有所剩余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太君子，也不要太小人”，大家分几个零用钱吧！安排完毕后，因为两家都是右派，均属“专政”对象，袁炜主动到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备案，说明情况，方得安生度日。从此，我开始了以拆破烂为生的生活。白天，袁炜先生上街收破烂，我和孟夫人在木板上以破布糊鞋帮，到鞋厂兜卖鞋帮，到收购站送卖破铜烂铁、塑料等。忙碌一天。到晚上，吃过孟夫人粗粮细做的饭食后，再在黯淡的灯光下拆当天收来的破衣烂衫。西北地区尘土多，拆时破衣上的灰土飞扬，几乎模糊了电灯光，空气呛人。开始时我曾埋怨土脏。袁炜说“难道只你一人感到”？我听了很惭愧，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自私。至于孩子们则玩得很高兴，她们搜集各种钮扣，掏摸破衣服口袋，她们在一件破衣口袋里摸到两颗乒乓球大小的绿色石球，这两个石球她们一直珍藏至今。我们一面劳作，一面讲故事以打发长夜与劳苦，凡读过的中外名著，都拿来复述。我们讲《巴黎圣母院》、《亚尔培·萨伐龙》、《聊斋》等，还互相补足遗漏部分。有一次一间手套厂的人来，叫孟夫人去做临时工，她带我一起去。在路上，她轻快地与人招呼。我们是站在零下十几度的露天工作，为手套絮棉胎，不时得跺脚、搓手以取暖，脸都冻成紫色的了，可是孟夫人很高兴。孟夫人是山东邹县孟子世家小姐，父亲在三、四十年代为兰州富商，她与总编结婚时，父亲以一个大院作为陪嫁。她过去使用佣人，其中有白俄佣人。她自己皮肤洁白，人称“腊美人”。我常常忧虑，担心将被遣往乡间务家。但是孟夫人说：“那我们可以种许多韭菜，如果去内蒙古，我们设法弄一条骆驼来骑！” 家中的书抄光了，也没地方去借书。过了一段拆破烂、糊鞋帮的日子后，我很想看书。我向袁炜提出来，能否收几本书来看看，如有什么砚台、花瓶等古董，也请收购回来，勿错过机会。袁炜听了叹气说， “真是积习难改，砚台等东西太重，收了没有用反而要惹祸”，他坚决不收，至于书籍，也太重，但他可以收一些，让我看后，再卖回纸厂，只是多付点劳力而已。但是那时有书的人家早经抄没，收不到什么好书，在历次收来的书中，我留下了三本，其中两本是三十二大开本的图文并茂的针灸学经脉穴位大全，及一本精装的《本草用法》。这三本书，历经周折，带回到杭州。其中《本草用法》一书，在我临来纽西兰时，赠送给友人萧山名医周明道为纪念。两本针灸学则仍存在杭州芷阁。

针灸医学，我过去从未涉足，有了这三本书，出于对文字的饥渴，暇时我即手不释卷，精读细研，于是将十二经络，各种穴位，补泻效能，都记得烂熟，只是没有机会亲手针治而已。到了一九六九年春，我们真的无可避免地要下放农村了。当时农村盛行赤脚医生，我当然没有资格当医生。但是我想，若能掌握针灸，有实践机会，多一种技能也是谋生之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一个右派医生朋友，他是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原为该科主任，技术精湛，名叫郭景岳。第二医院离我家仅几分钟路程，郭医生在反右后，遭妻子抛弃，一个人住在医院宿舍。我们是通过老友陈文乃的关系结识他的。后来二幼患病住院，深得他照看，遂成深交。他常在放射科值夜班，我们全家就步行前去陪他谈天，夜间放射科没有病人，他时为我们检查身体，为陈朗照射肺部，观察病情。当郭大夫知道我有学习针灸的想法后，他为我出了个主意。第二医院有中医科，有一位针灸名医刘大夫，因为曾经被北京方面接去为刘少奇、王光美治过 病，文革开始即挨整。当时刘大夫被贬，在门珍部被监督行医，时在冬日，他必须比其它医生早到，为门珍部的铁炉子生火取暖。因为郭大夫与刘大夫同是右派，同病相怜。郭大夫让我在早晨无人时亲自找刘大夫说明真情，请求赐教。他鼓励我说，刘大夫是很好的人，必然乐于相助。果然在一个早晨，我到第二医院中医门珍部找刘大夫。刘大夫已在打扫房间，生炉子，我向他作了诚恳的毫不保留的自我介绍，并相帮他生炉子，我即将去农村落户的处境，和我自学针灸的情况受到刘大夫的同情。刘大夫没有犹豫，他是如此善意，如此爱护后辈，将我视为共患难者，他不但教导我，还找了件白大褂，让我穿着，为他在施治时帮他拿那个装针、艾的白瓷盘，让我紧随他身边，看他操作。他向来上班的同科医生介绍我是乡下医生，是来见习一段时间的。

我在刘大夫身边时间不长。我被街道办事处限定日期离开兰州市，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我在这短时间内，得到了我国最优秀的针灸大夫的无私亲灸，他还传授给我治牙疼的特技，我还是值得庆幸的。临别时，刘大夫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回到兰州，千万再到他这里继续学习。他还有许多心得技能可以传授给我。但我终于再没有机会返回兰州，再无机会聆听刘大夫的教诲。至于我所学到的针灸医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竟能悬壶济世，得以谋生。

一九六九年春三月，我随上海人难友徐乃静同抵陕西富平白村。我们是去投奔徐乃静过去在张掖技校的一位老同事白玉欣的。白玉欣是孝子，因为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自张掖某单位遣返原籍劳动，他是独生子，即辞去公职回乡务农奉侍父母。娶了一个贤淑的农妇为妻，生有二子一女。他亦曾自学西医，是村里真正的赤脚医生。我和徐乃静加上彼此尚在幼年的孩子们，一行七、八个人，经天水、甘谷、宝鸡、西安，在西安坐上廉价的装猪仔的闷子车经咸阳，在阎良站下车，然后步行到白村。这一帮人像乞丐一样，穿村出村、群犬乱吠，我们就在犬吠声中千辛万苦抵达白村。第一晚即住在白玉欣家（以后我们另有别院居住）。白村都是土房，所谓村街即是两排房子中间的泥路。房子结构，临街一面均为前院，是织布机房与畜牲饲养处，进二门为中院，两厢卧室，一厢带厨房，中间天井，为主要活动场所。出后门为后院，是菜圃、露天厕所所在地。有些人家在后院里开有窑洞，作为别居。我们七、八个人就和白玉欣父母同住一边厢房，同睡一个大炕。炕占厢房的三分之二大，他们让我们睡在窗户边，靠近炕洞口，明亮温暖。吃饭时，大家盘坐炕上，贤惠的媳妇在地下上汤上茶。晚上，点着棉籽灯，宾主仍盘坐炕上闲谈，媳妇们则坐在地上的蒲团上用手摇木纺车纺棉线。关中原是产棉地，农户都自纺自织。女人们都穿着茹色、墨绿色的粗布衣，纺车吱吱作声。这里的世界与城市的斗争硝烟截然不同。虽然白村正是春荒时节，虽然也有农村的斗争，但这里落后，当时还没有电灯、电线，还没有广播，更没有报纸，使人感到远离恐怖……

就在白村落脚的第一晚，我正处在身心的劳顿中沉沉睡去，听到白玉欣隔着纸窗轻呼我起床，他让我带上针灸医包跟他出诊。我们去的地方离白玉欣家不远，病人是个青年，刚从铜川拉煤回来，腹胀难忍，家中已挤满了人，连大队书记、公社干部都到场了。因为前不久，白村已有人从铜川拉煤回来时，可能饮水不当，也患腹胀，不治而亡，有此前例，人们都很紧张。富平是黄土高原，一直缺乏燃料，农民们必须于农闲时，带上在炕洞中煨出的或由芝麻叶掺面的干烙饼，沿途喝河沟井水，拉着板车，走上几百公里，来回十天半月的到铜川露天煤矿捡拾煤块，方能补足燃料的不足。眼前这个农民，名叫白广地，父亲早死，是家中的一脉单传，祖母八十多岁了，他的忽然腹胀，令大家非常担忧。白村偏僻，半夜里，能请到的医生也只有白玉欣和我！人们对我们满怀希望。白玉欣招呼我先行针灸。我这是离开刘大夫后的第一次单独为人治疗，但我没有惊慌。我让病人挪至炕边，我先针两手的内关穴，再针两小腿的足三里穴，然后针腹部穴位上脘，准备再针中脘、下脘。没有想到刚针入上脘，病人的腹痛立即缓解，当时人们高兴的场面可以想见。那晚白广地家为大家做了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白面条，摆了只有贵客临门时才摆的四碟子：一碟蒜、一碟葱、一碟腌菜、一碟黄豆芽。大家对我说着感谢的话，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第二天上午，白广地亲自到白玉欣家向我致谢。然后白村的几十户住家在粮食欠缺的季节，家家请我吃面条吃水饺。不久，名声远扬，邻近米脂、耀县的农户也来白村请我医病，为此我跑了富平邻近各县。白玉欣原来有个计划，他说我和他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到缺医的陇西山区行医，可以挣点钱。但是这个计划未及实施，我即离开了富平。当时白村还没有小学，白玉欣和村干部都挽留我说，只要我们两人愿意留在白村，他们一定设法打深井，架电线，办小学。可是我那时还那么向往文明，还不肯认命，还想在城市中发展。那时我和徐乃静都只有三十多岁，两人都戴一副近视眼镜，用白村农妇的话说是“走路走在街心（白村妇女靠边走路），坐在炕上跟男人说话”的两个女人。是呀，我们在兰州被人驱赶，一无是处，而在白村却受到尊敬和重视，可是还要离开，人是多么无奈与矛盾。不久，我还是带了孩子比徐乃静先离开了白村。我的朋友白玉欣、白广地用独轮车送我们到阎良乘夜间火车。傍晚独轮车停在涸干的石川河底休息。两位朋友对我说：“不管你去到何地，若遇到困难，千万回到白村，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归来。”我的前途真是非常渺茫，我将回到杭州郊区，没有户口未知能被接纳否？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返回富平，还会住在白玉欣准备为我开的冬暖夏凉的窑洞里。那晚，天上星星闪耀，这一段朋友的真情，皇天后土实所共鉴。那晚的情景，我永生不忘。离开富平回南方，我确实又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时常使我对善良的富平人们思念不已，但我终究没有回去。我在南方农村，除了行医外，又学习了裁剪成衣，又多了一个谋生的技能。教我学习成衣的师父，后来也成了我的终生好友，我也会记录她的往事与热诚，作为我对善良人性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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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的故事

（一）

在神州大地，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人们为了进城，演出了许许多多悲壮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五七年反右以来，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乡之间，现在也只能约略的写下其中的煎熬。

自一九五七年身为学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后，在福州近郊宦溪、连江等地，立即开始繁重的林场劳动，但尚是城市户口，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当时我们所居住的兰州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以强制手段统统“扫”入农村！是年春，陈朗已押往青海红古农场，我和孩子的户口，则将从兰州市落到了陕西富平农村，成为只有从事田间劳动才能获取口粮或是即使劳动也得不到口粮的农民。城市的居民户口归公安系统管辖，粮食关系则归粮食部门管辖。下乡时则两者都要迁出，粮食是命根子。我在兰州办理下乡手续时，比别人幸运得多的是，得以保留粮食关系未动，可以领取粮票，有一年多的时间，尚没有为买粮食发愁。当时的兰州因下放市民到农村，在各街道办事处临时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迁出户口、粮食关系后，才能到办事处领取一张证书，以作根据，这张证书是身份来历的证明，至关重要。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专门办事员，是一个廿多岁的来自浙江绍兴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条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谁介绍，她来找过我，让我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绣些花。因她听别人说，我会不经描图而随意刺绣。我就为她带来的孩子衣帽上绣了些图案，她非常满意，为此来过我家二、三次，算是老相识了。她是个共青团员，此时成了专司户口、粮食关系的专职人员，与我当时的处境更是天壤之别。想不到她竟照顾我，主动给我保留粮食关系，让我托人每月仍能领取粮票，让我在真正获得安定后，再迁出不迟，解除了后顾之忧。我到了富平农村，缺水少粮，最低的温饱水平也难达到，孩子们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还想挣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变一下现状。我又带了孩子长途跋涉回杭州。

离开富平经过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们的鞋都湿透了。在西安等待转乘火车，为节省钱，在一个小客店的楼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车上，我将随带的唯一一条肮脏的棉被包裹着两个孩子大幼和二幼，将她们绑在行李架上，把她们的湿鞋送到锅炉房去烘干，差点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车时，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万苦回到杭州郊区，住在二姐的土墙茅舍里，顽强的想寻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师，文静内向，体弱多愁，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说她隐瞒三青团员区分队长的身份，从严处理，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她无力打柴挑水，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文革初期，不堪肉体折磨，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无力医治，复发频仍。我住她家的时候，由我照顾她，以便让务农的姐夫，白天能够出工劳动。我和三个孩子（三幼此前已寄养在二姐家）的户口在杭郊农村是很难报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个农民也是不可求的。农村的粮食，上交公粮后，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况是外来的缺乏劳动力的妇女儿童，又是政治罪人。报不上户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来，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加强，升级到草木皆兵。像我这样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是众矢之的、斗争的对象。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份子抓起来实行关押审查。一九七零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乡间以“无户口”、“盲流”罪，第一次被关押。对被关押我没有畏惧，但是我心痛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她踉跄跟随簇拥我的人群，一路呼唤我，我心如刀绞。我们被关在当地龙坞中学礼堂里，竟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来的漆匠、弹棉花匠等手艺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后来我们都熟悉了。她们的来历是：一位五十多岁妇女，是杭州菜市桥人，夫死后嫁给方家畈一个老农，户口在城内并未迁来，也算“无户口”。第二位是当地龙门坎农妇，富农成份，夫死后，与本村一个地主鳏夫相爱，也抓来侮辱之。第三位为一个三十多岁文静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分配在凌家桥小学任教，为二年级班主任，因该校在厕所内发现一张二年级语文书扉页上的毛泽东像，追查下去，正是她班学生所为，校方认为是老师的责任，又是出身地主，经过批斗，判处两年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刑满释放，回家务农。当地的妇女都会编织竹篮，她即以编篮之技能到桐庐、富阳山区多竹之处以编篮谋生，因以“在外盲流罪”亦被关押。她名叫杜婉珍，与我是杭师前后校友，后来我俩成为好友。杜婉珍终身未婚。第四位亦是个农妇，名叫淑贞，不知其姓，外貌文静，沉静寡言，她不是单独一人，是全家四口连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随而来。淑贞浙江开化人，出身地主，受过初中教育，当时约三十多岁，家庭变故后，她以裁缝为生。开化农村贫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带农村上门为人成衣做鞋。当她来到外桐坞谋生时，与当地农民王小毛结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开化的农村户口就是迁不进杭州郊区，大女儿都九岁了，她还是以“盲流”罪被关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贞单独关押受罪，就全家都来“同甘共苦”。所关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当地的贫下中农，也唯有王小毛不气馁，一股义愤填膺的样子，没把看守人员放在眼里。王小毛来时不但带来了两个孩子，还挑来铺盖、煤炉，像搬家一样。一进门即打开席子，安顿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后。大约是我的神情自若吧，几乎人人都来向我探讨他们的个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征得淑贞同意，我在她家席子上躺了多时。第二天早晨，在礼堂门口放了一张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问、记录，然后口头敕令。比如对我说的是“限于‘十﹒一’国庆节前离境”，否则后果自负云云。于是纷纷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说明“罪行”升级，再解往公安局继续查究。我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转眼将到“十﹒一”国庆节，我想尽可能的逃避一下。国庆节前几天，姐夫要到数十公里外的富阳县买小猪，我早想一游郁达夫故居，就随他到富阳，拟再转道杭州，想在老同学夏月霄家住几天，一避风头。那日起得很早，与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转塘镇，乘上自杭州抵富阳汽车，到了久慕的富阳县城，已近中午了，我们先在小饭馆中吃麦面，还打了半斤黄酒。饭后，我独自行动，先找到郁达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筑内徘徊多时。对富阳县这个三国孙权的故里，以及它所保留的古城韵味非常欣赏。穿越了许多小巷，然后登上鹳山，徘徊在春江第一楼，凭栏俯眺富春江，观看烟树、白帆、翔鸥。浙江发源于婺源浙岭，流经休宁一段称横江，流经屯溪、歙县一段称新安江，流经桐庐七里泷一段称桐江，有严子陵钓台，再顺江东流经富阳一段即是最妩媚的富春江。历代文士、画家都对它有优美的描绘，尤其是宋李嵩的《春江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传世名作。富春江再顺流而下在杭郊转塘镇作了个大转弯形成一个“之”字，人称“之江”，之江入海处是个喇叭口，海涛涌入，形成有名的钱江潮，吴越的人们说这前浪推后浪，是文种和伍子胥的忠魂义魄在作怨愤的发泄。直到黄昏时分，我乘末班车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盘桓了三天，看望了母亲。过了十月三日，估计险情已过，我回到了龙坞，不料即在当天晚上，再次被抓被关押。这一次，二姐的情绪稳定些，她还让三幼、卓妹（二姐与农民所生的女儿）送煮鸡蛋给我充饥。这一次关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数、身份有所变动外，其余各位如杜婉珍，女富农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倾巢而出，铺盖、煤炉，这一回既是患难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贞也开口说话了。王小毛发牢骚说，淑贞和他结婚都十年了，户口报不进不提，要求见个人、说个理也都推委了事，没人答理，可是运动一来，就当“盲流”来抓，也太不合理。我对王小毛说，若能采纳我的意见，言听计从，我可以帮助淑贞。王小毛睁大了眼睛。我说，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询、记录和放人，放人时，你务必大胆赖着不走，争取罪行“升级”上那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老婆儿女，铺盖煤炉都上去，不要害怕，坚决随行。第二步，你既进了这个深似海的平时进不了的公安局大门，平时他不理你，这时你不理他，等问你了，就面述详情，农村户口迁农村户口，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他们点头就能办成。第三，他们不给你办，你坚决不走，办好了才走，死活赖着，千载良机，万不可错过。翻复陈述利害，晓以大义，王小毛终于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礼堂门口放张课桌，查询、登记、训斥、限令、放人。我站着见到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辆卡车，才放心的踏着晨露回二姐家。被押放行后约五、六天，杭州岳坟有菊花展览，我带了孩子进城让她们见识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坟碰到了王小毛，郊区公安局离此不远，他是出来为孩子们买馒头的。我问了情况，他说公安局已答应行动，迁办。我让他坚忍，住着不走，趁热打铁，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们又要在龙坞中学礼堂一起过夜，又于事无补，何时了结？他肯定地点了头。我又教他若没钱买馒头，就让孩子向公安人员求乞。王小毛的态度真是“孺子可教”。

这一次分别后，要等到一九七五年冬才再见面，那时我已在杭郊留下镇代销店谋生。留下镇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坞约十五华里，同属杭郊范围，那时两地尚未通公交车，外桐坞农民购买日用品可东去转塘，亦可西来留下，都需步行。来留下需翻越大岭（即西溪发源处）即可抵达。我所在的杂货小店在留下镇东头较偏僻处。那一日王小毛正到我店购物，近五年不见，相见之下，非常高兴。他说通过那次奋斗，淑贞与孩子的户口都获得了解决（淑贞原无户口，规定孩子随母也没户口，没有粮食可分，艰难可知），生活较前安定多了，说淑贞对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后，过了几天，王小毛又来看我了，带了淑贞给我做的一双鞋（“不知足而为履”）和一只淑贞亲编精致竹篮，并若干个糯米团子。从此，王小毛不去转塘购物了，他时来留下，时来看看我，淑贞总有东西带给我吃，那怕是几块红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王小毛夫妇邀我到外桐坞他家吃清明团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学音乐老师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应。

俊玲父亲也是右派，早死，寡母为浙大外语系教师。我在留下的某年春节，因为批斗我，不准我离开留下，形同软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与其同在留下中学任教的丈夫陈广泰公然到我店中，当着几个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你们是教师，不怕连累？他俩说，正因为知道我不能与亲人团聚过年，故特来邀请。留下中学教职工都回家过年了，他俩是住校的，校内空寂无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还到音乐教室由我弹琴，尹俊玲唱歌，欢愉感激之情，终生难忘！

尹俊玲是个美丽开朗的女子，那日到王小毛家，她穿了一件士林布蓝罩衫，围着大红围巾，我则穿了一件深蓝粗布自制罩衫，缓步同行慢慢上山。将达大岭之巅时，只见王小毛站在岭头相迎。西溪深处，林木茂盛，明末清初之时，曾为文士缁离寄迹之地，江元祚的横山书楼即在近处，柳如是曾借寓于此。王小毛见我俩从丛林中出来，他幽默地说，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哩！我不敢自比李白，但是王小毛待我之情，却有深似桃花潭水的汪伦之情。

那日在王小毛家作客，淑贞忙于厨房，始终没有上桌，同桌的尚有留下运输队阿奎师傅。阿奎嗜酒，语言恢谐，表情丰富。他说起与王小毛的交情已有多年了，某年冬季，他于杭州拉板车过大岭赴留下，饥寒交迫，向在路边的小毛家要块红薯充饥（红薯在某些农村是穷人粗粮），不料小毛以饭食相待，从此订交。可叹的是，当年席上的阿奎师傅，次年患癌病死亡。我友俊玲患难之交，亦于次年死于红斑狼疮。外桐坞清明席上二友均已消逝，未能与我共享后日的太平日子。

七六年的清明节，杭州市内有祭奠周恩来一事。政府在调查时，凡进城的五类份子都被扣押审查，我不但没有进城，反而入了山，得以无恙。这是王小毛救了我！

老怪

只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fairy

平凡又偉大的媽!:eek!:

fairy

再回头叙述我自己的户口过程。经过七零年“五﹒一”、“十﹒一”的关押后，转眼又将到七一年的元旦。我想，等他们来抓我，不如我自己先去投案。因为我曾被迫答应过元旦之前离开龙坞的。大约在十二月下旬，某日下午，初冬的阳光很温煦，从我二姐家龙坞村步行七华里经过周家浦、叶埠桥，即抵转塘镇派出所。一路是田畴风光，有一条从富阳杭郊交界处龙门坎流下来的小溪，有石板桥。此流即经转塘入钱塘江。派出所内只有一位姓李的民警在值班，几次关押，他已经认得我。我对他说，我既没有钱，也不可能在近期离开龙坞，故来投案。他沉吟片刻后对我说，转塘派出所上级郊区公安局每一季度接受一批外来户口审批，你是否要试一试。以前我一直没有提过曾落户富平农村一事，只说自己是兰州城市过来的，落户农村要分口粮，农业社反而不会接受，转塘镇吃的是商品粮，现从大城市兰州迁来，也是吃商品粮的，关键只在郊区公安机关的审批，不涉及农村的口粮问题，可能会好办一些。他劝我不妨一试，但必须要有转塘镇上居民出面据理申请。我说我在转塘镇并不认识什么人。李同志叫我想一想，良机不可失。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卖菜籽的老农民方炳森，他家住转塘街北端车站附近，我每从城里到龙坞，在此下车，然后再步行进山。汽车则继续往南，经凌家桥、双流往富阳。我常在他家寄存物件，借伞、还伞，有几年的交往。我从兰州回来或将往兰州，也都和他说起。我告诉李同志，有这样一位熟人，但不知他本人是否为居民户口，若是农业户口，就无可能。李同志让我去试问一下。因是傍晚，我到了卖菜籽的老农家，他家是木板平房，很狭窄，前堂靠街，置放杂物农具，中间是卧室，隔出一条通道，可达后间厨房，厨房后门外是镇上肮脏的小河流。卧室甚小，一张小方桌隔开一大一小两张床，这里也是起坐间。我如实对方老伯夫妇说明我目前的困境，他俩若能认我为女儿即能出面为我申请团聚与居留。方老伯听了忙说道：“这是件好事，我们如何不做，只是我们不识字，你就自己写吧！写好了我打手印。”于是我拟了稿子，称老伯与我父是老友，从小认我为女，现在我在西北生活无依，故干爹申请我回杭郊依他为生云云。是以方老伯口吻写的，写完后读与老伯夫妇听，老伯欣然盖了右手食指印。方老伯说，既然是干女儿了，就在家吃了晚饭吧！冬日的夜晚来得早，他们留我住下，以便明日一早可以将申请书递交派出所。那晚我与干娘睡在大床上，我的脚冰冷，干娘用一件破衣服给我裹好、焐热。干娘年轻时是转塘镇有名的美人，她性格外冷内热，与人初交时并不热情，但同住久了，分别时她要流泪。第二天上午，我和干爹向李同志递交了申请书。干爹其实是农业户口，也照实与李同志说了，他说递上去试试看吧！碰碰运气吧！如果批不下来，他说，我应该考虑回到西北，别无他路了。

我离开转塘回杭州等待消息。约过了一个多月，干爹托人带口讯到杭州，我赶回转塘，得知竟然批准了。次日我到派出所，要求给我一张准迁证，我才可以到西北迁户口。李同志给我写了一张便条式的准迁证，上书：准许周素子一家四口迁入杭州转塘镇。当天下午，我告别干爹，准备尽快奔赴西北，办理户口事宜。在车站与干爹告别时，他脱下身上的深蓝色棉大衣，给我路上御寒，他居然知道兰州的冬天很冷。到杭州只待了一、二天，告别母亲，只身前往陕西富平，我在申请书上写我的户口在兰州城市，其实二年前，已落在陕西富平农村，我想把落在富平的户口，退回兰州，再由兰州迁往杭州。我是一厢情愿，前途未卜。但是我勇往直前，从浙江到甘肃兰州要经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一个小老百姓的户口，要在浙江、陕西、甘肃三省中折腾，而且都要靠我一个“有罪”之人完成！真非夷所思。告别杭州时，没有人送我，只有母亲依闾相望，说声“早日归来”。我穿着干爹的棉大衣，但脚上却仍是一双单鞋，我又将开始为户口作无尽的奔波。

（二）

一九七零年从杭州赴西北，火车尚无直达，要在上海转车，而且只有一条铁路，是陇海线的延续。在这寒风凛冽的十二月底的隆冬中，在这应该家人团聚的年关，我却只身前往。

在路上转折了二天，先到了陕西富平，我得设法按计划将落在富平的户口「退回兰州」。在富平，我住在白玉欣家，与他的父母同睡一个大炕。他们都理解我要回南方依亲的想法，大家都共同帮助我实现这个理想，但他们也都真诚地挽留我，希望我在富平住下。有人说，即使今后陈朗从青海农场回来，富平有自种的烟叶，抽烟不成问题。

我写了一张要求退出户口的申请书，理由是我在富平没有房子，缺乏劳动力，孩子幼小，举目无亲，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杭州方面已同意我迁入，已有准迁证。白村生产大队部为申请书盖了章，证明是事实。然后我到了公社办事处办理。办事处离白村三、四里，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青年办事员，他神情严肃，看了我的申请书，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六九年春已迁入农村，在这城市下放农村的高潮中，如何能原纸退回去？他如办了，不是犯错误吗？这次在富平，前后共住了二十八天，我本来有失眠症，又因为缺水的地区，不解洗澡为何事，白村农民都是常年与虱子为伴的，用不了几天，我已浑身染上虱子，奇痒无比，又因为忧虑，我彻底失眠了，到后来几天，我虚弱到极点，连举步都维艰了，而且又因为皮肤过敏，手脚关节处、臀部都发炎灌脓。由于缺乏治疗，此病落下孽障，在以后好多年中，只要秋风一起就会过敏生疮，那是后话。即使如此，我还得天天到公社办公室，但也就是这么一点理由，都说完了，去了也不再开口，我就坐在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每天去，我别无其它办法。我一连二十多天的「无声抗议」，那个年轻办事员终于承受不了，也可能是西北农民善良的本性吧，大约在第二十五天的一个上午，他和我谈话了，但是他说：「我不能把户口退还给你，已经落下了都一年多了，如何退？我考虑把你的户口，从这里迁往回兰州，至于杭州方面是否接纳你，我管不了。」我同意了这一方法，不同意也不可能。就这样，我拿着一纸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证准备前往兰州。

这一次是真正的离开富平了，白村的父老弟兄为我送行。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尤其是在缺粮的西北，白村每家给我两个从炕洞里煨出来合有芝麻叶的干饼，这种干饼放着一月半月都不会变质。白广地的八十多岁老祖母，还给我两颗自家树上长的大石榴，这是张骞从西域带到长安的种子吧！我不忍心拿那么多饼，也吃不了那么多饼，每家收一枚吧，但不行，老百姓说，双数是个吉利的数目，带着吧！临行时装了一麻袋。白玉欣、白广地再一次送我到了阎良火车站，我将在咸阳转车西去。正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在咸阳上了一趟西去的慢车。慢车爬行在贫脊荒凉的西北群山中，一路上坡。黄色的干土，灰色的秃山，没有一点水份，西北的老百姓就赖以生存在这样的土地上，贫困将伴随他们的子子孙孙。车到甘肃甘谷一带，上来许多饥饿的农民，这一带似乎没有设什么车站，荒野中的关卡，也不严密。这里的农民常在冬季农闲时到城市乞讨，上车也不买车票，列车员似乎司空见惯，农民上车就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挺自然成章的。农民既没有行李铺盖，也没带粮食，更没有悲戚的表情，他们像阮藉、刘伶一样，以天地为屋宇。中国的农民对贫困与饥饿是如此从容，如此伟大！不久，他们和我也熟悉了，同我探讨天水、兰州等城市的状况，征询去什么地方乞讨方便些。他们有些人在天水下车，有的和我一起抵达兰州，我这一麻袋的干饼，成了我们共同的食粮。

到了兰州，住在陈朗小友回族人马士麟母亲家里。小马母亲的住处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土屋，屋内一无所有，肮脏不堪，她母亲浑身虱子，连大襟衣的布钮扣上都生满了「虮子」（虱子蛋），他母亲曾患过脑血栓，行动缓慢，语言迟钝，我和她同睡一床，我已经是「虱多不痒」了。

我先到原先迁出户口的所辖派出所。派出所不予办理，哪有从别省农村迁回兰州市的，岂不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说，我有杭州方面的准迁证啊！我不会在兰州停留的，只是办理转户口的手续而已。他们说解决不了，让我去找兰州市公安局，因为那个年代下乡频繁，市公安局设立一个专门部门，处理户口事宜。那天我去到这个办公室，门口挤满了从各地来的人，都是为户口之事奔忙。一个来自张掖的青年说，他已经跑了一年多了，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就不能找工作，户口是根本啊。

接待我的张同志，三十多岁，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只找过他两次，我的转户口事竟顺利地解决了。我的杭州转塘准迁证，哪怕是便条式的也起了作用。我只是在兰州作了一个中转手续，不妨碍兰州的任何利益。张同志起先并不肯开户口迁移证，只同意在我的富平迁来的迁移证背面，写上「同意转迁杭州转塘」字样。我向他说理：兰州、杭州相隔千山万水，一个妇女带三个孩子，很不容易，若杭州方面报不上户口，再转来麻烦他，他将如何推脱？反正是同意转迁，就换一张直接自兰州迁出的户口证吧！免得可能另生枝节，发生麻烦，让我们顺利落户，千万别另设置障碍，成全我们吧！最后张同志不但为我另开了一纸直接从兰州迁往杭州转塘的户口证，而且他还给了我一张统一印刷的「光荣下乡」证，以示我不是因惩罚而离城，是城市的疏散人口，是光荣的，以便于接受户口对方更能接纳安排。张同志真正的成全了我。但是他要我当场写下一张字据给他，即：若杭州报不上户口，决不再回兰州。我当场写下字据给他。我又去街道粮站迁出粮食关系。我以为这一次是保证无虞的了。此次在兰州化了九天时间，办公室外的同胞们，知情的都很羡慕我。

转眼到了一九七一年初，春节渐近，既已办完，我必须尽快南返。我没有行李手提袋，我将户口证、光荣下乡证放入贴身内衣里，外面仍裹着干爹临行前脱下的那件蓝棉衣，两手空空。上火车南返的那天，小马送我上车，他跑去用粮票买了五个装在塑料小网兜内的面包，给我路上充饥。车站售票处挂着「一周无票」的告示，而站上等车东去的人足有二、三百人，火车完全失控，铁路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一辆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从西宁出发到此，平时不过半天时间，可是已经晚点了二十多个小时了，火车被人围困，动弹不了，车站既没有管理人员，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出来，每节车厢门口都有数十人在挤门，列车内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挤不进去。

但我不能滞留西北，我相信一周以后还是买不到车票的，我必须挤进车厢去，我必须尽快地赶回杭州转塘，全家的户口在我的身上，孩子们的前途也在我的身上。小马帮助我，我从人们肩上、背上、腋下又踩又挤，奋力向前，我终于到达车门边，手上的面包全部挤成粉末，只剩下一个空网兜，我随手一扔，然后我又挤、又爬。我至今弄不清楚，我是怎么被夹在车门中的，大约是有人要外出，车门才开了一个缝吧！反正我夹在门中，我向车内的人喊道：千万别挤，再挤我的肋骨要折断了。在关键时刻，人们还是有慈悲心的，就这样我挤进了两个车厢衔接的过道中，这小小的过道里，紧紧地挤着好几十号人，原来通向两边车厢的门是都关闭着，隔着玻璃能见车厢内的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厕所内也挤满了人，但都互不相通。这三处境界内的人们都各自保全既得地盘，连进出都各自为政，车厢内的人是从窗户进出的。一个人未挤进来时，大家排斥，一旦进入这个群体，又会互相照顾。我们挤着，双脚不能着地。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火车终于开了。我觉得兰州车站上的数百人中，挤进这节车厢过道的，可能就只我一个人！

大约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吧！列车经过甘肃南部，出境入陕到了汉武帝获锦鸡的宝鸡，一位从西宁上来被挤到现在，没吃没喝加上空气稀薄，双脚不能着地的老太太要窒息了，她不断呻吟，说她要死了。过道里有两个也从西宁上来的年轻人，自告奋勇，准备在宝鸡下车，为同患难的过道同胞弄点食物。大家担心他们下车后，会挤不上车。两人说，不怕，他们是运动员，力气大着哩。他俩从宝鸡下车，果然挤回来的只有一个，车门旁仍是拥挤不堪，另一位就这样被遗弃在宝鸡了。挤回来的一位说，车站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只买到一瓶酒。我们就像关在希特勒集中营中的盟军军人一样，传递着酒瓶，一人喝一小口酒。

当火车到达郑州后，将北上北京，我则要到南方的杭州去，只能在此下车。郑州车站照样无人管理，售票处也挂着「一周内通往全国各地都无票」的告示。我走出车站外，又自由的走了回来。严冬气温极低，大约在零下十几度，一位老人看着我的脚发问，你穿着单鞋不冷吗？我说很冷，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停地走着路。郑州车站除了陇海线西来的火车外，尚有北京方面来车，比起兰州机会多些，只要是往东的车我都准备爬车，反正要正常买票上车已不可能。我又想乘火车南下武汉，再乘长江江轮赴上海转道，然后回杭州。在郑州车站却碰到两位自武汉北上来郑州搭车的人，他们说在武汉搭船无望才北上郑州搭火车的。我放弃了南下武汉的想法。当我所乘的西宁火车到达郑州时，天刚入夜，我下车后，在车站冻了一夜，等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自郑州开往山东济南的慢车时，已是清晨六点多，我准备在车抵徐州，将折而北上时下车，再想法登上南去的列车。步步为营。这列慢车，居然还能找到座位，在车上竟能买到一个大饼，这是两天前我自甘肃兰州上车后，除那一口酒外第一次进食。来过查票的人，并不认真，混过去了。慢车极慢，到了徐州已是下午，这里更有从北京、天津方向来车，机会应该更多了，我不敢出站，怕出去进不来，就在站台上等待北来之车辆，随时准备上车。在站台上我结识了两个南京青年，他们是下放连云港的支农青年，年终回南京过年。等到夜里约十一时许，有一辆自天津方向来车，我们三人互相帮助从车窗爬进车厢。当火车徐徐开动，心情稍微稳定时，我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恶心，大概是我的脸色很难看吧！连云港青年发觉了，我说我饿了，他俩给了我一个苹果，吃完苹果，感觉到恢复了体力。这是一个救命的苹果。

火车将近南京，我手头没有车票，是出不了上海站的。我主动找到列车长，说在车上遭偷窃了，物品车票都没有了，我不是双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出示了藏在贴胸内衣里的户口迁移证和光荣下乡证，说像我这样的政府遣散人口是发给旅费的，我不会不买票。他又问我何处上车，我说兰州，而不说较近的西安或是更近的郑州、徐州。他相信了我的话，让我补一张从南京到上海的车票，以便能在上海出站。在上海转车赴杭州时，我在车上买了一杯啤酒，觉得酒力穿透八脉，似乎困得眼睛也睁不开了。车过杭嘉湖平原，原野中一片绿色生机，透露着富饶、平和，我庆幸我终于办完所有手续，回到了杭州。到了杭城韶华巷母亲居处，我的一身肮脏与灰头土脸，使母亲不胜骇异，她让我在厨房边小房内脱下内衣裤并进行销毁，她怕我把虱子带入二哥家。

从西北回杭的第二天，我到了转塘干爹处，由他陪着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见不到李同志，原来，十二月份我离开转塘时，派出所的所长，正在外地培训，此时他回来了，他似乎已经清楚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向他交上户口迁移证、光荣下乡证，以及那张原先李同志开给我的准迁证。他一律收进，然后面目冷峻地对我说，这张准迁证不是正规准迁证，宣告无效。又指责我以欺骗手法蒙蔽年轻的民警！他让我第二天再到派出所，他们将开会讨论这件事。当夜仍住干爹处，灯下干娘在纳鞋底，我则以彩色玻璃丝绳编织各种小动物。干爹看着我，神情悲戚，他说，碰到这么大事，不知悲伤，还编这个玩意儿。我说悲哀没有用，我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不能侥幸成为转塘居民！

次日清晨，干爹又陪我到派出所。所长一言不发，拿出一个盖有骑缝章的牛皮信封，是给兰州市公安局的，冷冷的说：「不得私自拆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我与干爹拿着公函回家，干娘又在纳鞋底。我拿过她的大针，划开盖有骑缝章的公函封口。干爹惊慌失措地说：「要坐监狱的，拆不得。」我安慰他说：「几千里路的往返，我看了才能计划下一步该如何走！」封内除了一纸户口迁移证外（光荣证与准迁证被他们吃没了），还有一封致兰州公安局的公函，上写「从你处迁来的周素子一家四口，坚决不愿在转塘落户，经过说服无效，只得将该周一家退回你处」云云。我将公函念给干爹听，干爹目瞪口呆，摇头叹息！我重新封好封口，又让干爹陪我去派出所，当着所长的面，我把这封公函重重摔在他的办公桌上，声称「我坚决不回兰州，要在转塘落户」！所长问我：「你拆看过了？」我反问他道：「内中有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咬牙切齿道：「你是右派，你想翻天？」我说：「右派也是中国人，在中国有居住权。」他说：「你回兰州去。」我说：「可以，但必须由你五花大绑押送回去，交给对方验收，否则对方不收，如何办？我没有那么多路费钱！」他吵不过我，恼羞成怒，几次按腰上的匣子枪，一副要毙了我的架势。我伸出右手，用大拇指甲掐着小拇指尖鄙夷地说：「你什么东西！你是这个！」他暴跳如雷，但都无可奈何。回家路上，干爹一直埋怨我。回到家中，干娘也一起埋怨，说万不该和派出所所长吵架，怎么可以发脾气？应该哀求他，让他可怜你母女，让他生恻隐之心，这下你骂了他，他是转塘土皇帝，如何惹得起？

是呀！以前没有户口，尚有粮食关系，每月尚有粮票购粮，现在全迁过来了，拔了老根了。但我不想哀求，哀求是没有用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尚保留了一点人的尊严，正为塞翁失马而庆幸！如我没有作过「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唱过「语录歌」，没有跳过「忠字舞」，因为我是右派，我没有资格做这些事，也正因为是右派，我从没有整过别人，打过别人的小报告，现在我又如何肯向一个残害人的派出所所长哀求呢？

我为户口所作的努力，我的辛苦都成了一场悲喜剧。随后我到龙坞乡下看望了二姐，再回到母亲身边。一直疼痛的在郑州车站冻伤的右脚大趾，开始红肿，终于发烧卧床，这个关节炎后来伴随我疼痛了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得到治疗，那是后话。等到此次肿痛渐愈能起床行走时，我又再次为落户口而作漫长的奔波煎熬。至于那个同情我的转塘派出所李同志，后来知道他因此受了处分调往别处，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我一直感到对他的负疚。

（三）

趁着脚伤在母亲的斗室里养病的期间，我对落实我们母女四人的户口作了反复思考，我们何去何从？要想落在转塘似已经无望，何况我又与派出所所长剑拔弩张的吵了架。要回兰州吧，也不可能，因为本来我就在“黑九类”中，勒令离城之范围内。后来从富平迁回兰州，转迁杭州，兰州方面是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我也签下了若在杭州报不上户口绝不回兰州的保证书。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将户口退回兰州时，我曾经磨难了公社干部廿多天，说杭州方面已经准许我迁入。现在转塘派出所的公函说我“坚决不在转塘落户”，我如何拿给富平方面看？

但是我必得要有一个栖息处，我要领取口粮票证，哪怕是犯人也有个监狱或劳改场所。我只得向政府部门申诉，以我的身份条件，我不敢选择落户地点，我只问我们四人究竟该落户何处？转塘属于杭州郊区，我先找杭州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如市政府、市信访办公室等。但我手头没有任何数据，转塘准迁证与兰州方面的光荣下乡证，已被转塘派出所没收。我的户口迁移证与转塘派出所那张说谎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长办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实，口头诉说了。但是经过多次奔波，那些办事人员的口气都如出一辙，都说人民的公安机关，不可能出现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不负责任。转塘派出所或郊区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们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并不想帮助解决问题。上访的人太多了，他们只想尽快打发了事。

没有办法，我只得向省一级政府申诉。所有的办事人员对这些来自下层的上访者，态度恶劣，好不容易轮上对话了，他们都是一脸严肃，未经开口，已经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们的口气都与市一级的办事人员相仿佛。我就在这种明知无效，但不得不上访的情况下，不断作无益的努力，蹉跎岁月。那段时间，不到找政府部门时，我住乡下二姐家，帮二姐烧饭、补衣、打猪草、挑水。茶忙时，与她一起采茶叶。我们还想为别人织毛衣挣零用钱，虽仅为邻里农妇阿莲织过一件毛衣，收费人民币四元，但阿莲就敢对两个右派份子赖账不付。从此我们只得打消这种挣钱方式与念头。若在进城上访的日子里，我白天除上访的时间外，则在母亲处帮助她带孙女做家务。此时二幼因在城里上学，住在母亲处。二嫂不欢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则住吴山南麓老同学夏月霄家，而母亲住吴山北麓。吴山南北有公共汽车绕山脚可通，但我都是早晚翻山而过。对吴山的美景，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尽情欣赏，而且体会深刻。我从北麓粮道山上行，经过苍然的宋樟下，从元宝心下行到四牌楼月霄处。夏月霄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师范的老同学，她有个贫农出身的“护身符”，加之热情、开朗，所以她敢接待我。她在婚姻上遭到一个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的欺骗，那个小军官利用她的关系进入杭州市后，就抛弃了她，她终未再婚。清晨，我从月霄处出门，翻越吴山先到定安路菜场为母亲买好菜，再到母亲处，此时二嫂等人均未起床。

城中有山的城市不多，像吴山如此旷野、如此富有历史遗迹、如此被诗人歌颂的城中山就更少了。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在杭州做太守时，经常登临此山。山寺楼头的桂子，在枕上听到的钱江涛声，吴山的青色，都写入了他们的诗篇，久远地被流传。在吴山之上，能俯视北麓似镜的西湖与南麓似带的钱塘江。日日翻山而行，我在吴山之上时作休憩，原来美景是能调剂人的忧思的。

有一天，我上访省政府，再一次毫无收获，归途经过西湖边六公园，见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筑，后来辟为省政协办事处的。当时门口挂一块牌子，是“浙江省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这是给浙江各县民众的申诉之处。转塘属杭州市，有市一级信访办，所以我以前没有进去过，现在走投无路，不妨进去一试。不愧是省级的信访办，大厅很高大，上访的人也相当拥挤，大厅尽头摆几张很大的桌子，有四、五个办事人员。轮到接待我的办事人员，是位态度和谒有些书生气的人，这是我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我向他述说我的遭遇，末了，我要求有一个落户之处，无论何处。我还建议说，近日看报，见省政府正号召民众迁往浙西人口稀少区，若有可能，我愿意去。还有浙江知识青年到边疆落户，我才三十多岁，是否也可以同往那边？这位办事人员一直很认真的听我叙述，完了，他感叹的说，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觉得我只要求一个落脚点，要求不高，很合理的。但是他说，一个妇女带三个女孩，无论到浙西山区，或是边疆生活，都是不现实的。最后他说，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为我开了条子，让我到卧龙桥郊区公安局转批粮站，先领取粮票。他说第二步由他们向郊区公安机关，乃至转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纳我落户。但他说，我离开陕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内，我的户口问题在省信访办获得了初步解决。我只怕这张条子会失效，出了省信访办的大门，我直奔金沙港卧龙桥，当郊区公安局转批让我到凌家桥粮站领取四人粮票时，我才放下了悬着的这颗心。此时，我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粮票了。

凌家桥在转塘附近，是往富阳的公路上。领了粮票，我即回二姐家中，这时已是月底，没有过几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给我呢？我又到省信访办拿批示条子，果然又领到了粮票。“民以食为天”，即使一时报不上户口，我的心也松弛多了。当我再一次到省信访办时，那位办事人员让我到转塘找一个住处，务必在转塘住下来，以便于他们做工作。但我很为难，因为我在转塘无以为生，我连一张床、一个煤球炉都没有。关键是我怕那个派出所所长会报复我，再说，最后户口报不上，我不是又白费力了。但是，办事人员说，既然让我去住了，肯定不会让我再次离开。得到这句肯定的话后，我才准备和孩子们移住转塘。

干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里，他已与干娘住到同一条街上女儿皎英所买的房子里。皎英在西湖区商业局任会计，平日住在岳坟。皎英丈夫是位军人，在江苏南通部队。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农具和干爹装菜籽的箩箩筐筐、瓶瓶罐罐。能依附干爹居住，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干爹的大儿子和大孙子，住在另外新屋里的，气势汹汹的赶来，声言，绝对不能让反革命份子住入他们家中。我在门外听到干爹和他们的争吵声，赶快进去向干爹表态，不能影响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拟入住。最后，还是经过干爹再三思索，觉得只能住到转塘西头田埂边的一贫如洗，又凶又穷的水安家里为妥。水安虽然是个“流氓无产者”，但他家有一个自杭州来此避难的女人和三个孩子，干爹认为我们母女四人可保平安无虞，也只有他家不会嫌我。干爹和水安一商量，果然同意 。就这样，我们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里，等待着派出所的佳讯。约住了近一个月，接到讯息，派出所让我去一趟。进门，只见所长横眉相对，厉声说：“让你报户口，还要请。”然后摔过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在“社会关系”一栏上，要我填上我们一家的政治面貌。他了解得过于清楚，我又何必落笔，我拒绝填写。我说落户凭户口证，已在你处了，填写社会关系不在此范围内，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写吧！他对我没有办法，咬牙切齿的说“好个厉害的周素子”。就这样，在上级机关的压力下，转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纳了我们母女四人户口，我们成了转塘居民，在转塘住了下来。而我在转塘找不到一口饭吃，我连睡的床都是二姐让农民姐夫挑来给我的，我只买了一只煤炉。我时常跑凌家桥公社办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没有下文。后来经夏月霄介绍，私下跟人学了裁剪，那时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为人针灸治病等技能，换取一点青菜、红薯，是不能收现金的，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尾巴，要批斗的。

水安为浙江诸暨人，幼年时随母亲要饭至转塘，定居于此。由于他是讨饭、雇农身份，在当时很靠硬。其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他独身一人，不喜种地，在转塘修建队当农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间茅屋，几经秋风所破，到处漏雨，他也不修补，四圈的泥墙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藤萝都长入室内。水安还养一头小猪，与人同居。在我入住后，小猪怕打，常钻在我的床下，自由拉撒。水安从不涮牙，一口黄板牙；从不洗脚，两只黑脚。就这样，他居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这个老婆带来一双儿女，又和水安生了一个儿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后，用竹篱笆间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头，两张竹片床，没有帐子，也没有被褥。我居东头，二姐给我一张大床居然还挂上帐子，但是饭灶在我这一头。中间是那张唯一的家俱木桌，大家吃饭都在此。整个转塘镇，只有水安家没有电灯，用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冒着黑烟。我们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漏。有一个雨夜，屋内无处不漏雨，我们母女四人就拥挤着蜷缩了一夜。那时因为有了住处，二幼等即被遣回转塘上学，不久母亲哀怜，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儿童医院的护士，她的前夫即是该医院院长。抗美援朝时，院长去了朝鲜战场，复员时带回一枝手枪没舍得上交，后来在某次政治运动中经人揭发，被判处劳动改造十年。当时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体弱多病，辞职在家。她的亲母早死，与继母关系不好，丈夫劳改后，几年下来，连变卖的东西也没有了，曾冒险做过小生意，最后实在无法生活，经人介绍，到水安的茅屋里寻觅一口饭吃。以她的相貌，她可以嫁一个好农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愿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寻求暂时的庇护，是想等待丈夫归来团聚。一开始，她没有与水安结婚，到孩子都五岁了，口粮发生问题，又对丈夫的等待渐次失望了，才同意与水安办了结婚手续。她说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顿饭，水安也是向邻居家借来款待她的。生活对人的磨练是巨大的，小方也不涮牙，一口黄牙，吃的水也不去井里挑，就在门口那条通转塘街的人们用来淘米、涮马桶的小河里，用破脸盆勺入水缸（当然我们也吃这缸里的水）。我们两家后来不但一缸吃水，还一个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断粮，向我借米，后来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取米，用什么还的？有就一起吃，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儿子叫阿伟，女儿叫阿英，常去采集地皮、野菜，摸些螺丝充当菜肴，我们也一起享受，倒从来没有为“经济”发生过任何意见。我一个月给他家二元钱房租费！只要我进城过夜，小方就睡在我的帐子里。她说，睡在帐子里，蚊子咬不着，真像在天堂。

水安在转塘镇没有朋友，大家都看不起他。但他家却有几个外来常客，有两个来了就住十天半月。其中有一个诸暨老乡，水安母亲在世时认的亲，水安称他为老大哥，当时六十多岁，曾在国民党部队任团长。共产党打了天下后，老大哥坐过牢，劳改过，后来下放在钱塘江边袁家浦老沙一带务农。我在水安家时，凡水安和人争吵，背后发牢骚，总说“让我老大毙了他”，老大之名真是如雷贯耳！我第一次见到老大哥时，那天水安家没有人，我正因为头夜漏雨，在茅屋前空地上晒被褥。老大哥到转塘购物，趁便来看水安。我对他久闻大名，似乎并不陌生。他看到我却很惊讶。他说看我的相貌，不该落魄至此，住在这样的茅舍里。他让我到镇上借一副老花镜，要仔细看看我的手相。我跑到干娘那里借了眼镜来，他仔细观察后，说我今后肯定会有好运。那天我到镇上买了一碗面招待他。老大哥不常来水安家，我总共没有见过他几次面。一天水安回来说，老大哥死了，因为一个人住在沙上（钱塘江上的沙洲），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没有棺材，用两只新木粪桶套着埋葬了。水安还有一个义弟，也住在沙上，为生产队放鸭子的。水安还与我们上他那里玩过，只一会时间，每人身上就附满了跳蚤。回转塘时到河边抖落，放了跳蚤才进茅屋。这个义弟三十老几了，还没有结婚。一天傍晚，水安家来了不速之客，是一个卅多岁的女人带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说也是诸暨人，人们指点她来投奔水安的。水安留她吃饭、住宿。这个女人头发很短，像是被人剪过阴阳头后修理过的。大约是政治斗争的外逃者吧！女人说，生活过不去，出来嫁人的。住了两夜，水安给她送到义弟处，希望给义弟做老婆。这个女人在义弟处住了几夜，就又逃走了。

水安家的常客是两位，一个是老马，五十多岁，是个鳏夫，也是转塘修建队里的农工，他不来吃饭，只来住宿。用门板在中间搭铺睡觉。那晚那个女人来投奔时，老马正住在水安家，女人与孩子则挤在水安房内。听说这个女人要出来嫁人，老马想娶她。女人会抽烟，老马说“凡是会抽烟的女人，都能自己找到烟钱的”。但后来连年轻的义弟都够不着，就不用提老马了。

另一位常客是从隔江萧山县来的驼背，他是个在小河小江中捕鱼的人。转塘是水乡，河叉很多，他用一个大型的椭圆形木盆当渔船，划着撒着网，捉些小鱼小虾。他来了常住十天半月，也搭铺睡在中间。他将捕来的鱼卖去一部份，留一部份给我们大家吃。驼背是个受欢迎的客人，驼背终生未婚。后来某年冬天，他在捕鱼时翻盆落水而死，人们就用这个木盆盛着他埋葬了。

就是我住在水安茅舍里的那年，小方的前夫劳改十年后刑满释放，他在故乡浙江临海写信给小方，相约于某日前来转塘看望小方与两个孩子。水安不识字，小方编了个故事，说是孩子的“小叔”到杭城公干，要接孩子们进城玩几天，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进城，小方与孩子没有象样些的衣服，连袜子都是向木良嫂借来的。我目睹了他们十年离别后，在破茅舍里患难夫妻的会面，竟是那么平静！水安招待了“小叔”吃了中饭，“小叔”他们就进城去了，住了三夜。在小方回转塘约半个月后，又与“小叔”约会，这一次他们相偕逃回到老家临海去了，而且还带走了水安的亲生子阿龙。在小方离开后不久，我也住到了水安隔壁的茅舍冬梅家里。之后，水安与小方为离婚事打了多年的官司，他们还在转塘车站演了一场“夺儿”的戏。这时，我已得到了公社的劳工分配，到了留下供销社代销店工作，每次回转塘看干爹、干娘，都能听到关于小方的消息。先是小方与水安终于离婚成功，并与前夫复婚，但阿龙归了水安。以后，小方爱子心切，常来转塘探视阿龙，来时给水安洗涮缝补，有时也接阿龙到临海去住。但我却从此再未见到小方。

九十年代初，干爹已去世，干娘搬到岳坟女儿皎英家了。我和陈朗到转塘看望了水安，水安正卧病在床，说要将茅屋翻成砖瓦房，要为阿龙成亲了。阿龙酷似其母，五官端正清秀，沉默寡言。问起小方，水安说，她常来转塘。在水安身上见不出悲哀的影子，他也认命了。

我从六九年被迫离开兰州，下放到了陕西富平农村，于七二年户口落到杭州郊区转塘镇，期间在留下、何家河头等乡村代销店工作了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落实政策”，户口转到了杭州机械工业学校所在地的上天竺，至八二年因当时的全国性户口普查需要，我这才又迁入当时我们所居住的武林路武林村二弄六号。

“户口的故事”所记述的正是这十年间的部份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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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求学记

大幼应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州。那时西北的小学教育质量比起沪杭一带差多了，对于上学的年龄要求也松多了。大幼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了六六年夏的文革初期，快满七岁了，不管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应该送她去上学。大幼小时身体很弱，那个离我们最近的小学要穿过中山路，再走一段路，她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就让二幼陪她一起上学。但二幼才四岁多，离上学年龄远着呢，不料跟老师一说，竟同意了。我为她们准备了铅笔盒等学习用品，还买了两把黄色竹柄油布伞，背上书包，真有点“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轩昂气势。但是好景不长，她们只上了几个月的课，就辍学在家了。兰州的冬天来得很早，气温在零下若干度，教室里是生铁炉子取暖的，每日早晨打开封火，室内还是很冷，有时火灭了，老师让孩子们自己生火，满室呛烟。二幼等迟到过两回，老师就让她俩站在室外冻着。她俩书包里的学习用品，没有多少日子也都不翼而飞了。我为二幼买的铁制铅笔刨子第一天就不知去向。几天以后，二幼机智兮兮的对我说，是邻座偷了她的，她对邻座说要告诉老师，邻座竟还回给她。

随着文革的深入，家中抄家频仍，陈朗被押，工资扣发，家无宁日。小学老师们也成天写大字报，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我不愿孩子清晨出门受冻，何况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毅然决定让她们辍学在家，由我自己教她们语文、算术。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她们都是在家自学的，但是断断续续极不正规。在革命形势严峻时，我也没有心思教育她们。随着文革的深入、扩大，日子越发艰难，有一度我们被封门、追逐，我们只能逃到省卫戍司令部，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睡在会客室的冷板凳上，为了免遭殴打。后来我又随袁炜一家以捡破烂、糊鞋帮为生，我的孩子们随着我流离，放弃了学习。一九六九年早春，我们被迫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到了陕西富平白村。白村没有小学，连纸笔都难见到，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衣衫烂褛，和小乞丐差不多，已经顾不上受教育了。随后又辗转离开富平，经上海回到杭州。我二姐也是右派，下放在杭郊龙坞公社务农，我们暂时安顿在她的茅屋里。已经到了一九七零年冬天了，孩子们的学习确实耽误得太久了，想在城里找一所好些的学校，弥补一下辍学的损失。但我们在城里没有住处，近亲中只有我二哥周昌谷住在涌金门韶华巷。二哥是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就为了在一九五五年他的绘画得过一枚世界金质奖，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否则，按他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还没有资格当权威哩。他在文革中被关押，批斗，剃了阴阳头。他本来胆小，已声明与地主家庭成员划清界限，是不敢与家人公然来往的。家人为了保护他，也不想连累他，轻易也不上他的门。母亲那时还住在他家，不久母亲也被下放了。那时杭州城里上中小学都以常住户口为依据，我们连在乡间的户口也没落上，何况城市？但大幼都快十一岁了，二幼正好七足岁，想当初我还想给她们提前上学呢，真是欲速则不达了。我想试试看，我得先找到一个能接受她们的小学。我二哥所住的韶华巷在南山路上，南山路第二小学是所名牌小学。春季班报名的那天，我去了，一个班级才五十个名额，可是学区内有正式户口的都熙熙攘攘挤着排队，足有一、二百人。我一直等到下午，我想跟负责报名的老师说句话，了解一些情况。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办理报名的老师是个年轻体壮，粗眉大眼，但不失书卷气的男老师，叫杨健。我们攀谈起来，我诚恳如实的说明来意，当他了解了孩子们所受的波折，我们如何从兰州辗转陕西农村，如何回到南方，户口未落，生活未定，但孩子在成长，已经长期失学了。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让二幼入学，因为大幼已经远远超龄，何况都是没有户口的流浪儿童！但意想不到的是，杨健老师毅然决定录取两个孩子，统统入学。我既惊喜又惭愧。我推辞说，只要二幼一人入学，我已心意满足，大幼嘛，到乡村小学去吧！但反而是杨老师不肯了，他说大幼大了，再不加紧受教育就迟了。至于城里有户口的孩子们，杨老师说，他们上不了南山二小，也能上其它小学，而我的孩子，他认为他若不接受，其它学校谁接受？我们像《镜花缘》里君子国的人一样，彼此谦让得要发脾气了。就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均得以进入南山二小读书，虽然她们过去上过学、自学过，但都不能算数，她俩都得从一年级的第一册开始。

有了入学机会，我们住哪儿呢？我当时还在乡下城里来回奔波求生。这时我得到杭州师范同学夏月霄的帮助，她为孩子们找了一个落脚点。夏月霄有一个永康同乡，在杭城平海街有一小间阴暗潮湿、四面无窗的储存室，于是在里面铺一张小床给两个孩子夜宿，早晚餐安排在东坡路居民食堂。要求她俩早晨从小仓库出来到东坡食堂吃泡饭，然后步行两站路到南山二小上学，中饭则带米在学校蒸饭就餐，放学后回东坡路食堂吃晚饭，再回小仓库睡觉。也没有热水，天井中有一个几家合用的水龙头，孩子们大概都用冷水洗脚吧！七、八岁的孩子，生活如此劳顿艰苦，身边没有成年人，但那时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过。我只觉得她们上了正规的好学校了。

当时我母亲住韶华巷与南山二小只一墙之隔，她觉得孩子如此上学太苦，也太不安全。我妈被定性为地主婆，在二哥家中没有地位，但她还是与二嫂商量是否接纳孩子住宿。结果二嫂只同意一个孩子可以入住，因此我们又重新安排。我本人当时经过努力，已经到杭郊留下一个供销社下属的农村代销店谋生，每天打烊后，夜间睡在简陋的店堂里，孩子随住是不便的。于是让二幼搬入二舅处，继续读南山二小。大幼则送到我二姐处龙坞公社乡间小学跳入二年级读书。这所乡村小学，离二姐家有两公里山路，谈不上有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是茶叶区，一年分三个学期，而茶忙假一放就是一个月。教师也是本村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是不拿工资计工分的。大幼体弱多病，终于有一天在学校的土操场上跑步时摔伤了腿，从那一天开始，我即带她在身边了。龙坞与留下同在杭州西南部，我带大幼从龙坞到留下，如果步行要翻过大岭，共有十公里的路程。但大幼腿伤，我背着她绕道城里转车，可以少走六公里半。大幼来到我身边之时，我也得到了一个住所，在豆腐作坊阁楼上。留下豆腐站也属代销店，座落在留下镇西边田野上与余杭县交界处，这是个摇摇欲坠极破烂肮脏的作坊，一侧有一大一小两间楼房，供外地豆腐师傅住宿。当时住小间的阿春师傅，“解放前”讨饭出身，大概是同情我吧！他对我非常仗义，据说他小时患严重肝炎，皮色金黄，人们给他个绰号叫“金菩萨”。那时“金菩萨”调到城内地毯厂当工人了，很多人都想占他这间房，但他却主动的让给我住。阿春的讨饭出身在当时非常“靠硬”，他要保护我这个右派份子，人们不敢二话。这间房约六平方米，位于摇动的楼梯边，作坊大烟囱从房中穿出，占去了一个角。杭州的盛夏本来很热，再加烟囱的热量，房内就与火炉差不多。一走楼梯，房子也跟着动，但有一面大木窗，东向。我后来在窗外屋背上种了菊花、水仙，增添了不少生气。这个小房间是从我离开兰州后几年来，第一次得到的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后来三幼转学来此，我母被城市驱逐下乡亦来此，二幼在寒暑假亦来此度假。这许多人住在一起，就像库克雷尼克塞所画的《手套》一样，一个手套里住了兔子、松鼠、小熊……秋天我们向农民购买几百斤红薯，三幼在豆腐站捡拾煤渣供全家燃料还绰绰有余，还真有点安居乐业的风味哩！只是豆腐站嘈杂，做豆腐是从后半夜开始的，七、八个工人，土机械动转，我们的房间下面有七、八个孵豆芽的大缸，工人来回冲水，终夜不得安宁，特别是臭豆腐出缸时，恶臭无比，会将人臭醒。我的睡眠严重缺乏，白天倒是宁静无比的。我本来就患有失眠症，这时又得了高血压病。我们在豆腐房阁楼一住四年。至于我对阿春师傅的感恩之情，时刻在怀。后来，阿春在地毯厂工伤手残，再婚后没有地方住。当时二幼已出国，我就把二幼在城内的新房借给他住了两年，一直等到他分配到新房。他的新夫人名叫免儿，我带至奥克兰的这件白毛线外套就是她为我织的。

大幼来留下后，养脚伤，我自己为她补习功课，痊愈后她直接跳入留下小学五年级，与她的年龄也吻合了。她的班主任郑本善老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善良喜乐，他也非常喜爱大幼的谦和、善良本质，为她课余补课。大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竟能跟班学习。大幼终于顺利完成小学课业，其实她读小学的实际时间不足三年，接着并升入了留下中学初中部。中学位于留下镇东、西木坞村外。路远，雨天泥泞，就让她住校读书。当时我在留下代销店工作，虽然右派这顶帽子已经过时了，但在农村，年终有一个全公社的“对敌斗争大会”，也仍然需要揪上台挨批斗，因此殃及孩子。大幼的尿盆在宿舍内成了大家公用勿说，还要她每天清晨到山边厕所倒，大幼曾微有不愿，即遭耳光；饭菜票公然被人拿去；蒸饭的盒子也被人扔到山沟里。但她熬着还是初中毕业了。她本应该升入留下中学高中部，那时高中教育刚刚复办，但在入学前几天，留下中学通知我，说是高中教育是为贫下中农预备的，不培养右派子女，不得入学。这都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但农村公社还是那股政治空气。不得已，我又进城找那些任职在教育界的老师同学们帮助。我找到了中学时代的生物老师周绍模，他是杭州教育界的前辈，是我终生尊敬的老师。那天我在他家吃了中饭，他带我去见他的老友、反右时杭州教育界右派“四大金刚”之一的张学理先生。张虽曾是右派，但名望犹存，“改正”后任杭州第十一中学校长。十一中前身是教会办的惠兴女中。张学理先生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接受大幼入读该校高中，一天之内顺利的解决了大幼的入学问题，真令人高兴。大幼高中毕业后，又适逢大学恢复高考，大幼非常爱读书，应该让她继续深造。但是，那时我刚从农村返城在机械学校任教职，家中百废待兴，两个妹妹尚小，都须培养，家里的贫困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校属杭州机械局管理，所属各工厂正在招收本系统子弟为职工。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希望大幼能参加工作以分担家庭重任，让我喘一口气。至于升大学，只要有志，今后总有机会的。大幼非常听话，从那年开始，到出国前，在杭州某电器厂工作了十多年。她为家庭作出了不少贡献，她的工资除给外婆、两个妹妹零化钱外，都上交给我，使我一下子有了两只脚走路的感觉，她还为家里挣来了第一台电风扇，给夏日炎热的阁楼增添了不少喜悦。

二幼则在南山二小顺利毕业。早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有了武林村阁楼住处，二幼即搬住此处，早晚步行到南山路上学，一趟要走三站路。南山二小毕业本该直接升入河坊街的市重点杭州第四中学，但一则没有户口，二则路更远了。乃通过我杭州师范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得以进入住家附近的省重点杭州第十四中学。此校前身为教会弘道女中，是所名校。二幼在效曾庇护下读完了初中、高中，连就读班级的班主任老师也都经效曾择选才入班的。二幼的学校功课我并不过问，我要求她一定要成绩优良，而且我给她的课外作业不轻。每周我从乡下回来，一定要严格检查，我布置的课外学业为参加业余绘画班（她就在这个班里认识了少年陈维明）。每周背一首古诗、一首词。每日一篇日记，一大张毛笔字，十张速写。后来还增加了乐器琵琶的练习。在无人共同生活、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她基本上都能完成作业。一九七八年，二幼初中还没毕业，她希望考入中专，早日自立，分挑我的负担。当时浙江艺术学校舞美班招生，她便去应考，只取六个名额。在上百名考生中经过多次汰选，她录取了，全家的高兴可以想见，但高兴了没有几天，又听说因为政治条件及有人告状而落空了。我怕孩子受刺激，让她们到外地朋友家去玩了。得知确切消息那一天，天气很热，我非常痛苦、自责，夜晚我一个人躺在阳台的竹床上，睁着眼到天亮，泪流满耳。清晨我写了一封信给二幼，告诉她这个不好的消息，鼓励她不可气馁，一定设法继续上高中，再好好学习，今后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最后一句话我写道：“那时你回看今天，就会庆幸自己没有考上艺校舞美班了。”这些鼓励的话，想不到几年之后都应验了。

二幼在投考艺校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大李老师，也成为我们终生的好友。艺校舞美班主考老师大李，毕业于文革前最后一届的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过去我们毫不相识。考试经过初试后，进入了复试，共计三天。有上百名学生应试，经过几轮汰选，尚有数十名学生参加最后的专业考试。考试项目有素描、水彩、速写、文艺理论、创作等等，并不比考浙江美术学院轻松。艺校在黄龙洞附近，为节省开支，上午乘公共汽车前去，下午考完乘公共汽车回来，中饭我给二幼两角钱，让她在附近买点食物充饥，接着下午再考，不必回家吃中饭。第一天考完速写，大李老师已对二幼刮目相看了。后来大李老师对我说，二幼的速写，美院学生也画不出来，他自己也画不出来。第二天中午就发生了吃饭事件：中午大李老师从食堂打饭回来，见二幼独自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是为了省那两角钱，这差不多是我们全家一天的菜钱。大李老师问她吃饭没有，二幼说不饿，等下午考完试回家再吃。李老师见二幼穿一件破旧的大人草绿色外套，面有菜色，立刻明白了我们的家庭处境，他一阵心酸，就把自己这盒饭硬让二幼吃。第三天中午，大李老师早就准备了一盒饭给二幼。考完试，大李老师到阁楼来看二幼，带了许多纸、许多笔、许多颜料，安慰我们说，这个孩子成绩很好，必取无疑。天真可爱的大李老师，他的善良，他的关怀，后来都成了人家践踏人性的数据。二幼被录取的名额，被人上告到教委，说是二幼舅舅通过关系，收买了大李老师，而二幼的父母都是右派份子，政治条件不够，证据确凿。硬说二幼考试时大李老师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别的考生没饭吃，他没有管过，可是二幼的中饭他都预先买好预备着。这场官司打了许久，大李老师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害了二幼，他对上级表态：许多考生都通过各种渠道走“后门”，搞“收买”，包括已经录取的五名学生，就是二幼家没有做这件事。所以二幼不能录取，就没有一个学生是合格的，他这一期的学生统统不收了，缺如了。结果这一届真的不设舞美班，因为大李老师态度坚决，否则他将辞职。三年后，二幼于十四中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暑假二幼回杭到艺校看大李老师，大李老师带着她在校园里走了两圈，逢人便介绍说，二幼考取了中央美院！她幸亏没有进我们这个学校！大李老师请二幼吃饭，对于她的入学，比谁都高兴。

三幼小一些，有两个姐姐许多前车之鉴，波折少得多。她先在我二姐的龙坞村校念了二年，然后到留下镇小学念到五年级，鉴于当时杭州各小学毕业后能直接升入邻近挂钩中学的规定，以及大幼在农村不得念高中的教训，我在她将读六年级时，也通过我老同学张冰如丈夫陈效曾的帮助，在没有杭州户口的情况下，将她预先转入长寿路小学读书。在这所小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第十四中学，因为第十四中学有效曾帮助。她可接着读完初、高中。三幼顺利的在长寿路小学毕业，顺利的升入第十四中学，她的班主任也是效曾选择的。我布置三幼的课外作业是每天写一大张毛笔字，她们的书法老师，是我们近邻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另外还学习古筝、古琴。在大幼入读第十一中高中部，三幼入读长寿路小学六年级后，三个孩子虽没杭州户口，然都同住在武林路阁楼了。我当时规定孩子们在晚饭后都不准出门，孩子们都很听话，那时我们既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没有，平时还不准她们看闲书，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度过晚上的时间的。据房管站的小朱讲，她每次来收房租，孩子们都很安静的读书做作业，她很感动。我和孩子们的老师都成为好友，尤其喜爱三幼班主任施建敬老师。一天三幼回家跟我说，施老师给她们讲当代史，她要听听施老师如何讲反右这段历史。后来三幼说，施老师讲得很公正，一点也不污蔑右派。这之后，我第一次去拜访施老师，交谈之后，她说她非常惊奇，她以为我应该衰老、忧郁，没有想到竟如此开朗，还有些奔放哩！有一天我们在路上相遇，双方都是近视眼，我只见一位风度优雅的美丽女士迎面而来，走近了一看竟是施老师，我告诉她对她的感受。不料她也正欣赏迎面而来的这位她认为风度卓越的女士。我们两人就站在人行道上忘情的畅怀大笑！三幼于高中毕业后，考入她心所向往的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毕业那年来到奥克兰，现在德国波恩大学继续读书。

在三个孩子分别读小学、中学时，都住在武林村阁楼上，我仍然在留下代销店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她们三人自己烧饭，那时阳台的厨房还没有搭好，煤炉放在楼梯转弯处。她们一天只烧一锅饭，下饭的菜是从酱园店买的酱菜或腐乳。二分钱一块腐乳，一顿饭三个人分食一块。休息日我从乡下回来，会带个鱼头或螺丝、青菜等，稍稍改善一下伙食。后来我调到何家河头代销店，旁边即是花坞果园，瓜果成熟时，我可以买到次品，几毛钱一大筐，我提回来不上阁楼就在阳台上洗凈，分堆，三个孩子围在一起，一顿吃完，真是痛快淋漓。这恐怕是她们求学阶段最愉快的事吧？

我在《忆昔》一篇五古长诗中，曾经记述小儿女的困苦生活，现摘抄几句以为本文之殿。

……三者颇自爱，挺拔而友于。长懦而性善，次聪喜作图。辗转使入学，城乡自分区。城中多主义，凌辱常与俱。社会有细胞，可笑气甚粗。见之如勿视，蝇喧而蠓吁。小女山中长，入山爱采荼。赤脚时来去，飘然扬双凫。拾煤盈筐筥，作烧尚有余。莫谓年最幼，家中之元枢。惟觉此中乐，每每见轩渠。腐乳为上品，以类推禁厨。一块作三分，味佳且相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