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宋帝国的哀歌：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 宋祥兴二年（1279）

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易衣冠、亡天下

——“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 明弘光元年（1645）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

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
“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

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

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
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译)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 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 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 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 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
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
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
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
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
“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
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只有别有用心者正在篡改着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们的传统。
我们乖巧地继承着只有两百年历史的流氓文化，却以“龙的传人”自诩，不觉得羞耻？
当然，既然继承着无赖气质，又怎么会觉得羞耻。
APEC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
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辫子戏”在上演。
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
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
“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
“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
“辫子戏”仍在上演。
《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
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
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
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
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
“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里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
“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
以及“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为我国人口密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刷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鲜花与掌声中，“汪精卫纪念馆”、“溥仪神社”正式对外开放。“皇军入关百年纪念”正式举行。
不可能？我不敢说。
我们除了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已经无所继承了。但这也足以激励我们。
只愿有朝一日，能与众人一道，剪辫束发，身着汉服，向谎言挑战，追寻古老的复兴。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我身边的几位同学情不自禁地说道：“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阎说错了，大家别信！”我的同学立马反驳：“阎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阎先生如果说假话的话，央视会让人家上百家讲坛？”

看着同学们欢快而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



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可是你们谁知道？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

千年的发展，华夏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宋代官员如是说。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火药技术都获得了远远领袖世界，西方人总是惊异日本的武士刀最锋利，可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冶铁技术是宋人传过去的，元朝严禁汉人炼铁，因而这些工艺失传；南宋的造船技术比18世纪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刚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惊叹道“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汉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中的，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元朝严禁汉人制造火药；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理宗罢免之。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大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的纸币的流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茁壮成长，此时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

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

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



‘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

‘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

‘就依你所言吧！’”

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

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



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

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

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

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

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

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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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十一卜人小月终

回天无力道俱穷

干戈四起疑无路

指点洪涛巨浪中

----------------------推背图关于宋灭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大汉天生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撒母耳记）



其实地球人类都有一份原始的“恨国”情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国家。国家对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被强加，不得已而接受的。这一点在《旧约》里记载的很生动。与中国相比，今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形成出现得很晚。像秦汉（早至战国）那样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和治理方式，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这个国家是个早产儿，有严重的后遗症，后遗症就是我们的恨国情结，比其他民族要顽强得多。当初，不论是为了抗洪，为了灌溉，还是为了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种种形成国家的理由，都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或者根本就不再被大多数人理解。没有任何其它文化如此，文人要靠装“隐士”成名；精英都在追捧“桃花源”。



国家的规模也是原因。要大家出粮出力去治洪水，住在高处的人不愿服从。要大家出钱出命去打仗，远离前线千里之外的人民觉得荒唐。国家若要发挥作用，只能是个暴力机器。关键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从来没有从境外为臣民们谋得任何物质利益，而是一味对内压榨和消耗资源。更不用提国家强制再分配生存资源和巨大的运行成本。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对国家这个组织形式，是深深地厌恨的。以至于百姓都认为，这些洪水战争，都是国家生出来的事，没了国家就没了这些烦恼。主流思想意识也如此。道家致力于消弭国家的存在。儒家也是反“国”而挺“家”的，他们找不到国家存在的理由，姑妄言之为“天人合一”。就是说国家约摸是天生该有的，但国家最好没有自己的“意志”。



可惜天不遂人愿。天灾人祸，不时出来提醒国人，看来国家有时还是“需要”的。以色列人，当初不屈不挠地反抗国家国王，但等折腾到亡国后，他们才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三千年后，成了世界上最渴望有“国”的人群。中国国家的历史基本是连续的，最初为了要不要这层“国”的纷纷扰扰，已经随风远去。国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天天强大起来。我们根深蒂固的“恨国主义”，也被压迫埋藏起来，进入民族的潜意识。尽管大多数人已经不能主动意识到，这种文化情感的挣扎，仍然不时以种种艺术形式隐隐约约地流露出来。有时候是忠奸之争，有时是为民请命，有时是骨肉亲情，有时甚至就藏在“爱国主义”的表皮下面。只要仔细听那“弦外之音”，你总能发现这个背景基调。只要蓦然回首，那人总在灯火不及处。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一个民族失去了生存要地后所唱的哀歌。汉族人幸运一点，失去了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几百年，却侥幸没有被灭族。但也为此唱了一千年的悲剧。传统戏曲里的悲剧，十之六七或多或少与这块地方有关。来来往往中，有王昭君，蔡文姬，杨家将，岳飞等无数传奇身影。而最先把这块地方（大部）囊入中国版图的，是一个家族----赵氏。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穆王来不来，要问一个人。因为八骏是他养的，车子是他驾驶的。他就是赵氏祖先，超级驾驶员造父。造父靠双手挣出一份家业——赵城。这才有了赵氏。赵氏世代为周王驾车，到幽王时，眼见公司衰落，跳槽到晋。后来晋国内乱，赵衰凭着祖传的驾车绝技，载着公子重耳一路狂奔逃出晋国，又花十九年时间，周游列国，终于从驾驶员，升到政治局常委。再到下一代，赵盾相国。赵家已经权倾一时，国君弑立，易如反掌。然后，悲剧降临了，历史还在此分了岔。



这部戏从元代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到清代的《搜孤救孤》，直到1960年张君秋马连良的京剧《赵氏孤儿》，脚本略有变化，但基本都是依据司马迁《史记》的故事记载。说是故事，因为史学家们更相信《左传》记载，认为司马迁的故事是采用战国传说，并非史实。史记中的这个故事不仅和其他历史传本不符，《史记》自身中赵世家与晋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都互相对不上。



《左传》记载是：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事情是，赵武的公主出身的母亲赵庄姬，在老公死后，与族叔赵婴通奸。赵家看不惯，逼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带走了赵家最强大的一个支族。赵庄姬欲火中烧，挑拨她的侄子晋侯对赵家下手。正好其它世家一心想除掉赵家，瓜分利益。就以国家的名义借机起来攻打，把赵家有实力的族支都灭了。愚蠢的庄姬这才意识到自己和儿子也危险了，跑到王宫里躲起来。后来还是韩家出面支持，赵家才得以复兴的。



不过既然后来历代大多数人都更喜爱司马迁的故事，我们就按这个故事说下去。《赵氏孤儿》写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诬陷，全家 300余口被杀，只有一个婴儿为门客程婴救出，即赵氏孤儿。为了救护孤儿，先后有晋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献出了生命。最后程婴用自己的儿子作替换,保全了赵氏孤儿。20年后, 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将赵家冤案始末绘成图卷，对他讲说了往事，赵氏孤儿遂决意擒杀屠岸贾报仇。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没交代清楚。屠岸贾为什么要和赵盾作对？他官位低于赵盾，而且屠岸贾这个人，除了《赵世家》别无记载，想必也不是个大家族，他凭什么和赵家较量还赢了。也许套路是传统的奸臣和忠臣的故事，自古忠奸不两立，作对不需要理由。但是，屠岸贾能赢，就需要理由了。直到现代，张君秋终于有一点逻辑概念，想起来需要在剧中交代一下。那就算是“史有董狐笔”所纪录的旧怨，赵家先杀了晋先君灵公。没有君主或国家的支持，想必屠岸贾也不会不自量力去和这么吓人的一个大家族去死磕，他只是作为一个官员执行行政命令罢了。



这就是一出国家和家族的斗争史诗。历史上记载其实是韩厥后来力挺让赵武继承赵家血统的。但剧中韩厥已经自刎了。剧本就把魏绛也拖进来，三大家族就齐全了。更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和大家族斗争的场景，最后鹿死谁手，大家很清楚。晋国公族偏弱，一直苦于这些大世家的专横霸道。在挑拨这些世家互相争斗杀戮多年后，韩赵魏终于结盟了。可怜这三个忠臣良子，早已经在谋划把国家给瓜分了。结局是三家分晋，其实在这之前三十年，韩赵魏已经逼周王室承认了他们的诸侯国地位。为什么史书还坚持说是“三家”，不说是“三国分晋”呢？其中自有深意。



一个大家族和一个国家相较量的故事，怎么会演化成了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呢？这不过是我们文化中的惯例，文艺的叙事方式是千百年不变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传统。反映了中国的基本政治智慧。在这种皇权加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中，官僚世家的力量是最大的，他们基本把握了整个国家的命脉。皇帝只有和平民结盟，共同对抗官僚阶层，才是唯一稳定的结构。皇帝如果和官僚们穿一条裤子，平民就没有活路了，只有造反；同样，如果官员和平民站到一边，皇帝位子肯定是坐不稳了，改朝换代。结果都是动荡和灾难。



在几千年的“奸臣文化”中，大多所谓奸臣，其实就是那些做了官僚集团的叛变者，把屁股坐到了皇帝那一边去的官员。这些人不但是官僚集团要惩罚的叛徒，老百姓也不待见他们，因为不能允许官员和皇帝勾结。这些人就背上了“千古骂名”。这个结构是不容破坏的，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拨乱反正”，还是同样的套路。



屠岸贾就是个奸臣，他居然帮着国君整治大臣和大家族。而且他作得太过分，超越了红线，那就是：国尽可亡，家不可灭。所以激起公愤，不仅赵家的家臣反抗，韩家魏家，即诸多不相干的人家，都一起抗争。终于打赢了国家，保卫了自家的底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胜利，大快人心。虽然齐国的田家也有一场胜利，但赵家后来更有出息。并且，后来正是赵家，把晋公室给灭族了，类似于苏共处理尼古拉王室的方法。



这部戏，有一个版本叫做《八义图》。所以，这部戏是宣扬“义”的。让我们佩服“义士”们的“义举”。可惜这个“义”字，没有确解。是相对和多变的。有大义有小义，有公义有私义，有江湖义气，有庙堂正义。它们不但不能统一，还互相冲突。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多花片刻去思量辨别一下，反正有千古不变的忠奸公式可套。



一个有些历史背景的故事，五百年后被用史记的方式演义；一千年后又用戏曲演唱；再过一千年又用电影来讲述。背后的情感，不可谓不复杂。这个故事的魅力，不仅文艺青年司马迁抵挡不住，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被迷住，大家都宁愿相信编造的故事，而选择把更可靠的历史记载忘掉。一度巴黎和伦敦也曾为之倾倒。如果真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这故事是赵家自己编出来博取舆论同情的，那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强的公关案例了。如果一个故事，既满足了表面上的大义凛然，又能搔到我们心底里肢体思想都触及不到的痒处，一定会是脍炙人口的。这份快感，可以让人兴奋几千年。



反对国对家的绝对权威和无限压榨，是我们这个民族心中的主旋律。国家只在灾难和入侵的时候需要一下。平时，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更好。无论是暴力打碎国家机器，还是宣扬无为而治，都是一个意思，国家你不要来烦我，不要碰我的家。在戏中那个年代，家和国的力量并不很悬殊，所以相斗起来惊心动魄。到后来国家独大的时候，精英们唱《采薇》，平民只能唱《孟姜女哭长城》了。中国历史上凡是强力推行国家意志，为国家所作的事，都会遭到抵制，被血泪控诉，导致天下大乱。诸如修长城、治黄河、拓疆土、开运河。而一心为国家利益奋斗的君主，如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不得善终，死后留骂名。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诋毁长城的作用都是缺少历史观的。当年管仲和桓公的存亡继绝，那些被戎狄灭了的华夏国家，很多都在今天的山东河南和安徽一带。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一直是华夏和戎狄杂居的，也是北方马背战士南下的通衢大道。是秦赵燕的一系列长城防御工事，才把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和游牧部落的分界线向北推进并稳定到大漠和草原的边缘。戏中孟姜女一定要把长城哭倒掉，我们心底对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少恨，以至于此？



正是有了这种潜意识存在，我们恨国家不需要理由，因为我们带着这份文化基因。次次我们在痛斥昏君奸臣的时候，其实并不清楚，有多少成分是在恨“国家本身”？每每我们的正义情怀黯黯生天际，也许只是，身体中又在习惯性地合成一些化学物质，精神上不过古旧历史心理的沉渣泛起。



从美国这个立国历史较短较近的实例，容易看得更清楚。立国之初的“恨国”和抵制，随处可见。但美国的家国争斗，藏在了表面上州和联邦斗争之下。靠着向外开拓（边疆），美国用利益迅速地整合了国家，在国民中建立起可以抵消“恨国主义”的“爱国自信情怀”。但等到“边疆”消失后，尽管费尽心机参与各种战争和树立“敌对威胁”，却压不住当前普遍的“恨国”情绪的反弹。



中国立国虽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利益整合过程。几千年教化提倡的“忠君爱国”似乎成为了我们表面的主流思想。最初的“恨国主义”，已经被一层又一层的历史沉淀掩埋，但这些覆盖物，每一层都是血泪冲突，家国情仇，爱恨交集。“恨国主义”总有直通道从九泉达九霄。而所谓“爱国主义”，我们要扒开重重的仇怨，才能发现星点种子。戏曲中也是如此。



社会中各个阶层，因其在国家机器中的脚色不同，利益驱动不一致，对国家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国家作为一种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异己力量，对各个阶层都有所压迫。从而也就都有反抗。各个阶层对待“国家”的态度，也清楚地反映在戏中。平民阶层对国家的态度，是冷漠和疏远的，像前面的《红鬃烈马》和《四郎探母》，都是“伶人戏”，反映了平民的态度。而官僚世家由于一方面受到国家压制，另一方面又从操纵国家中得到巨大的利益，所以对国家的态度是若即若离，欲拒还迎。《赵氏孤儿》已经部分算是“文人戏”。最能反映精英阶层对国家的种种迷茫心理的，是一部纯粹的文人戏：《桃花扇》。

大汉天生

毛左时代恐怖的红色信仰留给今天的人们不堪回首的记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在80年代走向衰落，中国由邓小平领导，在80年代初放弃极左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公有制为基础的适当放开的自由经济。在这个号称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尽管中共实施了多重加速经济建设的尝试，在各种程度上开放市场经济，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公有制度。这个公有制度曾经在毛左时代成为全民所有制，国家的一切财富都属于全国的人民，但是目前的公有制是中共自己所拥国家全部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完全由中共自行支配，与人民无关。

如果当初邓小平搞公有制为核心的、适当放宽经济自由度的做法，他的信仰核心是“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带动人民共同致富”，那么今天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信仰。今天的中共正在利用自己左手握枪、右手掌权，残酷地剥削全国人民，把来自人民的财富和手中把握的国家财富，都变相地捞进个人的腰包，形成今天的以太子党为核心的财富和权力小集团。今天的中国，开口闭口谈政治和经济，谈权力和财富，这类的话题基本上全是围着太子党转。

国家的各级党政军官员、全国人民，没有任何信仰，互相掠夺，奉行丛林法则，形成了在中华文化核心崩溃以后、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以后，如今巨大的信仰真空时代。

今天的西方国家继宗教信仰之上的，是个人主义。西方如今崇尚的是个人主义，鼓励挖掘个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社会培养、鼓励和扶植这种创造力。正是尊重和提供良好的环境，所以西方以科学技术、人文艺术和管理科学的蓬勃发展，依然强劲地领导着西方文化的继续发展，并在全球获得高额的回报。

就在西方世界继续倡导尊重人本主义的同时，今天的中国依然无法挣脱奴役人民的愚昧政治怪圈。无论是帝王时代、红色时代和今天的灰色时代，最普通的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权益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和保护，人民从精神到肉体依然在承受来自统治者的奴役。而统治者似乎除了把人民的精神当作面团肆意戳弄以外，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知识来尊重国民。可以说，没有思想的领先，就没有其他的一切。曾几何时中共把马列主义当作救命稻草，但是当这根稻草被抛弃以后，又以为只要搞西方的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共只看到了自由经济这个表象。自由经济的政治基础是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个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自由经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尊重和维护个人的创造力，只有个人的创造力，才是科学和技术突破发展的动力，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基础。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就是一锅温吞水。也许少本分权贵阶层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有限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是以更多的人的绝对贫穷为代价的。一个没有科技领先、科技突飞猛进的国家，自由经济同样无法带给国家任何有前途的发展。

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需要在思想上是进步和领先的。西方国家在思想上的探索一直没有止步，而且一直在引领着全球的思想的发展。这种思想的领先和发展，才是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大汉天生

小王和小杨在铁道部外事处工作，二人属于典型的爱国愤青，什么事情都爱扯到爱国这个话题上。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一天，小王陪着部领导去日本，名义上考察日本高铁系统的运营管理，实际上考察日本色情行业的奇形怪状。小杨没捞到这个肥差事，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些不愉快，总想找个机会发泄不满，于是在“七七事变”这一天，写了一篇铿锵有力的纪念文章，联合了一批网友，到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举着标语高喊口号：不忘国家仇！牢记民族恨！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小杨站在烈日下高喊口号的时候，小王却陪着领导，躺在自动调节高低软硬长短的按摩床上，听着带一点邓丽君味道的日本歌曲甜蜜蜜，享受着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女孩子的超级服务！小王去过不少国内色情场所，相比之下，深为日本妓女的敬业精神感动，这些女人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怀有敌意，或者敷衍了事，而是温柔细致一丝不苟，对于从事色情的女人，小王第一次有些敬重起来！

    走在东京的街道上，蓝色的天空，整洁的街道，礼貌的行人，葱绿的草木，新鲜的空气，小王觉得这次考察工作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收获确实不小。只是“七七事变”这一天，在东京的妓院里销魂，让日本女人恭恭敬敬伺候自己，这算不算爱国呢？本来饱暖思淫欲，属人之常情，最多和道德能扯上一点边，跟爱国实在是八杆子也打不着，可小王是个爱国愤青，事事都爱往爱国方面去想！小王内心很纠结，脑子里突然冒出一种可怕的想法：日本妓女尚且如此敬业，日本的家庭妇女，职业女性，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是日本军人，我能不为这样的女人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

    十几天的考察，看到许多中国人，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行业领域生活工作，小王这个爱国愤青，对日本的恨，转成了某种爱，这种爱又变成了一种怕，怕的正是日本人对自己这个中国人的热情，这种对宿敌的热情，显示出日本普通人的强大自信，这种自信，正是自己这个爱国愤青缺乏的。小王有些觉悟，爱国绝不是仇恨的延续，爱国首先要爱自己的人民，爱国是要学习敌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爱国是要学会用对手之矛攻对手之盾，爱国是让你的敌人尊重你，爱国是让你的敌人有一天，心甘情愿匍匐在你的脚下为你工作！

    回到单位，照例开个考察工作报告会，会上小王简单扼要说了几句在日本的感受，比如说日本的街道很干净，日本人走路开车都遵守交通规则，日本的大城市没有空气污染，到餐馆吃饭很放心，至于日本高铁系统的运营管理，这里有几份材料，请大家拿回去好好读一读。这几份材料，都是小王从日本回来后，连夜到百度里搜索，然后换换日期名字打印出来的。

    会后小王请小杨到家里喝酒，特意开了从日本带回来的号称有三十多种中药材配置酿造的养命酒，二人喝得有些醉醺醺，小王忘记了自己这个爱国愤青的角色，大赞日本如何如何好，日本的色情场所服务是多么周到，以后去北京的这些地方，要向他们传授传授日本的经验。小杨没能去日本，心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听小王得意洋洋显摆他在日本妓院的销魂经历，顾不上和小王这个爱国愤青的爱国友谊，满腔醋意和愤恨火山般喷发出来：你他妈的忘记“七七事变”啦，忘记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同胞啦！你知道我们这些天都做了什么？我们到日本大使馆门口抗日，我们见到日本游客，就向他们吐一口痰，我们见到日本车，就在车身上划一道印子！你去日本才几天，就变成倭奴变成汉奸了，日本这也好，日本那也好，你还是中国人吗？

    我只是客观说一下在日本的所见所闻罢了，怎么就变成倭奴变成汉奸了？小王争辩道。

    你说日本的街道干净，你说日本的空气新鲜，你说日本人有礼貌，总之你说日本好，你就是汉奸，你就是倭奴！

    小杨大义凛然，说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口袋里的索尼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处领导的电话：小杨，公司决定购买日本三菱公司的高铁技术，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准备材料，下个星期陪领导去日本正式签约。

    哈伊，哈伊，处长，我马上去准备！小杨一激动，日本话脱口而出，恨不能马上飞到日本，享受倭奴汉奸的待遇去了！

大汉天生

最近《环球时报》上摩罗有一篇评论，开篇云：“坊间有云：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咱们这一代要解决挨骂问题。” 一时间，此话盛传网坛，摩罗文章的主旨倒被淹没了。所谓毛解决了挨打指的是，毛让中国强盛，外国再也不敢侵略、欺负中国，保持领土完整、不再签不平等条约等等。

事实是：毛泽东时代，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一直发生的。中国丢失的领土。只不过由于中共的新闻控制，人民很少知道。

1951年2月，印度政府派兵100余名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后来又侵占了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9万平方公里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或者三个台湾。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受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是一个动植物天堂，土地极其肥沃，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矿产丰饶。水利资源极其丰富。雅鲁藏布江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发电量远大于三峡电站，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等问题。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军1954年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土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在中印边境中段印方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在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这些领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为了换取当时的印度政府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的偏袒态度，中共当时默认了印度对中国的入侵。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夺回了被印度所占的南线领土。但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不仅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线”，还要再从“麦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据中国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就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1965年印巴战争时，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好在由于印巴两国在苏联的调停下，很快在塔什干实现停火，印军在中国和锡金边境上撤除了部分工事，中印战争才没有爆发。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由于解放军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最后中国妥协了，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

另一段毛时代的挨打来自于老大哥苏联。中共建政后，全面倒向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苏，作为小跟班对大老板的访问，和苏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两国条约，出卖中国的利益。包括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在1952年之前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在不平等的商业垄断条件下，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中国的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和苏联合营。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在中国要了新疆和东北两个势力范围。苏联学者贡恰洛夫说：“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的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苏联怂恿北韩挑起了朝鲜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苏联却躲在后面，只出武器，中国人出命。而且武器也不是白送。斯大林把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军火卖给中国。战后，中共欠下苏俄军费（本息）达二十亿美元。中国还债一直还到六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三千万中国人因饥饿而死亡之时，中国政府还在用粮食、猪肉、鸡蛋等食品还为苏联打仗欠下的债。

中苏交恶之后，中苏边界纠纷频发。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1969年珍宝岛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冲突中，中方阵亡800余人。之后新疆的铁列克提事件，中国边防巡逻队被苏军伏击，伤亡40多人。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希望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至少保持中立。但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这将导致全世界范围的核战争，苏联的行为不亚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以，美国立刻将苏联的计划通过报界泄露，向中国报警。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哈尔滨，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随即中国全国进入核战准备状态，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同时美国扬言要对苏联核打击进行报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这一次正是美国的反对避免了中国的核挨打。

毛时代中国领土的割让还有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和南坎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中共割让这片国土给缅甸的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1949年以后，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他们一度占领云南境内部分地区。中共将这片土地划归缅甸，借缅甸之手消灭国民党孤军。在中共眼里，党权和政权高于主权。政权是一个政党的现实利益，领土是民族的长远利益。卖国的定义是：出卖民族的领土和长远利益以换取统治集团，执政党和政权的现实私利。这就像一个败家子卖祖宗的地一样，崽卖爷田不心疼。

1962年，朝方提出白头峰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将白头峰划归朝鲜。于是毛泽东大手一挥，切了天池的三分之二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名，改作“将军峰”。

根据历史文献和地图，珠穆朗玛峰应属中国，1960年中尼划界，为了中尼友好，毛泽东建议：山南边归尼方，山北边归中方。从此，中国失去了世界最高峰的南坡。这片土地，由于喜马拉雅山阻断了印度洋的季风，气候相对温和，降雨充沛，物产也远比山北丰富。

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也割走了一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有争议土地为三千四百平方英里。中国实际占有其中的二千八百平方英里，但划界后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承认巴基斯坦占了便宜。

1962年与蒙古签订界约，中国放弃诺门罕谷地、察哈尔北境达里岗爱牧场、新疆北塔山。

1957年，为了援越抗美，毛泽东将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白龙尾岛让给越南；让北越在该岛上设置雷达、防空阵地。

南越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先后侵占南沙群岛的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沙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从1975年4月至1991年11月，越南先后共侵占南沙岛礁27个。

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先后侵占了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草沙岛、司令礁8个岛礁。菲已在所占岛礁上驻军并修建修军事基地。

从1983年到1986年，马来西亚先后侵占了弹丸礁、南海礁和光星仔礁，还在6个岛礁上竖立了“主权碑”。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土的丧失，有些是外国的强力侵占，有些是中国的主动赠与。正像慈禧太后所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中国方面的损失来看，不是被迫挨打就是主动找挨打。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海外侨民更是备受欺凌，处处挨打。就连印尼，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中小国家，都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华人华侨。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令，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对丧失生计的华侨强迫迁移，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受影响的华侨约有50万人。此后，印尼多地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动迁事件。约有6万多中国侨民被迫回国。

1965年印尼共产党“930政变”失败，印尼开展排华运动。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被武装冲砸抄查。1966年4月，印尼暴徒和军人用装甲车，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抢劫财物、殴打中国外交官。期间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印尼当局颁布各种排华法令，禁止华侨经商，强迫华侨缴纳高额的“人头税”，禁用中文。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或者被集体驱逐出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有数百人被挖心碎尸。

1967年6月缅甸政府迫害华侨，将华人企业收归国有，关闭中文学校，致使许多华侨家破人亡。数千名缅甸人在缅甸政府的纵容下，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杀害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驱赶华侨离境约3万余人。
此外还有1969年的马来西亚5.13排华事件中，143名华侨被打死，5千多名华侨被捕，七百多房屋被烧。1964年巴西政府对新华社记者9人逮捕、刑讯、军法审判最后驱逐。

1９７５年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大规模没收华人财产，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多万华侨死亡。

华侨在世界各国屡受迫害，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为了其党、政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及华人利益的立场所致。而且这类反华排华事件，毛泽东时代之后，仍屡屡发生，能说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挨打问题吗？

美国总统罗斯福论述过人类有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毛泽东时代，朝鲜战争、抗美援越、台海炮战、中苏边界之战，核大战威胁等等贯穿于始终。中国时时处于战争状态、半战争状态或者备战状态。全国半军事化管理，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防空演习、军事操练，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挨打的恐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之于中国人头上。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被侵占并丧失了大量领土；签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边界战争不断；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恐怖中；侨民被迫害，杀虐、驱赶。能说中国摆脱了挨打吗？

大汉天生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广东省东莞人。明朝末年的著名政治人物、领军文官。

    他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进兵部，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曾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构建“关宁锦防线”，多次击败后金部队进攻。后因诛杀毛文龙、在己巳之变护卫不力以及擅自与后金议和等罪，被明廷判以淩迟。南明永历帝率先为其平反。清乾隆年间，清政府亦为袁崇焕“平反”，但史学界对其事仍有争议。

    袁崇焕中式三甲第四十名进士后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到京述职时，因御史侯恂举荐其有军事才能，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后金兵势正盛，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朝廷惊惶失措；对于是否能够镇守住山海关，朝臣议论纷纷。袁崇焕却在在此时单骑出关考察局势，兵部、家人都不知其踪影。不久，他返回北京，上书报告关上局势，并称：“只要给我兵马粮草，我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因此他升任兵备佥事，负责助守山海关，且获朝廷批准，招募兵卒。

    当时后金攻破广宁后，又强令锦州、义州等处民众东迁。其中义州一部占领十三山，并多次击败后金部队进攻。后金久攻不下，筑城围困。十三山领袖杨三、毕麻子派人突围并向明军求援。袁崇焕请命：“派五千人镇守宁远，以壮十三山气势，并派遣其他部队参与营救。宁远距离十三山有二百里，进可占领锦州，退可坚守宁远，何必对十万人置之度外呢？”王在晋则不同意营救，致使十三山民兵只有六千人脱逃。

    孙承宗经过考察回京后上书明熹宗，请免王在晋的辽东经略职位，自任督师，镇守山海关，且更加倚重袁崇焕。袁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饬边防战备，成绩显著；且严厉执法，军纪大有改观。



宁远之战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袁崇焕《偕诸将游海岛》，写于1624年



    天启三年九月，孙承宗决意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并命令袁崇焕与满桂镇守宁远，袁崇焕开始领兵辽东。在宁远时，袁崇焕率领祖大寿、高见、贺谦等进行城墙修筑工程，次年工程结束，宁远城遂成山海关外重镇。当时城内士兵士气高昂，商旅昌盛。

    天启四年（1624年），袁崇焕与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部队东巡广宁（今北镇市），其位于锦州以北，相距后金重镇沈阳不远。其大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其胆识得到孙承宗赞赏，袁崇焕亦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次年夏，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各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而此时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亦将京城南移至辽宁沈阳，双方摆出进攻姿态，剑拔弩张，局势一触即发。

    当时明朝朝廷内部魏忠贤等阉党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其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被诛杀，而在辽东边防立功的熊廷弼亦遭牵连。孙承宗亦被阉党人高第取代辽东经略职位。高第继任后，立即要求袁崇焕将辽东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一说撤入部队不包括宁远），袁崇焕与督屯通判金启倧认为城池已收复，无理放弃撤退，于是极力反对，并抗命拒绝在宁远、前屯卫的部队撤退。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部队渡过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下（一说正月初十抵达宁远，未予马上攻城）。后金军有十三万人，而宁远守兵只有一万。当时，明朝朝廷得到急报，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廷臣讨论战时，各个束手无策。辽宁经略高第、山海关总兵杨麒则拥兵山海关，不去援救。《明史》记载当时朝野上下皆认定宁远肯定守不住。而宁远城中，袁崇焕则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将士誓死守卫城池。他甚至写血书告示传阅，并向士卒下拜，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决意死战。袁崇焕还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有宁远城的逃兵回去，一概斩杀。二十四日，后金部队开始进攻宁远城，其先锋围城部队为两万铁甲骑军，其用铁裹车撞击城墙，并用铁锹挖掘墙脚，城墙被挖成凹龛；明军则采用阶石碾压城外后金部队。袁崇焕还使用红衣大炮，重创城外后金兵。次日，后金军因当时天气过于寒冷，宁远的城墙虽然被挖了不少洞，但却始终没有坍塌，再攻未能攻下城池。后金军之后撤退，改道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改为攻击觉华岛，觉华岛上的军民被屠戮一空，伤亡万余，岛上粮食、房屋、船只的损失也非常大。宁远之战为后金军的首败，努尔哈赤亦因此耿耿于怀宁远解围后，明熹宗采纳兵部尚书王永光的建议，不追究觉华岛惨败一事，将此一役称为“大捷”，以激励士气。明熹宗嘉奖广宁军功劳。袁崇焕随即升任右佥都御史，而满桂等大将也纷纷升职。而高第、杨麒因不援宁远和觉华岛而免职，以王之臣、赵率教取代。



关宁锦防线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袁崇焕因功升至辽东巡抚，负责辽东及山海关等地，并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袁起初辞赏，后明熹宗坚持原意。然而，魏忠贤见其地位上升，于是增加提防，并派遣其亲信太监刘应坤、纪用到宁远监军。袁崇焕上疏反对，但不被采纳。后朝廷为安抚袁崇焕，提升其为兵部右侍郎。在此时，满桂因为宁远之战中赵率教未能亲自援救而互相指责，袁崇焕与满桂之间产生激烈冲突，袁上奏请求遣其镇守其他城镇，于是满桂被召还北京。而当时经略王之臣极力反对，并请求朝廷命其镇守山海关。朝廷为了缓和各方矛盾，命令王之臣专守关内，而关外士兵将领皆由袁崇焕派遣。之后袁崇焕自悔，请求朝廷依照王之臣建言。满桂遂被调遣镇守山海关，并持尚方宝剑、统领关内外部分军队。

    基于对廷臣诽谤的担心，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给养军队，可以减少海运；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担心立功之后，清兵必定会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此奏折得到明熹宗的嘉许。同年冬天，袁崇焕率领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逐渐收复高第此前放弃的土地。事后，袁崇焕上奏赞许这两名太监的功劳，魏忠贤、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袁崇焕还上奏进言：明朝部队不善于野战，只能凭借固守和大炮防御的策略。并要求增加四万部队去修筑松山城等防御设施。后都得到明熹宗的批准。

   

与后金议和



    因为宁远之战后，明朝急于修建防御工事；而后金则急需军需补给，巩固统治。天启六年八月，后金首领努尔哈赤病逝，袁崇焕派遣使者去悼念，以窥视其虚实。后金政权的继任者皇太极派遣使者到袁崇焕处，双方欲议和，皇太极甚至自降身份称臣。议和同时，后金部队趁机进攻朝鲜。天启七年一月，皇太极在遣使答复的同时，渡过鸭绿江。当时明朝朝廷议论议和之事，王之臣以宋朝与金朝的议和历史附议而弹劾袁崇焕。朝廷召还王之臣回京，并取消辽东经略职位不再设，而山海关内外部队皆由袁崇焕调遣。之后袁崇焕趁后金部队主攻朝鲜时，派兵修建锦州、中左、大淩的防御工事。皇太极因此抗议其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当时朝鲜受困、驻守朝鲜的毛文龙告急，于是明朝朝廷命令袁崇焕发兵救援，其用海军援助毛文龙，又派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名将领率领精兵九千进攻三岔河，形成牵制局势。不过当时朝鲜已经被后金部队占领，于是诸将返回辽东。

    袁崇焕议和之初，明朝朝廷并不所知。当时奏报时，明熹宗起初赞许其方，后改变看法认为并非良策，于是频繁下旨禁止。袁崇焕则因为要修筑防御工事而坚持己见。当时朝鲜与毛文龙部队被后金进攻，朝廷中言官认为是因议和所招致的。同年四月，袁崇焕上书道：“关外四城有四十里地，有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现在地少人多。必须修筑锦州、中左、大淩三城，才能转移商民、大量屯田。如果城墙在修筑前敌兵入侵，届时势必撤退，那么此前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趁后金进攻朝鲜，于是用缓兵计为上。当敌方得知消息后，城防已成，于是关外四百里地则可固若金汤了。”之后明熹宗得报后嘉奖。虽然朝廷议论纷纷，不过袁崇焕的山海关-宁远-锦州（关宁锦防线）防线基本构建完成。

   

宁锦之战



    天启七年五月，朝廷命令尤世禄代替赵率教守卫锦州，尤世禄尚未抵达时，皇太极亲率精兵，进攻辽西，攻陷明朝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五月十一日，后金部队抵达锦州，并四面围城。赵率教率部环城而守，皇太极攻城甚猛。袁崇焕于是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并请求关内部队救援。

    锦州城内，赵率教与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后金部队从五月十一打到二十八日，之后皇太极久攻不下，转而去分兵攻宁远。当时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军并在城上进行炮击；而驰援的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在城外大战，后双方死伤惨重，满桂身负数箭。后金部队见无法攻下宁远，于是又改为进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锦州城中使用大炮、火炮、火弹和矢石等武器，清兵受创极重。于是次日皇太极退兵，并拆毁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史称“宁锦之战”，为明朝与后金交战的第二次大胜，而满桂、赵率教功劳最大。



    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

    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

    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

    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

    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



    虽然袁崇焕带兵辽东大战后金，明朝内部阉党魏忠贤则控制朝廷，朝廷内部阿谀奉承，当时各地巡抚官员纷纷为其修建生祠。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尽管如此，宁锦之战后，当时朝廷论功行赏，受赏者数百人，廷臣纷纷赞许此战功劳为魏忠贤调度有方，其中魏忠贤的义子亦因此封侯，然而袁崇焕只升一级。当时兵部尚书霍维华认为不公，上疏请求让荫，魏忠贤亦拒绝其请求。相反，魏忠贤派使其党羽以袁不救锦州为由，弹劾袁崇焕。袁崇焕不得已请求辞职告老还乡，同年七月获准，而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满桂镇守宁远。

   

再次复出



    熹宗去世，思宗即位，建立东林党内阁，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七月，思宗召见袁崇焕。期间，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袁崇焕表示其在边关立功，唯恐朝廷人士妒功中伤。思宗请袁无须疑虑，其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上书请思宗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崇祯皇帝即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方便行事。此外，皇帝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



诛杀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时，提及其欲诛杀毛文龙。但是天启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龙多次袭击清军，都遭失败，此后在皮岛驻扎。由于毛文龙部占用明朝大量兵饷，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尚宝卿董茂忠上书弹劾请撤毛文龙。兵部商议时，袁崇焕提议派遣官员至皮岛管理兵饷核查银钱帐用，而遭到毛文龙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焕不悦。

    同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与毛文龙在旅顺附近的岛山会见，并商议军事。经过连续三日的谈判，毛文龙始终不接受袁崇焕主张的“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等建议，谈判失败。之后袁崇焕劝其归乡，而毛文龙则称自己了解辽东局势，并能解决满洲、顺势攻占朝鲜。此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通宵部署诛杀毛文龙。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但袁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命人除下其衣冠并捆绑，毛文龙仍称自己无罪有功。袁于是宣布毛的“十二大罪状”，祭出尚方宝剑、斩杀同样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毛文龙有部下为其求情，称毛没功劳也有苦劳，被袁崇焕斥退。

    袁虽然诛杀了毛文龙，但虑其部属有变，于是谕示只诛杀毛文龙一人，其余免罪，并命原皮岛副总兵陈继盛继任。此外，并增加兵饷至十八万两白银。此后的奏折中，袁崇焕上疏陈述毛文龙因拒绝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瞒报兵力、杀良冒功等罪恶，而决议诛杀毛。明思宗以兵减饷增而升疑，不过仍然接受袁崇焕的提议。此后，袁崇焕整顿全部辽东及登莱、天津部队，共有士兵十五万三千余人、马匹八万一千余等。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蒙古与女真发生严重饥荒，蒙古诸部请求袁崇焕开粜互市，后崇祯严令只准按口换粮。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认为这是偷袭女真的最佳时机，同时，王怀达、陈国威二人又预料到了指出了皇太极的军事行动，但袁崇焕虽然没能采取行动，仍上奏称及后金会绕道蒙古进攻明朝。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联合喀喇沁，绕境蒙古朵颜部地盘破长城喜峰口而入。十月二十八日，袁崇焕在宁远得警，马上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后继。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袁崇焕率兵至山海关。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进入蓟镇。十一月初六，袁崇焕到达永平，得报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被攻陷，巡抚王元雅被杀。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获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

    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达顺天府蓟州。十一月初十，袁崇焕进入蓟州，以关宁兵布防蓟州西部各地，。而当时孙承宗指出应该守蓟州三河一线，否则皇太极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十一月十四，袁崇焕获报，后金军已经蓟州穿越而过，袁崇焕被动急追。十一月十六夜，袁崇焕赶在后金部队前到达北京左安门，在广渠门外驻营。明思宗迅速召见袁崇焕，并深加慰劳并谈论战事。袁以士兵疲劳为由请求入城休整，但未得到批准。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祖大寿领关宁兵九千人和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带领的后金左翼大军、护军及蒙古兵大战于广渠门，双方互有死伤，后金军伤亡数百后退去。

   

下狱磔杀与影响



    当时后金所入隘口乃蓟州太守刘策所辖，而袁崇焕一得到消息立刻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而都人突然遭到兵灾，谣言纷起，说崇焕纵敌拥兵。而大臣也因为从前和议的事情，称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此外，清军设反间计，传闻袁崇焕与清军定有密约，并纵放捉获的宦官听闻后遣返回明廷去。其宦官告诉明思宗，加重了明思宗的疑心。

    同年十二月，明思宗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入殿质证，崇焕不能对证，明思宗于是下诏逮捕袁崇焕入锦衣狱。在一旁的祖大寿战栗失措，出殿后即刻带兵返回山海关，直到后来接到崇祯要求袁崇焕写的信才返回。之后，满桂被拜为武经略，赐尚方剑，指挥来援各部。而当时已经退到良乡的皇太极听闻袁崇焕下狱事后，亲帅大军再次进逼京城。明思宗要求满桂出兵对敌，满桂则以“敌劲援寡，未可轻战”为由，坚持防守。然而在多次催促下，同月十五日满桂还是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十六日被后金军以精骑四面包围，大败，满桂及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这时距离袁崇焕下狱才半个月。

    祖大寿被袁崇焕修书召回后，欲以战功救袁崇焕，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皇太极退回辽东。然而，崇祯三年（1630年），经过半年多的审判，袁崇焕仍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被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两千里，其余不予究问。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保辽东。”

    ——袁崇焕刑前遗言



    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认为袁通敌，恨之入骨，纷纷生吞其肉。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於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清高宗下诏为袁崇焕平反，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所谓的真相大白仍有商榷之处。

    袁崇焕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其事迹、评论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正如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提及，明末时期历史记载十分混乱，即使是与其耳目相关的人，其恩怨纠葛也尤其复杂。其中，主要争议的集中点是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否背叛明朝政府等。

    袁崇焕在辽东时的同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表示，袁崇焕虽然死于国法，但是其在宁远之战等战绩功劳不应埋没。作为敌对政权的清朝政府，也对袁崇焕赞赏有加。张廷玉等在官方史书《明史》中主张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而崇祯帝误杀袁崇焕。此指使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乾隆皇帝亦表示，袁崇焕虽然与清朝为难，但是忠于职守，只是因为明朝皇帝昏庸，以至于被斩杀，值得怜悯。明末时期大将徐石麒则认为袁崇焕表面主战而实际主和，并以杀毛文龙示信后金。

    而在文人学术中，相关的争议则更为突出。明末清初文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主张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如同宋朝时期秦桧用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但是认为崇祯皇帝杀死袁崇焕为冤。中华民国初年，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则赞赏袁崇焕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为“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毛泽东也主张袁崇焕为“爱国领袖”，并要求北京政府保护其祠庙。

    部分学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为泄私愤。也有说有证据毛文龙当时要降女真，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一无错处”。按袁崇焕上疏，毛文龙死前六个月早已无生（除非接受袁崇焕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叛国。毛文龙被杀后有徐尔一等人上疏为其鸣冤。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清军兵临北京城下，明庭大臣们多归因于毛文龙死后女真无后顾之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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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到底是怎样一个人？那时又没有独立于朝廷的“公检法”，对袁有各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各自持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嘛。甭说明朝、清朝，现在一党专政的中共统治下还不是如此？既然如此，其实我们也不要一定拘泥于历史证据，大体看一下袁都干了些什么众人一致公认的事情来下结论；再者，袁并非完人，这也就是说，他干的活儿越多，错就越多。很多事情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他杀毛文龙这事情，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恐怕就有不利于明朝的地方，但我们不应该就因为他错杀了毛就说他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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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天生

中国如果还有一个孩子上不起学，中国就没有援助非洲希望小学的资格；中国如果还有一个人没饭吃挨饿，中国就没有资格援助朝鲜人吃饭。这个与国际主义和无私奉献无关。一个连自己的孩子的死活都不顾的父母别指望他对别人的孩子爱心，这就跟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孩子别指望他会爱别人的父母是一个道理。他们去援助非洲和朝鲜，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还有丝毫的良心和道德，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企图。 :mad:

大汉天生

得过且过是人类苟且偷生的本能，中国人在做顺民的方面，也有忍常人不能忍的特殊能力，所以经历了血泪的清人入关和屠戮之后，中国人津津于阿哥、格格的故事，实在是顺民顺出了滋味来。我相信，将来的中国，也会有很多追忆红色暴力的故事，因为老百姓总会有错觉，把自己从羔羊的地位梦想到了屠宰者的境界，是一种超级浪漫主义的传统文化吧。
学会保全自己，是中国人自以为得意的功夫。却不知道顺民是有罪的，天道必罚之，有时候受罪的总是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必然。
中国的古人，对于压迫、尤其是异族的压迫的承受能力很“差”，所以被中原人贬斥的暴秦，尽管武力空前强大，统一中国之后却只有十五年的国祚；而其他的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包括元，都维持不到百年。直到大清，这个中华民族最屈辱的被征服王朝，尽然延续了将近三百年，足见民族血性、风骨的彻底沦丧！
苟且偷生的汉民族，虽然在统治者的屠刀下苟延残喘，却逃不过清末的无数次灭顶之灾。 我们总是说“为什么多灾多难的总是我们的人民？”，一点不错，神从来不护佑顺民，它宁可他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战场上。相比中国人，很多小得多、弱得多的民族都很早地完成了专制压迫的历程，风云突变，把暴君碾于车轮之下。对于他们的成就，我们羡慕，我们惊叹“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样容易的事，轮到中国人就做不成？？？”，我们的人民只好乖乖地“学习”着中国如果革命了后果不堪设想之类的顺民理论。
然而，神不会赐福这样的族群，必然用天灾和人祸来报应所有的人，因为顺民跟他们的统治者一样有罪。
黄河、长江干枯了，中国的水资源恶化了，中国的粮食污染了，中国的空气窒息了。这些都是人祸，也是天灾，没有放过任何这块天下的百姓。不管中国有多少智者、有多少人“劝谏”，政府还是搞了三峡工程，将利润塞满了某些家族的金库，而百姓民生被曝晒煎熬在生死的边缘；在神看来，这是某些人的罪，也是纵容这些人行使权力的所有人的罪。
为什么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因为不觉醒、不抗争，因为自私和堕落，因为贪恋物质利益的满足和炫耀的快感，因为迷失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志，等同行尸走肉---他们为统治者的钢刀而喝彩：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那时候的中国人没有喝彩，却把暴秦推翻了；隋炀帝的时候国家富强超过盛唐，开挖了京杭大运河，可是那时候的中国人也没有喝彩，却把隋炀帝杀了；蒙古人的元朝可谓版图空前绝后，中国人的富裕让马可波罗都眼红了，可是那时候的中国人没有喝彩、没有做梦，六次北伐将它灭亡。
三峡上面阻断长江的钢刀已经落下、上海滩上摩天遮日的钢刀也已经立起，今天的中国人在喝彩。
[打印]                                     由汉至张贴 @ 2013-08-06 23:29:20

大汉天生

转帖]奇之傅：为何360具志愿军遗骸在中国无人提


   



    在华刺杀日酋的义士为啥是韩国人



    文/奇之傅



    1909 年10月26日9时30分许，随着喧闹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传来的三声清脆的枪声，日本驻韩统监伊藤博文应声倒地。面对迅速冲过来的宪兵，一位青年扔掉手 中的勃朗宁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韩国万岁”后从容被捕。半小时后，伊藤因失血过多而撒手人寰；翌年3月26日，行刺的韩国青年安重根亦在旅顺慷慨就义。



    2013 年6月28日，来华进行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同习近平共进午餐时再次提及安重根，“称赞安重根是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希望中方能在哈尔滨市 竖立安重根纪念碑，习近平表示会指示有关部门进行合作”。毫无疑问，随着习近平的表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处新的人文景观必将在哈尔滨横空出世。姑且不 论这块纪念碑设在哪里，其面积、风格又是怎样，昔日的故事让人闻之总觉有几分欲说还休的滋味。为什么这种震惊日本的义举主角不是中国人？难道当年饱受日本 侵略者之苦的华夏数万万男儿中就没有一个安重根？



    作为同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国度，虽然中国和韩国在对待日本侵略史的问题上，有着 太多的相似之处。然而，无论从人口数量上讲，还是从经济实力分析，或是从遭受日本的伤害程度探究，当年的韩国都无法同大清国一争高低。伊藤博文不仅是日本 第一任驻韩国统监，而且还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是他，战后出任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还是他。倘若没 有伊藤博文，中国发展的运行轨迹可能就是另外一幅模样，台独势力或许压根就无法寻觅到一块巴掌大的滋生土壤，鲜艳的五星红旗今天定会在钓鱼岛上空迎风飘 扬。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面对伊藤博文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民负有不可饶恕罪孽的日酋，当年非常热衷对清廷官员进行刺杀的革命党无人将 其锁定为攻击目标，被日军全歼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的亲朋好友们也无人将其视为喋血对象，除了埋骨肉、割台湾、赔银子，似乎麻木苟活的4万万同胞中就没有 找不出一个安重根这样的血性男儿。否则，明明应该由中国人完成，并且绝对可以完成的义举，为什么会无可奈何地让韩国人夺得了头彩？此情此景，焉能不令人感 慨连连心生太多联想？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血性的多寡其实有着举足轻重非同一般的意义。一个能产生安重根的民族，无疑也会催生洪淳 七。同样是又遭日本二战侵略之苦的国家，韩国因有洪淳七而使独岛（竹岛）迄今还插着太极旗。而中国因缺乏洪淳七这样的义士，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只能和日本 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或者持续上演着“实拍中国海监钓鱼岛驱赶日右翼舰，日方10船拦堵”之类的海上游戏。以中庸之道为人生正途，视血性张扬为旁门左道， 这或许是刺杀伊藤博文的是韩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因。



    让如果说伊藤遭安重根刺杀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血性问题的话，那么，朴 槿惠归还360具志愿军遗骸反映的恐怕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不少文化团体可以花大笔银子去拍摄胡编乱造的抗日影视剧，却没人愿意花上一点小钱修建一处 颇有意义的人文景观？为什么这360具在异国他乡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军人遗骸，国内的官员和媒体却鲜有人公开提及？莫非朴槿惠不主动谈及归还之事，这 些遗骸就要像安重根纪念碑一样，就会继续被国人抛在被遗忘的角落？



    感谢韩国总统朴槿惠，使360位志愿军的忠骨终于有望回到祖国；也感谢义士安重根，使国人再次看到了血性对一个民族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