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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正处在高度亢奋之中，各类模仿而来的先锋文学蜂拥而至，就连王蒙也要写“意识流”小说；右派作家群的“大墙文学”洛阳纸贵，用苦难贴金变成知名作家的标志。恰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读到了内部出版的三大本《古拉格群岛》。

我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震撼我的不是集中营的故事（因为中国人所经历的残忍远远超过了索氏的叙述），而是这位具有深邃宗教关怀的极权主义的叛逆者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自省——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

这 是一部朴素得没有任何技巧和修饰的巨著，全无先锋文学的任何痕迹；如果说这部巨著还有什么技巧的话，那就是“写实、写实、再写实”，让我联想到西藏高原的 大山，在高远的蓝天下，透亮的阳光让山峰耸立变得格外突兀，山上的巨石也裸露得峥嵘，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山下的溪水冷透骨髓。正是在这样高度透明的写实 中，世界知道了“古拉格”这个刺目的名字。作为共产极权的代名词，“古拉格”包含着二十世纪最极端的制度罪恶，是阶级灭绝、政治恐怖和人性堕落的象征，其 沉重的份量，甚至超过作为种族灭绝代名词的“奥茨维辛”。所以，当这部巨著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之后，颠覆了左倾知识分子的红色情结，让苏联神话在西方 破产。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 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 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 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 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高度才让他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苏联的“解冻时期”，这位“劳改犯作家”受到过苏共党魁赫鲁晓夫赏识，但他并没有受宠若惊的喜悦和踏上受招安的红地毯，而是坚持与极权主义为敌。

回 头看中国改革时期的右派文学，不仅在揭露毛时代罪恶的力度上远逊于苏东作家（近几年出现的《夹边沟纪事》等劳改纪实作品，开始接近《古拉格群岛》的揭 露），而且在反思的深度上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知识分子笔下，是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把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原因，是用苦难为自己贴金和自我美化，是“青春 万岁”的理想主义赞歌和“两头真”的自我辩护，稍好一点儿的作品，至多是苦难中的第二种忠诚。

在此意义上，一部《古拉格群岛》的思想重量，胜过中国揭露毛泽东时代罪恶的文字的总和。

凡 是由独裁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不但有持续的组织资源的积累，还要有持续不断的思想资源的积累，两者的相辅相成才会造就成型的民间反对运动。而中 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少有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间的思想资源远比其他转型各国贫乏，而且没有持续积累。苏东各国本身就深受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 通过理论和文学艺术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更由于五十年代的解冻，苏东各国的民间知识精英创造出大量反极权的经典作品，哈维尔给捷克总统的公开信所具有的精 神深度，胜过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的所有宣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层的体制局限和知识人本身的精神残缺的综合作用，使具有强烈现实 关怀的中国知识界弊端众生。清算毛时代的言论大都局限于推卸责任和用苦难贴金，鲜有深刻的负责的自我反思；倡导自由主义的言说大都陷于游移、浅薄和暧昧的 窘境，激情有余而思想不足，打擦边球过多而直来直去太少。致力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新儒家，无法理顺传统价值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衔接关系，“传统内圣” 根本开不出“现代之新外王”，不经意中成了官方爱国主义的文化脚注和理论借口；致力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笼统和浅薄，也没找到适合中国 国情的表述方式。中国文化思想界当时的现状是：启蒙者成长的思想环境，是被斗争哲学和语言暴力扫荡一空的文化沙漠，启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启蒙，怎么可 能在一个急需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的大变革时代，发动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远见的建设性为一体的启蒙运动！当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识和善待人性的常识在精英阶 层中间还远未得以建立之时，怎么可能把这种常识普及到大众水平。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民众中填补共产信仰崩溃所留下的灵魂空白的，既不 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识形态，也不是知识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风靡的“气功热”、“武侠热”和“琼瑶热”，这三者都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当代载体，恰好与文化界的寻根思潮相互激荡。

八九运动就是在这样贫乏的思想启蒙和残缺的知识品格之下开始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运动 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启蒙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胆量和能力。参与八九运动的大学生和市民，其轰轰烈烈的行动留下了丰厚的道义遗产，但是 在精神遗产上，参加运动的知识精英们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思想痕迹。亲历过这个伟大运动的知识精英，如果回头看看自己当时发表的言论，凡是诚实的反思 者都会觉得脸红。知识精英为这个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源与这个运动表现出的道义激情、动员规模、和平理性相比，简直太不相称。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 渺小和伟大之比来形容。

六四后，中共全力反对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变，高举爱国主义和弘扬传统文化，于是，准宗教的各类气功组织迅速扩张， 王朔的小说和影视的风靡，以反讽喜剧的方式娱乐着政治高压的社会，帮助人们宣泄万马齐喑的压抑，在用嘲讽来颠覆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也具有着消解一 切价值和理想的倾向，助长了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态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热风靡的大众传播中，前一种倾向日渐消失而后一种倾向却深入人心。

其 实，具有颠覆和虚无的双重色彩的王朔热，它们的迅速大众化是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在正义感严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释放的无奈之中，人们转向强 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准宗教，转向纵欲享乐和对金钱的贪婪，也就水到渠成。抛开官方的普遍政治腐败对社会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谈，仅从民间的角度讲，知识精英没 有资格苛责王朔们和迷恋通俗文化的大众。让王朔们对中国社会的灵魂空白和道德糜烂负主要责任，是极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局限，王朔们所起到的颠覆作用已经 足够，填补颠覆之后的精神废墟的主要责任，本应该由知识精英来承担。

从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精神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六四大屠杀之 后的精英犬儒主义。知识精英的自私懦弱把平民推向枪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热衷于为权贵私有化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辩护的精英本身也已经权贵化，不可能关注受 迫害群体的艰难抗争，更不可能为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而仗义执言。即便是关注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左翼和号称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的新老毛派，也决不会在现实行 为中为受迫害者仗义执言。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知识精英群体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 启蒙者。所以，王朔们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不仅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 社会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

八十年代，看苏联异见者的作品；九十年代，看东欧异见者的 文字；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从读沙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米奇尼克的时刻起，他们反抗极权体制的言行都堪称我的榜样，我对他们的钦佩之 情和自卑之心从未消失过。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视野、宗教情怀和自省精神所造就的灵魂深度，才是成就他们的伟大作品和伟大行动的内在动力。

在 他们的言行中，我读到的，不仅是极权的罪恶，更有受害者本身的反躬自省：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参与者和缔造者；今天我们反抗 独裁体制的行动，不仅是良知和勇气的意图伦理，更是理性而负责的责任伦理。如何取得道义勇气、斗争策略和行动效果之间的平衡，以便让民间反对运动的效果最 大化，应该是中国民间反对派最应该探讨的关键问题。以目前中国民间生态的状况看，健康的民间反对伦理的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之沉重，让供养生命的鲜血变成黑色的抗争，似乎血色的灵魂就是专门为释放一种黑色的忧郁而准备的。这种忧郁向我展示的，与其说是共产极权下异见者的勇气，不如说是思想者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的华美文学，不如说是教徒的忏悔精神。

一双完全裸露的眼睛，犹如残酷的真理，为自己的坦率而牺牲。凝视这双眼睛中的风景，我相信“石头缝中也能长出迎着西伯利亚寒风而立的橡树”。

文星火

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思想者和斗士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影响力————当然他的思想是通过他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来传达的。但，人们在被他的文字所冲击的时候，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忘了他作为前者的角色。颠覆一个极权体制，是少不了一些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捅破窗户纸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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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刘晓波、秦晖们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其最大的不足是个人品格的问题。他们至今还在为分裂、分化中国而努力奋斗，即使索尔仁尼琴在忏悔了，但刘晓波们仍然视而不见。[/PHP]

其实,刘晓波是为分化中国的极权体制在努力奋斗! 中国和党国是两个概念。其实，索尔仁尼琴也并没有忏悔，而是为他的祖国即俄罗斯在出谋划策而已，俄罗斯和前苏联也是两个概念。

我爱MONTREAL

刘晓波、秦晖们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其最大的不足是个人品格的问题。他们至今还在为分裂、分化中国而努力奋斗，即使索尔仁尼琴在忏悔了，但刘晓波们仍然视而不见。

我爱MONTREAL

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



高国翠　

   

    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集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多种角色功能于一身，被俄罗斯人民誉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可我们翻开俄罗斯文学历史画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未曾谋面这位俄罗斯唯一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最近几年的文学史当中开始出现这位作家、学者的名字，对他的评价无论是其本国作家、学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却众说纷纭。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他处于何种地位？他多舛的命运对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俄罗斯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是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

                                      一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前苏联俄罗斯作家，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吉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他的母亲和他家的亲戚大都是虔诚的教徒，东正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9岁起索尔仁尼琴就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身患重病的母亲，索尔仁尼琴中学毕业后考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1939年索尔仁尼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1941年索尔仁尼琴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由于在给朋友的信中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0年的监狱生活彻底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哲学观、文学观。1962年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深受赫鲁晓夫的赏识，在赫鲁晓夫个人施加的政治压力下，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热潮。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位杰出的作家。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同年，发表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一圈》、《癌病房》1968年在国外发表。其中，《第一圈》于2006年2月由作家亲自改编成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映，老作家还在片中担任画外音。
    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十卷本巨著《红轮》（1971—1991）的第一部《1914年8月》，其中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分析了二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了各党派和团体的思想政治立场，论证了俄罗斯发展的历史抉择。1973年12月，他用“艺术研究”方法写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此书的暴露性极强。作者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范畴的懊悔与自我克制》、《不要撒谎活着》、《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垮台，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经济贫穷，坚持其古典的宗教民族自由思想，这些文题都恰好迎合现代西方社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形势和心理，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佛蒙特。1990年恢复作家国籍。1994年回国。
    回国前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并在国内陆续出版。1997年5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创立以他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2001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同行二百年》，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文坛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囊括了从1772年第一批犹太居民被俄罗斯接纳到20世纪末200年间的俄罗斯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史，探讨了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以及犹太民族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敏感问题。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以前一样，他既没有和共产党人达成合作，也不买当权者的账，继续保持政治批评家本色，对媒体公开指责叶利钦的改革措施，批评当前政府腐败无能，再次处于媒体的中心。回国后作家在致力于《谷粒落入两个磨盘间—驱逐出境特写》的写作，我们期待着这部作品的早日问世。

                                      二

    回顾作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深刻解析作家的心路历程，进一步挖掘作家思想根源，不难洞察其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由笃信东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长达10年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生活而导致政治观、哲学观的彻底改变；为不公平的命运喊冤，再到痛视、痛恨、诅咒社会，直到它灭亡，他一步步地走进忏悔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这个强有力的武器被他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荣誉公民”的称号送给他呢？由于其作品独特的内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被人为地夸大化，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后因政治突变文学进而变成自己与悲惨的命运、社会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抗争和报复的手段和工具，他疯狂写作，疯狂揭露当时的黑暗面，其目标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头直指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反对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宣扬反对一切革命的思想。作品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国外敌对势力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宣传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为西方制定反俄计划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为制造大厦的倒塌提供了间接帮助，他的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充当了捣毁苏联大厦的“帮凶”。创作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及整个民族的悲剧。根据俄罗斯批评家达维多夫分析，这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养成的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已故批评家拉克申曾称他的行为是“劳改营里的狼的行为”；诗人叶夫图申科把《古拉格群岛》称为“反共宣言书”。如果从作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角度来说，这些说法都是不无道理的。因此，作品便丧失了艺术作品的品格，这种看法为俄罗斯文学界相当多的人所认同。如诗人叶夫图申科在考察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道路后指出，这位作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事件，他的“艺术潜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闪现”过，如《玛特廖娜的家》等作品叙事比较生动，塑造了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艺术性较强，但是后来“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特定的时期、复杂矛盾的命运使作家完全把写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作家用文学创作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张建华采访《旗》杂志第一副主编娜塔丽亚•鲍利索夫娜•伊凡诺娃，她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在冷战时代的那个特定时期，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其实，文学本不应该承载那么多的责任、职责和功能。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的深渊。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苏联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所以，他忏悔的心也最强烈。1989年苏联这座大厦倒塌了，历史就这样让强大的苏联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擦肩而过，当“预言家”的“预言”、“先知”实现了的时候，久在异国他乡的作家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他的心或许也无法平静，尽管曾因极权统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视它，诅咒它，但当看到受苦受难的无辜老百姓，他的“俄罗斯民族良心”发现了！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纵览这“三部曲”，不难揣摩出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民族意识的思考和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时，作者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想借助文学作品来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追回因反动的政治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虽然他没有公开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实际上他内心的忏悔比他公开道歉还深刻、还残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够解读他那颗忏悔的心。
    对于俄罗斯这个富有贵族情结的民族，作家的宝贵之处就在于首先他是当今唯一活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一个世纪的腥风血雨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受，他是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回顾作家的心路历程他恨也应该，诅咒也应该，但忏悔更应该。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他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来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他要落叶归根，是的，他该回来了！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他逐渐沉于隐居状态，孤居在远离尘嚣的莫斯科郊外圣三一雷科沃村自己盖的住所里。他依旧孤独，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辗转反侧，他在更深刻地忏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他开始对目前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些都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这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文学赋予他的使命、旧俄时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决定他必然生活在无尽的忏悔之中。
    他之所以忏悔，就是因为他还有对民族文化难以割舍的依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虽然西方社会对他个人有“恩”，但他始终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反对者。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了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阐释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他认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正因为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所折射的这些品质，他才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面对媒体，他再次选择了与当局对立的生活方式，他无所顾忌，不以为然，还继续保持着政治批评本色，出面设计国家的“人民自治管理”体制，逐渐与新的当权者拉开距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叶利钦在他生日时授予他的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列奖。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人民力量的信赖，就能让人们觉出他的满腔赤诚，一颗真诚忏悔的心，并因此而感动。索尔仁尼琴所体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同世界观，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价值和影响。近90岁高龄的他已不能再写那些批判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了，而是通过媒体直接抨击当政者。或许他认为直接提建议要比他写文学作品影射一些社会政治现象更直接，所以，2006年媒体再次采访他时，他一再提出强国富民的方略。

                                       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现代苏俄文学史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古典传统的创作风格与众不同。在打得头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罗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所遭受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政治立场及思想价值观念的不同，因此，索尔仁尼琴很难被纳入任何一派，他的存在本身就已使俄罗斯文学力量的分野模糊化、复杂化了，同时他的存在也赋予了俄罗斯文学历史一定的特殊性。索尔仁尼琴将俄国的圣愚和新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中心思想仍然是苦难情结，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永恒的主题。他在忏悔，在为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祈祷！
   （2006年第6期《辽宁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