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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身陷绿坝门不得不软化立场
DWNEWS.COM-- 2009年6月18日0:32:1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VOA/继湖北一家法庭在国内外舆论关注下，宣布邓玉娇用刀刺死强迫她提供性服务的当地政府官员有罪免罚并当庭释放之后，陷入“绿坝门”的中国政府再次被迫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工信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工信部不强迫中外计算机公司安装绿坝软件，而由用户自己选择是否安装。

美联社评论说，这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反互联网审查运动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而有中国律师表示，工信部做出的让步并无法改变设计“绿坝”的软件公司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软件的侵犯版权的违法行为，并且表示愿意为美国公司提供法律援助，解决这起侵犯知识产权的纠纷。

*最新解释：并非强迫所有用户使用绿坝*

个人电脑需加装的绿坝软件个人电脑需加装的绿坝软件中国政府从原规定上后退，不再要求从7月1号起所有在华销售的新个人电脑都要强制性加装一款叫“绿坝”软件。中国工业和信息技术部的一名官员说，安装上述软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选择性的，用户如果不喜欢，可以从新电脑上卸载这个软件。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一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工信部官员的话说，“个人电脑生产商只需要把绿坝-花季护航安装软件储存在计算机硬盘或随机光盘上”，“个人电脑的终端用户将对是否最后安装这一软件有最后的发言权”。这位中国工信部的官员还针对媒体关于中国政府强迫所有电脑用户使用这一软件的报道说，这是“误解”。

*反互联网审查小小胜利*

美联社评论说，中国政府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反对互联网审查运动所取得的“小小胜利”。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对政府屏蔽敏感网站，监视网络的行为越来越感到困惑。英国BBC评论说，这次对绿坝软件的声讨和抵制浪潮使北京陷入了“绿坝门”的窘境。

中国政府花费4千多万元人民币购买了“绿坝”软件的一年使用权。据一些电脑专家称，这款软件可以监控象WordPad，Skype和QQ聊天等众多应用程序，可以监控网络通讯和盗取用户信息，并有图像过滤，尤其是强大的文字过滤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却使用户电脑容易遭受骇客和恶意病毒软体的攻击。

*金盾网管工程无法有效封锁信息流通*

海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政府早先试图强迫所有中国个人电脑加装“绿坝”工程，背景是耗费巨资十多亿美元建设的“金盾”网管工程，无法有效地封锁网络上的信息流通。

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导，自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的金盾工程为一方、以动态网(自由门)和无界浏览为另一方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网络信息战争。双方的封锁和反封锁技术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到2006年，无界、动态网、花园网、火凤凰和世界通联合组成“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反封锁技术已占上风。

BBC援引上海人权律师郑恩宠提供的数字说，光是在上海一地，使用该联盟反封锁软件的人数就超过200万人。这些情况说明“金盾”工程所采用的在国家网关级的封锁在这场信息战中已经明显失利。“绿坝”实质上是将在国家网关的封锁强行移植到每台个人电脑终端，以图更加有效的封网。

不过，据有关专家测试证实，“绿坝”软件在封锁和过滤信息方面并没有什么新技术，由自由联盟的反封锁软件已经具备了使“绿坝”失效的技术。

*绿坝软件被指涉嫌侵权*

此外，绿坝软件还引起了国际版权纠纷。据新闻报道，美国一家名为Solid Oak的软件公司发现，“绿坝”的部分代码是从他们拥有知识产权的商业软件中窃取，因而计划起诉绿坝侵犯其知识产权。“绿坝”软件的开发商对中国记者的质询表示，美国Solid Oak的软件公司对其侵权的指责“纯属炒作”。

有关专家指出，美国有关公司早在绿坝之前就开发出类似的过滤色情内容的软件，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中国河南一家软件公司的绿坝而进行炒作，绿坝公司拿不出具体的专业证据来否认美方的指控，只好用这种“炒作”之类的市井语言来搪塞记者。

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言论环境的中国律师刘晓源表示，他和其他中国维权律师愿意代理美国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起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澄清事实真相。

他说：“如果美方愿意委托我们代理他们，我们可以代理。作为我们律师而言，我们目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抄袭，因为这个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如果美方委托诉讼的话，他们肯定会提供相关证物到法庭来说。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当强的案子，还涉及到跨国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受国际公约保护的问题。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要双方拿出证据来。”

中国著名网络作家、独立评论人士冉云飞最近对这个事件评论说，通过一周来中外诸方面的观察，绿坝是一款以保护青少年为由头，限制中国大陆民众言论自由，侵犯民众知情权等一系列人权的软件。官方花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建立了一个金盾(长城)屏蔽系统还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将各种限制无孔不入地控制到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对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狂妄特务统治，必须用一切合法的方式来反对。

冉云飞还说，像绿坝这样的垃圾软件，突显中国软件业之孱弱无耻。即将被外国公司起诉，最终弄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笑话。

erwin-victor

从2007年亚洲杯开始，中共国足球走向全面惨败：当年亚洲杯男女足均告大败，男足创下参加亚洲杯三十一年来最差成绩，倒退回1976年以前的水平、女足连续五年无缘亚洲冠军，由世界冠军大热门，急速坠落至世界三流球队；2008年是中国足球崩溃性惨败的一年：各年龄段的国字号球队不仅全部惨败，而且还多创造了失败的记录— —中共国男女足在奥运会上双双大败，女足创造了在国际一级赛事上完败于日本队的记录、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前四轮居然一场不胜，提前两轮被淘汰，取得了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以来的最差成绩，创造了最耻辱的失败记录、同年十月份，十七岁国青队在泰国举行的四国邀请赛上，居然零比三完败于亚洲三流球队泰国队，创下了国字号球队输给泰国队的最大比分记录；2009年开年伊始，男足国家队就以一个垫底的成绩，向国人宣告了足球股票暴跌的继续，又一新的失败记录——连亚洲杯决赛圈都打不进的记录，创造在望、而今年元月，在澳洲青年奥运会足球比赛上，中国男足青年“希望队”不仅刷新了中共国国字号球队的惨败记录，也创造了世界罕见的耻辱性输球记录，中共国“希望队”不仅三战全墨，还分别被并非世界强队的美国队、智利队狂灌十四球、十一球，吃足了鸭蛋，“希望队”成了不折不扣的“绝望队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足球昏惨惨的未来……
　
一年多来，足球的大惨败，成为奥运金牌包不住的脓水，彻底暴露了中共“辉煌” 掩盖下的大尴尬：足球兵败如山倒的惨状，使得连中共国样板体育主持人韩乔生都不禁喊出了“解散中国国足”这样“不冷静的话”。
　
中共国足球的连续惨败，已非阶段性成绩低谷可以解释，因为阶段性的状态，男女足、各年龄段球队各不相同，何以解释男女足、各年龄段球队在同一时期内全面惨败的事实？其他足球发展的正常国家，足球队的成绩自然有起有伏，还从没出现男女足、各年龄段球队同时大坠的现象：英格兰国家队男足近年来虽然成绩平庸，但其职业联赛球队成绩突出、其女足取得长足进步；德国职业联赛球队近年来成绩不佳，但其国家队男足成绩不俗，每每打进决赛，其女足国家队成绩更是娇艳，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西班牙职业联赛球队虽然成绩下滑，但其国家队和青年队近年却表现抢眼；阿根廷国家队的表现不尽人意，但其国奥队男足却夺得北京奥运会冠军……
　
像中共国这样男女足、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青少年球队全面惨败的现象，绝非暂时性、阶段性的状态现象，而是足球运动全面衰败、后继乏人的崩溃之像。
　
联赛的盛衰决定着球市，球市是足球运动的经济基础、衣食父母。那么如今的中共国足球联赛状况如何呢？十四年来，在中共国足协专制黑暗的统治下，如今的联赛，暴力、腐败事件如呼吸一样自然，已经引不起社会的兴趣；大搞黑箱作业、惯以腐败 “反腐败”为能事的中共国足协早已权威扫地：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足协主席谢亚龙早成恶搞的对象、现在甚至成为连恶搞都不屑于的对象，足协的权威遭到普遍的蔑视；去年十一月武汉队公然以退出联赛抗议足协的“执法”，创造了挑战足协的史无前例；随着足协公信力的崩溃，联赛的维持开始出现问题。
　在
国际赛事连续空前大惨败、足协“瞎折腾”和、退赛事件的三重打击下，如今球市冷火秋烟、摇摇欲坠，与九十年代中后期“甲A”、“甲B”联赛的火热盛况相比有如天渊之别。初来乍到的经济大危机，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足球职业联赛和极度虚弱的球市，无异于即将踹上去的狠狠一脚，足球职业联赛崩塌、球市的崩溃已成定局，只剩一个今年崩溃还是后年崩溃的问题。
　
随着联赛和球市的崩溃，中共国的足球运动也就彻底崩溃了。

　中共国足球为何在“职业化改革”后为何仅十四年就濒临崩溃？而与中共国足球几乎同时职业化的日本、美国足球却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美、日足球职业化以后，迅速崛起，其国家队不仅很快分别称雄于亚洲、北美足坛，现在已经能够与欧洲二流球队抗衡，而中共国足球无论是水平、还是大众的关注热情，都沦落到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的惨境，这究竟是为什么？
　
表面上看，水平的暴跌是造成中国足球大衰落现状的首要原因；其实，水平的暴跌只是某项体育运动衰落的必然结果之一；当然，水平的暴跌反过来会成为体育运动进一步衰落、乃至崩溃的特效催化剂。
　
水平的暴跌是因为人才的突然断档、后继乏人，人才的短缺，才是中国足球大衰落真正的首要原因：随着马元安一代老女足的老去，如今的中共国女足，再也产生不了像孙雯、刘爱玲、范运杰、张鸥影等技术精湛、能力全面的世界一流尖子；而中国男足，不要说再也没有范志毅、郝海东、彭伟国、马明宇这些能力突出、技术细腻、特点鲜明的亚洲顶尖好手，连李铁、李玮峰这样基础扎实、中规中矩的中才都没有了， “八五后”、“九零后”球员，一代不如一代、一代糙过一代。
　
为什么 “职业化改革”改革十四年后，中共国足球不仅没有崛起，反而滑落至今天濒临崩溃的惨境？首要原因正是人才的断档和全面凋零、为什么中国足球水平近年会急速坠落到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的尴尬地步，首要原因正是人才的断档和全面凋零；而中国足球人才的断档和全面凋零，正是中共国畸形的“职业化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
　
人才，是体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兴盛的首要因素，缺了人才，一切皆无从谈起。人才的产生离不开培养；恰恰是在足球人才的培养上，现行的体制连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都不如，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毁弃了旧有的足球人才培养体制，却又未能建立新的人才培养体制：
　
计划经济时代，足球苗子的选材和培育依靠体校和体工队，各地的体校和体工队的足球科，从当地的小学物色足球苗子，从小培养，费用由国家全包；体校和体工队的选材和培训尽管粗糙，毕竟能够广泛地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国家队以下，形成球童 ——少年——青年——国奥四级人才梯队，给国家队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充沛的后备力量。
　
由于费用国家全包，穷人子弟只要有才，照样可以得到培养和选拔，这就能够做到选材范围的尽可能广泛；不像现在的小孩如果家里没钱，再有足球天分也是枉然，只能白白荒废。
　
在足球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低工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个性压抑、这容易造成运动员、教练员积极性不高，足球事业发展缓慢；但其优点是能做到广泛选材、足球人才有保障。
　
不能不承认，数十年当中，体校、体工队确实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足球人才，如七、八十年代的容志行、古广明、黄向东、左树声、麦超、马林、傅玉斌、高洪波、胡志军、高仲勋、曹限东等等，其中容志行是迄今为止中国男足唯一为国际足联承认的、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天才球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十四年来，中共国足球职业联赛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选手，如范志毅、郝海东、高峰、黎兵、谢峰、李明、彭伟国、马明宇等人，居然全都是体校、体工队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中范志毅是中国男足唯一荣获亚洲足球先生的运动员。
　
中共国职业联赛最火爆的九十年代，人才上完全是在吃体校、体工队的老本。
　
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体校、体工队不再承担足球的选材和培养，本来，足协有担负足球人才的培养的责任，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足协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国足协却在专制体制锦标主义和追求“政绩”的驱动下，拒不承担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责任，而把这一责任推给各足球职业俱乐部；但“改革”后自负盈亏的各职业俱乐部，为了经济效益也不可能承担起这一责任。
　
足球“市场化改革”之后，足协继续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专制权力，继续以官方机构身份对中国足球产业进行“管理”（实为专制统治），始终拒绝向职业联盟性质转变，这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才、培养机制统统丢弃，另一方面又牢牢阻挡着足球市场化选才和培养的新机制的建立；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选才、培养机制丧失，足球教育分散化、私营化，并且成了稀缺品、奢侈品，一般只有家境较好的城市家庭才供得起，但是家境较好的城市家庭，有几户人家愿花大钱送自己的子女去踢足球，尤其在独生子女普遍的今天？
　
这就造成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领域，在九十年代末完全荒芜，形成整体性人才断档、造成今天无人可用的局面。
　
毁弃青少年培养的恶果，不会很快显现出来，但一旦显现出来，往往崩溃性的灾难已经降临、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职业化”后抛弃人才选拔、培养的中国足球，尽管依靠郝海东、范志毅、高峰、黎兵等一大批体校、体工队尖子，短时期内创造了中国足球联赛空前的繁荣局面；依靠范志毅、郝海东等“遗老”和职业联赛唯一一块“青少年培养”成果——留学巴西的健力宝队员，中共国足协甚至还取得了男足打进了2 002年世界杯的“突破性政绩”，但此种繁荣盛景，不过是回光返照的冉冉斜阳和五光十色的泡沫；中共国足球人才凋零的大危机，很快就随着体校、体工队最后“遗老 ”的“挂靴”，和健力宝队员的老化，而全面猛烈地爆发出来，这就形成了本文开篇所述的崩溃性的失败惨状。
　
原来和中国足球水平差距不大的美国、日本、韩国、沙特、澳大利亚等国家足球人才济济、新人辈出，而中国却人才凋零、联赛滑坡、八零后、九零后球员愈来愈平庸化，“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无人可用的中共国足协，只得矮子里选高子，尽遣糙哥糙妹组队，征战国际赛场，其结果自然是崩溃性的大惨败、一败再败。
　
急功近利的“特色”职业化改革，不仅导致人才凋零，还重创了中国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职业化改革”之前，全国各地城市有不少足球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些场所虽然普遍粗糙失修，但毕竟支撑着群众足球运动，群众足球运动的存在大有助于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这些免费场所要么封起来收费，要么干脆拆掉搞房地产，于是，毛时代及八十年代许多地方在大中小学校、街边、文化宫、“工人体育场”等处的那种“群众足球”再也看不到了，群众足球基本上被消灭。
　没有群众足球运动，就没有足球氛围；没有足球氛围，就难有足球的喜好；而在缺乏足球的喜好的土壤上，是很难产生足球人才的。足球社会环境的恶化造成了足球人口的萎缩，足球人口的萎缩又加重了选才的困难。
　
当然，中共顽固坚持的极为荒谬的“计生”政策，也是造成足球人才凋零的重要因素。三十年愚蠢野蛮的“计生“政策，造成了小孩的短缺和社会老龄化：孩子都缺了，拿什么去选材？这对于当前恶劣的足球人才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足球作为一项体育事业，人才是支柱，在现用人才、预备人才、储备人才、希望人才四大皆空的情况下，中共国足球彻底崩溃是必然的事。
　
随着足球崩溃性的接连惨败，足协主席谢亚龙遭千夫所指、万众唾骂，一时间成为中国的民族罪人；其实，中共国足球的今天的大崩溃，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改革的当初，就已经注定了，谢亚龙上任后愚蠢而疯狂的倒行逆施，只不过加速了崩溃的到来而已。

　综上所述，中共国于1994年开启的畸形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埋下了足球全面崩溃的祸根。坚持专制管理体制的“职业化改革”，造成了比改革之前更加扭曲的灾难性后果：“职业化改革”革掉了计划经济培养体制的优点、却又顽固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专制、同时又汲取了市场化足球最坏的东西——、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及因之而来的浮躁、短视，中国足球这种取糟粕而弃精华的“改革”，结局自然是两边不着：既结不出日本、美国等真正职业化改革的优果，又丢掉了计划经济时代好歹可以果腹的菜瓜，最终收获的是既不能食、又不能用的变种畸形毒果。
　
这样的足球改革，在旧病的基础上，造成了比毛时代和计划经济年代更难矫治的复杂新疾：毛时代和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足球的问题主要是物质短缺、“营养不良”，只要增加投入即可解决；现在的问题已远非钱能解决，中国足球已经严重扭曲、无药可治。可见，这种坚持专制体制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是地地道道的“瞎折腾”， “改”，还不如不改的好，这种“折腾”式的改革，已经把中国足球折腾至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的地步。
　
要挽救中国足球，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承认“职业化改革”失败，夹起尾巴退回到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恢复体校、体工队的选材、培养机制，恢复各省（自治区）、市代表队和各省（自治区）代表队的专业足球联赛；这是一条“学朝鲜”的路，一条“营养不良”、难有出息的老路。
　
二是“一不做，二不休”，推行真正的职业化改革，解散作为足球“专政机关”的官方“足协”，由各足球俱乐部选举新的中国足球管理机构——中国足球总会、由俱乐部大会制定联赛和中国足球发展规则、规划……这是一条足球真正市场化——自由化的大道，这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足球浴火重生。
　
尽管有路可走，只是，那些怙恶不悛、颟顸贪鄙体育既得利益寡头官僚集团，却早已没有任何修错能力，只会僵死地维持现状，直至彻底崩溃；因此中国足球的新生，只有在中共垮台后才会到来。

　因为中共国的足球体制浓缩了中共国整个国家体制的几乎所有要素，因此，中共国足球的“改革”，是整个中共国“改革”的缩影：中共国的“改革”，同样是取糟粕而弃精华的“改革”，“改革”的后果，同样是集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制和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于一身；因此，足球的崩溃，是整个体制崩溃的预告。中共国的全面崩溃，随着足球的崩溃将很快到来。面对危机，胡锦涛自为可以靠“防微杜渐”胡混过关，因此招招严防、处处“紧套”，经济月月滑坡、人权年年倒退…其实，中共国崩溃的结局，早在邓小平“六四”挥军屠城就已经注定了，与足球掌门人谢亚龙一样，党国掌门人胡锦涛愚蠢而疯狂地倒行逆施，无非是加速了崩溃的到来而已，胡锦涛就是政治版的谢亚龙。
　
尽管有宪政民主之路可走，但那些怙恶不悛、颟顸贪鄙的权贵既得利益寡头集团，却早已没有任何修错能力，只会僵死地维持现状，直至彻底崩溃；中国的新生，只有在中共垮台后才会到来。

　　　　　　　　曾节明　成稿于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中午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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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监督不受任何制约的政府，拿着人民的血汗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花四千万算什么？我还以为是四千亿呢。即是真的是四千亿，对那样一个政府，我也不觉得稀奇。只要等稳定政权，四千亿算个啥？崛起了嘛，不差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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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来说，二十世纪是从一个帝国的灭亡开始的；而世纪之末，以苏联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为标志。”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不无惋惜地发现，沙俄帝国和苏联帝国的崩溃构成了二十世纪苏俄历史的一首一尾。“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封锁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工作的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料到莫斯科居民对他们的愤恨居然如此之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匆匆销毁部分绝密文件之后，不敢从正门出来，而是乘坐连接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一条专门地铁线路溜走了。这一走，便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将近两千万的苏共党员、超过四十万的苏共基层组织，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党中央呢？相反，大楼外的抗议者当中的许多人都是苏共党员，在此后短短几个星期里，便有百分之九十的苏共党员宣布退党。那么，为什么这部貌似强大、使全世界恐惧的“苏联领导层”机器突然之间便陷于瘫痪之中呢？当时刚刚卸任总理职位半年多的雷日科夫，后来也在回忆录中提出这样的难解之谜：“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历史学家皮霍亚用《苏联政权史》这本砖头一样厚的书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苏联解体前后，他担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领导人长达五年之久，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接触到当时刚刚转移到该档案馆的许多重要档案，其中包括苏共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全会的档案、国际会议和各国共产党谈判的记录、政治局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以及苏联历任国家元首、共产党总书记、政府首脑等人的个人档案。在此基础上，皮霍亚写成了《苏联政权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基本上完成了自己预先设定的任务：“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与其他学者不同，皮霍亚破解苏联政权的黑幕，是从一本保密的《一号自动电话使用用户名册》着手的。苏联时代，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本手册，但普通人绝对不可能亲眼看到。这本手册有红色的硬书皮，封面上印有苏联国徽和“政府一号电话系统”的字样。它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新印刷，因为上面的人员会发生变动：有人新加入其中，有人被排除在外（失势、退休或去世）。一号电话系统的用户，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一些政治评论家和总编，高级将领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各部委领导人，大型工厂厂长和著名大学校长等等。“使用这种电话的官员打一个电话，就可能对某个工业部门或文化部门、对某个工厂或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人产生某种后果。”由此可见，“电话权”确实是寡头政体权力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苏联的政治精英梦寐以求的目标，便是自己能名列其中，这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最高的权力平台，并且可以享有别墅、警卫、豪华轿车、特供商品等等。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最后一次印发的《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共有六百多位大人物的姓名。这个群体就是叶利钦所说的“少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权阶层”。

皮霍亚进而指出，苏联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最高管理层，首先掌握在四个主要部门的领导人手中。这四个主要部门是：老广场（苏共中央机关），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卢比扬卡（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尔巴特军区”（国防部）。这四个部门的领导，在大部分情况下又都是苏共政治局成员。所以，一般人都清楚，政治局是权力的核心。但是，尽管最高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政治局本身却并非一个经由民主讨论而形成决策的机构。换言之，政治局成员的投票权通常是“虚拟”的。在苏联历史上，许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命令是由少数几个领导人作出的。例如，在卡廷枪决波兰军官的命令，并未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是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国防部长）、莫洛托夫（总理、外交部长）和米高扬（副总理、外贸部长）四个人作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斯大林一个人作出的。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作出的，当时在场的有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契尔年科（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决定都是事后才在政治局经过一个“追认”的程序。那些在政治局中相对边缘的成员，类似于中国清代军机处的“打帘子军机”（刚刚进入军机处的新人，负责为大家撩起门帘），谁敢表达不同的意见呢？

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不完全是“人治”，在七十三年的统治中，它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模式，也许可以形容为“党治”。皮霍亚认为，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后面，使用苏维埃选举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进行伪装的寡头政体。也就是说，共产党垄断了权力的源泉，“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制度是靠政治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正如一九七七年的苏联宪法规定的，是共产党。作为社会政治结构要素之一的多党制度，是完全遭到排斥的，就像共产党本身内部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派别一样。苏联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将政权的决定传达到最广泛阶层民众中去的工具，是思想控制与监督的工具。”这种模式是党能够夺权和掌权的关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竭力学习这种独裁党的组织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国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国民党没有学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故而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共产党对苏联体制心领神会，甚至作了若干创造性的发展，故而能席卷大陆，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自豪。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党政不分，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苏联，政权的覆灭与党的覆灭是同步的，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就不得不宣布苏共是非法组织了。而在海峡两岸，今天的国共两党又形成了一对有趣的对照：彼岸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党国一体化尚未彻底，所以才能在民主化过程中脱胎换骨，没有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彻底消亡，甚至还卷土重来，经由民主选举而再次执政；相反，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党国一体化的格局在“六四”屠杀之后的二十年间日益强化，由于掌权者拒绝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在未来的变局中极有可能与“新中国”一起“玉石俱焚”，不会有国民党那么“好运”，那时候，共产党才知道求为国民党而不得是什么滋味。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能够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为民众提供精神支持的时代，这套党国一体的制度尚能保持高速运转，即便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残酷的卫国战争，亦没有陷入瘫痪。而当共产党主义理想破灭之后，这套体制便只能依靠惯性运作，领导人也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七十年代，西伯利亚地区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发现、开采和出口，让当局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都被制度的黑洞吞噬了。有了这部分财富，反倒让当政者如同吸食了麻醉品一样，认为既然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制度的危机便被克服了。殊不知，大雪积累越多，雪崩的后果就越严重。从意识形态的灌输到物质的赎买，这就是斯大林的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差别，也是毛泽东时代与胡锦涛时代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丧失了最起码的自信，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统治者心惊肉跳，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门将克格勃当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对此，皮霍亚论述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与之相似，胡锦涛时代，共产党当局既无力掀起庞大的群众运动，也没有信心让民众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了，而只能如地下党般使用秘密警察来逼迫和骚扰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可谓黔驴技穷、抱薪救火也。

“八·一九”政变为何在短短三天之内便失败了？是否政变的发起者们真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要么是“没有骨气和没有主见的无能之辈”，要么是“精于盘算、等待机会不择手段为自己捞取好处的投机分子”？皮霍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参与叛乱的不是一群窝囊废，他们的政治经验一点也不亚于政敌，他们几乎控制了党务、安全部门、军队、立法机构、宣传部门等所有的要害机关。所以，他们的失败不是他们个人的无能或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经过几年的公开化政策之后，苏联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启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也对这些变化认识不足，皮霍亚认为：“人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在动乱的三天内发生的，而是早就开始了，但是苏联领导人只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的八月底才看到这个变化。”那么，苏联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政治机制的‘脊梁骨’（苏联共产党、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镇压的恐惧）已经断裂。没有了‘脊梁骨’，这个制度就没有了生存力。”这也正是今日中国的现状：秘密警察日渐膨胀，日渐黑社会化；而更多的公民战胜了恐惧，以蔑视的态度应对之。越是依赖秘密警察，中共政权的威信越低，但中共如同染上毒瘾一般，不得不饮鸠止渴。其次，“长期以来，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过于顺利地在实践中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凡事由党的领导人决定，而负责任却由其他人承担。但是，经常运用这样的原则必然导致愿意为别人的愚蠢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越来越少。”如切尔诺贝利事故、禁酒运动的失败等等，表明僵化的体制已经无法应对公共危机。对应今天的中国，在瓮安事件和巴东事件中，共产党都陷入一种“无人负责”之境地，地方与中央互相看对方的笑话，中央认为这是整肃地方的契机，而地方认为这是要挟中央的资本。这种因为决策者的“脑死亡”而造成的推诿局面，让民众与当局的矛盾越发尖锐。第三方面的变化，是原来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当苏联的机制已经烂掉的时候，叛乱分子又闹起了事——“是他们把这辆车发动起来了，但这辆车承受不了如此重量的压力，倒塌了，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一点其实他们是应该料到的。联盟条约是给予生存希望的救命良药，但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车却把它撞翻了。”这种分裂终于给党国一体化的权力结构以致命的打击。而在今天的中国，当权势集团将利益瓜分完毕的时候，瓜分者之间必将因分赃不均而产生内讧，这种内讧的结果，必然是中央与地方“相拥而亡”。

昔日，与美国抗衡了半个世纪、让赤潮漫过全球的土地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便灰飞烟灭了，正如《俄罗斯史》的作者梁赞诺夫斯基和斯坦伯格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今日，腰包日渐丰腴的中共帝国，以“和平崛起”的幌子在国际舞台上“多财善贾”的中共帝国，同样也是一个“泥足巨人”，这个“泥足巨人”究竟还能风光到几时呢？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

便衣警察和他们雇佣的无业少年仍然在我家楼下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