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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的“蝴蝶”轻轻煽动翅膀，却在新疆乌鲁木齐酿成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民族冲突。事件起因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后中共政府却以英文向海外通告（这则消息无中文通告），这只拥有巨大能量的“蝴蝶翅膀”原来只是韶关旭日玩具厂一位汉族青年女工的一声尖叫。这则消息不公布还好，公布之后只让人看到这个“和谐社会”的极度脆弱，不仅官民之间缺乏互信，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同样缺乏互信。
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则必须检讨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曾于1999年与2000年的夏天两度去过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热比娅被捕之后不久，维汉矛盾与疆独问题那时正是新疆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热议的话题，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对维汉矛盾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一、“超民族政府”与维汉两族构成的三角政治关系

在美国，如果与维族青年在会议上相遇，大都知道如果要以“新疆”一词称呼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会遭受纠正或者抗议。维族青年会告诉你：那块土地叫做“东突厥斯坦”。

“新疆”一词，与清朝那位福威俱全的皇帝乾隆有关。在乾隆完成其“十全武功”之三件――两征准部、一征回部之大业后，天山南北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尽收为清朝疆域。在1854至1858年间，清廷将该地区重新命名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权对新疆的控制肇始于乾隆朝，历晚清民国，曾危如累卵。幸好富有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经验的杨增新任新疆督抚，由于他善于平衡当地各民族间的力量，使得新疆在中原纷乱时保持了18年的稳定。新疆少数族人至今犹忆这位杨督军的宽仁与儒者之风。“疆独”的产生并成为中共政府正视的一股势力，大概始自90年代。据新疆的汉族干部说，“疆独”不少骨干就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维族干部。

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来新疆的维汉关系，其实不是维汉两极――尽管这是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心目中的维汉关系――用三角关系来描绘可能更适当。

中共政府是三角形的顶端，维汉两族则算是三角形下端的两只角。客观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维、汉、回、苗、彝等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内），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这一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被汉族人称之为“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涉及到汉人与少数民族冲突时，汉人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少数民族人士惩罚极轻甚至不受惩罚。上世纪70年代本人在湘西修铁路时，同去的知青与当地苗族人发生冲突最后暴力相向，虽然事件起因责任并不在汉人知青，但最后却有几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严重是拘留――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独立运动未形成气候之前，那些地方当局处理民族矛盾基本按如此方略办理。

在各少数民族眼中，中共当局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并不这样认为。对这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许多人只要血缘中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想方设法都要让自己成为少数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的安排）、提干的优惠。这是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常见之事，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中共政府对汉人严厉、对少数民族怀柔并非无因。在中共政府眼中，汉人是“家生奴”，怎么对待都不会产生“外心”；但中共当局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并非“免费午餐”，而是要其归化驯服，接受中共领导。这在中共眼中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独立主张的苗头，北京政府就会认为这是对中共权威的严重挑战，一律报之以武力镇压，多年来，处理西藏、新疆问题莫不如此。

就事实而论，中共当局在处理新疆、西藏时的暴力手法与其处理内地社会反抗时的手法并无不同，都是暴力镇压与污名化宣传――可做比较的远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共当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我自家土地，怎么处理都是“内政”，何需外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指手划脚？”但在国际社会眼中，这却是族群冲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外，国际社会很少一致指责中共处理汉人居住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暴力，但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镇压却关注得多。

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换不来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头之一应是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

直至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公认的看法是：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点，1948年时，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由于新疆与苏联关系甚大，刘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共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汉族人口剧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一直稳定在30%-40%之间，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毛时代的新疆并无独立之念。有“王剃头”之称的王震的“铁腕治疆”行之于前，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继之于后，这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维持了平静。“改革”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维吾尔族的多年积怨开始释放。与此同时，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实施了安抚性的“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与此同时还实行“三少一宽”，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从宽。由于这一政策并非建立在尊重国民权利与民族自主自决这一基础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赐”的优惠形式出现，并不能换来当地少数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受歧视感则甚为强烈。内地人只要设身处地着想，可能也体会得到新疆汉人移民那种感觉。
归纳起来，维族人的不满有下面这些：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属于我们（这也是“疆独”的法理依据）。凭什么不断让汉人大规模迁到我们的家园里来？凭什么将我们的生存之地当作核试验基地？凭什么将我们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断、几乎是无偿地输送到汉人那里？――维族人对新疆成为核试验基地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85年我刚到上海，就曾亲见在上海各院校进修的维族干部在南京东路游行抗议，目的是到外滩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静坐。

对于那些被政府与汉人视为优惠政策的，比如少数民族不需实行计划生育，维族人的想法很质朴：你们汉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们的孩子是真主赐给我们的，想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们当作优惠赐给我们？关于工作语言使用汉语的规定，维族人认为，你们汉人会说汉语是生下来就会的事情，而我们花很大气力学习之后，还是不如你们，这使维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沦入仰汉人鼻息生存的可怜境地。

在维族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中，维族人处于政治弱势，不满日甚。但这种不满的实际倾泄对象，却不是那强势的“汉人政府”，而是处于弱势的新疆汉族移民――在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中，维族人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处于相对强势。人们会留心到一个事实：在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维族人在当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门对他们态度却与对汉人完全不同。城管对汉人的违章摆卖经常是无情横扫，棍棒相向；但对维族人的违章摆卖要客气得多。当年我在深圳华强路曾目睹过一次事件的发生；一位女青年向维族小贩购买核桃仁，摊上标明的价格是25元一公斤。等过好秤付钱时，一公斤却要收125元，维族小贩坚持说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双方发生争执，女青年想放弃购买，小贩却拉着不让走，最后对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过来干预，引发附近所有的维族小贩前来助战。此事的后果是第二天上百维族人到深圳市委门口静坐请愿，认为这是民族歧视。深圳市政府与市委的做法是尽力安抚并赔偿了“参战”小贩们的损失，然后通知各报社，不许报道这起纠纷。并让各单位口头通知市民，尽量不要去购买维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语言不通发生误会引致冲突――这种欺诈性的买卖如果发生在同民族人之间，最多只会当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牵扯到两个不同民族，就可能成为火药桶的引线。

        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进一步激化，那“三个60%”（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只能靠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而经济的市场化彻底动摇了过去中央政府实行的那些少数民族保护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活动与内地日益的一体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当地少数民族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创业、市场开拓方面，都面临挟内地优势的汉族新移民的挤压。中共当局的愚昧就在于，天变而道不变，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发展明显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和排挤，而中央政府却依然遵循着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维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镇压，又回到了当年“王剃头”入疆时的作法。

        中共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民族问题困境。与前苏联相似，一个用政治专制之箍圈成的多民族社会，只能靠计划经济维持；只要计划经济式微，经济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区差距而导致政治社会冲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数个民族混合居住，却很少有哪个民主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有这么大的困境。中共喜欢用“中国特色” 这个词来遮掩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可以说，民族矛盾困境正是这个“中国特色”难以逃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新疆问题之解在于寻找维汉都能接受的共同底线而非汉化

最近30年，中共面对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问题，其实始终无能为力，左支右绌。眼见新疆局势趋于恶化，老一代面临退休的援疆干部大都有危机感，许多人纷纷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内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笔“出疆费”，换取子女离开新疆的自由，让他们到内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中共自以为，帮助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与汉族“同化”，就能缓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处境。比如，通过加强汉语教学地位，变相取消维吾尔语教学（这事情有两个版本，“北京版”说未曾取消；而“维吾尔族版”则认为事实上已经取消中小学的维语教学）；用下派政治任务的方式将维族青年半强迫地送至内地打工；在“西部大开发”的口号下，让汉人大量自愿赴疆。殊不知，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许多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关发生的骚乱事件起因到底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还是汉族女青工的一声尖叫，迄今仍是悬案。不管实情如何，都表明了一点，维汉关系（确切地说是“超民族政府”与维族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王力雄曾在“维吾尔新疆的未来
出路”一文中曾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有过深入分析。在对西藏与新疆等少数民族与中共政府及汉族关系的研究上，王力雄是唯一曾多次亲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调查过且有认真研究的独立知识分子，有心者可去读他的相关文章。我想谈的是这次事件的具体影响。

    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花钱未买来安定，反而招致极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国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禀赋，它很难明白，民族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对国民权利的普遍尊重与真正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权者厚此薄彼的恩赐。对于自掌权以来就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的中共政府来说，目前除了诉诸暴力镇压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其它良策来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汉人移民，正常情况下，他们承受着来自政府那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冲突中，他们因为手无寸铁与处于弱势，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期，2009年7月 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