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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与事实：3800万是怎样让他们说死的


（亿通原创，中华网首发，转帖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最近本是想休息几天，不写帖子的。但大家说想看原创，并且问我为什么好几天了都没有写东西，我就将一直以来压在心里的一个疑问发个帖子说一说，那就是现在有不少人说中国在“大跃进”中“饿死3800万中国人”进行一下考证。



    一、考证中，亿通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当亿通的考证进入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竟然出了一身冷汗，在当今中国，对这个3800万，连中国在国务院当参事的“市场鼻祖”也在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文章中提了出来，就不得不引起亿通的高度重视了。甚至必须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数字来诋毁共和国的领导人？


    这个3800万，到底出处在哪里呢？翻遍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没有找到；读遍了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发言，没有找到；读了许多重量级的以前中国的当权者的著述，没有找到。为什么却在“参事”的口中并且白纸黑字地发表出来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二、3800万到底出处在哪里？


    **是出生在四川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原在四川一所大学教学英语课程后被国家公费留学英国读研究生并且不履约回国报效生养她的祖国，转而嫁给一个英国人，并且自称“花了10年时间研究”而写了一本纪传体著作《毛传》，将毛泽东写成了“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专制、暴横、野蛮的领导者，由于此书一直受到国际社会权威专家学者特别是台湾香港地区有良知的专家学者的批评，由于**用心险恶肆意诋毁，国际社会正义人士一片喊打之声，但西方的政客却借机攻击毛，本书在大陆被禁止发行。**在此书的456-457页中说，1958至1961年的四年间，“近3800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这就是亿通找到的关于饿死3800万中国人的出处。现在却被右派精英广泛引用，甚至连国务院的“参事”、被誉为“中国市场鼻祖”的人也在中国的经济报刊大肆渲染。


    三、我们来看看**的3800万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论证


    **由于其家庭文革中受冲击，她自己被下放到四川最偏远的穷山区劳动，吃了不少苦头。我对她的童年表示同情。但全国饿死了3800万人，就是**这个被下放到四川最穷最偏远山区的“四类分子”的子弟没有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成为中国高考中第一批被考上四川大学学习英语专业的人，并且获得留校任教的资格，还被国家第一批送到国外公费留学读研究生读博士的人。不知各位看官看了是什么感想，如果按照人们可以想像的现象，最不容易饿死的恰恰是这3800万，最容易被饿死的恐怕就是**，但她没有被饿死，反而活得好好的，能够考上重点大学，起码的一个底线恐怕还是完成了她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全部学业并成绩相当得好，不然怎么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呢？你看了不觉得奇怪么？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饿死3800万，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或者“饿死3800万”，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1958－1959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700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3800万人提供每天840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457页）。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1959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1958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1958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461页）。如果真像**所述的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446页）。大家非常清楚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如果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会造成重大的信誉损失，这种负面影响是我们可想而知的，但这跟**所说的“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事。


    我们还是客观一点，既不要骂**，也不要恶意对待毛是否真的知道这么一回事，我就举一个与**有关的现成例子，大家一看便心知肚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 “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这让人十分奇妙，英文博士会不懂得如何翻译“宣传部”？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她说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700万人死亡。对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比她父亲这样“访贫问苦”的人比更应该明白四川的状况。从发生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饥荒的状态告诉自己也是“公共事务部”官员的妻子，我们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的30年里对**隐瞒这种事实。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那700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在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又怎么“明明知道”呢？对于**来说，要去证明“明明知道”应当是轻而易举的。她只须拿出一个最基本的证据就行，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方面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就是施政无为。如果**把找不出这种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被迫害的事实也好。但在她的书里的确讲到了一回这样的事，那就是她讲到的彭德怀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464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273页）。这就是**的《毛传》，这就是**饿死3800万的事实产生根源。**为什么提不出饿死3800万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当时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父亲主管着的所谓“公共事务部”。我亿通不要再揭**的丑恶画皮了吧，大家也想像得出这个3800万是怎么来的了。


    **的3800万饿死人口数是不经一驳的。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个3800万却跟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为了让读者信服，她把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并不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1983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1959－1961年的死亡数” （457页）。她这样说，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统计学家连最起码的专业素养都没有了，这些低报现象都不会被考虑进去。**没有解释她的数字的正确性，但我却看到了这里面的差别：如1960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却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她**就多出1200万“饿死鬼”。


    好，我亿通还是遵从**作为一个留学博士这种有文化人的算法（456-457页），我们暂且不论其具体数字准确与否，但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哪些人属于饿死累死？受营养不良影响却主要是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算不算？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前去世的老年人算不算？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你就根本找不到**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造成的饿死3800万的任何证据，只有她伙同她的英国老公在那里臆淫。


    好，我再来说说我亿通自己，我就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兄弟姐妹7个，上有一个姐姐二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二个弟弟，我们家是最典型的那种没有关系没有“做公共事务部部长”的老爸，是最典型的那种江西苏区最贫困的山乡孩子（家乡至今还被列为贫困县），我们家也是最显著的那种劳动力少、孩子一大帮的那种最难过的家庭，但我们家没有饿死一个人，母亲一生只生育7个孩子全部活了下来，父母没有饿死，兄弟姐妹们也没有饿死，我们这个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生活最贫困的地方我并没有哪怕是听说过十里八乡有人饿死，按当时的人口6亿计，3800万也相当于每2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要被饿死，我们村就有2000多人口，如果计算的话恐怕也有数十人被饿死，但为什么母亲和懂事的兄弟姐妹们却都瞒着我不说呢？反而我们7个姐妹中读书最少的是初中毕业呢？但我亿通的确是听说过那时候很困难吃不饱饭，那是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长得都比兄弟姐妹们瘦，母亲说为什么偏偏我就这么瘦呢？因为我刚刚好是喂奶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粮食紧张，饭吃不太饱，所以母乳也少，你需要营养的时候妈妈的奶水可能营养不足。但我们兄妹7个偏偏我就体检合格当兵了，并且还当了军官，我翻了我祖上前18代的族谱，我这个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却成为了祖上18代以来官做得最大的人。按你**的“理论”，你我就是都应当被饿死的那种人，偏偏我没有饿死读了书当了兵提了干，你**是最有可能被饿死的在3800万以内的人，偏偏你也没有被饿死，读了小学升初中升了初中升高中还考上了重点大学，还能够被公费留学读博士嫁给了洋老公，还能够编撰《毛传》来蛊惑人心。这算是一种说明么？


    最后，让我们看看**在她的书中是怎么来证明毛泽东甚至有意让3800万人死亡的。她这样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457页）。“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 ，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 . . 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458页）。当听到这段话时，我有点耳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出处，**所引用的毛的话出自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的原话是这样的：“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我再次引出这段原文，大家对**这种“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是多么地无耻了吧，你还什么博士？连我这个大老粗都不如了。当然，我还得感谢你**，毛说“死五千万”，你才说死3800万，少了1200万，真是谢天谢地，你**算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有枉废国家公费让你出国留学一趟，给中国人争了光，少说了1200万饿死的人。


    四、中国精英何以热衷于“3800万”说？


    **写《毛传》，我们从他的个人成长轨迹，就完全可以理解她们夫妻和姐弟为何一起要恶意诋毁毛泽东，说到底，她是为了在西方求得一种基本的生存，总不能不吃饭吧，要吃饭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这就是**的真实面目。


    对一个要讨西方人一口饭吃的人的臆淫，竟然在我们国内有人会相信，相信的人中就是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并且他们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是“饿死或累死3800万”，到了境内的西化分子中，就成了“饿死3800万”。里面的猫腻我不说你们也明白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你还信这个“饿死3800万”了么？

windman

推介兩本書給對大躍進有興趣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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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上、下篇）》
作者：楊繼繩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08 年 5 月

　　這是一部叫人看得心情沉重的書，作者楊繼繩在「前言」中寫下為書起《墓碑》一名的緣由：一為在一九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歷史上一段最慘烈的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六百萬中國人立碑；更要為造成大饑荒的極權制度立碑。他原打算把書名定為《天堂的路》，背後不無對專權「人禍」造成大災荒的反諷。

　　楊繼繩是著名作家、學者，在新華社當了三十五年記者、編輯，曾三度採訪趙紫陽，現為《炎黃月刊》副社長。他花了十年時間，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事實和數據揭露這慘絕人寰的史料。

　　該書分上下兩篇，合共約一千頁，上篇集中報導及揭露中國各省如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在大饑荒期間的真實情況，包括人吃人的慘況、官僚對老百姓的殘酷逼害、制度的腐敗等。下篇則是作者對中國持續三、四年大饑荒問題的專題論述，探討釀成大饑荒的禍根、當權者對危機的應變、專橫制度下的遺禍，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墓碑》出版之際正值中國剛發生四川大地震，全國努力搶救全球參與關注賑災，天災人禍加深了大眾反思中國的憂患。上篇第三章「天府飢魂」中便提到一段和四川十分關鍵的史料：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成都會議，首次提出「社會建設總路線」的「三面紅旗」中心概念，依作者分析，「三面紅旗」和群眾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正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肇因，當中還有段小插曲：毛澤東參觀都江堰時望著離堆問道：「這岩會不會被水沖掉？」陪同的省領導答說岩粒很堅固。毛澤東再問道：「一百萬年後會不會？」眾人一時答不上，但卻反覆思量毛主席的智慧提問，受皇恩的啟發，覺得那闔乎千代子孫的幸福，便立即動工用鋼筋水泥加固了離堆。

　　可是，中國人的苦難從沒止息，據知，大饑荒中四川餓死的人數為一千至一千二百萬，也是全國饑荒時間最久的省份。書中提及的那場成都會議，彷彿預示饑荒和政治的狂飆，逐步吞噬老百姓的性命。由地震橫禍以致楊繼繩的《墓碑》饑餓誌，就是叫世人在世世代代不堪回首的國難中，以史為鑑，以勇氣建構穩健和諧的社會，正視生命的價值，那才是真正通向天堂的路。

■馬靄媛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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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

首次全面報導導致三千多萬死難者的悲劇，新後記報導北韓大饑荒 一段令人髮指的人類愚蠢與邪惡的歷史。—-《紐約時報》理查‧伯恩斯坦

英文书名：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书名拼音：E Gui
作者：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 , 譯者：姜和平
页数：500
出版社：明鏡
出版时间：2005.9
书号ISBN：1-932138-30-7
定价：US$23.00 （包含邮杂费）




内容提要
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先生震撼人心地揭示本世紀發生在和平年代的最大災難，深刻報導了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中國的四年大饑荒之真相。《餓鬼》一書記載毛在“大躍進”——在一個慘敗的烏托邦計畫實施過程中施行恐怖統治、迫害、謀殺和人吃人事件的殘酷事實。
貝克先生曾任《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他歷時數年深入到艱巨的探訪中，採訪了數百名見證人，披露中國從1958年到1962年那場空前瘋狂的禍國殃民大災難，並且揭開令人髮指的大饑荒、長期不為人知的秘密。該書可讀性強。貝克先生的可貴之處正是新聞記者特具風格的敘說。
後記裡作者還描述了發生在北韓的大饑荒。這次饑荒也驗證著人類仍然需要從荒謬行徑中吸取教訓。

前 言

從1958年到1962年 間發生在中國的大饑荒最不尋常的一個特徵是：在二十多年時間裏，人們甚至並不知道這場饑荒是否確實曾經發生。無論共產黨人在中國有何作為，人們都普遍認為他們至少解決了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並且結束了似乎是無止境的饑荒。1979年，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後，公佈了人口統計資料。1980年代中期，美國人口統計學家利用這些資料，經分析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至少三千萬人死於饑荒。這個數字比以往任何估計數字都高得多，甚至超出了共產黨最勇敢的批評家們的想像。

如此深重的災難是怎樣發生的？罪責在誰？如此慘重的饑荒何以長期乏人知曉？在中國農村，農民的生活到了何種地步？人們都是怎麼過的？活下來的人又是如何得以倖存的？

本書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在中國，這場饑荒至今仍然是一個被掩蓋的秘密，人們極少提及或討論此事。按官方說法，那僅僅是三年自然災害，真正的災難是使黨內的高層領導人受了迫害的文化大革命。然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撰寫回憶錄，這場饑荒的真相逐漸曝光。顯然，使廣大民眾受傷害最深的不是文革，而確實是這場饑荒。但是，有關回憶錄的作者多為知識份子，他們在饑荒年代不是生活在城市就是在勞改或服刑。因此，中國絕大多數人——農民的命運，依然鮮為人知。農民正是這場饑荒的最主要和最廣大的受害者。但是至今尚未有農民寫書，出電影，或是向外界披露真情。即使是獲准官方許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也很難有機會和農民暢所欲言。因為在農民與外界交談時，地方官員不僅先行訓練農民在採訪中說什麼和如何表現，而且在採訪中還參與旁聽，並時時打斷他們難懂的方言，糾正他們的說法。

對於那些在農村度過饑荒的人們來說，那段悲慘生活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正如異議人士魏京生所寫的，農民們一提起那個年代，就好像曾經從世界末日死裏逃生一樣。事後三十多年，我在海外採訪一些人，被採訪者提及當年的經歷時，依然記憶猶新。1994年，海外的中文媒體刊出徵文啟示，立即得到了幾百份回應。其中既有寥寥數言，也有長達二、三十頁的報導。我最初在英國，然後到美國和香港採訪了一些投稿者。在印度達蘭薩拉，我還採訪到一些藏族人。他們都是從西藏陸續逃到了達賴喇嘛流亡的地方。於是，基於上述採訪， 我帶著一個更清晰的印象來到中國，走訪了河南，安徽和四川等地的農村，和饑荒年代的倖存者——老農民們促膝攀談。

對這場饑荒的認識已經成為研究中國農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同時，我有幸能夠找到文字資料，印證被採訪者敍述的事實，使之更加具體化。近年來在中國，相對的自由使得不少地方漸漸有了不引人注意的出版印刷行業。所以，可供利用的資料越來越豐富了。此外，1989年以後流亡到海外的知識份子還提供了一些官方文件。這些文件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大饑荒年代發生在河南、安徽等地更加詳實的事實和資料。

即使如此，仍有大量資料缺失。例如，中共黨內最高決策層在關鍵時刻的運作，總是缺少細節。其決策的依據令人難以琢磨。死亡人數的數據也總是殘缺不全。現在披露的事實及資料的可靠性仍待確定。何況中國的統計數字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中央政府常常抱怨基層統計定期報表中的虛假成分。總而言之，就像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沃爾特•馬婁裏（Walter Mallory）先生在1926年評論中國早期饑荒時所言，“最底層的事實”非常缺乏。 “沒有中國的底層，就沒有事實。”對於這場大饑荒的全面報導可能要等到共產黨本身的檔案公諸於世之時。屆時人們必將發現，實際情形廻異於掌權者在位時所述。十九世紀英國的歷史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歷史對於罪惡具有著永恆的懲罰權。”毫無疑問，共產黨深諳，能否掌握未來的關鍵是控制住過去。

作者

windman

要多謝毛澤東,餓死了三千八百萬人,不然中國的人口問題會更嚴重.

2dian

中国13亿,不怕饿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