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前赵紫阳智囊：为什么说中国政改希望越来越渺茫 综合新闻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 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 87 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周不逊

一起在MONTREAL开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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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女士后来怎样了？

大汉天生

前不久中文电视上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年轻时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从大陆退到台湾。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政治环境很不好，很多人那时都移民国外，这个老伯一家则移民到南美的阿根廷。这个老伯人很仗义，很能干，对别人有求必应，在当地发展不错，尤为可贵的是他以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阿交流为己任，夜间在他经营的餐馆楼上免费教阿根廷人太极拳，教当地华人拉丁舞，又开古玩店，不为赚钱，只为介绍中国文化，供人欣赏，在当地很有影响，极受人尊重。表面上似乎风光得很，但他内心却是另一番光景。他的太太、儿女对他都不太理解，儿女都去了美国，选择了完全西化的生活方式，太太和儿子住在美国，也就是和他分居了，老头子一个人在阿根廷生活。他自己讲，他有点像瓦格纳，表面上似乎有点放浪形骸，但内心极其善良，自然、人生都会让他感动，忍不住落泪。别人问他将来会不会选择终老故里，叶落归根，他的回答非常出乎预料，似乎与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他说台湾、大陆后来都去过，一句话：“太复杂”，他是不会回去的，他现在更崇尚国际主义，将来去世了将骨灰撒进太平洋就可以了。
    另有一个老友，在海外生活多年，十分怀念故土和亲友，但每次回去都发现环境、世道都变了，人也变了，以前很好的朋友，很能谈得来的朋友，越来越谈不来了，不免心灰意冷，自然就有终老海外的念头。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有这么几类（生在海外的华人后裔不算），一类是没什么太多想法的，就是为了生活，就是为了高兴，中国也好，外国也罢，哪里都一样，没什么太大区别，怎么好怎么过，哪里都是过；另一类本来出国就是镀金，就是为了以后回国更好发展的，他们对于国内的那一套如鱼得水，巴不得尽早回国；再一类就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国内的一些情况看不惯，知道改变不了，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就选择离开，自我放逐到海外。但他们仍不会选择完全放弃，因为中国文化里还是有符合他们理想的文化精神的，对于这部分精华，他们是坚持的，他们唾弃的是其中的封建糟粕。像这个老伯，对过去台湾的那一套，他十分反感，他就移民海外，寻找符合他理想的新的家园，但海外或许解决了一些他的问题，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也不完全合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要通过传播中国文化中符合他理想的文化精神来作为补偿。多年以后，他又回到台湾、大陆，虽然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当年让他不快，使他出走的那些他认为是封建糟粕的东西仍然在，他大失所望，连呼“太复杂”，没得办法，理想主义的他只好又掉转头回到海外，在海外自我放逐一生了。这个老友则是另一类的理想主义者，与这个老伯相反，当年的状况基本符合她的理想，但后来情况变了，她的那些朋友在她的人生列车上中途下了车，上了别的车，去了别的地方了，可她却还是抱着她当年的理想，那她注定是会发现现在的一切、这些朋友都已经渐行渐远，早已不符合她的理想了，作为理想主义的她也就只好选择回到海外，过自我放逐的生活。
    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来源于中国文化里的隐士文化。从上古而降，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所谓隐士，最早的当属尧时期的许由和巢父，到了战国时期，庄子则将隐士思想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与老子清静无为哲学思想并列，成为老庄道家哲学，中国文化主流之一。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如天马行空，所表现出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实令人叹为观止。到了魏晋时期，隐士的实践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不少诸如竹林七贤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之类的人物。当时所谓名士、名僧谈玄成风，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俨然成为时尚。以后的朝代虽不如魏晋时期，但仍不断有隐士出现，特别是隐士的文化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精神上的自我放逐逐渐成为众多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在我的旧作“胡侃红楼贾宝玉—宝玉外传”里面我曾提到，曹雪芹就是“竹林七贤”里阮籍的超级大粉丝，“红楼梦”有很多“竹林七贤”的影子，宝公子一定程度上就是照着阮籍来写的。前面讲的那个老伯，自己认为像瓦格纳，其实作为一个性情中的中国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更像魏晋的竹林七贤。
    大家其实都有些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要不大伙儿怎们都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装傻充愣的让那些疯子般的导演、演员懵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但极端的理想主义也不可取，还是应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相结合。不过理想主义绝对不能丢，理想主义使人常保一颗赤子之心，使人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锐意进取，去除社会文化里腐朽的糟粕，为之注入新鲜的活力，推行社会变革，进而实现人类的理想。中国近百年来的进步、变革，都和海外华人中理想主义分子的努力分不开，海外华人参与复兴中国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引入优秀的西方文化精神，拯救中国文化在下一个百年仍然将会是一股潮流。据说“推背图”里面第43象谶曰：“君非君，臣非臣，始艰危，终克定。颂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唯有外边根树上，三十年中子孙结。”就是讲这几十年的事，堪舆之说恐子无虚有，认不得真的，但其或寓意的海外华人对于复兴中国文化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之事倒的确有些道理。其中原委其实也不难理解，察觉出中国文化里使中国积弱的元素的人必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自然不满中国的现状，如果不想同流合污，那么只有选择出国或当隐士。隐士在当代中国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又缺乏国际现代化的经历和知识，不一定拿得出符合潮流、有突破性的方案，但是海外回来的具有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的人确是有发言权的，而且具有国际现代化的经历和知识，或许能拿得出符合潮
流、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两口子关系很好，但有时候有一方很固执，听不进去另一方的不同意见，但外人的意见、经验他（她）倒有可能能听得进去，或者只能让他（她）按他（她）的想法到外面去试试看，碰了壁、吃了亏，他（她）才能有所转变，能够有所觉悟。两口子是这样，国家有时也是这样，就算内部一小部分人的意见有道理，大部分人是听不进去，不理解的，这时候，反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海外人士的意见倒可能能够入耳。如果这些海外人士恰恰是理想主义者，这就给了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条件和操作平台，就有可能结合当时国内的具体情况，推动变革，实现社会进步。在海外生活，精神自我放逐的理想主义者们，也不必过于纵情于流浪与放纵，当机会来临，社会变革的条件形成时，不妨稍稍现实些，积极入世，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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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天生

在国内呆了一段时间， 还是颇有一些感受。

国内基层草根的民意，去新浪微博以及其他国内类似的微博看看。 国内的言论自由不缺乏，但是用词要在意，即使过滤和删帖，也是来不及的。 但是不要付诸行动，别有组织的行为，可确保无事。

国内的官方舆论，自然是央视，人民日报之类， 形势永远大好，政府永远英明。所以，左派们（不含几毛之人）可以看看新浪微博以及网上评论。悲观主义的右派，不妨看看新闻联播，因为我每次看新闻联播，都禁不住感叹，中国人民真的是幸福知足和快乐的人民。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经济的发展已经面临很大的瓶颈，用工荒，物价涨的厉害，食品安全性自然不必多说，但是就是折合的物价，也差不多和加拿大一个水平。 政治上，绝无任何改革或者改良的余地，一切都在往回走，往尽里收。 这是令人最不乐观的地方。 明知是死路，但是一定要回头走，无非是利令智昏。

鉴于全世界的历史，共产党下台后，没有一个东山再起的。 中国未来的变化或者改变，或者前进，怕是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昂贵，从这点上说，对个人而言，出国是对的。 搞个身份也是对的。从年龄层次上来说，89学运一代的人，现在已经进入中年，当时的激进学生，大多在体制外或者商界。即使在政界的，未必没有89情节，只是这帮人现在更老成，或者更冷酷罢了。 早把国家前途扔到一边，或者闷头赚钱，或者冷眼旁观。但是如果有变，怕也一定是推波助澜的人群。年轻的一代，尤其是90后和部分80后，对20年前的事，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面临的形式却不容乐观，毕业就失业，大学文凭不值钱。总的说来，最有使命感的，仍然是60后，经历89年一代的大学生。不过现在大都家底殷实，或者大权在握。享受的，享受，招安的招安。维稳的费用超过军费，不能不说是统治的失败，也是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 这些钱，如果内部和谐，天下归心，是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的。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老实本份，奴性苟安的人群的。 并不难治理。 可惜，历史的发展，总是这个样子。 暂时的可能不会变，但是民间的怨气，不比20年前少多少。而且戾气加重。 结果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一件小事，在适当的时机，可能改变历史。 或者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和地点出现。就向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似的。 无数次的起义失败，结果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导致了成功。 中东也是类似的情形。

我从来就不乐观，但是近期，眼下似乎没有大的变化的可能。 近来的风声鹤唳，足见当权者明白形势的严峻，只是开出的方子，实在是愚蠢而又拙劣。 朝无良才，才是真正的国之不幸。

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现在各种社会矛盾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以及官方媒体的信用已经透支。 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该依靠谁。 一有风吹草动，就民心不稳，抢碘盐就是一个列子。如果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还好，一旦经济出了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大的麻烦了。

政府之所以拼命维稳，说白了，一旦出现89年那样大的群众运动，绝对不可能复制22年前的镇压模式。 其实那个时候的民心还是比较向上的，基本上是有梦想有理想的社会，并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戾气。 而且一旦老共下台，他们自己也知道，肯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例一样，绝无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连八宝山夷为平地的可能都有，想到这样的后果，换你，能不拼命维稳吗？ 世事有因必有果，又能怨谁呢？

最后说句食品安全的问题，借用国内一个朋友的话说：世界上有比我们穷的国家，有比我们富的国家，即使我们再看不起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中国这么严重，几乎所有的食品蔬菜，都出过有毒的问题。你只能闭着眼睛吃饭，即使明知不安全，也只能劝慰自己吃下去。 想到这里，我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民族自豪。

就中国目前的民族精神，道德水平，民主素养，社会矛盾，一旦真的矛盾积累到某个点，或者因为某件不起眼的小事引起社会变动。 你能乐观起来吗？ 但是你相信这个矛盾叠加，政府维稳如临大敌的时代，稳定会很持久吗？

爱国者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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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天生

薄瓜瓜，今年廿四岁，爷爷为中国已故领导人薄一波，父亲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系毕业，现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
    陈晓丹，今年廿三岁，爷爷为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毕业，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MBA。
    最近，我委托一位在曼哈顿26 Federal Plaza 上班的ICE Agent 去查查两人的移民身份。调查结果是：两人均有美国绿卡。我这里暂且不公布他们的绿卡号码。

saaqvolvo

Post by zonglin;2774824
网络网络，有玩有乐。。

大学时我一哥们儿在校园里遇一美女，一见钟情，每天就魂不守舍的。

一天中午我和他外出吃饭时，那 美女正从身边路过，我哥们儿顿时着我紧跟在后。

见那美女进了一面馆，于是我们也坐了进去。我劝 我哥们：“都大四了，抓紧哪~”；
于是他鼓足勇气，走上前去，憋红了脸问道：“同学你叫什么？”

那美女楞楞地看着我哥们儿：“我叫牛肉面。”

牛女士后来怎样了？

zonglin

网络网络，有玩有乐。。

大学时我一哥们儿在校园里遇一美女，一见钟情，每天就魂不守舍的。

一天中午我和他外出吃饭时，那 美女正从身边路过，我哥们儿顿时着我紧跟在后。

见那美女进了一面馆，于是我们也坐了进去。我劝 我哥们：“都大四了，抓紧哪~”；
于是他鼓足勇气，走上前去，憋红了脸问道：“同学你叫什么？”

那美女楞楞地看着我哥们儿：“我叫牛肉面。”

大汉天生

Post by david2011;2774746
哈哈，到海里，说不定就只剩下海咧。

没关系，沉舟侧畔千帆过嘛。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cool:

david2011

哈哈，到海里，说不定就只剩下海咧。

没关系，沉舟侧畔千帆过嘛。

Post by 大汉天生;2772610
哥有一艘船，船到哪里，哪里就有海，知道的人多了，就有了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