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前事不忘，后事可师

     忘忧先生读二十五史，每感于中国的事，三代以上多不可考——新、旧中国的历史在正、反两面看来只不过是工具，是演义，几千年的积淀和习惯,加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反方的"物极必反，矫往过正”，我们在“从哪里来”中迷失了自我，也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已经过去的20世纪和正在走着的21世纪发生了很多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影响深远的事件，在亲历者即将日渐逝去的此刻，让我们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来——汇成真正的历史，惟其如此，才能前事不忘，后事可师；才不意味着背叛我邦我国，是为序。

台湾从回归到“二二八”悲剧

1945年10月25日，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了甲午战争时期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个花甲之后，我见到当年台北受降仪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儿子葛天惠老人。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见证了台湾回归后最初的岁月，尤其是对台湾、对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一场大狂欢之后一场大劫难，60年岁月过去，仍然让人心灵颤栗


◆高伐林


　　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下，终于取得惨胜，这也意味着洗刷了中日之间前一场大战——甲午战争的耻辱。1945年10月25日，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了被割让出去的台湾及澎湖列岛。
　　整整一个花甲之后，笔者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了当年台北受降仪式主持人葛敬恩的儿子葛天惠，他也进入耄耋之年。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也来到台湾工作，见证了台湾回归后最初的岁月，尤其是对台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一场大狂欢之后一场大劫难，六十年岁月过去，仍然让人心灵颤栗。

葛敬恩与蒋介石、陈仪交情深远

　　葛天惠是1991年从上海发电设备公司退休的，和夫人陈佳泉常来探望在美国工作定居的儿子葛弘一家。他虽然已经83岁（其时为2006年——高注），但腰板挺直，头脑清晰。
　　我们从他父亲葛敬恩先生与蒋介石、陈仪的历史渊源聊起。
　　葛敬恩是浙江嘉兴人，从小个性很强，16岁就虚报年龄去考取了日本人办的浙江武备学校，成绩很好，后来留校做了教官。“我爸爸很早就认识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在杭州见过面。那时上海陈英士、黄郛这几个蒋的结拜兄弟，叫蒋介石带着敢死队到杭州与我父亲取得联系。黄郛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浙江武备学校出来的，比我父亲还晚两三年，但他到日本去得较早，很早就投入了政治风云，后来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也当过蒋的外交部长。蒋来到杭州，那一次军队打抚台衙门，他与我爸爸彼此都留下较深的印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我爸爸是浙江人，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两次叫人来请我爸爸去做黄埔军校教育长，但我父亲不喜欢打仗，就婉言谢绝。他喜欢园艺，在杭州郊区买了块一百多亩的地，办了个农场栽菜种瓜。”
　　当时的葛敬恩并没有打算与蒋介石深交。葛敬恩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陈仪》文章中说：“一则我把他（蒋）看成是当时所谓嵊县帮（“嵊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原注）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
　　葛敬恩对蒋介石改变印象，已经是北伐时期了。1924年，陈仪是军阀孙传芳的第一师师长，这支军队是浙军，他便拉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葛敬恩来当参谋长，因为葛敬恩与这一师的关系较熟。第一师两年中屡立战功，陈仪擢升为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葛敬恩也水涨船高，仍然担任他的参谋长。
　　见北伐军长驱直入湘赣，声势浩大，身为北伐军的对手的葛敬恩与陈仪商议，觉得这么给孙传芳卖命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早作安排。葛敬恩想到当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便自告奋勇当使节，去与蒋联络。他辗转跋涉，在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穿插寻找，终于见到了蒋介石，谈了三天。后来他回忆说：“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蒋介石希望葛敬恩留下来参加北伐，不要为孙传芳效命，葛想到陈仪还在那边等信儿呢，便未应允。蒋把委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的委任状交葛带回去，还写了一封给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段岁月是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何瞬间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葛敬恩冒着危险、惴惴不安返回去将信和委任状交给陈仪之时，这边的局面已经翻了好几番个儿：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长随后又放弃，第一师回到杭州又随即被打散。黄郛再三力劝葛敬恩就此投奔革命，蒋介石也不断来电催促，于是葛敬恩便改换门庭，当上了北伐军总部参谋处长。后来，陈仪也投到了蒋的阵营中。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葛敬恩当了一段参谋本部的次长，1930年被委任为青岛特别市市长，带着全家去了青岛。葛天惠当时八九岁，虽然不是很懂事，但回忆起来，还是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日本坂垣征四郎要来占青岛，几十艘日本军舰开进胶州湾，探照灯到处扫射。我爸爸请日本军事长官吃饭，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戒备森严，国际上列强也都反对他们染指青岛，最后就撤退了。
　　葛敬恩主掌青岛的时间不长，蒋介石为了笼络东北易帜立了大功的张学良，将青岛的人事权交给张，葛敬恩就交出市长大印，还是回到参谋本部。
　　“九一八”事变，日本突然出兵占了东三省，紧接着又在上海动手，还出动轰炸机，炸了杭州笕桥机场的二十几架飞机。葛天惠对笔者说：我爸爸气坏了，也痛心极了。蒋介石就说，那你来搞航空吧！要他做军政部下面航空署的署长兼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学校就在杭州笕桥，蒋是挂名校长，我爸爸管事。他开始也不肯，觉得自己连飞机都不会开，无以服众，后来才去。那时他的老搭档陈仪，是军政部下面的兵工署长。
　　葛敬恩出掌航空署时对蒋介石要求说，空军只能用于抗日，不能用于内战。可是后来蒋对江西苏区搞围剿，用了空军去打红军。“我爸爸很生气，批评蒋介石，蒋也生了气，说‘你居然帮共匪讲话，还批评我的连襟宋子文’！就将他扣在江西半年。我母亲为了营救我爸爸，从杭州跑南昌跑了很多次……”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到西南。葛敬恩当时只担任浙江省政府的空衔委员，妻子身体又不太好，就没跟着去重庆，但他也决不愿在日本人治下当官，抗战大半时间就隐居上海。“他在租界里租了一块地种水果，我们这些子女也帮着他种。”
　　笔者问：“汪精卫、周佛海没来找你爸爸？”
　　葛天惠说：“找啊，怎么不找？抗战后期，周佛海就来找过我爸爸好几次，希望我爸爸向重庆方面说情——他要找退路么。我爸爸没理他。”

重新出山，参与接收台湾

　　蒋介石却没忘了葛敬恩。抗战期间，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死了，谁来接任？蒋介石说，叫葛敬恩出来当校长！别人告诉他，葛敬恩不在这里，还在上海呢。蒋介石就任命了陈仪当陆军大学校长。
　　葛天惠告诉笔者：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上海时，已经是至少半年以后了。我们想，父亲本来一直是大声疾呼抗战的，现在抗战打了好几年了，你还住在上海不去为国效命，讲不过去嘛！就劝我爸爸去重庆。
　　当时二十来岁、读大学三年级的葛天惠，目标较小，就由他先去给父亲探路。他绕了个大圈，先到了河南商丘，再到洛阳，从西安、宝鸡……最后到了重庆。“我去看陈仪，告诉他我爸爸要来了。又过了一年还是几个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1944年冬天，我爸爸也过来了。”蒋介石要给葛敬恩安排军事方面的职务，但他还是不愿；想做农林部长，蒋又不给他，便去各地考察了一段。
　　这个时候，日本败象毕露。美、英、苏、中领导人在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反复讨论如何安排世界战后的格局，商定把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归还中国。接收台湾问题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蒋介石指定由陈仪来负责，紧锣密鼓地组成人事班底，策划接管事宜。
　　日本在统治台湾时期，设总督一人，总务长官一人，下面有各管理机构。国民政府当时的计划是，将台湾作为一个特别省，不设省政府，不任命省主席，而是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当首任行政长官。
　　笔者问：为什么选定陈仪来执掌台湾？
　　葛天惠说：“陈仪是浙江人，蒋介石信任他；他本人廉洁，不爱钱。而且，关键是蒋认为他熟悉台湾事务。”陈仪担任过福建省主席，并曾经渡海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访问过，在当时有“台湾通”的称誉。
　　如果当时不是选定陈仪，是否会酿成后来的“二二八”？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
　　葛天惠介绍：台湾长官公署设秘书长一人，由我爸爸担任；再下设有工矿处、交通处、财政处、公安处等等，各处处长也都初定了一个名单。其中严家淦能力强，由交通处转财政处兼任台湾银行总裁。（葛天惠说了几遍“严家淦能力很强”，后来老蒋小蒋都很器重他，不是偶然的，他在政坛攀升，一直当到总统。）
　　还成立警备司令部，司令由陈仪兼任；此外还成立了基隆港务局、高雄港务局等重要机构。
　　陈仪接受了接收台湾的使命后，立即布置收集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各业现状资料，同时开办各类训练班，如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警察干部训练班、银行干部训练班等，学员都从在职公务员和大、中学生中挑选，台湾人占了相当比例，先后培训了千余人，他们成了日后接收台湾的骨干。陈仪又草拟了《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送呈蒋介石过目，得到蒋的首肯。据葛敬恩后来在文章中说，“他显得很有信心”。“在赴台之前，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几条建议：１，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２，接收事务，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３，无须在台驻扎重兵。这些建议都得到蒋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仪和当时中央、地方官员对接收台湾这么一项大事，还是想得简单了。葛天惠说：“对比一下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央政府做了十多年的准备，而台湾1945年回归的接收事务，只筹备了年把——还是仓促上阵啊。”
　　当然，接收香港，是在和平环境中，接收日期也早已知晓；而接收台湾，却事出仓促。许多事情想得不周全，也难以避免，不可苛求前人的。
　　笔者查到，1945年8月，有重庆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确系有感而发，却不是陈仪等人能体会的。
葛敬恩主持日军受降典礼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受降典礼，葛敬恩主持，陈仪宣读了受降书。从这一天起，台湾正式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归之后的台湾，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南京与台北，专制统治与民主思潮，大陆来台人员与台湾本地人士，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中国与美国，乃至族群、阶层、地域……都营垒重重又犬牙交错。
　　葛天惠介绍说：日本在台湾经营半个世纪，建立了较多工矿企业。中国抗战年代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通管全国的工矿企事业，对台湾的工矿业十分眼红。资源委员会的头头钱昌照（他是黄郛的连襟，是葛天惠的二表姐夫）等人于1946年到台湾考察，打算将台湾经营管理的工矿业都收到资源委员会去管，台湾当然不肯。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台湾特别省行政长官公署协商调停，组织了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糖业公司、台湾化肥公司、台湾机械造船公司、台湾造纸公司、台湾交通运输公司等十大联合公司，管理台湾的工矿业。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本征兵赴大陆、东南亚参战，到1946年底，这批具有作战经验的台湾复员军人返回台湾，找不着就业机会。日据下成长起来的台籍精英以为光复了可以出头了，但行政长官公署是集权体制，大陆来的空降官员占据各衙门，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许多台籍精英转而参选各级民意代表……
　　在众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中，权力者没有“走钢丝”的高超技巧是不行的，而当时陈仪等人恰恰陷入左支右绌。例如，陈仪遣返20万日本军人及30多万日本移民，但他留用了八千日籍技术人员，这本是为了使台湾的行政、经济部门得以维持运转的必要之举，但是一般老百姓对此很不谅解：政府接管后仍“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写于2006年。未完待续）

大汉天生

模糊的历史真实与模糊的人文思考－－关于六四

玄野

在六四问题上发言是有难度的。倒不是什么明哲保身的考虑，主要是因为事件中许多关键的事实无法澄清，相关各方各有心机，又各有真实。事实的不清令人不敢妄评。但是，基于对自己的眼睛和记忆的信任，更通过常理来甄别各方所列举的事件，再参照各方于事后二十多年来对此事的因应方式，暂且可以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出来。因为此事与这个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的前途关系甚大，这认识虽然模糊，却也显得很有意义。所以不揣冒昧，贴出来给大家批判一下。

政府那一方的态度一直缄默，而且意图强制所有人缄默。邓小平先生在当时的表态虽然强权，但还算坦白，虽然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但是面对再无发言能力的死者却没有污蔑抹黑的言辞。至于其下的某些人以至于基层的政工干部，在上级那里批发了反革命帽子和暴徒标签到处强塞，就是人家糊口的营生与内心道德之间的平衡问题了。而求仁得仁，求善得善，一切全在自己。自那几年以后，政府就开始了用强制缄默和酒肉麻醉的策略来达成民众遗忘那个事件的幻想。既然没有邓公的敢于直面道德谴责的魄力，也就没有敢于直面事实的坦白。先入为主地定论哪方正义哪方邪恶当然不合适，但基于事实与理性面对惨痛的历史却是最低的必要。这样，损失了的生命才能换来历史的财富，国家的提升与民族的复兴。

海外民运这一方则一直追求亢奋，而且意图强制所有人亢奋。李娜和郎朗都要强拉进来表态，多少有点象道德绑架。人家有那个自由保持沉默，在人家没有思考明白的时候总不能让人即时表态吧。中国政府的伟光正很令人痛恨。这种思想上的强迫正是医学实验室中的甲醛，有着强烈刺鼻令人窒息的气味，可以将鲜活的生命凝固成某种结构形式的蛋白质集合。而时下的道德绑架，也散发着同样的气息。对立双方操持着同样的政治主导一切的思维，颇耐人思考。

当年邓小平先生出来给大家总结，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事件。这不假，还算政治家的观察力，但应对策略呢？应该算是政治家的手腕，而且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哲学的政治家的手腕。这是中国的巨大遗憾，历史的巨大伤痛。邓公谈到，牺牲几百年轻人的生命换来安定团结的局面，还有就是这次运动是文革流毒等等。怎么说呢，这也的确是实在话，不象某些跳梁小丑那样色厉内荏，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既然是说牺牲几百年轻人的生命，而不单纯是十几位军人的生命，那么这些生命的价值必然也都认同了。文革流毒的评价也的确不假，大字报，打倒某某，戒严令之后北京城依然是混乱不堪的运动状态，这表面上不正是文革的无政府主义吗？邓公只知道痛恨文革，只知道文革行为发生在对方身上是何等可怕，却不知道自己的思维中和自己的属下的思维中同样有众多的元素与文革一脉相承，而这些元素对中国的危害又是何其巨大。毁灭信仰，抛弃道德，假大空，为物质繁荣无所不用其极，从而最终发展到为个人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些祸害本在共和国后的诸次运动中就已经有了，文革则集其大成。

为什么当政者有不尊重生命的倾向？首先是信仰的缺失，人命关天是妇孺皆知的俗话，但是对传统的否定导致这些最基本良知在国人心中的缺位。其次，决策者的军旅生涯也可能导致对死生的司空见惯。造化弄人，抗日战争中国有两千多万的非正常死亡，朝鲜战争中国有近二十万人的阵亡，而大跃进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三千万左右（各方口径不一，大致数字）。我怀疑，当年决策时刻他们内心里是否在比数字，面对数千万生命换来的政治成果，几百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大错恰在此处。如果用数字来评价生命，那耶稣的死，苏格拉底的死，布鲁诺的死岂不更加微不足道？核心在于精神，无论杀人还是殉难，其价值首先要看其所秉承的精神。中国每年死刑犯都远远超过当年六四的死难人数，同样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何一个杀得，另一个却杀不得？关键要看生命的归去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与价值。当年的屠杀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自强自爱的精神的否定，你可以批判当年别有用心的人，但必须明确民心的可嘉之处。当年的殉难者是为什么死的？反革命吗？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爱国热情吗？你咋不给点最起码的抚恤和道义慰问？这象让人窒息的沉闷，又象是扼杀精神的病毒，远比萨斯甲流感流行得快又难以控制。从此以后，国人丧失了在当前体制下的一切爱国热情与信心。当权者啊，你们这些废物，咋就对假大空那么崇拜，这点最基本的诚恳与智慧都没有呢？耀邦先生主政组织部时期的良知大家就没学会点滴？而你们这些人里面曾经受惠于先生的呢？也可以眛着自己的良知吗？这没有平反那么复杂，也没有低头认罪那么屈辱与危险，需要的仅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可以批驳他们的莽撞与幼稚，但是在良知与爱国热情上你可能远不及他们。要做的就是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缅怀逝者。为了一个伟光正，为了一套皇帝的新装，你还要光着屁股在街上走多远呢？

对于当时本已近尾声的运动最后演变成血腥惨案，有这样一点感触：人民大众和投机者意愿截然相反。民众希望事件平静落幕，投机者则意识到不把局势搞崩他们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当时的某些高官是如此，学生方面的某些投机分子也是如此。当然学生中的极端分子是傻子，局势乱了只对政府中的顽固者有利。具体在政府中有几派，在学生运动中有几派，而在工人中是否有成势力的派别，在知识阶层的支持者中是否有成势力的派别，也需要历史的澄清。
两条路线不同军令进京，南线的军人吃了大亏，西线的市民死了很多。有这样一点推测：北京人都会明白复兴路和石景山路两侧都是什么机构。国防大学就在玉泉路那儿。有两种可能，一是政府内部很多人之间结了梁子，老邓要搞他们一把。从当时老邓的威望和其与部下的感情看，好象不可能。另一种猜测，南线小市民多，组织纪律性很差，根本就不听政府吆喝，什么戒严军队，都不管，就知道人民军队爱人民。一旦开枪，死伤数字要成十倍百倍的长。西线大部分是高知识高官阶的人，政府的明令象放屁了，但是通过密令通知却会奏效。推测起来，中央的人这点道德还会有的。事件的实际发展也的确如此。南线军队极其困难，围堵的民众可能比军队还多。许多小痞子不知在哪儿搞了自行车，直接抬起来扔到行进的队伍中。很多士兵被冲散了，都被好心的市民走崇文区的迷宫给带到了岗位上，几位倒霉的哥们儿碰上了痞子，一命呜呼了。这正中政府下怀，于是反革命暴乱的帽子可以郑重其事地向下派发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西线士兵大白天跟百姓挤热闹，南线夜间杀入，结果很可能是将解放军死亡数字的那个唯一的零挂到市民死亡数字上。那样的话，不但反革命帽子发不出去，日后执政的阻力也会更加巨大。唉，这流氓当的很不彻底啊。政府耍流氓没什么稀罕的，奥古斯都耍流氓玩得元老院团团转，依然伟大；汉高祖流氓成性，却不妨碍其圣明。糟糕的是没有流氓手腕却要追求流氓效果，然后还要遮遮掩掩妄图将历史伤痕抹平，这却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全是那伟光正害的，真以为自己是伟光正呢，搞点儿煤球还要外面涂层雪，不知道那是六月天儿吗。

大汉天生

“六四”只是一场闹剧加悲剧----我的“六四”详尽写实亲历

二十二年了，曾经亲历“六四”的我，今天终于把埋藏在心里的记忆碎片努力拼凑起来，为自己也为世人留下历史真实的一角。

本人家住北京西城区临近长安街南边儿，当时是某北三环一高校大二本科生。其实我们学校属比较迟钝的一类，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的第一批上街游行的队伍里没有我们学校的同学；直到3天后，一天夜里有一位高年级的激进同学，在学生宿舍类前的布告栏张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好像是“揭露官倒”什么的；之后宿舍楼里就开始炸了锅了，先有往楼下扔啤酒瓶儿的，大家喧哗之声是越来越大，到最后还有放鞭炮放二踢脚的，这一夜大家都没睡。第二天有人在宿舍楼前帖新大字报说要响应北京其他高校的倡议罢课！对于政治一向漠然的我，也不很在意这些，白天既然不上课，也就继续去图书馆自习。

这样一直到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篇牛文之后，就开始发现校园内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当时还有一插曲，我们有一党史老师，他平时上课不讲党史，就跟我们讲美国民主的事儿，到了考试就把题全告诉我们还开卷，我们平时都很崇拜他。这时候有同学就提出找他问问我们该怎么办？可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们都以为他可能遭到了不测，没想到事件结束后，我们复课又看到他了，后来一打听，敢情他老先生早就称病会回南老家躲了！真是跟袁腾飞说的似的：学历史的，就是不一样啊！

直到5月3日晚上，有几个外校的还有几个本校的头头，一个宿舍挨一个宿舍地动员大家明天去天安门游行去。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学校政工部的大喇叭就开始广播说：“昨晚本校发生了很不正常的事，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离校。”但到了九点，大部分在校生还是如约到了集合地---学校的小花园儿。还是晚上见到的那几个小头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几个大横幅，还有许多彩色纸做的标语小旗儿。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攥着几张口号稿跟我们说：“大家要排成三列，听指挥跟着前面走，喊口号要整齐划一，最终目的地是天安 门。”大约到十点左右就陆续出发了。其实我对政治一直很漠然不太感兴趣，可当时我们班还有我们宿舍的同学都你撺得我我撺得你的，好像不去就很冷血不爱国似的。当时倒是没怕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大学生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政府部门和警察也没像现在这么黑。碍于情面就跟着走一趟吧！我们的队伍由东向西就沿着北三环走开了。记得当年一路上我们喊的口号有：打倒官倒！反对腐败！要民主！要自由！人民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参考消息，胡乱参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不可否认，当时我跟着喊的时候，受情绪的感染也就自然地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青年了！记得沿途还有许多建楼的工地，好多农民建筑工爬在楼上为我们叫好儿！我们就喊：工人阶级万岁！现在想想挺滑稽的！

一路走来有由于有几个兄弟高校的不断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行至北太平庄和北师大的同学一汇合，就折向南奔西单长安街走去！等到了西单的长安街路口，这下可壮观了，因为北大清华的主力大部队都抖拥在这里，满大街都是大学生，据说是六部口有大队警察排成人墙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队伍。似乎滞留了半个多小时，队伍又开始缓慢前行了，有位外校的女同学用手提喇叭告诉我们前方的同学已经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正向广场进军。大家都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就好像苏军要攻克柏林国会大厦一样！又走了差不多45分钟终于到天安门广场了，还真奇怪走了几个小时没怎么歇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到广场一看这情景就更兴奋了，这真是一片革命的人山人海呀！各个北京高校的旗帜，横幅，标语，还有胡耀邦巨像等等。置身其中，怎能不让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自已呢！我们学校的同学先到了指定的广场东边靠近历史博物馆附近在此地休息待命，一会儿，有外校的同学扛来许多矿泉水和面包，说是市民送的。接下来听到高自联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周勇军的声音：他宣布游行胜利结束，明天大家复课。大家听指挥有秩序地退场返校。众人一片欢呼，接着我们就慢慢从近路溜达回学校了。   

接下来还真复了几天课！但上课的同学也不多，老师讲课也心不在焉。直到5月13日，从广场上传来王丹吾尔开希他们绝食请愿的消息。后来消息传来的越来越热闹，什么刘晓波，侯德建等四君子加入绝食了，什么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准备发起的5月15日声援学生绝食活动的知识界大游行。到了15日上午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下午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钱理群、王鲁湘等举着写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举行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界首次示威游行。当时第一自己按捺不住好奇激动的心情，第二经不住同学的撺得，又跟他们去天安门了。下午到的，晚上就自由活动在广场周围到处溜达。吃喝都很简单，就是晚上比较冷，每人还领了件军大衣披着溜达。
  第二天上午，广场就更热闹了，北京一些机关、科研、新闻、文艺、医务、企业系统的人员自发组成声援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总计达30多万人次。横幅主要有“政府：你打算让学生饿多久？”、“孩子们没有错”、“拖延真诚对话，就是残害学生”等。主要口号有“不能坐视学生饿死”、“惜我学生，悲我政府”、“声援学生有理，抗议政府无情，学生有好歹，人民不答应”、“广场无水无食，学生危在旦夕”、“与大学生们共存亡”等。下午5点左右，突然从喇叭里传来了高自联的声音：宣布政府派统战部部长严明复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来看望大家了！记得当时大家都认为此二人是改革派开明派。阎明复应王丹等人请求乘一辆面包车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往广场，王丹等人力促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万名学生安静。阎明复用颤抖的声音对广场学生发表讲话，他说完全理解和同情学生，不想要求学生们做什么。强调已将学生们的要求告知中共最高层，并恳求同学们结束绝食，给中共最高领导层时间和机会，给改革派时间和机会。阎的讲话博得数次热烈、长时间的掌声。他表示愿意作为人质与学生们一起在广场上静坐，并请求学生们保持理智，尽快结束绝食。但绝食并未结束。
5月17日是我有生以来亲见的第一次最为壮观的场景，学生绝食进入第五天，运送绝食学生入院救治的救护车日夜不停，汽笛声刺痛北京各界民众，终于爆发全民大游行。据统计，当天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北京各界民众逾120万人。。“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唤。整个首都都抖动了。这一天注定会记入中国史册。还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和其他高校30几个高校的校长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学生！事件平息后，这位有良知的校长也黯然辞职出国了。
这几天在广场由于我们是医学生，就相应号召担负起学生救护队的工作，每人领了一黄色袖标（我至今保存）。其实也没做什么，也就是给绝食学生做做看护工作（喂喂水，拿拿吊瓶什么的）。这几天广场也发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有一次在广场有一农民模样的人在发表个人演讲，内容好像是：要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什么的。
5月20日，上午突然感觉广场气氛紧张起来了，从广场的广播站里传来了：北高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发表了《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追究法律责任。反对军管，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当时还第一次感觉有点儿害怕了。第二天，大街上就开始出现了“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等较极端的标语了。
5月22日这是我在广场的倒数第二天，广场上又出现了“还紫阳，迎万里！”的口号，当时我还真天真地以为万里从美国归来就可主持正义了。北京当时的形势虽然严峻，但气氛犹如节庆般，民众不仅没有恐惧感，而且团结一致。当时没有交通警察了，交通由学生维持，井然有序。市区的路障多在晚上出现，并有人负责看管，一进入白天，市民们则自动将路障清除。这天晚上我又看到一怪事儿，当时广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纪念碑三层，而且由学生纠察队把守很严，一般人不得轻易上去的。突然我在纪念碑附近听到一熟悉的吆喝，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班的一云南籍同学在纪念碑上说话呢。我们就大声对他喊，到后来他还真听见了，就下来带领我们上了纪念碑，我正纳闷呢，忽然有一外地来京同学问，有一车市民送来的西瓜如何处理，他就大方地迎上去说：我是副总指挥，你们把就往那运吧，用手一指，正是我们学校所在地。哈哈！现在想想真有意思。更没想到的是，事件平息后，这小子还没什么事儿。
5月23日这是我在广场的最后一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们班一同学带着我姐和我姐夫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们说先到我们学校找我没找到才来到广场，看到我们学校的旗子才找到我的，顺便说一下，自从这次来到广场后就忘记了跟家里联系了，当时没手机也没回过家。我姐说：我爸妈都急坏了，一定要让我先回家一趟。我周围都是外地的同学，出于情面，我还装了几下，我姐还跟同学解释了一下，说回趟家看看父母就回来。我也假模假事儿地和同学们惜别一下。在最后离开广场之时，我又回望了一下整个广场：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校旗、横幅，静坐的北京和外地高校总数达到300多所。但广场已经有些混乱不堪了，地面上垃圾很多，味道也很难闻。还看到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源源不断地进京声援。其实广场当时真正的人也不是很多而且很杂，据说都去堵军车去了。我在六四前的广场亲历到此就结束了！
回家以后就基本被爸妈“软禁”了，只能在家呆着了，对外面的消息，只能从新闻联播得到了，还有就是我爸晚上听美国之音什么的。我爸当时分析中央应该快动真格的了。直到6月3日，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我当时就有种预感，觉得今晚要出什么大事儿了，所以一直就没睡。直到晚十一点左右。听到了第一阵密集的像放鞭炮的声音，因为我们家就住西长安街工会大楼附近，听响声应是从西边公主坟军博那边传过来的。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这种声，而且越来越密集。还是我爸有经验，说大家都趴下别探头从窗户往外看，我只是小心地从窗户仰视夜空，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一片夜空。
枪声断断续续的，渐渐远离了我们这块儿，直到4，5点钟从天安门那边传来了最后一阵密集的枪声，就渐渐地平息了。六月4号整天还是没出门，这天听美国之音说，27军（杨尚昆的嫡系）和38军打起来了，当时这类谣言很多，我们也不知是真是假。六月5号我借口回学校看看没事儿马上就回来骑上自行车就沿长安街奔学校去了。沿途看到两边的房子树上确实有弹孔，大街上也有烧焦的味道，但没看到死人和受伤的人，马路上有些血干了以后的痕迹。走到西单附近前面就不让过了，在我前方，一帮骑车的市民在那驻足观望，在他们50米开外，还真看见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军人了，从他们队伍里还传出高音喇叭的声音：请无关人员迅速离开！当时确实感到有些恐怖气氛，所以就没敢逗留掉头骑回来沿着二环路往北骑，沿途熙熙攘攘的有些市民在看热闹，但没看到军人。一直快骑到我们学校门口了，看到校门口右前一些的位置一十字路口，有三辆加斗的大公交车（还是老式红白色那种）排成环状阻塞了路口，一帮青年人拿着棍子在那儿嚷嚷：杀人了什么的！看来是挡军车用的，我在外围看了一会儿，忽见一辆敞篷吉普飞快地开过来了，到近前才看清楚：吉普插了一面美国国旗，有个老外把车开近路口停住，然后就拿出相机一通猛拍，也不跟人说话，拍完就开车走了。回到校园以后，也没看到几个同学，就奔我们班教室，一进门儿惊了一下，教室空无一人，但黑板上写这几个大字“打倒共产党”！我也没擦掉就走了，到校园里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管事儿的老师，最后碰见人武部的老头（一个很好的老退休公安），他跟我说赶快回家等通知吧！当时的气氛我心里也挺紧张的，就没敢耽搁直接又回家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市面儿差不多都平静了，才从新闻联播得到通知说：所有在京高校学生立刻回学校复课，我这才回学校，回校第一件事就是：老师宣讲文件（必须参加），之后个人写思想认识（不得少于两篇）。没听说我们学校有死人的，只知道被抓了一个，其实这位同学长得挺白净儿的，在事件之前也不是什么活跃分子，大家都想不透为什么是他，只知道过两年放出来后成神经病退学了。
整个事实的经历就写到这儿吧，这不是全景写实，这只是我个人作为最底层学生参与者的所见亲历，很片面，但很真实！
现在反思当时的整个事件，个人看法是：这不是什么革命，这是一场自发的发展到最后失控的闹剧，大家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有的只是不理性的慷慨激昂、混乱，个别人包括一些学生头头的出风头，争权夺利，整个行动的无序与混乱不堪，党内各派对此事件的利用。真正的革命是什么样子，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有严密的组织，有权威的领袖，有严明的纪律，有科学的规划，有具体的步骤等等。不过通过这次事件，也使我们看清了中共的真实决策模式：什么人大呀，国务院呀，政治局呀，都是幌子，基本一个人说了算，大家执行就是了，不认可的就踢出去。当然整个事件的结果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学生百姓这边死了人，秋后被算账了一大批，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进程不知又被拖到哪年哪月了；中共方面，自建国以来彻底丢了回大脸，那几个决策领导所造的业恐怕要殃及其后代了，政治资本、国际形象丢分太多了，今后的领导都会被迫地背上这个十字架。既然这事当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又能如何呢？

大汉天生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了，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
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碎“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改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着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在中国不断重演，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治理腐败。从古到今，我国都是从体制内找答案。孙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美国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皇帝。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败的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所以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要用民主来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邓公一开始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体制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他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所取代，或是被一种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子”，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任都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错的经历。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错误地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们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还是体制内争权夺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
中国历史上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拼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忠臣。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一个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一个个都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国去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一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对他们来硬的，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了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
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

jammy

哪有真相？了解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不觉得了解越多越傻吗？花那么多精力了解分析那么多不同版本的历史有意义吗？有没有觉得历史过去是一种包袱，现在是一种烦恼？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锻炼脑筋，但对多数人来说是精力的浪费。又不能改变过去，也不能改变现在的中国。多讨论一下魁北克历史还有点用。

大汉天生

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周佛海日记全编》所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星期二 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P713）“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星期日 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会谈。”（P715）“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星期一 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P716）
   “冯龙”是谁，我还没查实，或许只是临时用的化名。可参照的是，刘少奇1941年11月曾经派遣新四军情报处长冯少白前往日伪占据的上海地区建立关系。1943年3月，冯少白奉陈毅之命第三度到上海，并协助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在上海治病。冯少白通过邵式军介绍到周府与其见面，大抵如周佛海日记所述。但官方后来介绍轻描淡写没谈什么实质性问题。随后，冯少白又与陈公博见了面，在陈公博协助下建立秘密电台，随时与新四军总部保持联系。周佛海对冯存狐疑并不奇怪，潘汉年早已与之见面多次，洽谈甚欢。1942年年底潘汉年告知周说要回根据地，周佛海还在专门严刑拷打残酷杀害抗日志士的“76号”设宴为潘汉年饯行。潘的代表张子羽乃周家常客，即使潘本人，后来也数度拜访的，甚至合谋策划让老蒋上当，然后在延安报纸上披露“蒋、伪勾结”罪证。周既与共方代表潘汉年交往如此之深，忽然从这边又冒出来另一条线的“冯龙”，也是毛特派的代表，存些戒备也属正常。
    请注意这里的时间段。我们现在知道潘汉年于1943年春末夏初带政治交通员何荦前往华东，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几乎同时，潘汉年见汪精卫，“冯龙”会见周佛海、陈公博，说是偶然巧合很难令人信服。何荦是潘汉年安排的担负新四军与日伪间联络的交通员则是确实的，潘这条线上还有常驻上海的张唯一，刘仁寿，关露等，以及李士群，胡均鹤，袁殊，刘毅等汪伪要员。新四军总部由赖传珠，胡立教负责用胡均鹤编制的密码与李士群保持经常联络，但这只是华东局内部明面上的“敌伪工作”，潘还负责着与延安毛直接掌握另一类“敌伪工作”，这是连华东局陈毅，饶漱石都不得知晓的任务。乃至于饶耿耿于怀，于1944年冬以华东局名义向毛氏告电报状，说潘可疑，与汪伪有超出组织纪律的过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无妨推理一下：这份告状电报同时也证明潘的组织观念极强，就连饶漱石这样的华东局书记也不明究里，怀疑了潘。这正是毛满意的，章鱼八爪，互不缠绕。更有，1936年8月，潘从莫斯科回到保安，适逢毛与张国焘争夺权力之时。上年11月，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归来，按照毛旨意谎称共产国际已经认定了毛做中共领袖，使张国焘于6月不甚情愿地宣布撤销了他另立的中央。但林所说为谎言，他离开莫斯科时毛、张之争尚未发生，何况他片纸未携，亦无可能与共产国际取得任何新联系，共产国际怎么可能未卜先知毛张争权并承认毛令张弃权呢？很容易戳破的谎言。但林育英与张国焘为多年老友，及至张国焘率大军来到陕北，两人相见很难说不会透露真情，那时大军在握且得理的张国焘暴怒起来毛是抵挡不住的。
    恰在此时，潘及时到达并向中共中央叙述了国际领导人认可毛领袖地位的说道，可谓及时雨。但潘所言亦虚，他离开莫斯科时是春季，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失去联系，根本无从知道毛、张之争，甚至连中共领导层现状也不知道，所以，潘也只可能说的是谎言。但毛自然对潘信任有加，甚至可能会有感激之意。林育英可能为党的利益不容分裂而屈从毛的旨意撒谎，而老潘则自觉撒谎，两者觉悟不可同日而语。倘若再寻思一下，毛后来指使黄树则等医生给王明下慢性毒药，若非受斯大林派来的苏俄医生发现，恐怕王明也得跟张浩一样“病故”了，也一定会哀荣备至，毛亲自为王明抬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收到饶这份告状电报后，潘刚好回到延安参加准备召开的中共七大。毛见到潘时亲切有加，呼其为“我们的小开”，甚至小灶招待，历来厌恶饮酒的毛还亲自把酒与潘开怀对酌，大叙久别重逢之情谊。随即，1945年2月26日，毛亲自审稿批准以刘少奇、康生之名致电饶漱石：“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则完全是造谣。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言下之意，毛、潘间有直接的、更秘密的联系，不是你饶某人该管该问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断，或许毛在与潘面谈时已经有了至死不说见汪之事的约定，这才有给饶电报之决绝。
    及至再后来，各种传媒大肆渲染，大抵皆以潘见汪精卫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甚至有若干文人编故事，说潘在见汪后回根据地，因饶整风正厉，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未向饶报告；延安时如何因毛极其亲热地招待，所以潘犹豫再三还是没法开口；临建国时在北京双清别墅里亲切接见达数小时，又因旁人在场不便说云云。及至饶漱石、扬帆等被捕，这才跟陈毅说，请他去跟主席说情。谁知毛大怒，挥笔批示：“此人以后不可信任”不但，紧接着直接下令逮捕入狱。在《论十大关系》里，毛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再往后，“七千人大会”上更放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看似皇恩浩荡，老潘蒙不杀之恩；其实又加了个投敌罪。按理说，毛如果说不杀杜聿明之类反革命战犯尚可理解，似潘这等革命大功臣，即使有错，说起“杀”字怕只会令人费解，何况还硬要诬陷个“CC派人物”的子虚乌有罪名？
    又有些怪事了，怎么老毛如此惦记潘汉年？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老毛惦记就更不得了，更多位高权重者皆忽略了，“七千人大会”单挑老潘出来说“杀”与“不杀”，可见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心里，老潘地位够可以的了。马列的洗脑作用显然比黑手党更甚，没瞧斯大林杀人那会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之类高官全都老老实实承认莫须有之罪名，挨枪子之时还要三呼万岁？金日成杀朴宪永、李承烨等韩共首脑，也都服服帖帖承认“美国间谍”之罪名？大抵是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理念，牺牲个人成全这个党已“融化在血液里”了。老潘大概亦如此，携爱妻董慧一起坐牢20余年，冤死也守口如瓶。微妙之处仅在，潘汉年屈死狱中，其妻董慧为其立碑“萧叔安之墓”，这位香港富豪的千金，用的正是潘当年初赴上海与日伪接洽时的化名，何意之有？
    或许某日解密，我们才能得知真相。俺寻思，结合周佛海日记看，“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等语可知，老潘大约因当事人胡均鹤被捕，恐怕经不起罗瑞卿式逼供，会泄露天机。这一担心就想跟可靠又亲密的陈毅元帅讨教一二的，没料到老陈去跟毛说，这才惹出大祸临头。要知道，当年就有报纸捕风捉影刊登了消息，说中共派潘跟汪精卫伪政权秘密接头的，被中共义正词严地反驳得体无完肤，还义愤填膺地谴责造谣者极其卑鄙无耻的。那边厢横直拿不到任何证据，只得灰溜溜偃旗息鼓。这等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没料到老潘竟然泄密，使这个“查无实据”的虚案变成有据可查之实案，哪怕是泄密给陈老总也不行，至少在陈心目中领袖的光辉会打折扣。更何况，天知道除了陈之外潘还跟别人说了没有？倘若潘还告知了别人，日后的史书上无论怎么辩解都是不光彩的一笔。只有这样毛才会很快升级没了“以后”，立即下令逮捕；再加以“CC派人物”衔头，即使那段显然不光彩的故事纷纷扬扬，那也是国民党特务潘汉年所为，无损于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的。
    潘汉年伉俪的悲剧，只是当年无数历史悲剧之一，想想那位才气横溢的关露，“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个郎里个郎里个郎——”，何等脍炙人口？只因党的需要去做公开的汉奸，潘汉年警告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信誓旦旦：“我不辩护。”抗战胜利后，举国抓汉奸，她被转移到根据地。周恩来夫妇还亲自出面，硬是拆散了她与王炳南的热恋，为了党的面子。及至老潘案发，关露也牵扯入狱，连关带整二十多年。盼平反等清白至少还有个期望，及至收到跚跚来迟的那张纸，万念俱灰的她只能选择自杀。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大家看。”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毛主席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创作大师，比莎士比亚那点玩意不知丰富到哪儿去了。

大汉天生

两万国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后，省、县、市参议员、士绅、企业家、律师、教师、记者等各地台籍精英大批被捕杀，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整个岛上从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风。回归祖国仅五百天，台湾民众的正义抗争演变成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又遭到残酷镇压，真是一场遗祸深远的大悲剧！


◆高伐林


（续前）台湾老百姓“五天五地”酿民变

　　葛天惠比父亲葛敬恩晚了一个半月，大概是在1945年11月中旬，也去了台湾。他先是受国家资源委员会的要求，调查台湾工矿事业的规模数量，1946年上半年，因他对造船发生兴趣，设法调到了基隆造船厂学习技术。他对基隆造船厂记忆犹新：日本对东南亚早有野心，台湾在其蓝图中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所以才在基隆及高雄两大港口建有如此巨大的造船厂。基隆造船厂两大船坞各长二百余米，宽四五十米，深十余米，可修理大型兵舰、商船。
　　台湾当时只有“台北轮”及“台南轮”两艘万吨货轮，并且都有毛病。葛天惠与厂内工人及少数尚未遣返的日本技术人员，想方设法将这两艘万吨货轮修好，后来均作为客货轮使用，其中“台北轮”毛病较重，是战争后期日本的劣质产品，尤其是减速齿轮，葛天惠为它带着人到上海重做一套，达不到需要的精度，使用了几个航次就再度损坏。他带去的台湾工人是第一次去上海，觉得很新鲜，葛天惠还领着他们去自己家作客，这样，他与台湾工人的关系较为融洽。但是有的从大陆去的同事对台湾工人抱有歧视态度，甚至打骂工人。在待遇上也有不合理、不平等之处：干同样的活，大陆去的人的月薪就比台湾本地职工高一百多元，这样自然使台湾籍职工心中忿忿不平。
　　葛天惠平时上班，周末有时前往台北看望父亲和姐姐。“我爸爸不要我去帮他，只要我在基隆造船厂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他深知政治危险，所以要我们这些子女都远离政治：我姐姐学历史，我学机械，妹妹学化学，弟弟学管理……”他告诉笔者，父亲在台湾许多政治决策中作用有限，因为当时葛敬恩脱离军界政界多年，地位犹在，却并无实权，而当时的台湾已经每况愈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
　　葛天惠回忆说：台湾接收初期半年多，经济比较稳定。陈仪去台以前就拟定了接收台湾后发行新台币的步骤及准备工作，新台币与美金有固定汇率，台湾的经济靠新台币来维持，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行货币，都得靠当地的生产活动来保证，而台湾的工矿业、农业深深依赖日本人的技术、原料和管理，日本战败，严重拖累台湾沦入困境。从中国大陆陆续前去接管工矿、农业的人，又多是外行，拿不出使经济除弊起衰的锦囊妙计。
　　据一般说法，陈仪律己尚可，驭下无方，手下人贪污腐化，民间怨声载道。葛天惠说：陈仪起初遴选带到台湾去的官员，为台湾老百姓办好事，得到中外人士的好评。但国民党政权总体来说陷入腐败，1946年下半年起孔祥熙、宋子文等派了不少人到台湾作官商，非法经营，抢做生意，使当地台湾老百姓常常吃亏。当时流行“五天五地”的说法：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污官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物价飞涨“呼天唤地”。
　　我问葛天惠老人：有些报导上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价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是否有这样的事？
　　葛天惠断然否认。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有这样的“女婿”。“我父亲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允怡和妹妹允三，都是1949年前后在上海结婚的，夫婿都不姓李”；“我姐姐结婚结得很晚，姐夫从事无线电专业，本来在桂林，到美国留学，后来回国”。
　　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上海《观察周刊》警告：“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1947年2月27日，事件终于爆发。

干柴里落进了一粒火星

　　“二二八事件”导火线是台北专卖局官员打伤了一名私卖烟草的妇女（这让今天的我们联想：突尼斯那位26岁的研究生，因无证照销售水果蔬菜而被警察打耳光并没收后自焚——高注）。日本统治时期，对樟脑、烟草两大特产实行政府专卖制度，台湾回归后仍为政府专卖，但控制不严，不法官员非法得利，台湾民间从事樟脑烟草买卖者吃亏的事屡屡发生，对大陆去的官员积累的怒气日益升温。最后，这一粒火星造成了大爆炸。
　　这一天，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傅学通等查缉员去查缉，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专卖局查缉员的态度粗暴，打伤了老妇，导致围观群众愤慨，高呼“阿山（对大陆人带贬义的称呼）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赶快撤离，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示警，却误中了看热闹的陈文溪。这下群众怒火爆发，不可遏止，砸烂了查缉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民众就包围了宪兵队。
1947年2月28日早晨，民众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下午1时，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正要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打死3人，伤3人。顿时，情形更加失控。
　　下午2时，群众聚会并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号召：“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闻讯而起，风潮蔓延全岛。台籍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
　　当时国军在台湾仅五千官兵，分散在各地。而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在失控的台湾民众，近两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都面临生命危险。短短几天，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
　　对于部分台湾人见大陆人就打就杀，一些明辨是非的台湾人是反对的。不少台湾人看到大陆人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施以援手。
　　面临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陈仪只得忍气吞声，息事宁人。3月1日，台北和各县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湾籍的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开始毫无思想准备，随后借机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只好一一答应：“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台籍精英没有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胃口越发被刺激起来。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等等要求。

十天内大翻个儿

　　葛天惠告诉笔者：“‘二二八’事件爆发时，我姐姐看到形势紧张，教书教不下去，就回上海了。我母亲正从上海来台北看我父亲，住了一个星期也匆匆离开。我从基隆开了车到台北接了我母亲再开回基隆上‘民众轮’，一路上很少车辆行人，总算没出事。”
　　基隆造船厂中那些大陆来的对台湾人态度不好的同事，在动乱中就倒霉了，有的人挨了打，有个人品最不好的，差点被工人推到十几米深的船坞里去，险乎丢了命。葛天惠因为与工人一直相处不错，工人非但不打击他，还时时保护他。他也运用自己父亲的关系照顾他们。有一次厂内枪声骤起，警卫与武装工人爆发冲突，数人受伤。军警抓了一些人送到台北警备司令部。这些人的家属就纷纷前来向葛天惠求救。他就去找父亲的同事、台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说情，不久他们就把基隆造船厂扣留的一些工人放了。
　　2月28日当天，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他认为事情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然而中统局台北站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建议“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
　　蒋介石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
　　葛天惠记得，三月上旬的一天，大批国军到基隆登陆了。“就是从我们厂门口防波堤上开进来，我们看得很清楚，登陆时在码头上就用机关枪扫射，主要是怕有人阻挡登陆，当场打死一些台湾大学生。”
　　两万国军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台籍退伍军人组织松散，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打游击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各个击破，一哄而散。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领导人物相继被捕杀，其中有数百台籍精英：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士绅、企业家、律师、教师、记者等；被逮捕或被通缉的也有数百人，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民众。
　　全台湾从北到南，一片血雨腥风。
　　回归祖国仅五百天，广大台湾民众的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又遭到残酷镇压，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谈起“二二八事件”，许多人对陈仪很不谅解。但据著名文化人李敖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中披露：台北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个时候，“由南京飞来一个军机，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的，携来蒋介石手谕，指示处理原则，干什么呢？政治上尽量容忍商谈，军事上决不容暴民侵犯，并批准必要的时候呢，实施局部戒严。”李敖认为，这样陈仪就没有选择余地了。
　　笔者问葛天惠：当时有共产党的活动吗？
　　葛天惠摇头：当时我没听说共产党，他们在台湾力量并不强大，像谢雪红，都是后来我在大陆听说的。
　　我又问：当时民众和精英们中，是否有“台独”的诉求？
　　葛天惠也摇头：我们当时没听有人提“台人治台”之类口号，听到的主要是要求自治。
蒋介石杀陈仪为收揽民心？

　　“二二八事变”前后到底有多少死难者？从数百到两万，众说不一。尽管后来台湾当局和独立机构进行过几次正式调查，公布过几次数字，但质疑之声未曾断绝，不是被批评“缩小”，就是被批评“夸大”。
　　台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陈仪作为最高长官，责任无可推卸，朝野催他辞职谢罪，甚至有要求将之撤职查办的呼声。葛天惠说，“二二八”之后几天，蒋介石要我爸爸到南京去汇报情况，要他接管陈仪的职务，我爸爸没有接受。
　　葛敬恩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蒋介石急电催我到南京，我直飞南京向蒋详细报告事件经过。蒋问我：‘你可否代替公洽（陈仪的字）继续做下去？’我说：‘我做不好，还是让公洽做下去，将来会有好成绩的。’蒋默然不置可否。看得出，此时他已决定把陈仪调开。”
　　葛敬恩回到台北，陈仪也来找他商量要他接手。葛敬恩还是没有同意，推荐了严家淦，陈仪也点头了，便向南京发出了推荐电报。但过了很久，南京宣布派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的魏道明来当台湾省主席——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葛敬恩与葛天惠父子相继离开台湾回上海。
　　蒋介石倒并没有太为难陈仪，不久又委派他接替沈鸿烈当浙江省主席。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突然对陈仪翻脸了。葛天惠对笔者说：“当时报纸上透露了一点消息，我爸爸很奇怪，陈仪的家在上海虹口，我们家住在徐家汇，他就想去虹口探望一下。没想到去的那一天，正看到军统特务在抓陈仪！我爸爸远远地看，不敢靠近。”
　　坊间的说法是，是汤恩伯恩将仇报。陈仪对汤恩伯有知遇之恩——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过陈仪帮助，连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也是陈仪掏的钱。汤恩伯回国后不断受到陈仪保荐，节节提升。谁知他竟会告陈仪的密？
　　告陈仪什么呢？葛天惠说，陈仪当时思想上开始左倾，同情共产党，他手下有些是共产党的人，鼓动他“和平起义”。他觉得自己跟了蒋这么多年，现在看还是共产党的主张更对人民有好处。他觉得自己家乡浙江、上海、江苏这一带，是中国的鱼米之乡，不能再受战火荼毒，要能“和平解放”就最理想了。陈仪这时并没有掌军，就想说动镇守上海、主持江防的汤恩伯。汤一边虚与委蛇，一边就秘密报告了蒋介石。
　　葛天惠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陈仪某日上厕所时，一时大意，将犯禁的文件放在桌上，被人看见，报了上去，蒋介石下令军统将他抓走了。”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我说不清楚到底哪个是主要的？”
　　陈仪被免职后软禁于衢州，后被秘密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陈仪之死的情形令人难忘：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抵达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大步向前，口中连说：“人死，精神不死！”  
　　蒋介石杀陈仪，是否考虑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要让陈仪当替罪羊，来收揽台湾的民心？陈仪治军，带出了很多有名的将领，像陈诚、林蔚、徐培根、汤恩伯……都官拜上将；后来当过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当到总统的严家淦，也是由陈仪提拔。然而，“通共”的罪名实在太大，使他们无法为这个具有倔强个性的老长官说项、缓颊。
　　葛敬恩后来倒是与权力旋涡越来越远，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挂了个国民参政员的虚衔，相当于议员。中共进城后，见他无钱也无权，就基本上没有为难他，安排他当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葛天惠说，我爸爸与我们住在一起，“文革”中在劫难逃，被抄家四次——抄家的部分原因是他当过“反动军官”。但他活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看到中国历史性地转变航向，到91岁去世。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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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治運動如果成功了，那麼運動的目的就只有一個，勝利者說了算；

一個政治運動如果失敗了，那麼運動目的的解釋就很多了，每個政客都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做解釋。

「二二八事件」豈能例外？



1.主張台獨的說：「二二八事件」是外來的國民黨軍隊殺我們台灣人；

2.中共官方說：「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所做的抗爭，是官逼民反；

3.主張統一的 zgr說：「228 是爭取中國統一的起義」。

大家各說各話。

请台湾来的DAVID朋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