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之梦

也欢迎所有喜欢妞儿的朋友共享！

医学，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学科。然而，多数人都认为医学是人类的福音，当人类被疾病困扰，医学如天使，拯救人类生命，让病人从病困中解脱出来。

历史上被当作上帝（耶稣），如来佛（释迦摩尼）都以治病救人为手段推行宗教理念。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借助医学科学技术的发达，信息技术普及，使得医学可以走下神秘的圣坛，让每一人都能平静地，就如看一个熟悉的朋友那样，认识她，她的优点，她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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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推荐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非常有必要读的文章。只要你需要医学（医疗），即使你的专业与医学毫不相关，这篇文章都会对你有帮助。因为对于每个人，医学都不是上帝，也不是天使。 医学就像是股票一样有风险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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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以此文给我很喜欢的妞儿作新年的礼物，希望她和她的朋友，也有我的朋友（boat,雨），新年万事如意！








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推荐《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　祖述宪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Lewis Thomas,1913～1993）是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纽约的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曾经在许多著名的大学医院行医，主持研究和领导教学工作。他亲身经历了本世纪医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做出过许多创造性业绩。他的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和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托马斯的兴趣广泛，关心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并且爱好音乐，长于诗文。70 年代初，他应美国最负盛名的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主编之约，为该刊撰写专栏文章，笔触所及纵情宇宙万物，讴歌生命、大自然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对医疗技术和保健体制的论述鞭辟入里，富有远见。这些寓意深刻、情理交融、文笔清新的科学随笔，后来集成《细胞生命的礼赞》和《水母与蜗牛》；中文译本近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纳入“第一推动丛书”出版。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The Youngest Science: Notes of a Medicine Watcher）是刘易斯•托马斯继上述随笔之后所写的回忆录。此书记述了从本世纪早期至70年代作者亲历的美国医疗职业的变化、科学研究活动和医学的进步，内容丰富多彩，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哲理浓厚，启迪思考。在科学研究和临床思维、医学伦理和人文关怀、公共卫生和大学管理诸方面都有很多真知灼见。此书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现代医学发展以及医疗职业、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实际了解，而且使人增长智慧，加深对时下我国医学和医疗现实的认识。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格略尼说：“医学思想始终保持着明显的历史统一，只有具备了对过去历史的知识和了解，才能明白和判断今天的医学。”（《世界医学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第5页）因此，这本书特别值得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细读体味，青年医生、教师和医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疗病的医术，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它历经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后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科学的医学，即现代医学，有时称为西方医学或西医。虽然建筑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医疗实践仍然存在相当的技艺成分，即除了运用系统的科学原理和技术之外，还需要从实践经验获得的、难以言传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然而，医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医疗主要还是一种技艺。当时医生能够做的只是诊断、向病人解释预后和安慰作用，以及不要把极少数有有效治疗的疾病漏诊了。

1933年托马斯还是一个医学生，他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疗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见该书第24页）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的奇迹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和抗结核病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托马斯认为本世纪50年代初期才是“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因而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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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梦

转贴自 医学捌号楼 http://www.med8th.com/readingroom/znqdkx/2.htm

二、出诊

孩提期间，只要我在家，父亲出诊的时候总带着我。他喜欢有人做伴，我喜欢看他做，听他说。大概从我5岁起就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坐在前座上，由这个病家到那个病家，并且往返于医院。记得那时父亲和街上的很多人都带着纱布口罩，那是流感大流行的1918年。

父亲经常去出诊的有个地方很让我奇怪，那是桑福德大街的一所大房子。父亲从来不把车停在那房子的大门前，而是把车和我留在一个衔口外的拐角上。后来他告诉我，那个病人是位著名的主张靠信仰治病的基督教科学派成员，而且还是那个教会的主要人物。其实父亲去那里所做的，就是以信仰去治病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对此理解比较清楚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车停在那个大门口。

我对他出诊的提包很感兴趣，那是个小小的黑皮包，里面有些隔子，以便放稳他的听诊器、玻璃瓶和药针、注射器和针头，以及一个小金属盒子的器械。这个皮包有来苏水和乙醚的气味。在他的皮包里，东西并不太多，其中吗啡最为重要；吗啡是整个药典中唯一真正不可缺少的药品。毛地黄的价值属第二。在父亲行医20年之后，有了胰岛素，他也把胰岛素放在出诊包里。包里还有装在小玻璃针瓶里的肾上腺素，那是为了碰上过敏性休克时使用；但他却一直没遇到过。在他驱车出诊的时候，他对我谈他看病的情况。

我很明白父亲一直盼望我愿意做个医生，他带我陪他出诊一定也多少是为了这个。可是他和我所谈的总的大意，却是让我及早明白，在他的医疗生涯中，使他最为不安的那个有关医学的方面：需要人帮助的人那么多，但他能为他们所做的却那么少。他必须随叫随到，去病人的家里出诊，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多大的办法去改变病人的病程。父亲感到让我明白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个行业的核心特色就是这样。一个医生不只应该对这种情况有思想准备，而且还应该准备好诚实地对待这种情况。

父亲说，做到诚实并不都很容易。当他刚到这城里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最早来到他新诊所的，有个尿中显然带血的男病人。父亲详细给他做了身体检查，留了一些有毛病的尿，做了一些试验，但没能做出诊断。为了赢得充分的时间去查书弄清它，父亲给了这个病人一瓶当时治疗贫血常用的布劳德药丸，告诉他4天后再来。他在约定的那天兴高采烈地来了，带了一瓶清亮的尿液，完全痊愈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父亲发现由于这次治疗的成功，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在全城传说：新来的这位托马斯大夫除了学问之外还有天助——这是因为父亲强烈地表示他所给的布劳德药丸和治好尿里带血毫无关系。我父亲说那个病人见好也许是排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症状(隐匿)的肾结石。但是我父亲的神医声誉已经有了。在他行医的那些日子里，声誉还越来越大。他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甚至到他已经去世25年以后的今天，我还不时地遇到其本人或其父母曾经在符利辛根居住过的人，说起我父亲类似本领的逸事，说他挽救了息脑膜炎、风湿热的儿童的性命；说在他的治疗下，肺炎的病人痊愈了；他还治好了甚至无法治愈的心内膜炎、暴发性伤寒、腹膜炎等等等等疾病的病人。


但是，那时任何一个心地善良、工作勤恳的开业医生都有这一类的逸事。即使用有最严重疾病的病人，的确也能痊愈，至少其中有些人会痊愈。只有极少数像狂犬病那样的疾病才会使人必死无疑。多数的病可能使一部分人死去，但放过另外的一些人。如果你属于运气好的一个，同时旁边又有个既坚定又有见识的大夫，你就会相信是那位大夫救活了你。早在我还坐在我父亲出诊的车内前座时，他就教导我：如果我将来当了大夫，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

尽管他有悲观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随身带着处方本，而且为所有他的病人开了大量的处方。药单部很稀奇古怪，每张方子都有五六种植物，每一种都经过药剂师仔细地称量、捣碎，用酒精溶液浸泡，装在瓶里，贴上一个只有病人姓名、年月日和服用剂量的标签。里面含着什么则是个深奥的谜；目的就是要让它成为一个谜。处方总是用拉丁文写，为的是使它显得更为深奥莫测。这种治疗办法的目的，主要是打消顾虑和解除忧虑。一个灵活有经验的医生，可能要记住几十种不同的配方，顷刻之间要能够把它们迅速毫无理疵地全部写出来。但是他所能确切预料到的，只不过是：它是否太苦，颜色怎样，气味如何，以及作为溶剂的不同浓度的酒精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们都是“安慰剂”。安慰剂过去一直是医学的支往，唯一的本领。在上千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安慰剂的效力和宗教仪式中符咒的效力相同。我父亲丝毫不相信这些“药品”的作用，但是他每天行医的时候还是用它们，因为他的那些病人都期待着这些药物。一个不用这种处方的大夫，很快就会失去所有的病人。这些药物没有害处，至少看不出有害处。它们即使没有其他用处，至少也能让病人在所患之病完成预定行程的时候，不觉得无事可做。

美国药典是一本像家庭圣经那么大的大书。我父亲诊疗室的书架上就放着一本，旁边还有几十本内外科的教科书和专著。处方里的每一种药物以及它们的配制、服用办法都写在药典之中。这部书的严肃认真是不容怀疑的。那上千的书页里都是真正的信念：这一类药物能治疗肺结核，那一类能治“消化不良”(当时称为“急性消化不良”的病，后来发现指的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另一类能治神经衰弱(几乎所有的病人在某个时刻神经都很脆弱)，等等等等。接下去是治疗人类所有的各种已知疾病的药物。对每一种情况都有几种不同的处方，常是三到四种。最流行最广为使用的是那些“强壮补药”，用于振奋人的精神，都含有酒精，其浓度能使人沉醉。在19世纪，鸦片是处方里最重要的成分，后来被剔了出去，因为发现有不少老年人，尤其是“神经质的”老年妇女，由于吃这些上瘾的药，坐在摇椅上再也回不到人世了。

当我在哈佛上医学院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波士顿市医院的门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病人吃完了药再来看病拿药。每个大夫桌子里都有抽屉装满已经印好的许多种处方，大夫只要劳神签个字就行了，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对那些弄不清生了什么病的慢性病患者，最常用的是铁奎士药酒，铁是补血用的，奎是奎宁，士是土的宁，三种的量都很小，而酒精的含量却相当于烈性的威士忌洒。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二、出诊
续〈出诊〉


在父亲行医的那个年代里，一再的风尚是在治疗疾病时使用药物。在父亲行医之前很久，就有了顺势疗法。在他行医的早期，还有很多行医的大夫坚信这种疗法。它是一种复杂的学说，相信“药病相似”的治疗办法，给病人能引起类似他所患病的症状的极其少量的药物；在19世纪中叶它坚决反对当时经常使用的一些毒性很大的药物——汞，砷，钥，士的宁，乌头等等，从而使顺势疗法得以存在。用了它的药物的病人，自己觉得见好，觉得能话得更长(实际上和不做任何治疗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理论在几十年里席卷着整个医疗界。
在20世纪的头10年，有个新的理论大为流行，认为所有的病都是由于吸收了大肠里的各种毒索。自身中毒成了需要治疗的根本问题，采用了员有力的办法去排空大肠，并且使它保持空荡。泻药，花样众多的灌肠、导便办法，还有一些激起肠蠕动的器具主宰了医疗。由于一个医疗用品推销员的说服，父亲在1912年买了一个装在皮盒子里的圆形铅玩艺儿，有个滚木球(小孩拳头)那么大，用来租给病人。用法是让病人躺在床上，在肚子上顺时针方向(和大肠的走向一致)滚这个球，每天液几次。父亲让几个病人试了试，发现没有用处。有一天，他把那个铅球放在一个他装上了轮子和一条长绳子的雪茄烟匣子里，让我大姐拖着玩。大姐拖着它到拐角邻居家里，玩得很高兴；父亲后来没有再见到那个球。过了12年，当地的报纸用头号标题报道说：在我们邻居院子里挖出来一个独立战争时期的加农饱铅弹。那个铅弹摆在我们邻居客厅里让公众参观。来访的历史学家都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们无法说明这个炮弹是四次战役，是英军还是美军发射的，为此还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论文。父亲私下里让我们全家一定保守秘密，还说从某个非直接的意义上说，他还制造了点医学历史。

就我所知，他后来就没有再被卷入到医学的理论里。他没有相信20年代出现的“病灶感染”概念，他一定因为不去切除正常的扁桃腺(扁桃体)、盲肠(阑尾)和脂囊而失掉了不少挣钱的医业。当身心疾病来到的时候，他仍然是个怀疑论者。他迁就我母亲，让她给全家服用鱼肝油(只是他不吃)，甚至让她给我们吃埃斯凯神经磷脂，那是某个制药厂给的药样子，说是对神经有用的一种东西。可是他自己从来也不相信药物的价值。

他长期一直对药物治疗不着迷，后来逐渐对外科治疗更感兴趣，因为他发现自己对外科有点特别的天分。最后，他刚过50岁不几年，就决计不再做全科大夫，而只做外科。他做得很好，他天生的杯疑论观点，特别使他成了一个很成功的外科顾问大夫。在他故去以后多少年，他原来的一些年轻同事告诉我，说大家特别尊重他的意见，在县里大家都征求他的意见，因为大家知道，他除非认为某个手术非做不可，否则就不去做那个手术。这种态度一定曾使他收入大减，但是他的声誉却极好地建立了起来。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三、1911年的医学
我父亲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两年以后，于190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他所受的教育已经受到了治疗虚无学派的影响。这个学派主要是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奥斯勒和他的同事们。它是对19世纪前叶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中的那一种医学的反应；当时的医生脑子里想到了什么，就用什么去治疗疾病。现在去看看那个年代的医学文献真是有些吓人：一篇篇学术论文再三强调一些办法的好处，如放血，拔火罐，拼命导泻，用发疤的药膏引起水疤，把人泡在冰水里或烫人的热水里，把无数种植物的成分煮起来，混起来，……,根据的完全是一些怪念头。这一切都被硬塞到医学学生的脑袋之中，他们大多数部是在一些年长的开业大夫诊所里当学徒学习医学的。莫斯勒和他的同事对医学来了个革命。他们指出，当时常用的药物所起的好作用，还不如坏作用多，真正有疗效的药物为数并不多(毛地黄和吗啡是其中最好的)，他们为培养医学学生还规定了一个极为保守的课程安排。当我父亲进入哥大内外科医学院时，医学院教师所关心的主要是教授如何诊断疾病。医生的真正任务是根据所学的各种病的自然过程及其病理变化，去辨认各个疾病。如果他能做出正确的诊断，他就能据此而预知病人的后果可能如何。

但是那些年代的医学学生还有其它困难的穷情要学习。开处方就是一种非有不；T的仪式，它像是每天16小时真正工作的——种背景音乐。而真正的工作则是：第一，大夫要参加进来而且要接管起来；不论他是否能影响疾病的过程和结局。他却对此要负有责任。第二。大夫应该随时准备好，随请随到，直等到它结束为止。第三，这一点可能是医生最为重要的职责：他应该把过去已经发生的和以后可能会出现的都解释清楚。做好这三项任务，都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完成前两项任务需要有对一般人的强烈的好奇心和天生的丰富感情，这是难以具备、但对一个好医生却是不可缺少的。第三项任务是要有预测的本领、它需要学习，医学院所能提供的也只有这个方面。好的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夫能做精确的诊断，而且对疾病的自然过程了解甚多、足以对预后(即以后可能如何)做出可靠的说明。在医学里、和科学有关的就在于这一点。使我父亲那一代人能做出诊断和预后的那些存储下来的知识，在20世纪初期还是得来不久的。

教学医院那时的组织和今天的差不多。只是其规模比如今巨大的医学中心小得多。医学院负责聘请所有的在病房工作的内外科医生，这些人都有医学院科室的学术头衔。哥大内外科医学院内科教研室的那位教授和主任，也就是罗斯福医院临床内科的主任，外科的那位教授主管外科的临床工作，小儿科教授负责所有的小儿病房，其他的也是这样。医学生在最后两年中，要到每——个临床部门轮转。实习大夫是从全国医学院毕业生申请者之中挑选的，当时教学医院录取的竞争和今天的一样激烈。在罗斯福医院的临床申请到一个实习大夫的位置，当时认为是为将来成功地在纽约市挂牌行医打了保票。在哥大内外科医学院的教师阵容里，有纽约市一流的内外科大夫，他们每天查病房，身后跟着一群医学生和实习医生。他们对年轻人讲解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医学知识。通过这样的办法，实习大夫也有机会观察到医学的缺陷和不足。

我父亲做实习大夫时，在罗斯福医院内科工作的有位纽约医务界相当出名也相当自负的年长医生。在奥斯勒影响之前受教育的那一代医生有很多都是这样。这位大夫有个诊断高明的名声(他也很以此而得意)，尤其对诊断当时纽约医院病房里常见的伤寒病特别拿手。他最重视并且也依赖舌头的样子，当时的医学普遍都信赖舌诊，而现在它已经完全成了莫名奇妙的事，并且也为大家忘怀了，这位名家自以为能够摸出舌头的明显差别，他查病房，基本成了查舌头。每个病人都把舌头伸出来，这位大夫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试试舌头的硬度有什么符殊的地方。就这样，从一个病床到另一个病床，一次次地诊断出来最早阶段的伤寒；过了一星期左有，发现果真是伤寒。这确实让大家惊奇。他仅凭借他的手，比伤寒玛丽更有成效地成为伤寒的传播者。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四、1933年的医学

在医学院二四年级时，我们也开始知道一些使我们忧虑的事，但大家都不怎么去谈论它。在波士顿那些大教学医院，如彼得•本特•布里格姆(Peter Bent Brj8ham)医院、麻省综合医院、波士顿市医院、贝思•伊斯雷尔(Beth lsrael)医院，在这些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看来很有学问的医疗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关于这个问题，有些是我们的临床教授教给我们的，但更多的是我们在夜深之后互相议论时懂得的。每当有人间我(偶尔有人这么问)哈佛的哪位教师对我的学习影响最大，我再也不到那些显赫的名单上找名字了。在事过多年的今天，我记得的是同班学友的影响。我们互教互学，我们甚至在全然不知如此重要的这个教学过程正在进行的时候，已经互相确定了将来的事业。现在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感到有必要改革医学课程的安排了。今天让我焦急的不是课程的安排顺序，而是课程塞满了讲课、讨论会，要记住太多的资料和事实，以致于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将来的事情互相启发。

在医学院的第4年，要求在内科做3个月的病房见习医生，这是看清医学真正面目的最为重要的时期。我申请到伊斯雷尔医院做见习大夫，部分原因是布鲁姆加特(Herman B1umgart)教授的声望，部分是因为我的几个好友都要去那个医院。跟着布鲁姆加特大夫巡查病房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而且对人的气质也有帮助。跟着他在伊斯雷尔医院的那圆形大病房里，从这个床查到那个床的过程中，我对医学的无知的忧虑减少了。在那以后，我只遇到过三四位能和他媲美的。他身材瘦长，动作迅速，而且智力高强，看来既严肃又和善。他有一种天赋，能在走向一个新病人床前的时候，几乎立即感知到问题是否严重。他似乎是在依靠直觉。有时，随他查病房的那些医生感觉不到有什么需要特别扭心时，他却极度警惕起来，变得极为注意，让住院大夫报告病历中的每个细节，然后走近病床。让病人回答他的一些问题，最后开始为病人查体。亲眼目睹一位体检诊断大师做全部身体检查是一种美的享受，像是欣赏一位著名芭蕾大师跳舞或大提琴家在音乐会上演奏一样。布鲁姆加待检查得很迅速，再向病人询问一些问题，然后把我们带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去讨论，这时他做出诊断，有时就是一纸死亡预告书。在这之后又回到那个病床旁，和病人简短地谈谈私事，我们几乎听不到他说些什么，但显然是安慰病人，然后又巡视下一个病床。这3个月，我每天上午和布鲁姆加待密切接近3小时，就我所知，他从未出过差错，一次也没有。可是我记得有三四次他给病人做了诊断之后，认为可能要做点什么去改变那些疾病的过程，每一次都是要请外科大夫做点什么，例如切除甲状腺的一个结节，切除胆囊，或者切除肾上腺的一个肿瘤。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让那些疾病自行走完它自己的过程，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在波士顿其他医院的病房里，医学生和实习大夫每天都围绕在像布鲁姆加特那样各有自己特点的其他医学大师的四周。

被士顿市立医院是市内最大的医院，是为波士顿市穷人设立的医院。它分为5个临床部分，两个部分的工作人员是哈佛医学院配备的(正式称为临床二部和四部)，两个部分是塔夫茨医学院的，一个部分是波士顿大学的。哈佛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主任聚集在这个市医院的病房里，他们是被1920年代建立的桑代克(Th。rndlke)纪念实验室吸引到这里的。这个实验室位于医院的底层，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有坡道和地道，和各个有教学病房的大楼相连通。桑代克实验室是皮博迪(Francls weld Peabody)医生创建的，到现在，波士顿仍然怀念他，认为他可能是哈佛医生中最杰出的一位。皮博迪认为研究人的疾病，不能只靠在病床旁边进行观察(到那时为止，医生的研究工作大多数是这样进行的)，也不能单靠大学实验室的研究；他相信建立一个直接与病房相连、设备齐全的研究所，包含能对各种有苗头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多种实验室，才最可能把医学推向前进。

天使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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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五、1937年的实习大夫

我们知道有几种情况能改变力量的对比，并且改变了紧急感。有些种类的肺炎球菌的毒力比其他菌种的大，需要迅速治疗。嗜酒者得了这种病之后，比一般人容易发生败血症和重骂的感染。孕妇容易患本病，而且死亡的机会也大些。对老年人，危险性最大。
治疗的办法和我们所知道的病的发生道理相适应：向静脉里注射对莱一种肺炎球菌多搪有特异效果的抗体。桑代克实验室有大多数已知种类肺炎球菌的纯化免抗体。实习大夫首要的紧急任务是弄清肺炎球菌的类型，从而使用恰当的血清。弄清的办法是利用其中常有大量肺炎球菌的痰标本。你只要向一小点痰里加上各种抗肺炎球菌血清，然后用亚甲蓝染色，如果用的血清恰当，一对对肺炎球菌外面的英膜就肿胀起来并染成深蓝色。如果树；运气好，有个合适的痰标本(唾液没有用，它必须是真正咯出来的痰)，而且手头正好有合适的诊断用血清，你就能在几分钟之内做出诊断，并且给芬兰德大夫的实验室打个电话，请他们供给所需要的治疗用血清。如果运气不好，你就得等；两天之内血液的培养可能长出肺炎球菌，然后你才能为它们分类；你也可以把痰标本注射到小白鼠体内，如果痰内有你未能查到(漏过)的肺炎球菌，它们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在小鼠的腹腔里生长起来，你可以用那种办法去查它的类型。不论用哪种办法，实习大夫必须弄清菌的类型。如果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根本不要想上床。治疗要根据确切的答案，其它的答案都没有用。知道是大叶肺炎的诊断是不够的，知道细菌是肺炎球菌也不够，你必须弄清它是I型，还是II型，或其它什么型，否则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治疗它，只有等待那个疾病走完它自己的路程，此外你什么也做不了。

可是一旦知道了菌的类型，治疗就成了拿手好戏，这是实习大夫所掌握的唯一的一种真正可以治好疾病的方法。

知道了类型，得到了恰当的兔血清，实习大夫就成了本领高强的人。向静脉里非常缓慢地注射那种血清。如果起作用，它就在一两个小时内发生效力。体温下来了；几个小时之前痛苦非常的病人，这时可以安详熟睡了。

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是常能成功，所以值得为它付出巨大的努力。上级大夫判断一个实习大夫，更多地是看他这类工作的成绩，而不是其它素质。如果你对大叶肺炎病例处理得当，就可能有个好前程，如果不好，就没有。

第二种甚至更需要思想敏捷和确切行动的急症，是糖尿病昏迷。如果能及早发现，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实习大夫就一定能挽救生命。但如果拖延了时间，错误地估计了使用胰岛素和静脉内给液体的迫切性，病人则可能死去。治疗昏迷是要把所有的协助者和指导者都请来的情况之—’。高级的主治大夫从桑代克穿过坡道跑来了，从宿舍里叫来了医学生、住院大夫、各级实习大夫都集中到病床旁边，共同弄清那些细节。

急性心力衰竭也是一个。要做属于三种技术的三件事，它们并不总是有效，从来也不能根治，但如果进行得当，却有近似魔术般的力量，偶尔能把一个看来要死的病人挽救回来。第一是放血，迅速从胳膊的静脉里抽出500毫升血液。只用这个办法就能减轻心脏对付静脉血的负担，从而会减轻呼吸困难。第二是使用毛地黄。给药需要逐步地，而且要极其小心，用加强心脏肌肉力量的粗制毛地黄叶子的制剂(当时只有这种)，用量要足够，但又不能过多，多了能造成中毒——这是老主治大夫们很早以前就掌握了的一种技巧。很不容易自学掌握，有点像烹调。第三是氧气。由放到床边的钢瓶(氧气罐)供氧，如果有个氧气帐子，就用它给氧，否则就用胶布条把一根管子固定在鼻孔里。

然后就是梅毒。梅毒从来不是治疗上的急症。当它到达了它的这个或那个危及生命的时期(例如主动脉因梅毒造成的膨肿——动脉瘤——快要破裂了，或者脑子因梅毒破坏，人已经痴呆了)，这时已为时过晚，已经毫无治疗的办法。能采取行动的时刻，能敏锐地辨认它，做出诊断的时刻，是在它的初期。实习大夫一想到即将做些什么，心里就发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给予砷剂、汞剂和钮剂，还要担心由于这些治疗而破坏肝脏。过去在波士顿市医院，你必须在诊断为其它一些疾病之前先排除这种被称为“最大的学样者”(学样者是指其表现可类似其他病——译者)的梅毒病。常规地要查查有没有阿一洛氏瞳孔。分两步很快地查：先用你的手电照照病人的眼睛，看瞳孔是否收缩，然后你将手指从远处移向病人，去接近病人的眼，让病人注视移近的手指，这时，看他的瞳孔是否因调节而缩小。如果在第一个试验中它不缩小，在第二个试验中缩小，你就得出了诊断：神经梅毒。我猜想现在的一个繁忙的内科大夫一年也不过能见到一个阿一洛氏瞳孔。阿一洛氏瞳孔已经消遁了，至少目前如此。现在当然仍有梅毒，而且由于现在的性解放，梅毒可能比在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里都多。但是现在它已经很容易在一期和二期的时候就被治好，只有极少数病人进入那毫无救药、导致死亡、损及脑髓的第三期。这不是医学这个行业的功劳，至少不能都算是它的功劳。这项在公共卫生中完全应该赞许的成就，极其可能是糟糕的医疗造成的，是对那些像咳嗽、头疼脑热等小毛病溅用青霉素的结果。引起梅毒的病菌螺旋体已经处在全国性的青霉素气雾的包围之下，它很少能有机会挣扎出去，引起一个下府(一期梅毒的表现)。梅毒性麻痹性痴呆和脊髓密是过去实习大夫重大的棘手问题；现在它们已经没有了。在波士顿，今天的临床见习医生再也不去查阿一洛氏瞳孔，也不再让病人闭眼双腿并拢站好，看他是否晃动或摔倒(表明有脊髓梅毒)，也不再让病人复述“愿上帝赐福麻萨诸塞州”(当时是这样教的我)了。在1937年，如果一个病人虽然说不好这句话，但还能过得去，他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如果他结结巴巴邮嚷不出来，他就是患了梅毒性麻痹性痴呆。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六、水蛭、医生和其他


医生Doctor这个词来自Dek，意思是适当的、可被接受的和有用的某个事物。在拉丁语里，它变成了D。cere，意思是教导，也变为D1scere，意为学习，从而也是弟子的意思。在希腊文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可以接受的教导，从而就是教义、教条和正统。DecoNm(体面，礼貌，正派，得体)和Decency(正派，体面，合乎礼仪)都是同源的词。 Medicine(医学，药)是由Med词根派生的。Med的意思是量出来或做合适的测量。拉丁语用Med一词造出了Med—erl，意思是“照看”和“治疗”。英语中的Moderate(适度的，温和的，稳健的)和Modest(不过分的，谦虚的)都是Med词根的后代，它们带有久已忘怀的对Medicine医学的教诲。学医的人(MedlcalsNdent)要不时地MedZtate(又是一个同源词，意思是“深思。默念”)这个词源上的近亲：
Physician(医生)这个词，源自一个极为美妙的词Bheu，它是古老语言中一个重要的词根，意思是自然界本身、是、和存在。希腊文从这个词根创造出Phus53，从它又有了英文的Phy86c和PhysZG两个词。前一个指一般的医学，后一个指对自然界的研究(物理学)。

Doctor(医生，博士)、Medlctne(医学，药)和Physie5an(大夫，医生)这些词，以及在他们周围生长出来的那些同源词汇，很能体现社会对医疗这个职业所抱的古老的希望，但是满足这个希望是不容易的。在所有那些词汇之中，我认为Modest(不过分，谦虚)以及Moderate(适度，温和，稳健)是最需要记住的。Med这个字根一直潜藏生存在这些词汇的内部，恰似一个十分成功的共生体。它也同样地一直存在于Med 6c5ne(医学。药)一词中；这对教导人的人，对不论以什么方式给人治病或治不了病的人，对积累科学知识的人，对古者的IJeech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持续坚定的信息。

医学曾经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在今天，当医学有了不多年以前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的治疗(或治愈)技术之后，医学却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谴责。那些批评说：医生是些应用科学家，只关心手头的疾病，而不把思者看成一个人、一个整体的人。医生真的连病人的诉说都不听。他们不愿意或没有本领向患者或其家属把情况解释清楚。在使用那些并非没有危险的技术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差错，从而使医疗事故保险费急剧上升。只能在高大吓人的门诊部内他们的诊疗室里，或使人畏惧的医院大墙之内，才能见到他们。他们受训练的方式和他们行医的方式，已经和“非人化”成了同义词。历史悠久的医疗艺术已经丢失，已经被忘怀了。

美国的医学院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压力，要它们再培养家庭医生——经常出诊、明察病情、慈如叔伯的医生，照料全家每个人的疾病，甚至能叫出家中狗的名字的医生。现在已经合法建立了一些新的单位，有的成立在州立的医学院里，称为家庭医疗(Fam灯Practjce)，一级或初级保健(Pr5mary HeajthCare)，预防医疗(Preventlve MedZc5ne)，一级或初级医疗(Pri—mary Med Zclne)。它们自称目的是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指的是大家幼年时所知道的，或者是其父辈祖辈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或者是从书籍、电影或电视中见到的那种非专科的全科医生。

大家对医生的要求一向都是些什么?医生这个行业是怎样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存留下来的2医生作为一个阶层，一直因其自己的缺陷而受到指责。蒙田(Monta59ne)在他的时代，莫里哀在他的时代，还有萧伯纳，对医生及其医学的尊重，要少于当今的评论家。19世纪的，以前那些世纪的，以及一直到我职业上的祖辈(史前时代的那些以巫术治病的巫医)的病人，他们去找医生的时候是抱着什么希望?在大瘟疫的年月里，每天夜里大丰穿过大街收尸埋葬的期间，医生起到了什么作用?腺鼠疫、斑疹伤寒、结核病和梅毒是许许多多进展迅速、常常置人于死地的传染病中的几种代表，不论医生做些什么，这些病都使很多病人丧失生命。对所患之病无法减轻痛苦(更不用说治愈了)的医生，在夜间被请出诊的时候，他们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在历史的早期，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巫木。巫医以最艰苦的方式学到他们的行业：他们被迫去亲身经历就像死亡本身的某种情况，等到活了过来。就被认为有资格给人治病了。他们发作过抽风痉挛，见过异象，听到过呼唤，JL、惊肉跳地在旷野里迷失了多少个礼拜，有过时间不短的昏迷，当他们恢复过来，就有了行医治病的执照。他们围着病人手舞足蹈，烧火冒烟、念唱莫名其妙的词调，而且触模病人的上上下下。触模是这个行当中真正的秘密，可是从来也不说触摸是关键的真正技术。而是把触模隐没在那些舞蹈念唱之中。在舞蹈念唱之中，总是频频地用手触摸病人。


我想，触摸是医生最为古老而且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动作。有些人不愿意别人触摸他，但病人却都(或几乎都)愿意让人触摸。他们希望被人抚摸。重病人的一部分痛苦就是缺少了和别人的密切接触。一般的人，甚至亲密的朋友，再甚至家庭的成员，都会有意地远离重病的人，尽量少去接触病人。这或是由于不愿打扰他们，或是伯疾病传染，或者只是害怕交上恶运。医生最为古老的医疗技术就是将自己的手放在病人的身体上。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技术已经变得更有特点、更为精密了。医生的手已经不只是碰碰模摸，而是学会了做其它的事。用手去号手腕上的脉跳；去探查脾脏的边缘和肝脏的境界；叩击肺部，引出清亮的或沉浊的声音；涂膏油于皮肤；刺静脉以放血；在做这些的同时，既接触，又抚摸，最后还紧握病人的手。

大多数施行这种手法的人，开始时一定是具有关心他人的天赋。当然有些人不太喜欢同其他人接触，他们应该躲开这种需要接触的职业。如果阴差阳错，他们已经在学习医学，那最好还是退而他就，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作为不大的医生。

医生用耳朵去接触病人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进展。当知道心脏和肺部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有时能够用于诊断之后，医生就把耳朵靠在病人心脏的前面，胸前和胸后，去仔细倾听。很难想象人的哪种姿势能比一个贴在皮肤上的低下的头更为友善，更能代表对另一个人的关心、爱护和亲密。19世纪发明了听诊器。它大大改善了对胸部音响的听诊，但是却略微加大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在众多至今仍不断出现的新医疗技术中，听诊器是设计来加大医生和病人之间距离的第一个设备。

今天，医生无需见到病人，就可以在另一个大楼的诊疗室里完成许多必要的工作。甚至有了用电脑询问以及记录有关疾病情况(病史)的程序：秘书可以间那些问题，再核对印好的表格里的栏目，其后，电脑就会马上打印出应该考虑哪些是可能的诊断，以及需要做哪些实验室的检查。医生用不着花四五十分钟去听诊胸膛，触诊腹部，而可以开个小条，把病人订发到放射线科去做一个cT(电脑控制断层)扫描，一个小时之内，就会看到全身各个内脏的微细末节。而过去这些都是要医生用手指和耳朵去检查之后，才能加以揣测的。生物化学实验室现在正做到使人无需等待出现新的症状和体征。配有电脑的装置能够查出有毛病的心脏或功能不佳的脑髓的电的变化，其精确程度远远超过几代以前医生在病床旁边所能触到、得到甚至能想象出来的。

医生如果愿意，他就能使自己处在一定的距离以外，远离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除了在最初的也是唯一的那次触摸——握手——之外，再也不用触摸什么。医学已经不需要把手放在上面了，它已经像是在机器上读出信号的一种事情。

科学医学的机械化是要存在下去。新型的医学正在起作用。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职业，要根据短捷的通知条子做生死他关的许多事情。医生现在担负的义务，过度的甚至是拼命担负的义务，和50年前的还是一样，只是现在有了大量迅速而准确的技术方法。病人看到自己所经历的和他父母告诉他的已经有所不同，有些重要的什么已经失去了。医生已经不太像亲密的朋友了，也不那么自信了，对于他这个人的兴趣也少了，注意力完全放到所治疗的疾病上。现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并没有走回头路。你仔细想一想，也没有真正的理由要求走回头路。如果我有了恶性高血压，或者结肠癌，或者亚急性心内膜炎这类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我当然希望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安慰和友谊，但是我最希望的却是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快地得到有效的治疗，以便可以活下去。如果我住在一所现代化医院的病床上，同时对那床位所需的花费忧心仲仲，我一定希望尽早出院，如果可能，还要复原健康地出院。

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和病人谈话是医学中最大的工作，因为所能做到的几乎也只有谈话。无论是好是坏，那时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是那些长谈。病人处在注意的中心，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处于这个地位。在我做实习大夫时，科学技术还处于初始的时代，还有医生和病人的交谈、只是匆忙些，常常像是在奔跑之中。

今天医学有了各种先进复杂的新技术，病房巡视是走到病床病人的脚边，为自动测定查找各种已知的或可能的生物化学异常而抽取血液，为去放射科而推着轮椅或担架穿行于走廊，但谈话的时间少了。和住院病人谈得最长又和个人有关的话，是关于经济和保险，而这是由受过专门会计训练的人员进行的，所用的科学仪器是电脑。住院病人一时会感到自己好像是个巨大自动仪器的部件。他的入院和出院都是由电脑的电池启动的，甚至连大夫的姓名还没弄清。病人可能觉得这种差别很奇怪而且有些恼人。但是，还有另一个值得着重提出的差别：许多病人很快就出院回了家，身体健康，疾病已愈。在我父亲的那个时日，这种情况要少得多，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也是由于运气好，或者由于病人过去的素质好。而在今天，它却更多是由于先进的技术。

但是现在面临着代价的问题。代价不只是指确实过大的金钱花费。医生的那种亲密的、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安慰和关心，那些无所不包、甚至包括涉及病人家里养的猫狗的从容的长谈，凡此种种都从医疗中消失了。这对病人可能是个绝大的损失，对于医生可能也是如此。这种独特而又微妙的个人之间的往来，植根于医学历史开端的时期，现在也需要将它保留下来。这件事从来都很难做好，它需要最好的大夫和最好的友情。一旦丢失了它，即使只是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丢失了它，再想把它找回来可能已经十分困难了。

如果我是刚要步入医疗行业的实习医生，或者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我一定对自己未来的这个方面比对其它方面更为忧虑。我要担心自己会很快失去我真正的职责——照料看顾病人，而剩下的只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看管机器的职守。我要设法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二十、患病
在医学里有件很难学更难教的事——作为一个病人，他的感觉是什么。在很久以前，严重的疾病还很普通，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本人也常常生点病。所以那时的医生比较明白病人有什么感觉。本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肺科专家，有不少是自己先得了结核病之后，才对这个专业发生兴趣的。有些一流的康复医学专家是因婴儿瘫致残的。那一代的医生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近亲或远属经历过，而了解到肺炎和伤寒。

今天完全不同了。致死的和近乎致死的疾病大部分都留给了老年人。谁也不再经历伤寒病的那6到8个危险的星期了，那是天天都面对死神的几个星期。度过了灾难之后，人的性格很可能变得更坚强一些，对生活的看法一定也有些改变。在今天，有很多先进技术帮助人们度过严重的疾病，例如特护病房的电子监护仪器，治疗癌症的化学药物，当代外科的绝妙成就，以及在医疗中采用的越来越复杂的诊断爱作等等。这些先进技术都是根据讲课笔记和教科书来掌握，然后在病人身上具体实践的，绝大多数医生最多也不过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经历这些处置的时候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甚至儿童时期的传染病大部分已经不再存在，那要感谢麻疹、百日咳、水痘等等的疫苗，也要特别感谢那么容易地控制了链球菌的感染。今天的年轻医生已不清楚什么是耳朵痛，更不清楚穿刺鼓膜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使一个人了解疾病的最近的只是流行性感冒。在我们经受职业训练的过程中，唯一残留下来的可能只有它了。我希望在继续清除人类其他疾病的进程中，有个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疾病保留下来。我真的希望尽量长远地依靠流感和它的近亲普感(感冒、普通感冒、伤风)。我想可以将引起这些轻型但很让人难受的疾病的病毒，当成是在人体环境中有益的濒临灭绝的物种，有点像那种小妒鱼(Sn测Darter)。

大多数流感患者都对它很为抱怨，这是它的优点之一。让人不时地有件真实的东西、一个真正的魔鬼去抱怨，是有益的。让人偶尔在床上躺一阵子也很不错，者天爷使人停下一切，睡到床上。最好是发点热，发热时还有些倦怠，但又知道过三四天，一切都会过去，同时又能让自己享有生病时的各种优待：卧床，在床上小桌上有冰水、阿司匹林，头上或脖子后面可能有个冰袋，还受到家人的关注和同情。同情，在一生之中，还有多少其它的机会，你能由于并非自己的错误(而又确知几天就会过去)，而得到其他人的关心和同情?我说留下流感吧!想办法把它塞到所有医学生的实际课程表里吧2譬如，一年两次，在分子生物化学的课堂里不动声色地喷点腺病毒的雾，让全班都垮下去，同时让课表还保持着现在医学院里那样；这就保证有不少学生在发着热、肌肉酸痛的情况下，还必须站在那里，在以后几天几夜里工作下去，并且学着知道受不到照顾是什么滋味。这对他们有好处，在较小的程度上，对他们做医生的前途也有好处。

真正的问题是严重而危险的疾病带来的冲击，是它的不可预料性和突然性。我们(病人和大夫都在内)大多数的人都可能度过一生而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险，所以当危险真地到来时，人们会把它看成是暴行，是不公平的事。我们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习惯于生病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习惯从属于高精尖的技术。

关于这方面，我只是到了最近才有点了解，这对我在病床旁边(临床)的技能来说，已经为时过晚。大约从64岁开始，有几次我曾经从病床那里仔细端详了内科和外科，我下面就要说，我对自己也有了更为仔细的端详。总地说来，我对自己见到的部很喜欢，但是，那只是在我已经起了床、回家自由活动之后做一番回顾的时候。但是还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却发现做个病人可真不容易。

常常有人说，一个病重的人，特别是经历了外科手术的人，很喜欢向任何愿意听他叙谈的人详细谈论他的苦难。我对这种说法有些怀疑。生病是一个很特别的个人经历，我所认识的经过了某些严重情况的人，大多数都对那些事有些保留，当碰上它的时候却愿意改变话题。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境地，要实在谈谈那时的情况以及我所学到的事情。我要说明在先，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由于专业上的兴趣。

第一次也是最让人惊怕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突然发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肺炎，寒战、发热和虚弱。我挺高兴地上了床，心想要有几天的热汤、冷饮、膨松的枕头，还有家里亲人的的服侍。可是过了一个星期还在发冷发热，所以我的妻子就请来一位大夫，既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真正的家访大夫。他做了一般该做的，包括取了血液标本。他哪嘲嚷田地说是一种病毒在“传播”，并且预言一两天热度也就过去了。但在第二天，我却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做了更多的血液检查，成队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给我查了体，并且到x光科照了各处(包括骨头)的照片。化验室检查发现我的血红蛋白低于8克％，差不多只有正常的一半。这成了一件紧急情况，要查明那些血到哪里去了，或哪里正在流血。

过了几天，肺炎消退了，也不再发冷发热，但我却成了另一个新的诊断问题。弄清原因不明的贫血很是费事。最可能的原因是出血，最可能是肠道的出血，被称为不祥的隐匿性出血。给我输了两次血，然后就一头扎到技术里。我记得头一件是做骨韶的活检，是一位血液病大夫在我的骨盆骨上做的，做得干净利落。在做的时候，火速地对我说了说我会有什么感觉，什么时候会觉得疼。尽管他对我做了解释，我还是摆脱不了那沉重的担心：将人的骨髓抽吸到一个针管里去，是个不寻常的爱作，它真不像是该对人做的事。事实上它造成的痛楚并不太大，但是用穿刺器扎透骨头，随后的那种奇特、毫不熟悉的骨髓疼痛，真不是一般的感觉，一点也不妙。

我自己也曾经为别人做过骨髓穿刺，那是在做实习大夫的期间，后来也不时地做过。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爱作，几乎一点也不痛。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不论它疼轻疼重，那可是极不舒服。

其它的经历就好了一些，有些还很有趣味。吃了钡餐，绝妙地显示了我的胃和上段小肠的壁；为下段的肠做了钡淄肠检查，情况都很好。可是还在继续出血，不知是在那条长长的道路上的哪个部分，还需要输几次血。

给大夫看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这个病大夫是同事或好朋友，那就难上加难。它需要小心谨慎，小心不要因为对病大夫语句生硬误伤了职业上的自尊心，但是又要让这个病人做让他做的事。他们用了很大的心计对付我，但是也很坚定。那些管着我的同事和朋友仍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却从来也不管我的身份：我是个病人，他们要求我的举止像个病人。我不能为我的诊断和治疗做什么决定。有几天他们不让我回家，可是有几次我真想回去，那是后来发现住院要延长的时候。他们解释得很和气，说，出血的原因还没查到，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有个大出血；又有点不够和气地说，如果有了大出血，我的脑子就会受到损伤，我最好不要在家里出这种事。

因为在x线下没有查到什么，就需要用另一种办法看看我的肠道。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个息肉，是它在不停地出血，但又小得无法在x线下显出影象。我就被送到内窥镜室去做结肠镜检查。结肠镜是一根很长、能够弯曲的玻璃导光纤维的管子。通过它，靠着从外面照进去的光亮，可以直接看到大肠的各个部分。作为一种职业上的礼貌，那位大夫在检查当中不时地停下一会儿，把镜管观察的那端拿过我的肩膀，放在我左眼前面，间道：“请看看，好吗?”虽然我过去看过许多那些情景的照片，但是却从来也没有向这种美妙的内窥镜里看过。我想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很有意思，可是因为我看的是我自己肠道深处的情况，我就完全被它迷住了。当有个什么红红的东西进入到视野里的时候，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2”他看了一下，说道：“那就是你，正常的枯膜。”

在这次迷人但并无效果的观察之后，我又出了一次血。我的血红蛋白降到了让人担心的水平，又输了几次血，并且决定可能要做手术，把疑为出血的那部分肠子切掉。因为不知道确切的出血部位，所以如果做手术，就意味着要切下很长一段肠子，甚至还有把有病的地方留了下来的可能。负责我的肠胃科大夫是舍洛克(Paulsherlock)，他知道还有一个少见的可能性，还没有被排除，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情况：肠壁里面的动脉和静脉的一种不正常吻合。那时刚有报道，说它是肠出血的一个原因。

我当时以为那不过是在漆黑之中摸索，但实际上却不是那样。x线和结肠镜把结肠癌(开始时我以为我十有八九是得了结肠癌)和憨室病(肠壁有一些小裂隙、宪室)排除了，息肉也不考虑了，剩下的就是这个动静脉异常造成的新病。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二十、患病 （续）


发现这个病需要胃肠病大夫和放射科大夫的密切配合。把一根导管插进右大腿根处的股动脉，把它向上插，推到主动脉里，直到导管的上端达到分支出供给大肠血液的主要动脉处。在这里，注入一种不透光的染料，让它流进所有的那些动脉。就在要推动注射器打药的时候，放射科主任沃森(Robinwatson)大夫告诉我，说我会感到有点发热，但是不用担心。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没有做过这种动脉造影的人，不会知道这种感觉：大约有30秒钟，我觉得我的下半身真像突然着了火，随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就在这个时候，将染料充盈的血管都照了电影，证实了那个诊断。几分钟之后，沃森大夫拿着几张有那个病变的照片(片佯)走进房内，问我：“请看看，好吗?”我真是入了迷：在我右侧结肠的一处，染料溢了出来、轮廓有些模糊。问题解决了。它使我对精确技术的杰作十分赞叹；它的画面也相当美，看看它也很使人愉快。我能在远处听到其他医生的谈论声，那是在为一个困难的诊断最后板上钉钉时医生的那种安然的赞颂。
那天晚上麻醉科大夫来看我，简短但使我有信心地说了说第二天的事。第二天早上把我推到了楼厅，进了电梯，下到了手术室，我一直被镇静药安定弄得很沉静。下一件我见到的东西就是苏醒室墙上的挂钟，以及我的朋友主管护士悦人的面孔。她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我对手术室一点记忆也没有，只记得我的担架车进去的时候，墙上电开关的声音和自动门的丝丝声。

这是我个人第一次生了一种需要医院技术的疾病。回过头来看，我找不出其中哪件事我愿意去改变一下或改善一下，尽管它真像(至少一部分像)是把一个并非是人的什么东西放到了一个巨大但没有声音的工厂装配线上。我真地被当成了一件需要仔细查看、小心修理的物品；一步跟着一步，一种检查跟着另一种检查；在医院里用车推到这里，又推到那里，一天又一天，直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在进行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像是个有毛病的活人，而更像是一个需要越快解决越好的科学问题。使它能够有效，而且使“非人化”、“无人情味”这些概念不冲入我头脑之内的，是我绝对相信照看我的那些人的技能和智慧。我的信心部分来自我过去对他们的技术的了解，但大部分却是来自我见到他们在进行工作时，表现得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后来的两次课程、经历都是外伤。过去我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真正受过外伤——或者只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投掷来的一个棒球打中了我的头，使我昏了一阵子。第二天我头开始发痒，我在房子周围走，来去学校，不停地抓挠头皮，对所有的人诉苦，说那个球把我的神经搞坏了。我母亲像对大多数自己做的诊断那样，对我有点怀疑，仔细看了看我的头：我头上生了成团的虱子，可能是在学校戴别人的帽子传上的。马上就用纯的火油和飞燕爱洗发水洗了头，又没完没了地用密齿梳子笆，最后还是把头发推了个光。我算是痊愈了。可是我不敢说，我母亲是不是还把我看成是和过去一样的孩子。这就是我66岁以前所受过的外伤。

我在阿马甘塞待(Ama8an3ett)的浪花里，正很馁意地转身让浮起我的一个浪把我推回岸边的时候，忽然觉得右膝盖出了什么毛病。挣扎了一阵子，喝了不少水，我在白沫碎浪的下面回到了岸边，想站而站不起来，只好招呼人来帮忙。我被扶了起来，朋友背着我走，因为我的右腿支撑不住。在岸上遇到了我在布列维的同事赫伯特•蔡赛斯(Herbert chas5s)大夫和他夫人巴伯拉(Barbara)。赫伯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对肾脏疾病和高血压知道得都多。巴伯拉是我在布列维时精神一内科病房的主任。他们当然都很有同情心，但是我很惊奇他们对膝关节知道得那么多。他们像布列维所有的好人一样、都愿意帮助人。赫伯特在他岸边的袋子里有一个合适的膝关节支持器，他替我戴上，并且说我一定是把膝关节的软骨弄伤了(他以前也弄伤过，所以才有这个支持器)。给我拿来了双拐，我回家穿好衣服去了曼哈顿，进了外科医院。又是照x线像片。使我惊奇的是又一次用了导光纤维仪器，这次是观察关节内部情况的关节镜。它进丁关节，在膝盖里面转到这里，转到那里。这时，停了下来，那位外科大夫问我：“请看看，好吗?”把目镜(用眼向里面看的那个镜头——译者)给了我。我注视着盖在关节上光洁的软骨的结构，呆住了。后来我看到了他所见到的相当大的一块软骨碎了，脱落下来。我说：“谢谢”，并且问到：“再该怎么办?”他回答道：“取出来。”所以又是那种镇静药安定，又是记不清的手术室。第二天早上换敷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弯弯的切口，整整齐齐地缝了不少针。他们要我不管疼不疼，都用那只有病的腿下床站站。他们告诉我这样好，但是我忘了好在哪里。也许是要我记住点什么吧。后来让我用双拐走了几个星期，单拐又是几个星期。让我每天锻炼3次，每次用脚拾起一定的重量(我只做了几天，后来就开始撤谎了)。最后完全好转，只是不时地还有一种特别的疼痛。又是一次胜利。我觉得我可以写一本教科书了。

还有一次，我相信该是最后一次了。我被进去纽约世界俱乐部做演讲。那个俱乐部都是些知识渊博的妇女，也包括我的妻子。我准备了一个有关共生的题目，有几张我喜欢的一种含羞爱甲虫(M1m03a 85rdter)行为的幻灯片。讲到中途，我让放幻灯。灯光灭了，我走到屏幕那里去指那个甲虫留的结构的位置，在黑暗中我突然从讲台上摔了下来。站起来之后，我发现左胳膊不能活动，因为左肩疼得利害。我用右手摸摸左肩，发现它成了一个空空的洞穴。有人拿来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当我喘过气来，有好几个同情的声音让我那天晚上不讲了。但是我想把那个甲虫的故事讲完，所以我又弯着身子到了讲台。对听众来说，那次可能是个很难受的演讲。我猜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肩膀。我低沉地结束了讲演，汗水弄湿了我的眼镜和讲稿。当用讲台支撑住了我的胳膊肘，我觉得我已经侥幸地把它完成得不错了。这时，我才发现布列维的心脏病大师安德烈•库纳德(Andre cournard)大夫早已从他的座位移到了最前排，坐在讲台边的一个椅子上，很仔细地注意着我。我记得长期以来有关那个医院有个传说：撞了汽车，或者街上发生了爆炸的时候，从人群间挤出一个带有权威的人物：“靠边站。我是布列维医院的。”我想如果我倒了下来，安德烈是要抱住我的。

不管怎么说我是讲完了，但是我不能肯定有谁在听。已经找来了救护车。我又一次上了担架，去了纪念医院。照了x光片，发现肩关节脱了臼，而且还有骨折(“请看看，好吗?”)。我的朋友们想把脱臼的关节恢复原位。给我打了吗啡，让我腹部朝下趴好，左胳膊李拉在下。纪念医院的外科主任贝蒂(TedBeatt曲在地上整治我的胳膊但是没有能把它拉回原位。拉了半个小时，决定要在全身麻醉下处理，所以就打电话请麻醉科主任保罗•戈丁纳(PaulG01d血er)医生。那已是晚上10点钟，保罗在韦斯切斯特县的家里。他急忙驾车沿着大路到纽约来。离家5分钟，他来到一个撞车的地方，看见一个人趴在爱地上。他停下车，到了跟前，发现那人既无脉跳又不呼吸。这时他就开始抢救。在所有的医生中，麻醉科的医生最擅长于此道。戈丁纳很快就让那个人又开始呼吸并且还恢复了意识。他跑去又上了车，向纽约开进。就在这时，贝蒂的手法正好把我的胳膊骨(肋骨)弄到它的关节里，可是已经来不及打电话让戈丁纳不要来了。他来到门前才知道已经不需要他；这时他谈了自己的故事。这是他最好的一次出车。麻醉科主任可不常有在野外公路上救人性命的机会。戈丁纳真是个高兴的人。我常常盼望有一天，我能找到他的那个病人，并且让他请戈丁纳和我出去吃饭。

到今天为止，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病人。我知道了过去我所不知道的有关医院、医疗、护士和医生的事，我比过去更相信技术的用处了，而且希望技术越高明越好。但是我希望医学生和实习大夫能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取得这种水平的理解，例如有个像训练飞行员那种摹拟飞机强迫着陆时的电子模型。每个年轻大夫都应该确切地知道情况变得像灾难那样糟的时候，以及人在死亡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它会使行医行得好些。

我看到了不少我自己的内部，比大多数人看到的要多。你也许以为这样一来我会有一些新的领悟，甚至某些启发性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地处在黑暗之中。我不曾感到我和我自己有什么新的联系方式。实在说，那个距离似乎还加大了一些。我自己比过去更有了两重性，我是由我说了不算数的一件件结构组成的。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感到如果我继续下去，用镜片和明亮的光线四处查看，甚至看到我脑子里的脑室里(如果我想这样做，技术上是能做到的)，或者看看我心脏的血管内部(在现在，这个技术也不难)，这时，我也不会使我和我自己更接近些。我完全相信，我是存在的，但并不完全是在这些松软的构件之中。如果我是(我想我在本质上是)电磁粒子的集合体，我现在就怀疑还有没有一个中心，有没有火车上私人的单间，有没有演出的休息室，让我在里面安顿。我认为那个安排是在管理着自己，我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由专家不时地修理一下，但是总地说还是运行得很好。我真为无需我去为细节爱心而高兴。如果真让我去管理，负总责，跟踪万事的踪迹，用不了一秒钟，一定会出严重的翻车事故。

我完全不是在抱怨什么部件出毛病。正相反，因为我看到了那些部件的处境是如何困难，我对它们比以前更加尊祟。我对它们全体脱帽致敬，并且很高兴能站在圈子的外面，管它是个什么地方。

天使之梦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二十二、小品文和盖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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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们自己并不那么乐观。人类正在把自己以及其余的世界拖入深而又深的麻烦之中，除非我们会很快成熟起来，否则我就不敢为我们能生存下去下大的赌注。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物种只是进入了相当于儿童的早期。从进化尺度来看，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还不长，因而我们无疑还很年轻；除了赖以存活和蔽护的额叶、拇指、语言和文化教养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笨手笨脚，会在摸索中做出错事。最糟的是热核战争。它足以把这个物种统统消灭。但是妨碍我们生存的还有其它威胁：由于人口过多而毁灭；由于森林消失而毁灭；由于污染而毁灭；一长串可能会成为现实的恶梦清单；花果园林就要毁掉的声音总在窗外回响。如果运气好，我们可能度过困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必须要具有极其巨大、难以置信的运气。对这方面我有美好的想法：首先，我们是地球上最难以想象的生物，因此，可以希冀我们也会具有难以想象的好运气。
(完)



转贴后记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一共22 节,我一口气读完后,饿得饥肠辘辘.:frown: ;) 然而,感觉因该早些读到这篇文章。这是中文版的，所以可以快速掌握，不必费脑转换信息。:p

从文中可以获得很多的启发和信息，希望妞儿能喜欢。不过别像我那样，读完后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