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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列车终点”上路  

梁泉  


一

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一个狂乱的时代世界里，在这个时代世界里，人类生活中充满了躁动与变革。在此，我无法为自己的时代与生活做工笔的描画，但我希望能为之做些简单的素描。

现代的人们也许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但是可能很少知道什么叫冷战了。简单些说，所谓的冷战，就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之战。人类经历过两次公开的世界大战，在我看来，冷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这样的战争与常规战争不同，因而使人忽视了这种战争的惨烈而已。事实上，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里，因此死去的人们比第一与第二次战争死伤的人还多。冷战其实是人类在自由与专制、民主与极权战场上之决战。战争的性质不同，战争的形式也就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欧洲战场因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政权的崩溃而结束，而在东亚战场，人类与以中共为代表的“国际共运”之战还在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中，只要中共这个专制与极权的堡垒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远没有结束，人类的这场战争也就还没有到胜利的时候。

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先生谈到中共“土改”时指出，“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这不能和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应该比较接近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人类社会的污点。如果要提到责任的问题，应该由我们全体来承担。”据说，二十世纪全球死于非命的人中，丧身于共产党铁蹄下的无辜生命，竟是两次世界大战总死亡人数的好几倍。由于这场世界大战的方式与常规战争不同，其形式不仅是内战那样的热战，还表现为中国式的“土改”、“文革”那样的“运动”战，以至于一直未被世人将它们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因此当时在战争中被极权（暴力）政府（组织）公开大规模地残杀的国民过去未得到有效的救助，后来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至今也未得到公开的伸冤。现在，人类已经自觉地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也许，当三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人类也会纪念他们。

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以哈耶克先生等人为代表的世界先哲们就在《通往奴役之路》等等准战争宣言中为人类拉响了警报，但是，也许是因为人类缺少战争（冷战）的自觉，也许这是人类需要为自己付出的代价，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而且在东线战场上还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建造的集中营人们可以看到也容易明白，但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当一个国家就是一个集中营的时候，人类的视线被眼前的庞然大物遮住了，我们知道，拍照是需要距离的，同样，人类观察任何东西，都需要距离，何况是观察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庞然大物。

对于我们这些不幸（因为无法选择）生活在沦陷区的战争难民来说，我们的悲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沦陷区的难民们的悲剧更深刻，因为他们还知道自己是被囚禁在有形的牢房之中，这样的牢房因为显目，所以易于攻克，而以国家为单位的牢房是隐形的，特别不容易被人发觉，所以也不容易为人类攻克。不论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其实，对社会主义沦陷区的人们来说，“我们都来自集中营”，这种冷战的集中营与热战的集中营一样邪恶，假如不是更邪恶的话。


二

作为一个曾经不知道自由与民主为何物的专制者的俘虏与工具，我是在“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小说名）上路的，从专制者的俘虏（工具）到一个自觉的自由人士，我和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民族社会一起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路。

因为我们都缺乏“我们都来自集中营”的自觉，所以，我们的反抗是从“我不相信”开始，为何“我不相信”？或者说“我不相信”什么？

因为共产主义者故意的屏蔽、恐吓、掩饰与破坏，我们已经没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眼睛，但是，因为“窗外的远山”（家园大地）还在；生命与生活还在；人类的灵还在，在这些良知睁眼的地方，真实就在。所以，面对真实，“我不相信”“除了繁荣还是繁荣，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等同于“伟光正”，“共党”、社会主义等等），“我不相信”没有中共就日月无光，江河不流，总之，我不相信人类没有尊严，我不相信人类没有理性。

上个世纪，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在“本次列车终点”上路，直到我们自觉到自己是个暂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内华人”，是的，我可以不是一个共产国家的“中国公民”，但是，我无法不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可以改变外在的国籍，我却无法改变内在的种族基因。为了自己和同胞的祖国家园，在新的世纪，我们开始自觉寻找华夏的新大陆。

人类世界的第三次大战的性质不同，战争的形式不同，战争的内容与手段也就不同，所以才有所谓的“反政治的政治”。在西线战场，东欧的自由斗士们只不过是生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生活。但是“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在东线战场，华夏中国的自由斗士们所应做的其实又何曾不是如此？

在《通往奴役之路》等等准战争宣言中，自由的先哲们非常深刻地指出，“人类关系中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主要与普通公民的人生观有关，而与各个政党的活动没多大关系。”

自由先哲洛克先生明确地指出说：“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正义。”没有“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为此，先哲哈耶克先生也一再指出，“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因为，“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希莱尔•贝洛克）

在西线战场，越过“官本位”传统狙击的东欧自由斗士米奇尼克先生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作家米沃什、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来自克拉科夫的牧师卡•沃依蒂瓦——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所以，“开始去做那些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开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中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自由地说吧，你热爱真相，那就?党稣?相；你相信开放社会，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

在这场世纪大战中，民主自由阵线的敌人“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纳粹主义都没有做到。（崔卫平：《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这样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弗里德利克：《极权主义》，1954）其实，在这次被人们称为“冷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为之作战的目的并不复杂，我们争取的只是基本的人权（民主）与为人的尊严（爱）而已。

在人间社会里，所有的专制者都是我的敌人，而任何的民主者就是我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敌人是思想的垄断与专制的制度，而不是个人，不是人类本身。为此，我一再公开说过，我反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不反共产党人，也不反对社会主义者，就像我反对疾病，但是我却不反对病人一样。我始终坚信，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是我的同类，是我的同胞。为此，我愿意“恒久的忍耐”与“永不止息”地爱所有的人们。


三

战争的胜利需要一种形式，因为任何战争的结束都只有在得到确认之后，和平的生活才有可能开始。就作为个人的生命个体来说，人生是那么的短暂与无常，人们并不是为了受苦而来的，人权利在地球家园上享受人生的幸福，珍重自己的生命。

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忽视人权或蔑视人权是政府腐败和公众不幸的主要根源。”而今，在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活里，一个人为自己的所信所爱而活着还是很难，而想免除被他人的强制与掠夺，免于匮乏与恐惧就更不容易，所以，对我来说，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与博爱总是与祖国家园联系在一起的。人乃神创，国乃人创，像文化一样，国家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国家只是一种工具，国家不是有生命的个人，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国家需要走下神坛，个人也需要走下神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国家与个人都需要一个还俗的过程。

有人在提到苏联时期的俄国流亡者大作家纳勃科夫时说，纳勃科夫明确表达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恶同其它丧失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俄国人都不同，他不屑于俄国的“强国梦”，对他自己家产的损失（他个人名下的一座庄园就值数千万美元！）更是无动于衷，他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布尔什维克对俄国文化的断根式的摧残。特别有意味的是：尽管纳勃科夫有深厚且系统的俄国文化理论造诣，他宁愿把俄国文化归结成他童年的回忆：那平和，诗意，民俗，田园，家庭，正直为人的混合的梦境。他永远不能宽恕布尔什维克摧毁了他童年的俄国。纳勃科夫一辈子从没购置过房产，只是租房或住旅馆，因为他不能忍受回想和比较他儿时的家园。

作为一个东线战场上的自由人士，我从17岁那一年就在“本次列车终点”上路，为做人的良知，我寻找真相；为做人的尊严，我追求家园。我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人类自我解救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所以，我渴望旧战争的早日结束，祈望新生活能在阳光下开始。

古人李贽早就说过，“吃饭穿衣即是天理”。生活与人生都是具体的，每个人都只能活在当下，在《从山河血脉到人间血脉——怀念我的精神导师温世仁先生》中，我说，被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尊称为思想家的温世仁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农业社会里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的只是基本的“存在主义”，即人们是否有自己的生存权？人们是否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财产而活？

任何时代和社会，个人的生存权都是人类社会的主题或者说是根本，在生存还是我们最现实的问题的今天，我们更需要面对这个主题，并从这个根本点出发。永远牢记这一点，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和社会才不会迷失。美好的社会只能在生存权利的充分发挥中创立和发展。明天之后还是明天，我们总有走不到明天的时候，但是时间没有停止，生活没有结束，人类还在生存，所以，人永远只能活在今天，只能为美好的今天而努力。

我相信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上帝，我坚信“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论是在战争的战场上，还是在和平的家园里，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所爱与所信。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世界的过客，我们终究要离开与归去，所以，在此我愿意说出自己的所爱与所信，我所爱的是什么？人类！我所信的又是什么？上帝！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在路上的人对生活与人生的理解。

我坚信，人们不需要在生活之外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能正派而自由地活着，就是最好的人生和意义。


2005/4/11，12日修订于广东珠海

poisson0731

什么主义都是屁话，吃饭穿衣永远都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什么都是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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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 任何主义都会/将是一种偏执/偏见, 即便是和个人的"吃饭穿衣"最为贴切的自由主义也得当心...

不过, 话说回来, 偏见总比愚昧距离真理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