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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

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

近年來，在許多社交場合，我經常被問及一個同樣的問題︰中共政權還有多長的壽命？詢問這個問題的，有我的普通讀者，有異議知識分子同道，有體制內的官員，有憂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記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會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概念，因為我更相信俄羅斯經濟學家、曾經擔任過俄羅斯聯邦代總理並以休克療法著稱的蓋達爾的看法︰“預測專制制度危機開始的時間頗為困難。有時它很長時間都不到來，但一旦開始便進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預料的都要快。”蓋達爾在其新著《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中，通過對甦聯解體的整個過程的回顧與分析，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專制不可能達成穩定，專制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只是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這個結論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顯然是富于啟示意義的。中共計劃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際展開耗資巨大的大閱兵儀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規勸五十周年的大閱兵，然而這一苦口的良藥，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不肯服用。那麼，這一次的大閱兵，會不會是最後一次呢？中共的壽命會比甦共更長嗎？

蓋達爾在葉利欽執政初期推動休克療法，並因此遭致廣泛的非議和批評。在這本書中，他並未以很大的篇幅來為當年的政策辯護，但還是在不經意之間對俄羅斯和中國不同的改革路徑作了比較。作為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家，蓋達爾並不認為俄羅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經歷的困境是休克療法導致的。在他看來，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甦聯的政治經濟形勢就已經惡化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國家背負難以控制的外債、外匯儲備枯竭、消費市場處于災難性的狀況、政治穩定遭到破壞、族際沖突連續不斷。甦聯領導人並不準備采取挽救財政危局的決定，還在那里討論改革的計劃。”甦聯解體之後，葉利欽讓蓋達爾啟動休克療法，這是一次“刮骨療傷”︰要切除惡性腫瘤，就必然出現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後，身體會變得極度虛弱。但這不能成為譴責醫生的理由。在經歷了一段康復期之後，俄羅斯的經濟在二十一世紀初逐步走上了正軌。以大歷史的眼光來看，蓋達爾時期的蕭條，並不表明蓋達爾多麼無能；普京時代的繁榮，也不表明普京多麼了不起。正是蓋達爾主持的休克療法，讓俄羅斯從七十多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系中解脫出來而萌發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蓋達爾主持的休克療法，奠定了普京時代俄羅斯經濟大幅增長的堅實基礎。所以，對于蓋達爾及休克療法，應當作出公正的評價。

鄧小平改革只是延緩專制崩潰

蓋達爾認為，一般的專制國家，可以將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分開來逐一進行，同時進行反倒無法完成過于復雜的任務；而後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專制制度不同，社會主義制度政治體制的結構與日常經濟生活的組織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其經濟管理體制離開了極權主義的政治權力便無法運作。對于甦聯這樣的“後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同步。蓋達爾對甦聯末期戈爾巴喬夫遲遲未啟動經濟改革頗有非議，他也不認同某些人士對中國改革模式的贊美。“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中國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學者當作俄羅斯模式的對立面，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羅斯的改革是失敗的；鄧小平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改革家，蓋達爾則是將俄羅斯拖入深淵的罪魁禍首。

蓋達爾指出，經濟自由不可能獨立于政治權利之外。他對“鄧式改革”評價並不高，這種模式只是延緩了專制的崩潰，而沒有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中國畸形的市場經濟體系，于國內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結的特權階層，國民經濟的命脈仍然在他們的掌控之下；于國際社會而言，用學者秦暉的說法，是以一種“低人權模式 ”挑戰和腐蝕國際經濟體系的健康運作。那些中國模式的“歌德派”，與中共當局的想法一樣，認為中國人的人權就是“生存權”，就是“豬權”，中國人理應幸福地生活在“動物莊園”之中。他們對中國模式的贊美，表面上是熱愛中國，是中國的友好人士，但他們在骨子里卻是蔑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者。基本人權與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國老百姓，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貓貓”而慘死的中國人的命運，卻不是這些西方左派知識分子所關心的。

專制不能達成穩定，這既是蓋達爾對昔日甦聯崩潰的內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對今日沉醉在“大國崛起”的良好感覺中的中國的旁敲側擊。中共當局將“穩定”喊得震天響，正說明“不穩定”是觸手可及的現實。蓋達爾在本書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專制政權，如伊朗的巴列維政權、智利的皮諾切特政權、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權、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灣、南韓以及南斯拉夫等等，專制的形式與特征各不相同，但用以維持穩定的無非就是兩大法寶，一是暴力，一是謊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專制失效便是始于暴力和謊言的失效。

暴力如何失效

那麼，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蓋達爾指出，依靠暴力奪取和維持政權的制度，就長遠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穩固的，因為“專制制度的領袖人物缺乏掌握國家的合法性和能夠被社會理解並接受的解釋”。如果專制統治者一直掌控著強力機構，他便能采取專制制度慣用的手段壓制社會的不滿情緒，表明他為了保住權力，可以想讓人們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認為現政權不合法和不穩固的看法往往也擴散到列兵、軍士和下級軍官之中。在專制統治者特別需要忠誠的強力機構之際，它們卻按兵不動。甦聯的“八一九”政變就是如此，並不是政變的首領缺乏果斷的勇氣，他們當中確實有人下達了開槍的命令，卻未能被執行，因為 “在一個業已城市化的發達社會里很難覓得願意下令用坦克碾壓民眾的指揮官以及同樣願意執行這種命令的士兵”。

遺憾的是，同樣的情形沒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發生。當時，中國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甦聯士兵低，獨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經過長期在軍營中的封閉式的洗腦，他們失去了判斷基本是非的能力。于是，他們不僅向群眾開槍，而且開著坦克碾壓了過去。可見，同樣的專制制度，中國來得比它的老大哥更為酷烈與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發生類似的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事件，中共當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樣，順利地調動軍隊並確保軍隊執行上級的命令向民眾開槍呢？即便是胡錦濤本人，也沒有當年鄧小平的十足的信心。政府官員經常在媒體上宣稱，地方政府在對待群體性事件的時候要慎用“警力”（當然更包括沒有說出來的“軍力”）。因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個額度，這不是一樁抗議獲利的買賣。

信息全球化動搖專制穩定

甦聯制度的另一個立足點便是謊言。蓋達爾在甦聯崩潰前夕便已發現，運作了七十多年的謊言生產機制已經失效，就連宣傳部門也喪失了繼續欺騙民眾的信心。人們更願意相信自由歐洲電台披露的消息，而認為“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在謊言失效的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擁有比昔日的甦聯更好的技術條件，那就是互聯網的幫助。正如蓋達爾所強調的那樣，信息全球化是動搖專制制度穩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紀初，世界上絕大部分居民都很難想像他們的村莊之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別的社會機構是如何組成的。二十一世紀使世界連成了整體。中共耗資數百億的金盾工程，無法成為真正的“網絡長城”。網絡民意日漸凸顯出實際的壓力，迫使胡錦濤、溫家寶多次上網作秀，以安撫網民。但這種作秀究竟能夠贏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懷疑的。

甦聯的解體在社會各階層都準備不充分的時候來臨了，它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在中國專制制度崩潰的前夜，我們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領域努力工作，為未來的民主社會做好充分的準備。



－－原載︰《爭鳴》，2009年4月號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78/378spfeature/spfeature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