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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内地民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历史上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大饥荒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民众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逃亡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亡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逃亡斗争，但效果有限。

　　一

　　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民众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逃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1962年初，夏暦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省籍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5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但逃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谁个成功了，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总之，可谈的东西甚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无所顾忌地谈。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边界，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逃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当时对逃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说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毒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打量民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逃亡者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和边防部队士兵，强冲边境等重大事件。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已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精神与身体的困苦，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说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些已经逃亡过七八次。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

　　二

　　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大陆的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年开始，逃港的重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达到高潮。

　　与文革期间相比，此时逃港的群体更为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逃亡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逃亡成功，嫁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宴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已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逃亡事件，他们乘船逃亡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践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逃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成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逃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逃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逃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抢夺边防人员的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逃亡的人。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大批民众逃亡，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便超过10万人（包括香港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设计日收容量只有600人，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数最高的一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达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也极为糟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徒然增加的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逃亡者，给香港的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因此香港方面也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出动了部队，直升机和军舰昼夜巡逻，并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逃亡者就有3.3万多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一千多人。

　　在粤港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三十多年间，数十万的内地逃亡者进入香港，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少逃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三

　　广东出现的逃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讲到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没有批评谁，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强调要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民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民生的艰难和痛苦。

　　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实在是太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均收入确实1.3万港币，相差几乎是一百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民众广泛接触，并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时，在广东民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有海外关系的民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生活就会比一般民众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过境买东西，不少人过去了就不再回来。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习仲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习仲勋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逃亡者，就问其中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那个逃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边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逃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来，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学习。习仲勋听说此事，就找了20多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

　　习仲勋问："你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福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福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好在哪？"

　　文福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的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福祥这样说，怒火万丈，连连责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福祥如实答道："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方苞赶紧插话："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

　　习仲勋听了才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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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视频



广东省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深圳早在44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1962
            年 4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也突然袭
            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表示，从中共建政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逃港一直
            屡禁不止，但1962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六万多人偷渡
            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
            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十万人南下深圳 再掀“逃港潮”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
            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历时三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两
            次共逃出群众近四万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1962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十多万
            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 4月
            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 150多公里长的公路
            上，外流民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
            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
            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
            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
            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
            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
            少民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
            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
            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5月13日沙湾有逃港民众四
            千余人，警方对其中两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
            大学生当总指挥 持木棒强行冲关
                梧桐山是逃港民众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来的逃港民众过半聚集在梧桐山。
            1962年4月29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
            公安局抽调六名干部、边防警察支队抽出两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
            极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民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达四百人。第一批到达的有
            三百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
            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 6时多，这班人就逃
            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一百多名，除了小部分
            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
            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 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
            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
            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
            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
            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
            之态，强迫警方开闸。5月 2日上午8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
            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 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民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
            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
            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民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
            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
            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民众返乡。
                1962年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
            滞留在边境的外流民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
            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 5
            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
            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
            民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
            民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
            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人员、教师一律开除公职，
            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官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
            停止职务的处分。民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这次逃港风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1962年从 4月下旬至5
            月23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六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4月底至9月底，由陆地边境
            上偷渡过去的约七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1.2万人。逃到宝安的有十多万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