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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媒体热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12月24日发表袁刚的文章《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使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一点门儿也没有。

文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文章说，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文章说，中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超过一半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文章指出，出路在于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定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文章认为，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 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