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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着康晓光。那段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煎熬”。40岁的人，见过的苦难、黑暗也够多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仍使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他根本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康晓光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坐在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
   　 “尤其是一想到我女儿的照片、玩具都堆积如山了，而她，一样三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女儿，康晓光说，也许他就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骂几句生一会儿气，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康晓光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啃噬着他的道德神经，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思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钱少，毕竟还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也领到低保了吗？毫无疑问，她理应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康晓光说，写这本书，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为了让自己以后还能正常地生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简单的案情使任何人都可以独立做出判断：警察的失职是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失职又是那么容易避免。
   　 那个面对一个母亲的跪地哀求无动于衷的王新，他的律师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还令人震惊地提出李思怡也许在李桂芳离开家门之前就死了。一位母亲悲愤地呼喊：“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用雷劈死他们？！”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贫困与反贫困、地区差异、收入分配问题近20年的学者，康晓光认识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即使老天爷真的用雷劈死了他们，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
   　 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
   “这样的世界再繁荣
   又有什么意义？
   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
   使人留恋，使人向往？”
   　 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小的代价。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也许他们的风险标准和你的不一样？”我说。
   　 “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给一声叹息已经不错了。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冷漠？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更不能说让外部的人来尊重这个社会。”
    一个美国基金会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被康晓光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吗？
   　 康晓光回答：“是。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而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那位网友说的，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以这种方式死去。我觉得丢不起这个脸。”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