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火

史海钩沉:张学良放荡靡烂的生活
2005年5月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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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body -->【看中国报道】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 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後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後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 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後，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後，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 原载《文史长廊》

文星火

<TABLE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BREAK: break-all"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8%" align=right border=0><TBODY><TR><TD class=head vAlign=center align=middle>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弟媳洗澡</TD></TR><TR><TD class=subhead vAlign=center align=middle></TD></TR><TR><TD class=author align=middle>郑若思</TD></TR><TR><TD height=6></TD></TR><TR><TD vAlign=top align=middle></TD></TR><TR><TD class=content>【看中国2005年06月05日报道】 大约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的老师去东德访问，回来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天啊，马克思有私生子！”而且这私生子的故事还不是来自市民的口头文学，而是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

原来，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夫人燕妮忠贞不渝，竟然与相貌、教养都与燕妮相差甚远的女佣海伦共赴巫山，珠胎暗结，引发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最后老马那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睿智大脑灵光一闪，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恩格斯于是替朋友两肋插刀，不仅向燕妮谎称自己是那孩子的父亲，还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

此事之所以令我震撼，还不光是因为突然发现伟大导师其实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更大的惊诧在于同样是***，东德共产党在对待革命导师的问题上与我们的 ***有着天壤之别，东德至少还把他们当成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而我们这边，马克思是整天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埋头写作、脚底把地板磨出凹槽、沿着陡峭的科学大道攀登的圣人（我在伦敦的时候特意去找过，结果证明是个天大的八卦）。别说马克思的私生子，就是鲁迅原配朱安夫人，又有几人能知？当年北京阜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里，根本就看不到朱安的照片，不然，二奶许广平的来历如何说得清？岂不是玷污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最近程映虹先生写出了洋老马这段轶事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程先生说：“一个欧美大学者和思想家有个把情人和私生子算不得丢脸的事，只要他不把自己当作完人，他的崇拜者也不把他当作圣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给人间播火的圣徒，而崇拜者们更把他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连他的婚姻都神圣化，那么任何品德上的瑕纰，或者任何一个家庭中都可能有的隐私都会变成摧毁信仰的重磅炸弹，无数只手就会严严实实地把它们遮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今天在所有仍然把这个大胡子犹太人的画像挂得高高的地方知者寥寥的原因。”

由此我想到如今正在见坛上议论得火热的鲁迅。鲁迅的可悲其实不在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我们的***不由分说地把他神化为根本没有缺陷、甚至缺陷也是美德的圣人。

这是一场迟早会被揭穿的骗局，果不其然，当鲁迅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是一个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小人，偷看弟媳洗澡的色鬼、日军入侵便躲进内山书店的懦夫，总之，私德不值一提。私德的缺陷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了一颗颗摧毁鲁迅的重磅炸弹。

其实，鲁迅的私德尽管不好，但是他的缺点只是人性的弱点，是和很多人共同的弱点。何况他并不是政治家，不掌握国家命脉，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无行，除了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以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几近于零，诸君花费如此之笔墨揭批鲁迅的“生活作风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若论个人生活的荒唐，萨特恐怕在鲁迅之上。西蒙德&＃8226；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老态龙钟的萨特仍拥有数名年轻貌美的情人，将波弗娃丢在一边。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去否定存在主义的价值、否定萨特的思想成就，这就是西方人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鲁迅还原成和同时代的林语堂、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一样的普通文人，还会对他如此苛求么？

当圣像倒掉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但是围绕脐下三寸打转的道德批判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等凡夫俗子可能有的缺点，再伟大的导师、旗手都会有。倒是这些所谓导师和旗手的思想言论，到底对后世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是我们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倒掉的“圣人”，应该采取历史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

依我之见，洋老马那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原则，才是殆害后世的毒瘤，危害远比他和海伦的那宗糗事要大得多。我倒觉得假如海伦有杨贵妃那样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花容月貌，让洋老马写完《资本论》以后“从此导师不早朝”，靠《资本论》的学术成果当个经济学教授，不要拿什么暴力革命理论去害人，倒是地球人的造化。

同样，鲁迅的害人之深，不是什么偷窥入浴或是包二奶，而是如老芦所说：“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骂人的痞子。”

老芦对于鲁迅的肯定，我也深有同感。即“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己的劣根性。”

糟的是目前对鲁迅的批判，有的连道德批判都算不上，遑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简直就像文革专案组那样，以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细节，给鲁迅罗织罪名。楼下有篇《为什么你们对鲁迅那么宽容》，便给鲁迅戴了顶“媚日”的大帽子，但是作者又找不到像样的通敌证据，就把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说成是日本特务，其理由曰：“一是他曾代为管理日本皇军的军事胜利品――中国的出版社和书店，二是他在战败后是上海几十万日本“侨民”（以日本民族的特殊性，称其为侨民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二战中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一个没有穿军服的皇军）公推的领袖。 ”

内山曾经接管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该公司根本不是中国的出版社，而是1917年由美商创办，地址在上海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1935年时资金约100万元，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西书出版发行单位之一。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内山书店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店，日美宣战，美商撤走，由内山书店接管，这与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是有区别的吧。何况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军事战利品。抗战胜利后，中美图书公司仍由美商经营，后来则被中国人买下来。

至于侨民领袖一定就是皇军，就一定是赞成侵略战争，这种逻辑只能蒙骗小孩子。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里那个犹太音乐家曾经受到德军军官保护，这其实是电影原著者的亲身经历。既然穿着法西斯军服的人都会对战争感到耻辱，那么没有穿军服的侨民就一定是铁板一块么？ 很多批鲁文章喜欢拿鲁迅和日本人的交往说事，大有不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让鲁爷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罢休的气势，但是下笔洋洋洒洒最终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钢鞭材料，证明鲁爷曾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出卖了民族利益。批了半天鲁，文章里还是透着一股“鲁”味，那“轻狂浮躁，只知骂人”的痞子魂，闹了半天还附在批判者的身上。从而证明鲁爷的毒素的确是渗透了我们的骨髓，不可救药。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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