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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部对我岂止是歧视？

摘自《多伦多都市报》

“我为申请丈夫移民加国，整整等待了4年，等到双方都病了，北京大使馆移民官两次拒签，后来通过上诉，移民仲裁官判我们胜诉，但至今仍是杳无结果。移民部究竟是不是在法律之上？”黄女士（化名）两度流着眼泪对《多伦多都市报》记者如此说。

第一次见到黄女士，是在《多伦多都市报》举办的“华裔居民与三级议员对话会”上，假如读者那天有参加会议，一定记得这位戴着墨镜边说边流泪的女士。会后黄女士的儿子，一位年仅24岁、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精算的小伙子眼里盈满泪水对记者说：“我很耽心我母亲现在的身体，我的继父身体也不好，长达四年了，移民部一直阻拦着他们团聚，这对他们不但是冷酷的，而且严重地伤害着他们的身体以及精神。”

第二次见到黄女士，是在8月30日下午，匆匆从制衣厂赶到报社的黄女士对记者说，这些天我从报纸上获悉，移民部“通过行政手段收紧对中印两国移民的审查，想起自己的遭遇，确实睡不安稳，吃不安定，很多的委屈，真的无处诉。”

究竟情况是怎样的呢？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故事始于不幸

黄女士说，她的婚姻充满不幸。

1996年，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黄女士，因夫妻性格不合，与前夫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年仅15岁的儿子判给了她，为了养活孩子，黄女士在福州朋友开的一间贸易公司担任接待工作。

回复单身后的黄女士，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从加拿大回国做生意的曾先生（化名），通过两年多的交往，他们于1998年10月在福州结婚，曾先生婚后回到加拿大，即向移民部递交了担保黄女士的移民申请。到了1999年中秋节，黄女士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免见官），这使她踏上了移民加拿大的道路。

到达加拿大后的黄女士，原以为可以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路。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先生开的卡拉OK店里当帮手。令她奇怪的，是先生从不对外人介绍她是他的妻子。相反，先生的另一位帮手，却被别人称为老板娘。对此黄女士质问先生，曾先生向她解释，那位女士有家有孩子，叫她不要多心。后来有一天，先生约同那位女士找她谈话，大意是在黄女士没有来加拿大前，他们是同居关系，现在黄女士来了，先生希望她能同意，让那位女士搬到家里，三人一起生活。这个被黄女士称为荒唐的建议自然被拒绝。为此，黄女士与曾先生的关系出现裂痕。

黄女士说：“那段日子真的很彷徨，那位女士声言要搬进家来，她威胁我，假如我不同意她搬进来，就到移民部去告我是非法入境者。老公也威胁我说，你的孩子现在还需要我来担保，假如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会取消对他的担保，这样他很根本没可能踏上加拿大的国土。”

面对如山的压力，黄女士一方面是从家里搬了出去，通过报纸在制衣厂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活困难。另方面，委托律师办理她与曾先生，也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离婚手续。期间曾先生曾去信给移民部，表示取消对孩子的担保，但移民部最终还是于2000年批准了黄女士的孩子移民。

2000年12月，法院批准了黄女士的离婚申请，心身俱惫的她因想念年迈的母亲，随即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黄女士应一对日本夫妇的邀请来到日本。这对日本夫妇与黄女士认识多年，黄女士此番在日本居住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她认识了来自中国上海，其时正在该对日本夫妇开设的饭馆里打工的林先生（化名）。也许因为同在天涯，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与相处，黄女士再坠爱河。2001年10月，她与林先生一起回到上海，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婚礼，黄女士第三次走进了婚姻。

移民部侮辱和伤害了我

2001年11月，回到多伦多的黄女士向移民部递交了担保林先生的移民申请，2002年3月，在上海的林先生接到了体检通知，此时相当不幸的，是他因胸口疼到医院检查，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情况相当严重，只有住院治疗。鉴此，无法完成体检的林先生给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移民官去了信，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要求推迟体检。

林先生在住院期间，黄女士因先前回国时间过长，不能离开，所以就没有回国照顾。好在经过半年的医治，林先生的身体得以康复，并将有关治疗记录呈送给移民官。

2002年10月，林先生被通知见官，此时恰好黄女士也回到中国，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大使馆。移民官先见的黄女士，之后再见林先生。见官后林先生在11月接获通知，移民申请被拒。

黄女士对移民官的态度至今仍耿耿于怀。她认为，移民官的很多问话，是带有侮辱性的。诸如移民官问她：“你离了两次婚，还会离婚吗？”“你是在接待时认识你第二任丈夫的，你认识男人是不是都是在接待时认识的？”，由于林先生比黄女士年纪小，且从没有婚姻记录，移民又问：“按照中国的传统，他的父母为什么会同意他同比他年纪大且还有孩子的女人结婚呢？”

黄女士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地大声质问：“请问这样的问话仅是歧视吗？这是移民官对我的侮辱和伤害。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可以这样对待弱者？我在婚姻上的不幸，不是我所愿意的。你不帮助我，还要伤害我，这是什么道理？”

第一次见官被拒后，回到多伦多，黄女士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律师，根据他们的建议，黄女士再次向移民部提出担保丈夫移民团聚的申请，同样，这次申请很快被接获，移民官也通知了在上海的林先生办理体检，之后安排林先生于2003年5月31日第二次见官。

黄女士说：“第二次被拒的理由更荒唐。北京的移民官通知我那天在多伦多家里等候，然后他们问了我先生，你太太工作的那间制衣厂老板叫什么名字？工厂有多少人？你太太租用的房子的房东名字，房东的房子住了多少人？这些问题别说我先生答不出来，就是我，包括工厂有多少人，老板的名字，我都无法答。如果你们熟悉制衣厂的都知道，人员流动性很大，工厂多少人，一般的员工哪清楚？衣厂的老板有好几个，我们最多也就知道这个叫阿ken，那个叫peter，哪知道得那么具体？结果，我先生的申请因此再度被拒。”

上诉成功夫妻仍不能团聚

2003年6月，黄女士就其先生的移民申请被拒提出上诉。2004年4月7日，仲裁官听完黄女士以及律师的陈述后作出支持黄女士上诉的判决。黄女士说：“那位仲裁官说，之前对这个案子充满疑问，但听到你的陈述后，我们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你的遭遇值得同情。恭喜你的是，你的不幸将会结束，祝愿你的生活从此好运。”

按理，胜诉后黄女士应该很快与先生团聚，但时至今日，仲裁官的祝福一直未得到兑现。

2004年6月，林先生接获北京大使馆移民官的通知，必须再进行一次体检，根据指示，林先生马上完成体检并于7月6日用快件速递到北京。这样一等又到年尾。12月初，黄女士眼见丈夫赴加仍无定期，只好孤独地走进手术室接受手术。“这个手术我拖了很久，原来是希望丈夫过来，可以照顾我，但上诉后等了8个月仍旧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确实很失望。”

对于移民官员有可能怀疑黄女士是假结婚之说。黄女士相当气愤地将她今年的电话单全部铺岀来给记者看：“我保留有这四年来的电话记录，请大家看看，我们每天都有电话，有时一天不止一次，每次都会谈很长时间。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晚上那几个小时，我的电话是打不通的。有这样假结婚的吗？况且，上诉后仲裁官都作岀了判断，北京方面的移民官有什么理由拖着不批呢？”

2005年1月底，北京方面又通知林先生做一次“痰培养”，这个检查要等候2个月，到了4月，“痰培养”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黄女士相当激动地说：“我真的感到很气愤，移民部怎么能这样对我？移民加国，找不到工作，干体力活，我认了。你对我的婚姻有疑问，一次次审查，说尽难听的话侮辱我，我也忍了。但是，现在上诉都通过了，北京的移民官，你们凭什么在上诉通过之后，整整一年多了，还不批准我丈夫过来呢？这是个什么样的法制国家？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谁受得了啊？你们知道……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在这里……有多么的难……”

黄女士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这几个月来，黄女士在儿子带领下，到过密西沙加找移民部，整整找了一天，也找不到受理的部门。她曾准备到渥太华找移民部去申述，后在7月9日《多伦多都市报》举办的“华裔居民与三级议员对话会”上见到国会议员Derek Lee后，议员安排她于7月11日到办公室陈述，之后代她向移民部去信查询，8月4日议员办公室接到渥太华方面的复信：“已有官员在审查该案件。在6到8个工作周后会有答复。”

黄女士说，目前能做得还是等待。她希望，这是最后的等待，因为，人生没有多少个4年。黄女士说，她有理由向移民部讨个说法。“这个国家口口声声说‘人道’，在我身上，不但只体现不岀人道，连基本的同情心也没有。难道我离了二次婚，就没有权利再结婚？就没有权利选择我所喜欢的人？这个世界上有谁愿意家庭破裂？有谁愿意一而再，再而三遭遇不幸？你们不帮我，为什么还要伤害我？”

专家评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移民顾问在听完黄女士的陈述后表示：“从法理上说，我们不能凭感觉去判断黄女士的婚姻是真是假。黄女士经过上诉后，获得仲裁官的裁决，北京方面经办的官员，应该遵守这个裁决。假如他们对裁决有不同意见，可以将案子送到联邦法庭上去裁决。仲裁官判黄女士胜诉后，经办者拖着不执行，这是不符合法理精神的。”

对于移民官在面见申请者的一些问话，另一位法律人士表示：“以前也有申请者投诉，移民官一些问话，像描述新婚之夜男女双方在床上的衣着，以及黄女士这次所说的一些问话，假如事实真是如此，这些问话对申请者不仅是不公道，还有人格的尊重，这些都应该引起重视。”

黄女士的个案，或许只是数万个申请案件中极个别的一个。但对弱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帮助是其次得，尊重才是最重要的。

陈天华

这些口是心非的种族主义者，简直丑陋至极，实乃加国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