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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考虑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以及当下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村贫困人口很难通过优化土地配置提高收入，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又非常微薄。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指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了。但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入。农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相对低下，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脱贫就无望。
在同一天看到两个新闻，一是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一是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其中，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而世界银行推荐的标准为日均消费1.25美圆，如按照1：4的购买力平价，大致相当于年消费1825元人民币。
简单对比可以发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无论哪个贫困标准的距离都太过悬殊，这表明，尽管城市居民内部也存在着贫富差距，但城市居民不可能是贫困人口的主力军。果然，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仅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1%至3%。这表明，中国的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民的贫困。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不可避免的持续下降。仅仅依靠农林牧渔收入，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很难赶上城镇居民，这也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比就一直在拉大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认为，通过减少农村人口、优化土地配置，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但是，考虑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以及当下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笔者对这一途径保持悲观的态度。
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的出现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并获得收入，或许可以缩短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占到38.6%，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落差并未缩减，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截止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6：1，绝对差距也首次超过1万元。这表明，尽管创记录的人口流动加入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收入还是相对微薄的。在笔者的理解，这来自于农民工的双重地位低下：作为产业上的新手，微薄的收入在所难免，而作为地域上的外来人，一度广泛存在的拖欠工资等事件，则反映了农民工低下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期的是，在短期内，无论是其产业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难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依靠非农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也依旧是一个梦。
如果上述为真，那么，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指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了。但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然远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入。有研究指出，尽管表面上城乡收入差距为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再生产资料，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换言之，政府的福利政策本身正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不啻是一种马太效应，违背了起码的平等公平原则。
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而在我看来，财政体制的偏向背后，反映的是农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相对低下。这一影响力相对低下既来自与地域因素，即城市居民更靠近权力中心，更易于施加影响；也来自于组织因素，因居住分散而导致农村居民很难形成有效的沟通组织，并对政策制定施加持续影响；此外，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留在农村的居民更多是教育程度较低和年纪偏大的群体，这也降低了其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用于农村扶贫投入的力度能有大的突破，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根据国际贫困标准，中国需要新增扶贫投资1546亿元，这大约是中国2007年中央和地方总税收的3.1%，占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6%，而以笔者的观点，只要农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依旧缺乏影响力，这样的计划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