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常伴

四、2008，神鬼莫测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力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趋势？其实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自从1895年中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我们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划在了台湾海峡，现在的安全界限不还是在台湾海峡吗？可以说100多年后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当然现在年轻人都认为：之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爱好军事和历史的年轻人，马上就想到了前苏联在1929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苏联利用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完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报告，当时苏联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的技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没有利用那时西方的经济危机进行技术、设备抄底，根本无法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我记得不久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起眼儿的新闻，称天水星光机床公司收购了法国一家数控机床81%的股份。就这么一条小新闻，网上的年轻人讨论了好长时间，兴奋了好长时间。其实这个动向与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一致的，按说应该是一种统计文化与统治文化趋同的态势。说白了，年轻人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过好日子、舒服日子，没有军工产业的基础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西方与中国未来博弈的关键点。西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有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费了那么大劲把德国、日本彻底给压倒了，俄罗斯也弄了个半残废，现在又来了一个马上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按照西方自己发展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没有战争准备。中国人口、资源、地形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发展经济的欲望和能源需求，也许恰恰是中国招来战争的天然条件，同时也是未来世界真正走向和谐的中坚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现在美国与俄罗斯表面上有争夺，中国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可以超然事外，掩饰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从中得好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国，特别是争过霸的大国都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将来是一只老虎，现在这只老虎还太小，而中国这只虎已经足够大了，不能再养了，虽然不一定马上杀了，但至少要限制吧？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过布什政府的一次“霸权大跃进”之后，一定会回归到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上了，而这背后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国当年的经验。其实英国人非常重视印度，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据说英国人认为印度教是可以与西方宗教融合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冷战期间就认为，印度在整个西方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国的经济还会振兴。可是我追问了一下是什么科技存量，他们都说不清楚。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军事科技，当年要真有可以拉动经济的科技存量，美国这么精明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一定不会在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过头去玩房地产。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积累是不是要靠战争拉动呢？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次战争最好不是美国参加的战争，最好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的国力无疑是最佳选择。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为此我问了一些人，他们有回答是中国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国和印度的。我认为，目前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小于后者的可能性。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大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两种假设，那么我们战场建设和应对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向东南沿海倾斜，改为全国均衡布局，同时加快我们的中西部建设。而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希望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有所准备。比如在我国的西部，现在基础设施与东部的经济接轨还有待加强，才能进一步为我军在西部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可能会牵扯到西部的国土整治问题，包括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的尽快实施。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地方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国家如果从安全的高度去审视这个问题，从战争准备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还是最近因孟买恐怖袭击制造的印巴紧张局势，都表明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观点：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就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国防建设的状况看，我们绝不能轻言战略主动权在我们这边。台湾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经济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我们毕竟面临着最强悍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西部虽然我们面临的军事存在相对较弱，但是毕竟是两个核国家的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不是小问题。况且我们在西部方向的驻军和作战条件相对较差，这会对我军作战效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内要求打击巴基斯坦的声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学家萨马尔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在“9?11”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准备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计划，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还一时脱口而出说了如果巴基斯坦袒护本?拉登，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可以试想，如果奥巴马上来针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巴基斯坦的局势会非常微妙，中国又是与巴基斯坦军事技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核弹头大约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试验中，氢弹技术还没有实现，可以说与中国差一个级别。但是美国2006年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后，印度极度缺乏的浓缩铀技术可能会得到帮助，印度自己的计划也是在2030年生产300～400枚核弹头，应该说印度试图与中国实现一种“核平衡”。


　　在印度孟买遭到恐怖袭击后，12月4日，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专门在纽约的国际分析网站上写了一篇《中国与巴基斯坦：一个邪恶的核联盟》的文章，声称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后，中国马上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994年搁置的核电合作协议。这种声音是美国解套金融危机、培养消耗中国国力的战争代理人的信号。所以我们要有长远打算，要从危机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能遮盖过去的。人家与你是竞争的关系，怎么会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干扰你呢？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比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更复杂了，可以说马英九是中美“连体婴儿”经济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或者好转，中美这种“连体婴儿”经济都会变化，进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或者东边，或者西边，中国崛起的和平环境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说比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完成工业化试图实现崛起时更加复杂了。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上绝对不会变化。在这里战争因素占多大比例？遏制战争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实力准备、战略布局是不是从一个长远的目标上去考虑？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时间应对。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大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那中国呢？说实在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老年化社会也在逼近中国，再不确定一个“大目标”，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去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博客，认为这样做成本过高、有些操之过急，网上有些年轻人不理解，骂我胆小。其实我一点也不生气，我特别理解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海军走出去，为自己的商船队护航。这与1840年后中国人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受的窝囊气确实有关系。后来我在一篇介绍一本书的博客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我写道：中国海军去索马里护航，从地理上看，确实算是“远洋”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海军战略，这个“护航”就是个临时举动。因为如果没有远洋的战略指导，从配套的后勤补给体系建立到舰船的设计，再到相关的海外中国企业和侨团的配合，肯定是一笔“乱账”。不过中国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了再说。可是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不是更应该尽量先设计战略呢？因为你毕竟是比别人走得晚，要赶上人家，就更要设计。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把财富都集中在了东南沿海，不仅海上没有考虑安全纵深，就是陆上，也把该有的防空设施都让给房地产开发了，等着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闹起来，才想起从俄罗斯引进海军装备技术，在引进、消化过渡时期，只能靠二炮的战略导弹顶着。由此可见，有长远战略规划多么重要！一个国家任何时期都不能没有大目标。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护航前，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被西方盯上了，抵制奥运会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是苏丹问题。1985年美国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名字叫“闪电行动”，内容是苏军入侵捷克，于是美国派特种部队与捷克游击队配合打击苏军。现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叫“武装突击”，内容变了，游击队变成了苏丹人民解放军，虽然对手没有说是谁，但是所有人都能猜出来是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和一系列产业在苏丹。中国在那里的石油利益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关的配套产业集群在苏丹、安哥拉建立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为非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优于西方后殖民的模式。这与奥运会期间一些人以苏丹问题为理由抵制没有关系吗？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如果没有大目标的准备，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很高。中国这次派了军舰，美国、日本、韩国就马上跟进了，就是台湾也完成了图上作业，最后认为没有办法完成补给放弃了。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年的市场经济已经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你让不让9亿多农民进城？让不让他们的孩子享受那种在电视“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让，你的政权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如果让，你的铁矿石、石油从哪里来？你的制造和贸易附加值那么低怎么养活进城的农民？再退一步，就算城里人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他总要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吧。当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资要出问题时，他怎么想啊？其实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就要早早设计，如果不设计，等出了事再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义和团”。以中国民众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设经验来看，中国是应该有能力设计大目标的。


　　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了，有关金融的所有机制、体制都没有变，除了奥巴马给美国底层说了点儿空头支票一样的漂亮话外，所有帝国大佬、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太想维持和延续原来的舒服日子了，想就这样慢慢混过去，这可能吗？在这期间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实中国也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模式，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官方的各种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口号，但是原来发展的惯性加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种改变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转折迹象，无论是“奥运火炬事件”，还是后来的金融危机，真是巧合了，有一种天意让中国催生出大目标的机会。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出了“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会更平衡”这样的话，中国无法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秩序中放弃伟大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引爆点。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一语道破危机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中国有很多人说美国非常强大，强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们还在这么说，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兴地说，美国还是这么强大，一点事都没有。比如前些时候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计划，那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还是能够做出适当反应的；如果没有通过呢，他们也能有一套说辞，说你看这是民主的胜利、宪法的胜利。不仅仅是右派、左派，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他们也非常畏惧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形势也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阴谋，是来套中国和其他国家钱的，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套进去以后，美国什么事都没有。很多左派、民族主义者都这么看的，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国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牛。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的缘由很简单，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的那么复杂。人世间的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一些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没什么真知灼见，想冒充有学问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错误的道上引，从中取利。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里也包括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还是不够。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灭，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是没有的。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先说抢，美国不但抢了，而且还抢得很多，但是它抢的效率太低。为什么抢得这么低效？我认为是想抢又没有胆子。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兵一年要拿走几十万美元，装备要几百万，就这么花钱。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摆不平。当然自由派会讲，那是美国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会去抢，真仁慈就不会躲得远远地、十分安全地，像玩游戏一样杀死几十万平民。抢的效率低，得不偿失，缺口还是补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骗了。怎么骗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谓货币战争。骗，这个事短时是可以的，长期一定不行。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现在美国老百姓说是那帮商人骗他们，而且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华尔街的那帮人是贩毒的，我们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进戒毒所，而贩毒的应该判刑。这是我看到的美国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论。但是讲老实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上当，就是想不干活却能住大房子。


　　美国社会确实衰朽了。宋晓军说过：美国精英对美国力量的感觉，跟它的真实力量不相称，结果是抢的时候力不从心。打个比方，我这个老头看到一副哑铃，我年轻的时候举100下问题不大，所以现在也去举，可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样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只要看一看那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各国那么多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要我说，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到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一把，中国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这个国家是输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我们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我们说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莫非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可以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偏激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我们再不能听那帮“金融战士”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饱鬼还是饿鬼。听他们忽悠，几十艘航空母舰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我们的空间站和登月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上千万套家庭的房子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几亿农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没了。


　　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原本意义并不是赌博，而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这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然而，从据说是最为“发达”、最为“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前进榜样的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金融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它所起的实际上是劣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把钱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去，金融市场成了一个骗子横行的大赌场。金融市场还要存在下去，但必须做大的改革。比如说，必须大大减少金融产品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对于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最必要的部分；必须大大减少房贷的中间环节，只允许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存到银行，再由银行贷给买房人。


　　走重生产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而我们走得了，因为美国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世界上的一些教训。首先是冰岛。一直到1973年，冰岛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都属于发展中国家，80年代靠玩金融突然发了（类似于中国那些非法集资案），2007年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位——这个联合国也是尽瞎掰。它的人均GDP是五万美元（当然是破产前），比日本还高出很多。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它不堪一击，国家破产，所欠外债相当于其GDP的七倍，也就是说，即使它能像原来那样骗钱（这根本就不可能了），也要骗上七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债。英国许多人，甚至政府部门如警察局，都被冰岛骗取了巨额财产，所以英国援引反恐怖主义法案冻结了冰岛的资产。


　　然而，英国自己也步了冰岛后尘。最近英国自己传出的消息是英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冰岛，也要整个国家破产了。这个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英国比冰岛还是强太多了，但出问题的性质还是类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今日英国，唯一有点活力的地方就是金融业，这总是不行的。


　　历史上的罗马就是典型的靠骗靠抢而不生产的例子，其最终结果所有人都清楚。罗马到后期也是老黄瓜，也没办法，最多是出点文化而已，所有的生产都是国外完成的，到罗马港口的船只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美国还没老到罗马这种程度，毕竟还在生产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我们的电脑的关键芯片还是美国生产的。而罗马不生产物质的东西，只生产文化，这就到了衰亡的边缘了。现在又有一群人说文化产业有多么多么重要，用文化产业挣钱才是最牛的。这其实也得打一个问号。当你只能用文化产业挣钱的时候，你也老得差不多了，也快死了。当然这还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你前面如果没有嫩黄瓜这一段，没有朝气蓬勃的制造业这一段，也轮不到你能用文化产业挣钱。一定要有非常辉煌的制造业的硬的一段，才能用文化产业来挣钱，硬完了才能软，先有了硬实力才能有软实力。但是真到了硬的被架空了，就剩下软的时候，也就快死了。我们看到罗马后来的结果如何？你只能生产文化，不能生产物品来，早晚会形成一个大缺口，怎么办？还是要去抢。罗马的情况当然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糟糕：最后罗马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去抢了，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怕死，怕苦，怕累，连抢都得靠外族雇佣军团去抢。最后外国人说我干脆把你罗马抢了得了。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用这种赤裸裸的，直白的语言把经济学的道理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