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常伴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关于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现场的志愿者，他们说教师当中像范跑跑这样甩了学生先跑的，他们只听到这么一例。这帮知识分子给范跑跑找理由，说人到那个时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像范跑跑这样的教师绝无仅有，而像谭千秋这样的教师却有许许多多。


　　范跑跑后来发了帖子，刘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他承认，发这个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亲妈也不救”那段话加上去更是故意的，过去根本没有这么想，写的时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谓的虚伪的道德神经，他就是这目的。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在思想层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们的误导，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机压力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很优秀的，素质相当高，远远高于欧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高素质，已经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听你说中国老百姓素质比欧美民族高，又要跳起来了，他们马上会提出随地吐痰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我去英国，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满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烟头、烟盒等等，实在是挺脏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单纯的痰迹难刷掉，据说英国政府每年要花好几千万英镑来刷这个痕迹。讲素质对比，我们可以把泰晤士河边跟上海黄浦江边比较一下。我们不能讲黄浦江边上比泰晤士河边上干净，其实这两个地方差不多。但是黄浦江边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边的高得多，那么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游客人均造成的肮脏和污染，肯定比英国少多了。你说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高？


　　我把这个见闻贴到网上，又有一些人蹿出来，说我去的肯定是伦敦穷人区。我告诉他们，从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只要20分钟，如果你说女王也是穷人，女王住的是穷人区，那我也没话说了。


　　随地吐痰是坏事，不管外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你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中国国民性比外国人低劣的证据？汶川地震中，中国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你们为什么就熟视无睹？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很多年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时，被小朋友称为“刘闹闹”。因此，“范跑跑”“郭跳跳”这两个2008年使用频率很高的媒体用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习惯用语、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对于范跑跑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只能对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说点看法。范跑跑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问题，也肯定要涉及自由问题。批评范跑跑的人总离不开道德标准，维护范跑跑的人也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件小事放大了说说。


　　范跑跑的行为及其理论依据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有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批评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仿佛范跑跑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在说——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最终又变成抽象概念的思维操练。其实，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产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包括文学，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他居然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


　　跟哈贝马斯握一个手又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三哈”——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把“三哈”敬成这样的一个知识阶层，怎么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呢？


　　过几十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贫乏感觉丢脸和耻辱：什么都没有！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韩寒更不灵了，无非就是卖了一个80后的偏门。


　　关于制度对于思想原创性的影响，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学术”。因为我跟香港人接触，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学术”，95%是引用外国说法，外国甲怎么说，外国乙怎么说，外国丙怎么说，天干地支他们全用完了，还不够。然后自己的5%说一件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事。可我们中国大陆还跟着学，还以为西方学术标准就是这样。咱们凭良心说，西方学术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还不至于到香港这个程度，包括像拉美国家我也接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毕竟还是一说就直接说问题，一说就说到关键。


　　为什么叫管家学术呢？我们知道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高工资，比美国教授工资高多了。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英国深谙殖民之道，他们大概非常清楚，中国人非常敬重读书人，连写字的纸老百姓都会给你收起来，送到文庙去烧掉，所以把知识分子高薪养着，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条，你是奴仆，你有自己独立思想是不行的，我养着你，让你穿光鲜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国人自己来，这个是主子干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诉你，你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可实际上他们连翻译都没做好，中国人听不懂。我碰到一个官员从英国培训回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把英国人挺明白的话都翻译成听不懂的。我说这就是叫故弄玄虚，其实他自己连很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所以就故意云山雾罩地翻译出来，让你看不透他。


　　大陆跟着香港的路子走，有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国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英国殖民者跟你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官员们跟我们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实在不应该把大陆学术也搞成“管家学术”了。


　　香港“管家学术”本来是最糟糕的一种学术，现在大陆都学了这个。高校老师写的论文，99%全都是废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生造了一堆不沾边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这么摆那么摆，绕来绕去，排列组合，就算是“论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画评家，辛辛苦苦品头论足，写完最后一字以后，回头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国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也会出现这种离奇的现象，写完以后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啥也没想说，就是扯淡，骗钱！中国现在学术界掺假比三鹿厉害得多。网上说笑话，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掺奶粉，其实当今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三聚氰胺里面掺奶粉，到最后基本上没掺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直接拿三聚氰胺当奶粉卖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应该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个大舞台。所有大的戏剧，其实都在中国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记得那次我骂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很差劲，但是有一条，人家是实战打出来的，你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打过实战吗？你说别人不合格，你没有资格。”那次我跟杨帆在博客中国说：“骂也得我们骂，你没有骂的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主子之间的事。主子可以骂主子，你一个管家骂主子，你懂什么啊？”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但就是这帮所谓的“主流精英”，把我们对于本土的认识，都说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连余英时（虽然他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都看不过去了，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在西方能有点出息的，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说中国的话。


　　西方学术也有很差劲的，当然比“管家学术”强一点。我们还记得1996年有个“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攒了一篇完全胡说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伪论文，寄给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想检验一下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编辑还真给登了。登出来以后，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哈哈大笑，说我玩你们呢，我这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假的，你们说你们的学问是真的吗？你们有鉴别能力吗？知道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大目标要干大事，你会发现，这种扯淡的事我没工夫扯。我们要干实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学术腐败也会立即穿帮。比如2006年引起极大震动的汉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目标，做汉芯我不是为了报喜，而是按照目标一步步上，要量产，那一下就穿帮了。量产你总不可能拿美国的芯片来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标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当真的设定一个大目标，这种扯淡，这种假冒伪劣，立马穿帮。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的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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