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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爱国者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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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资讯 毛泽东为何拒绝日本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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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9-11-7 15:52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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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楼主| 发表于 2009-11-7 16:55 | 只看该作者
Post by Bonn;2412883
大半国土被蹂躏多年,死亡几千万,不要赔偿这决策也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你是不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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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9-11-7 17:50 | 只看该作者
Post by 爱国者导弹;2413085
“你是不是党员?”

人性尚存。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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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9-11-7 22:06 | 只看该作者
Post by 爱国者导弹;2413085
“你是不是党员?”
以前是,现在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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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9-11-7 23:27 | 只看该作者
不是还有中华民国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中华民国可以要呵!那些狂叫着中华民国代表着中国的勇士,怎不去敦促你们的、代表着中国的政府,去向日本要赔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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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9-11-8 01:17 | 只看该作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321万,财产损失133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1952年2月开始谈判,4月28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frown: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10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1958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1963年10月7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1964年1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1965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1972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1951年1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470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2亿3千万两白银)。

1960年10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1971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frown:

1972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978年8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1978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1978年中国向日本提出5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3900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1984年1988年和1998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20000亿日元。到1997年底,已交付中国14000亿日元,而中国到1977年底的偿还额仅为200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3%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30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1990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1997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74·4美元,比美国(23·2美元)、英国(57·3美元)、德国(72·2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5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1000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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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9-11-8 02:20 | 只看该作者
Post by 爱国者导弹;2413085
“你是不是党员?”


錯了,應該是:你是在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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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9-11-8 07:52 | 只看该作者
1家长制2打肿脸充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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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9-11-9 00:23 | 只看该作者

ZT:反思日本战争赔款

维舟试望故国

时间:2006-04-24

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

一、如何得到这笔钱?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一处理对日本来说是异常宽大的,而美国的外交说服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917 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后不久,Wilson总统就提出14点建议(包括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民族自决),这一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欧洲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这个“自命为耶稣第二,来到地球改变人们信仰”的家伙深为反感,而另一些人则予以高度推崇——蒋廷黻曾说,他当时对此“每一字都信以为真”。

美国是一战后对德国战争赔款态度最为超然的大国,同时却坚持向同盟国政府收回战争债务。法国人对这一点极为厌恶,一度引起两国外交关系恶化。美国当时无法阻止英、法对德的报复措施,但在二战中,它以更强的姿态出现,重申自己的主张,这一次,别人必须倾听它的见解了,即使态度温和,其建议也是“无法拒绝”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半年,美国向日本提出八项条件,日本同意即可劝和中国政府,其中第4条是不索取战争赔款。不久美日开战,但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变仅一个月后就提出:美国将在战争期间以租借法案帮助盟国,并不得向敌国索取赔偿。这一政治姿态一直贯彻到美国战后的外交活动中。

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的讲话,暗示放弃战争赔款。蒋的姿态引起诸多猜测,包括其早年在日留学经历及美国的压力。但在当时对美高度依靠的情形下,无须美国直接、明显地施加压力,蒋也会意识到,一个政治上的高姿态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美、英、苏、荷等诸大国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形势下,中国坚持索赔也将是孤立的。虽然中国损失远大于以上四大国,但至少我们也并不是唯一高尚的。

1946年国民政府的数据称八年抗战经济损失为133亿美元,如果以此作为日本战争赔款的标准,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战后菲律宾向日本索赔100亿美元,最后仅得到8亿。

194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60亿美元(人均$86)。在战后一片残破的情形下,13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求将是日本完全无法承受的,也根本搜刮不出这笔钱来。这首先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显而易见,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关系”(《外交史,1919-1978》)。美国的支持在当时对蒋政府的重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之后的30年里更是如此。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美国的卵翼,中国仍然很难得到这笔钱。因为,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存在赔偿的意愿;如果这一战争赔款几百年也还不清,那么很可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拖延、拒绝赔款,煽动民众的悲情,结果是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

苛刻的战争赔款提出不难,难在执行。中国当时虽是战胜国,但如果日本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中国是无力派兵去日本强行索取赔偿的——即使派了兵,最终不但付出大笔驻军费,还可能一无所获,法国一战后占领鲁尔区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一战后德国仅支付了不到30%的赔款(360亿马克[1],总额为1320亿),同时却从海外借入330亿马克,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没有归还。也就是说,一个破产的德国毫无赔款意愿,只是拿贷款去还。

194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更使日本战争赔款几乎不可能:中共北京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日对立;而朝鲜战争更促使美国加快将日本建设为远东的盟友。1951年旧金山和会两岸均未参加,但在美国主导下,蒋政府不得不承认和会的结果,即中国民国放弃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在朝鲜战争后,中国再无机会获得日本战争赔款。美英在二战后都放弃对德、日战争赔款。苏联强迫德国支付200亿美元赔偿,其中一半归苏联(考虑到苏联在占领德国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也只得到100亿美元赔款,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当时可以从日本得到多少)但美英对此拒绝同意。1946年5月,美国对德占领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这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无法实现。不久,西方不再向德国索赔。从其一贯的态度来看,美国既能拒绝从自己占领地区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那么,比苏联更弱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就更难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得到一分钱。

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

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个极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如果当时能够理直气壮并且容易地得到一笔巨额赔偿,那么他也绝不会去低头请求苏联援助了。我宁可相信,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或头脑发热,更不是糊涂了、傻掉了,而是他相信,这一高姿态将使中国占有对日本的道德高地,以“中日友好”来打破日美同盟。指责放弃毛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过于慈悲或愚蠢的人,都未能足够意识到他们只是放弃了本来就无法得到的东西。

二、战争赔款的利弊

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三个对一战造成的世界局势不满的大国成为大战的策源地。而这种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战后对德国索求的战争赔款过于苛刻。

近代以来,法德宿怨越积越深。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强迫对方支付10亿法郎战争赔款,1809年又取得每年1.2法郎“贡金”。六十年后两国乃有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支出军费150亿法郎后战败,割地、赔款50亿法郎(相当于10亿白银,是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4倍;或相当于1879- 1904法国政府用于公共建设的拨款总和)。此后不出50年,两国爆发更剧烈的战争——一战中法国损失达2000亿法郎,战胜后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结果却是希特勒上台,法国遭到更大惨败。

这是不到140年的时间里法德宿怨的四次爆发,前三次战胜方都拼命压榨战败者,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赔款、割地。俾斯麦曾解释说“把法国打败的越彻底,越能保持和平”,这种举措看似是为了加强自己实力、阻止对方复仇,但每次都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一恶性循环的悲剧在一战后终于达到颠峰,法国在之前的大战中“失血过多”,极力主张“榨干这个小个子”,认为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外交史,1919-1978》),“德国必须付清赔款”成了竞选宣传的一句极好的口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发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这使当时普遍把赔偿 “更多地看做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

附带说一下,一战后英法两国人民要求德国赔偿民间一切的损失,最终,凡尔赛和约中列入一条,强迫德国支付战争受害者养老金并给予其家人补偿。“这种规定前所未闻,以前欧洲的和平条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条款”(基辛格《大外交》)。最近十多年中国对日索求民间战争赔偿也属于这一类型。

在国际秩序中,对现状不满的大国互相吸引。1922年,苏联和德国恢复外交,并放弃对方的战争赔款,原因是两国都对国际秩序不满。美国在考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首要吸取的就是凡尔赛条约的教训,确保战败国不再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止苛刻的战争赔款——对大国来说,则意味着放弃。二战后除了苏联对德国外,其他战胜的大国实际上都放弃了对德、日的战争赔款要求。

基辛格在谈到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根源时说:“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的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

日本在二战后的心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战后的德国,像一个输了一次的赌徒,心里总觉得要是再来一次翻牌的机会,自己的运气不会还那么差。对日本而言,太平洋战争即是日美战争,只是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正如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一样,因此不包含对当地力量的尊重 ——我们在谈到二战缅甸战场时,也很少会谈到缅甸人。

现在的不少国人重新谈论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出于日本“不思反悔”态度的反感和愤恨,认为自己的宽容没有带来善报,相反倒姑息养奸了;人们由此推断,假如日本当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不至于这么骄横了。这是一种朴实的逻辑,然而如果当时我们开出巨额罚单,结果或许更糟,而且还未必能拿到钱。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日本态度与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都喜欢将日德的反省态度作比较),那么中国人大概就不会再重提战争赔款问题了,相反,或许提起来还觉得“伤害了中日友谊”——这是中国人情胜于理的思维表现之一。

那么或许有人说,苛刻的赔款或许是双刃剑,也难以执行,那么合理的赔款又有何不可呢?这首先要看以多少为合理。1946年国民政府说抗战经济损失133亿美元,1951年北京政府新公布数字为500亿,而现在的说法是3000亿。上面已经谈到,即使以133亿为标准,得到这一赔款也是有难度的。少量的赔款,在政治外交上,实际上还不如彻底放弃更为有效。日本近25年的ODA对华贷款达300多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赎罪援助的味道。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得到了名义上不使用“战争赔款”这一字眼,但如果当初就以战争赔款的名义处理掉,它现在也就不必再背负着那么多历史包袱了,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视之处之一。

现阶段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自我证实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同时进一步证实日本人的可恨。这种民族悲情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只要它像目前一样,处于可控制的程度之内。但是,正如俾斯麦曾说的:“我认为令世人相信,我国政策并非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对我方有利。”如果不幸走到了理智的反面,成了为反日而反日,那么,最终我们自己也将成为这一情绪的受害者。

[1]这一数字出自基辛格《大外交》,根据法国历史学家J.-B. Duroselle的《外交史,1919-1978》中所引的数据,则德国一共赔偿的数字是228.91亿金马克,其中法国得到95.85亿。

维舟 发表于 2006-04-24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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