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康同壁 - 也谈中国人的“高贵精神气质”
昭君的博客 2009-11-17 08:36:18
网友怡然的一篇“中国人为何缺少高贵的精神气质”,在万维引起了不少热议。怡然文中对“高贵的精神气质”是这样定义的:“高贵是一种美德,它和高傲是截然不同的。高贵不是盛气凌人,更不是轻视和鄙视别人。高贵精神气质的内涵及其丰富,它是指纯粹,真诚,强大,负责的高贵人格,而高贵精神气质的外在体现就是人的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对此我深有同感。受此文启发,先后又有好几位博主引伸开来,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讨论,包括山哥的博文,和论坛的一些相关文章。其中,山哥的博文因为提到了“高贵的精神气质”要有教养和出身为背景 (他用了戴安娜王妃和其他一些例子),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异议。争议最多的一点,大概就是“高贵的精神气质是否和出身有关”, 以及“谈论高贵精神气质是否是歧视劳动人民”,“中国到底有没有贵族”这些敏感问题。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关于康有为女儿康同璧的章节, “最后的贵族”。这里就从这位中国“最后的贵族”谈起,探讨一下“中国人的高贵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
康同壁是康有为的次女,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曾任万国妇女协会副会长,中国妇女协会会长,并在北平解放前夕被推为代表,参与和平解放北京谈判。她的先生罗文仲,是梁启超的名弟子,先后留学日本,英国,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总领事,并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担任法学教授和系主任等职务。两人育有一子罗容邦,留学后定居美国,是加州大学的教授。老人留在社会主义中国,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完成父亲一些未能完成的事情。解放后她任职中国文史馆,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康有为的资料和遗迹。她身边还有一个女儿罗仪凤一直陪着她。罗也是章这篇文章中的女主角之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末代贵族” 女子。
作为真正的前朝贵族,康同璧母女自然享有普通大众没有的一些特殊待遇和权利。但真正让她们的高贵精神气质彰显的,是在她们和许多以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在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政治风暴中受到冲击之后的一些行为。她们在那些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可谓侠骨柔肠,高风亮节,而且施恩不图报,完全是听从自己的良心。对此,章怡和归因于康同璧身上中华文化和西方“贵族文化”的双重熏陶。前者我们当然很熟悉,这里就不再赘言;后者,章特意引用了当时的大右派,也是康老的私交朋友储安平的话来作为注释。她说,储安平在他那本着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西方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就已希望他成为一个 gentleman。 英人以为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 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虚伪的表面文章,但泰坦尼克号沉船前那些绅士们所做的,可不是什么表面文章吧。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康同壁尽管因为身份特殊而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也直接间接地见识到运动的残酷。但是,即便处在这样恶劣的大环境里,康同璧也从来没有对权贵低头。对于她尊重欣赏的知识分子,比如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等人,不管他们头上的帽子有多大,仍然毫不掩饰地表达好感,甚至冒着风险接纳他们的亲人(章怡和就在她家里寄居了很长时间),安排他们在自己家里见面。这些举动,在那个时代,即便对于康同璧这样的特殊身份的人物,也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老太太费尽心机,花费不菲,安排了“二章”在她家会面之后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你爸爸和章乃器是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爸爸和章先生都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 还说:“中国自古是礼仪之帮,现在却联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 康同璧的这种乐于助人,不仅是针对章伯均这样曾经有权有势的人,也包括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比如她就曾经接济一位章怡和不知来历的普通女子林女士。后者在康家住了很长时间,在康老和罗仪凤逝世,老宅子被一位当权领导强行霸占之后,一直默默地在上边分配的一所小公寓里守着康老的遗物。她说:“哪天康老的后代来领取,我守到哪天!”。
康同璧生前将父亲所有的遗物,包括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珍藏,全数捐献给了国家。可是这样一位乐善好施,无欲无求的老人,最后却因为“级别不够”而得不到更好的病房待遇,死于肺炎。无独有偶,这样的事,还发生在同一本书里的另外一位主角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身上(我在以前一篇文章“朋友是人生的一面镜子”里面写到过张伯驹和章伯均之间的“君子之交”)。曾经和张学良等并称“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抗战期间和夫人一起拯救了无数珍贵文物,并在解放后全数捐献给国家(包括李白的真迹,八大山人的遗作等等绝宝)。作为一个知名票友,他对中国的京剧文化保护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这样一个人物,却因为“级别不够”,不能转入条件好一些的病房而感染肺炎,死于后库医院。对此,章怡和感叹道:“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成熟,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总是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和各色成功人士之后,甚至是末尾”。这,也许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扯远了。还是回到中国人的高贵精神气质上来吧。我想,康同璧,张伯驹这些旧时代的老人身上的那种气质,正是中国人曾经拥有的高贵精神气质。当然这种正直,不畏强权,富有良心和同情心的精神气质,并不只是在文人或者旧时代的后代身上才能找到,许多生活在其他阶层的中国人,也拥有这样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独立人格的精神气质,似乎在中国文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古代的 苏轼,陶渊明,近代的钱钟书,沈从文,老舍,都是这种精神人格的代表。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感叹“中国人为何缺乏高贵的精神气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首先,我们民族的这些优秀美德,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斗争,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而最近三十多年的超速发展,又在这个文化断层里输入了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念”。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信念真空”里面, 因此人们才会有“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的感慨。作为一个群体,中国人的确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精神理念。甚至连本来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守护者的知识分子,也成了“堕落的天使”(详见枫苑梦客的文章).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才会发生大学生救人落水之后遭遇所谓的捞尸队勒索这样的令人发指的事情。同一事件中,那几位奋不顾身跳入江中救出两位溺水少年的大学生,正体现了这里所提倡的高贵精神气质; 但那几位持尸讹诈的所谓“捞尸队”成员的行为,只能用“丧尽天良”来描述了。这里的高贵与否,和学历无关,与出身背景无关,而与人格的高贵和低贱有关。
如果中国人真的能够重新拾起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贵精神气质,那中国离真正成为世界领袖的日子,恐怕就不远了。可是,这样的“回归传统”,或者重塑中国人的高贵精神气质,如何才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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