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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知章墨迹《孝经》流传的两则日本文字
　　由于署名贺知章的作品仅存墨迹《孝经》一件，谨慎的态度是既不确定它传入日本的明确时间，也不肯定它代表贺书唯一甚至真实的面目（见黄惇《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贺知章《孝经》于日本明治十七年（1885）刻石，拓本行世，末有内臣川田刚的赵（孟頫）式小楷跋26行；文物版《历代碑帖法书选·唐贺知章孝经》印附曾纪汇题于光绪十三年（1888）的跋诗一首，“一编醉帖留沧海，万里迴光照剡川”云云。我们只能就可见资料做些推估以供参酌。
　　川田刚跋云：“右御府所藏无款草书今文《孝经》一卷。接粘麻笺九叶，竖八寸六分，衡一丈零八寸，罫分百四十一行，每行自四字至十六字不等，就千八百四十七字。与开元本、石台本对校，《士章》阙‘君取’、‘则忠’四字；《三才章》阙‘不’字；《谏争章》阙‘友’字，并系虫蚀；《三才章》衍‘地之义也’四字，脱‘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八字；…颇有异同，而笔法遒劲，鸿飞澜翻，肥瘦疾徐，变化无穷，纸尾小楷是‘建隆二年冬十月重粘表贺监墨迹’十四字，亦醇古可爱。按‘建隆’，宋艺祖即宋太祖年号；‘贺监’即唐人贺知章，字季真，事玄宗为集贤院学士，兼秘书监，后弃官为道士，自称四明狂客，善草隶书，与张旭齐名，事迹具新、旧《唐书》本传。南唐李氏《澄清堂帖》刻知章所摹王羲之书，董其昌称曰：‘宋元以后，羲之再生’。今此书脱胎王羲之，则为贺监真迹无疑。且《孝经》汉魏以来古、今文并行，唐开元中玄宗撰注用今文，又诏元行冲等为疏，令集贤院写颁中外。天宝初，重修刻石，世谓之《石台孝经》。知章直集贤院，在开元、天宝间，此安知非其稿本乎！ 我邦建学，参取唐制。天宝中兼用孔、郑二注，贞观二年加以玄宗注，经筵开讲，例进读焉。当是时，遣唐有使，留学有生，求法沙门，航海往来，以迄宋元，断纸零笺，流传此间，而完好如斯卷，世未多见，因令宫内七等属臣，堀塼钩摹，一趡一磔，务不失真，四阅寒暑，锓版告竣。 盖书者，六艺之一；孝者，百行之宗。家藏一本，人临数行，亦圣朝右文之泽矣哉。 明治甲申纪元节宫内文学从五位臣川田刚谨书。”
　　据阮元校刻、邢昺注疏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校对，可知川田刚所说的开元本、石台本与今本相近，惟有墨本自身存在的一些书写出入。跋列二十余处差错，与阮刻本相合者15，部分地方不尽同，如《三才章》不见阙“不”字；《圣治章》71行原有“故”字，非衍文；《广扬名章》99行原无“故”字，非阙脱。6行“身体”作“体身”、23行“言满”作“满言”、43行“好恶”作“恶好”，墨本与刻本均旁标倒置号“ ”，和113行“感应”无“ ”号，没有被指出，和126行《事君章》“中”误作“忠”、135行《丧亲章》“措”误作“厝”没有发现出来，或可视为他的疏忽，或者包含在他的“稿本”说中，因为贺知章直集贤院，正是开、天间《孝经》今文本“写颁中外”的时候，石台本亦产生于此时，所以“稿本”说意即《孝经》的两个今文版本贺是起草者之一，今传墨迹就是起草本。不过就墨迹本的流畅和书写状态的好整以暇看来，没有草稿通常存在的重复、疑滞、零乱，它似乎具有一般名作的全部特征，既有流动的激情，又有把握得当的笔墨技巧，审美意识明确而强烈。同时倒是该跋的出入厘列次序较乱，如《谏争章》在十五章、《三才章》在第七章，跋中《谏争章》却在《三才章》前。此外可能是跋者的汉文化水准造成的疏误，如103行“乎”字是误为“矣”字，其余“於/于”、“悌/弟”、“与/欤”实际上是古文通用，如《说文解字》释“悌”：“善兄弟也，从心，弟声。经典通用‘弟’。”王引之《经传释词》释“与”，是借“与”为“欤”（川田刚以为“欤”是“与”之误），语气词通用（卷一“与”条、卷四“欤与”条，音如“余”字）。“于/於”亦然。
　　在中日交往史上，唐时有著名的鉴真（688-763）东渡（753，天宝末），鉴真带走了散佚东南民间的二王真迹及杂体书五十余帖，他原是扬州大明寺和尚，和李邕同乡，小十余岁，扬州藏经院的隆堃和尚说鉴真曾转求李邕撰书《高僧传》提到的道宣的颂德碑和文纲的纪念碑。他在越、杭、湖、宣诸州讲过学，到过离他家乡本来不远的贺知章家乡。开元、天宝是日本“遣唐使”活动的活跃期。在鉴真东渡之前40年，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693-775）于公元713年年仅20岁到中国，留学长达19年，公元752年-754年再次以遣唐（副）使身份到中国。在鉴真东渡之后，遣唐留学的有著名的空海（774-835），空海酷爱书法，尤长行草，平生服膺李邕，回国后传世作品有《风信帖》、《临孙过庭书谱》、《临急就章》数种，后二种即为章草，其一即贺/孙一科唐章草。日本文字中的平假名，即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章）的偏旁制定出来，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楷书创造出来。汉字诸体对省约灵动的日本平假名文字影响作用最直接的莫过于实用易读的章草片假名字母用楷书改造，正如唐朝同时盛行楷、草一样，各有派用，只要看看这两种日文字母即可确认。此后流入日本的中国章草书作，很容易被日本人当作字体发展源流的资料加以研究利用 研究利用直接形成尊重与保护的意识，这与国内当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一件重要艺术品，即可能并没有相一致的评论的状态的态度，并不等同，及至最后终有明言学贺诸家的卷菱湖氏写出字学意义专著《十体源流》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遣唐使”的高潮，“与张旭齐名”的贺知章的作品对日本书法及至文字产生过极主流的影响，贺的作品流传到日本并在日本文化界流行过，但我们也没法确定，今存《孝经》即是昔年流行日本的贺作之一。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理解日本的“章草情结”，这足以说明日本文化史上类似我国西汉“隶变”对本国文字演变发生影响的历史此时正处开山的发轫期，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隶变”来自本民族文化进程的发展凝结的提高，日本是相对外部引进的，进行有益的改造完善。川田刚跋语第二段“我邦建学，参取唐制”云云，讲的也正是这些，那是日本走向改革图强的“大化革新”时期，跋文作者也未予肯定刻墨迹是唐时流入的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