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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是在蒙特利尔出版的一本以宣扬普世价值，弘扬公民意识的中文杂志。本台曾在以前的报道中作过介绍。6月下旬，该杂志邀请中国大陆两位有独立思想的著名学者，到访加拿大，与文化思想界的学者座谈，并举办公共讲座，为蒙特利尔带来一股关注中国，共议国事的旋风。

这两位学者一位是退休前以研究中美关系著名，退休后老骥伏枥， 忧国忧民，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资中筠。另一位是中国当代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之一阎连科。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文学现实的一次冲击，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

两位学者从23日到25日先后参加了两场讨论会。 第一场是与《此时此刻》杂志的编辑、作者和读者见面，第二场是与蒙特利尔学界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学术界人士座谈。两个讨论会都是座无虚席，甚至要在会场添加座位，讨论的气氛也很热烈。25日的公共讲座是在麦吉尔大学举行，参加者有近200人。二位学者的演讲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演讲后的提问阶段，气氛更加热烈。 现场递纸条提问者很多，最后读出和回答的问题有二十几个， 历时一个多小时。虽然问答的都是一些严肃的话题，但二位学者的真知灼见和风趣幽默令全场多次爆发出笑声。

三个会场上讨论到的问题非常广泛，纵贯历史与现实， 横跨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包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当今面临的困境；‘国民性’与政治体制的互为作用；如何评价孔孟之道和当今的国学盛行；中国作家获诺贝尔奖是否说明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当今中国作家群体的精神状态；留学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今天的海外华人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　等等。

资中筠女士作为资深学者，翻译家，以她通晓中国历史和西方文明的深厚底蕴，阐述普世价值对今天中国的意义。她认为：“不论哪个民族，什么宗教，都有一些最基本的相同价值观， 如对于诚实、善良的认识。中国和加拿大在善恶是非上的认识就是一样的。其次才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所不同，这种不一样是应该的，都相同反而没有意思了”。

资先生认为在政治文化层面，中国则是明显落后的。 十五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实际上是处在同一个文明等级上，之后因各种原因，西方进步较快，中国落在了后面。而中国的进步不能再寄希望与某个领导人，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她举例说，现在那些太不合理的政策就很难贯彻下去。前不久推出的“几不讲”就不了了之了。再比如在中国钳制舆论的环境下，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积极作用是封不掉的。

作家阎连科先生在三个会议上的发言都像他的作品一样，直面现实， 感时忧世， 真的像他自己所追求的， 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而且力求成为讲述真相的人， 一个有担当的作家。

阎连科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一针见血， 他认为， 真实性是文学的基准点， 但对中国作家来说是最高境界。中国作家的创作技巧不在西方作家之后， 但对社会现实的披露却很少。 尤其是49年以后， 学会了绕道而行，缺少了一种精神。他谈到曾有几个中国知名作家在辞世之前都提到， 自己这一生最想写的东西没有写，而当今最知名作家的名作也都与现实无关。 他还提到一件事，一位作家在海外访问时被问到， “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时他在做什么？”这位作家说， 他在那几天因出不去门就在家吃饭睡觉， 而且那几天睡得特别舒服。

阎先生写艾滋病题材的《丁庄梦》出版以后，他的几位作家朋友劝他， 没有必要关注这样的事。 因为他们认为， 沈从文不关注现实也是伟大的作家。阎先生则说，文学是有两条道路， 不关心现实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 但如果所有的作家都与现实拉开距离， 那会是什么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 阎先生说， 我应不应该写《丁庄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农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言辞之间听众可以感觉到他对当代中国社会乱象的忧虑， 对国民缺少公民意识的焦急。 他就是基于这样的内心世界在写作， 因此他的作品总是离现实那样近， 离苦难那样近。 每每有新的作品问世， 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当中， 他可谓一个孤独的行者， 用良知书写着中国的现实， 为子孙后代记录一个民族真实的历史。

关于两位学者演讲的具体内容和与听众的精彩问答， 本台随后还会有更详细的报道。

摘自：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