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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神州》

作者: 致远

发表日期: 2003-01-圣保罗教堂

上两天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觉得非常寂寞，就翻了一下自己以前下载的一些文档，偶然间看到了这篇《神州》的解说词。当然这篇解说词我不是没有看过，也看过不止一遍，而且片子我也看过前面三集，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次再读，突然有了些不同的感觉。上西祠来有看到有网友重提《神州》，于是写下下面的文字，作为与弟兄姐妹分享吧。

一、关于《神州》的主题

对于《神州》的主题，我一直以来都不同意，“混合主义”的提法、“走佛教的道路”的指责皆有所指，最重要的一点，当数孔孟之道、老子之道与上帝之道的区分问题。在汉语语境中，此道与彼道乃同一术词，然在西语中却并非如此。我现在身在柏林，曾看过《道德经》的德文译本，里面就讲老子的“道”翻译成“Weg”，即英语的“way”，即便我们说这样的翻译还是成问题的，至少必须承认的是，老子的“道”绝不能翻译成约翰福音的“Wort”（word）。在中国文化中，“道”的含义相当含混以至于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统治合法性辩护的“道”叫“王道”，为造反行为辩护的叫“替天行道”，更何况在中国文化中，“天”、“道”这样的概念本就无法界定，这一点，作为哲学博士的远弟兄不可能不知道吧。而《圣经》中的“道”是什么呢？刘小枫老师
早在90年代初就看到了“此道”与“彼道”混淆的可能性，因此坚持要将约翰福音那句话翻成“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言就是上帝”，刘小枫老师这样的翻译绝非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而是要指出，基督所传扬的信息，中国从来就没有听见过，非但中国没有，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所传扬的“道”，即上帝之言，或者说上帝的启示，用刘小枫老师的话说，“它不是自然历史之事件，而是圣神入世之事件。此一事件乃上帝的话语突入自然形态，使个体之偶在生存根据的根本性重设成为可能”。远弟兄多引《创世纪》之事，却少谈耶稣的救赎，不禁让人怀疑，《神州》真是在谈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事？倒不如说是与犹太教吧。

远弟兄处理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的时候都太过简单，作为哲学博士，以这样的态度发表观点可不是正道。中国文化未必只是孔孟与老子，轴心时代的法家、墨家、名家、甚至五行家都被忽略不计了，更不要周廉溪、二程、朱熹、王阳明乃至近代新儒家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杜维明等等。何况当代新儒家已经放下架子来愿意与基督教讨论，进行对话，如杜维明，远弟兄让儒家传统学说来为基督信仰加注的态度恐怕反而不利于对话的开展。

远弟兄如此煞费心机，勾连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结果却是两头受气。不仅有来自基督徒的指责，来自非基督徒的指责也会不少，可能远弟兄认为这不是一部专著，而且对象可能都不是什么哲学、神学的教授，不用太细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一种言论越是简洁明了，就越应当谨慎。我想，这大概是《神州》最受批评之处。当然，话说回来，即便我们如任不寐先生一样否认神州曾被拣选，《神州》对我们应当过敬虔的生活，应当区分“人言”和“神言”的忠告，仍是相当有意义的。或者说，尽管《神州》的论证过程是成问题的，但其结论却是有意义的。

二、信仰作为制度基础？

《神州》将文明划分为器物、制度及信仰三层，而我当时非常着迷于民主制度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联，所以，我虽不同意《神州》中关于老子和《圣经》的观点，却对其后一部分非常喜欢。然而，一年多之后，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当时的想法的肤浅可笑之处。

肤浅之处首先在于自己对政治制度史的陌生，我本科虽念政治学，但在刚开始之时一无所知，简单地将民主制度等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直到大四，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方才知晓民主制真正思想根源，根本与基督信仰无关。当然，美国的民主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托克维尔早就说过了，用不着《神州》再去作疏加注。然而，无论是美国式的民主精神——即自由民主（按刘军宁的归纳即自由主义与民主精神结合，个人自由优先）抑或是古典希腊的民主精神与基督信仰真的符合？恐怕未必。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产生的时候，基督还未曾降生，即便说到犹太教，在希腊最古老的文化中也看不到任何影响。（基督教产生后另当别论）希腊有希腊的神谱，在奥林匹斯山上住着希腊的诸神，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难道是希腊的诸神
的传说促生了民主制？可是希腊的城邦也有君主制也有贵族制，当然也有反面的僭主，至少我们可以说民主制的本源与基督教没有关系。自由民主呢？《神州》告诉我们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观念是民主制的根本基础，大错特错！美国式的民主保守的不是人人平等，而是自由，如果说平等的话，也是平等的自由权利，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从人类一被创造出来上帝就告诉我们不要自由，要限制，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所谓的自由权利全是启蒙运动之后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所弄出来的一些东西，——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开始到洛克的“有限政府”，谁还在谈论什么上帝的旨意？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谈美国的民主不可能不谈洛克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难道真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远弟兄对这一点当然有认识，因此要强调基督信仰首先是对个体而言的，换言之，“基督教救国论”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当然，把制度的基础归结为信仰的原因大概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产物。我当时尚年幼，如今只是偶尔感受到当时的“热度”。（《河殇》大概是个好例子）远弟兄受到感染，说出“民主之难，难就难在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问题，它是一种深层的心灵结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的话情有可原。信仰是信仰，制度是制度，信仰决不是制度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远弟兄或许是出于对中国民主制度的艰巨性的悲观才愤然借批评中国人不敬上帝之名抨击政治制度吧。无论何种制度，皆为一种“人言”，出自于人的设计，（哈耶克再怎么狡辩“自然秩序”也不能回避制度毕竟要人来执行的问题），专制主义也好，民主制
度也罢，只是人类进行自我管理的手段而已，且皆有其致命弱点。对基督徒而言，不是鼓吹哪种制度更好，而是应当严格区分“神言”与“人言”，不要将“人言”当作“神言”，坏的榜样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教会，好的榜样则可以看看卡尔．巴特和朋霍费尔。

三、《神州》与传福音

《神州》有利于传福音还是不利于？这个问题很难说，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让人认识自己的罪性回归到神的怀抱确实不错，我看过的一些布道会的录像都有类似的分析。但是对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捆在一起又确实会出现像一些网友批评的那样花费更大力气澄清其中区别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向我们的同胞中国人传福音，是不是得先搞清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谁？我不是指什么魔鬼撒旦这样的灵界的东西，而是指，到底是什么思想阻止我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一般来说，进化论和唯物主义是福音的最大的障碍，这不仅因为，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直接挑战基督信仰，而且因为，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被当作教条强塞给中国人。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尽管大家都很讨厌上“马哲”、“社经”、“毛论”之类的垃圾课，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却仍然是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而且还在影响中。《神州》并没有把多少矛头对准进化论倒是比较新颖的，我还很少看到哪个传福音的资料不攻击进化论。但《神州》对“神州”的解释一开始就是以有神论为基础的，矛头显然对准“迎合了两千五百年的无神论文化传统的唯物主义”。

以唯物主义和进化论为敌人，我觉得大致上是正确的。至少对于远弟兄这一代人而言。我这一代则不然。远弟兄在《河殇》中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我还在咿咿呀呀地背唐诗。文革、拨乱反正、市场计划之争对我而言全是历史，而非记忆。我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因而至少可以称为相对幸福的一代。进化论和唯物主义对我虽然影响不大（我母亲很早就信主了，我也受影响，当然自身的认信还是自己的决断），对我们这一代却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理想主义的缺失、物质至上原则以及自我主义又是扎根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这一代而言，不仅上帝根本不存在，正义、美好也一样不可能。我们这一代赞颂罪性，说正是罪让人成为人；我们这一代讴歌肉体，说肉体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这一代人只把握今天和今生。如果说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问题是现代
性问题，那么，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就应该是后现代的问题。举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存在主义者加谬在《局外人》中借墨尔索之口发动的攻击：

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我，对我的生命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到之处，是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实。

说实在，从我看到这一段起，我就没有停止过考虑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墨尔索，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神州》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还停留在现代问题中，思索如何应对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挑战，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已潜入年轻一代的心灵中。诚然，后现代仍然是现代的一部分，中国的后现代虚无主义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唯物论和进化论，当然也和改革开放有关。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基督徒，对虚无主义的挑战，当然应该予以回应，只是，如何回应？

这已经说开去了。但我想，远弟兄整一部《神州》出来当然不是玩玩而已，当然是希望借着《神州》更好地传在神州大地上神的福音。传福音当然要借着祷告的力量，但我们也应该认清楚当前的形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我这里提出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希望大家多指正。

在柏林三个多月，颇怀念祖国。身在国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眷恋着那片土地。读《神州》之时，戴德生“我若有百万英镑，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百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话让我非常感动，也感谢主如此祝福中国这片悖逆的土地。

顺便说一句，方舟子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