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ozhu

中国：奇迹的黄昏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我们可以宣布已经进入天堂


● 陈行之 （进入专栏）  

    2006 年5月22日，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这次会议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份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我想，这里提供的“贫困人口”的衡量标准，一定是我们自己的683元的标准。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该报告认为，这会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和生态安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这是不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在诋毁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形象？在我们的印象里，事情完全不像上面说的那样呀！我们从琳琅满目的宣传读物中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总体上已经达到或者说实现了小康，我们的人民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政治、文化、经济成果，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秩序良好，人们道德高尚，干部清正廉洁……作为对比，我们被告知说，印度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种姓矛盾、宗教冲突不断，贫富差距巨大，基础设施薄弱。根据印度官方数据，2000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2.6亿，是我们官方（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公布的贫困人口总数的11倍……总之，我们在天堂欢笑，印度在地狱哭泣。最重要的在于，我们都相信不久之后我们的经济规模就可以超过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既不被官方支持也不被官方否认的推测，把中国人的热血都烧得沸腾了起来，起到了它应当起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以为我们离天堂仅一步之遥。

    宣传就有这样奇妙的功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说三道四的专家学者居心叵测。但是，细致想一下专家们的观点，又觉得这些家伙不像是在存心恶心我们，他们的分析有理有据——同样以中国和印度作为比较，专家认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存在极为要紧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印度的乐观来自何处？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我认为这是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得益于市场化运作，政府的完全退出）及其制度框架（完善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前景是很乐观的。

    中国又怎么样呢？我们从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资本市场和有效的制度构架——来考察一下我国目前面临的状况和问题。

    先说资本市场。众所周知，我们的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还非常不完善，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中国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造成的大量呆账、坏账让人触目惊心。最近又有消息：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不良贷款高达7400亿元，不良贷款占比达26.17%，居工商、建设、交通四大银行之首。因为信息披露不完整，农行公布的年报数据的真实性令人质疑。中国农业银行自2001年以来公布的不良贷款总额，大体均在7000亿元上下波动。业界一直流传农行存在着关于不良贷款的“ 第二套数据”，而真实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仍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任何改革重组计划，都要由国家买单（注资），最近，中国农业银行财务重组就需要注资700亿美元，也超过其他三大银行的总注资规模。中国银行业收获苦难和恶果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老百姓的血汗钱仍将源源不断地流入腐败和经营管理不善的无底洞中。此为其一。

    其二，实际上，造成资本市场问题的根源完全不是政府用什么方式管制的问题，而是金融业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内运作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所有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目前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这些制度性问题在社会运行层面造成的问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改革开放搞了快30 年，我们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被动摇，反而因为新的制度构造（最近，国土资源部进一步重申，不允许农村向城市居民出售宅基地）得到了加强，农民仍旧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无法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农民自己的土地不能按照农民的意愿进行处置，用专业语言描述就是土地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势必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政府凭空掠夺，造成政府管理部门大量不受民众监督的财富的堆积，必然滋生极为严重的腐败；二是导致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这样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说美国和西欧国家，即使是在印度这样的被我们瞧不起的国家，也是完全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将近30年了，制度在得益者们的坚决捍卫下不能被动摇，它也就有能力继续使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完全无法在这块土地上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被财富武装起来的地方政府也必然会举起地区保护主义的大旗，从而造成商品的地域分割，阻碍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严重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产业趋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正是商品流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国际上很多国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现状和事实。专家警醒地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转轨国家正在上演一场经济增长的龟兔赛跑，我们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在开始阶段占据了有利位置，把对手们甩在了身后，但是，那个慢吞吞的乌龟结果会将如何？这个古老的故事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奔跑下去？中国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还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下去？还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多久？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专家认为，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创新虽然显示出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但是一旦这种二元体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这一点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晰了），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轨道锁定（lockedin）”。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也让我们看到经营城市理念背后的隐忧。

    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险境。

    看到我们的真实处境，我对那些指出皇帝身上并没有穿衣服的专家学者产生出莫大的敬意，他们杜鹃啼血一般诉说着真相，正是希望权力者和普通人都意识到危险，呼唤深化改革，直面以前未曾触动的堡垒，真正打一场攻坚战，让中国这艘大船顺利前行。我们也许无法在短时间以内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至少不要被印度落下。中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当文学界远远地躲开人，躲开人的真实生活处境，大肆谄媚和叫卖私情的时候，我对于那些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尤其敬重。而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宣传让我们以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总体上已经达到或者说实现了小康，我们的人民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政治、文化、经济成果，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秩序良好，人们道德高尚，干部清正廉洁……”的人，则极为厌恶——他们正在做蠢事，他们做的蠢事不仅会毁坏我们的国家，还会毁坏我们的未来。

    然而，我们莫可奈何。我们从来都是被宣传牵引着走的，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我们的祖国在哪里，更不知道我们面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倘若那些掌握宣传机器的人选择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布说，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天堂——就像大跃进吃食堂的时候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那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肯定也会认为自己真的进入了天堂。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地下室墙壁上发现的那两个：“宿命”。

Bonn

文章作者: 张雪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纷纷表态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誓言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质疑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大。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变。政策的改变至少应具备“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预定性”以及“政策结果的可检讨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视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改革。在以上三个要素中，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决策。

　　弱势群体不堪一击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身心疲惫。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人们，任何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 放尽管只是由少数高层领导人决策启动，但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有利变化。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日益复杂，人们开始看清小圈子决策的巨大弊端。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群体 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利益总是因为他们未曾参与的决策而牺牲。当大量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迫离开熟悉的工作岗位后，人们看到的不是更有效率的国企，而是国有资 源向私人手中不可遏止的非法转移。

　　相反，当妨碍效率或公平的人恰好手握权力时，人们却束手无策。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是举世罕见的，但屡次行政改革的结果却是更严重的机构膨胀和行政成本不成比例的快速攀升。

　 　在中国，少数靠近权力的人垄断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多数人却必须为经济增长付出惨重的代价。当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忙着计算和分享投资利润时，当地民众却必 须长期面对被污染的水源和被破坏的环境。正如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件所昭示的那样，许多无辜的人甚至要为权力和资本的贪婪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攀升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让人失望。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曾以市场化的名义进行过所谓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措施对人们的不利影响，似乎恰好与人们的政治地位高低成反比。地位越高，不利影响越小，反之亦然。

　　以医疗为例，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几乎完全按照人们的政治影响力进行分配，国家公共卫生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用于政府公务人员的医疗福利。在各大医院，干部病房的整洁、宽敞与普通病房的肮脏、拥挤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

　　改革开放面临合法性危机

　 　权力和资本都需要必要的政治约束。缺乏制约的权力和逐利成性的资本一旦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蛮横而不可抗拒，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对 一般百姓来说，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分享改革的成果，而是能否保住安身立命的少许资源，因为城市居民的房屋正不断被强制拆迁，农村居民的土地也不断被强行侵 占。

　　权力运用的不正当和权力产生的不公平总是如影随形。在中国，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一种隐性的政治权力世袭制已经悄然形成。根据笔 者对个别县市的初步调查，在中层领导干部（科级和副科级）中，大多数人的父亲或母亲是（或者曾经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看来，人们很快就会怀念那“腐朽 ”的科举制度了。

　　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政治的变革和政策的改变；前者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后者则只是某一特定领域具体政策的调整。

　　在已经实现政治现代化（或民主 化）的社会，民众较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各种具体政策在制定和执行都能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在这种社会，最大的争执很可能只是几磅牛肉的进 口问题，很少有人去质疑政治结构本身的合理性。人们更加关注具体政策的各种后果，政策一旦出现问题，纠正起来也较为容易。

　　在政治权力仍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政治的变革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因为，在政治结构本身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各项具体政策也难以得到普遍的讨论和充分的评估。一项政策除非较为均衡地惠及大多数人（这在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否则总是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十年文革曾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果敢地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化解了这一危机。但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改革开放本身也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变革，以便各项政策都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公共选择获得必要的正当性。在当前的中国，仅仅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已不可能使一项政策得到普遍拥护。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总是一边光着身子，一边又指望他人赞美他的“服饰”。
来源: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