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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猫叫春的, 当喊XX在前进的时候.......................

http://www.c-water.com.cn/news/tuijian/20090718/10934.html
ZT: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华北告急! 华中告急! 华南告急! 中华民族告急!

　　一场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情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12省份备受干渴煎熬，400万同胞饮水困难，重要产粮区面临绝收之危……新中国被迫首次启动最高级别——Ⅰ级应急响应!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尽管如此，中国的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水，地球生命之源

　　人类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纵观古今中外，伟大文明的产生都与绵延不断的河水有着直接关系——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充足的雨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赋予希腊文明良好的诞生环境；恒河哺育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古代哲学家们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皆复归于水，所以一直把水、火、气、土当作四个基本元素，认为它们构成了世界上一切物体。
水不仅是文明发源的条件，也是个体生命结构的基本元素之一。人体中的水分，大约占到了体重的70％。其中，脑髓含水75％，肌肉含水76％，血液含水83％，连坚硬的骨骼里也含水22％。没有水，养料不能被人体吸收，废物不能排出体外，药物不能到达起作用的部位。而人类的衰老，也源于体内水的缺失。水为人体提供了一定比例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在生命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呈微碱性的内环境。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水出现问题将给人类带来癌症、肝病、结石、心血管疾病、痴呆症等疾病。

　　水是农作物的生长最基本条件之一。1公斤的玉米，要用368公斤的水浇灌出来；1公斤小麦要513公斤水，而1公斤棉花要648公斤水，1公斤水稻则需要高达1000公斤水。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地球上虽然“三分陆地七分水”，水资源总量达14亿立方公里，但海洋咸水占97.2％，淡水仅占2.8％，其中绝大部分蕴藏在南极冰原和北极冰山中，人类生产和生活能利用的地表淡水仅为105万亿立方米。

　　未来，水比石油昂贵

　　2009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说，全球正在面临水破产的危机，水资源今后可能比石油还昂贵。全球70％的主要河流将在20年内陷入“水资源破产”(water Bankruptcy)的困境。随着水资源缺乏、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之源的水开始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尼罗河流经的10个国家中，卷入河水争执的首先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为了水资源问题，埃及除了同苏丹有麻烦外，还跟控制着尼罗河的各条支流的埃塞俄比亚有纠纷。而多次中东战争均与水资源的争夺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约旦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频繁发生争端。在缺水地区，“水安全”堪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与邻国分享河流和湖泊系统的国家里。地球上有214个河流和湖泊系统跨越一条或若干条国界。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条法律就这些国际河流的分配及利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水源冲突很可能会是世界上的一大祸根。

　　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

　　上世纪初，伦理学研究已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水伦理中涉及的是人与水的关系。从水伦理的角度看，人类要承认水的价值和权利，认识到水的生命主体地位和道德地位，将水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水资源直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义务。
水殇，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水质差导致生活贫困，90％灾害与水有关，水力资源开发不足，农业及城市用水紧张……成亦是水，败亦是水。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命脉，又是人民生存的命脉。水是中国现实和未来矛盾最激化和最早爆发的领域，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也必定是环境领域最重要、最紧迫的主题。水资源正向生命敲响警钟。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2006年，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30多亿吨，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其中，黄河流域2006年工业污水的排放量达32亿吨，长江流域为137亿吨，淮河流域为26亿吨，珠江流域为53亿吨，比上年平均增幅约2％～3％。

　　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祸首，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成为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奔涌而出。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或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排放量。

　　中国水污染，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点。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也就是说，7大江河除了因干流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180％的湖泊水也全部坏死!”潘岳警告说。

　　早在1996年，在国家环保局《199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统计的138条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8％的城市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地表水水质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水质标准的河流仅占32.2％。

　　时隔10多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说明时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其突出表现是：1、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7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Ⅴ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2、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据最新《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显示，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海河开发利用率为100％，导致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3、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据环保总局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有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4、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农业部和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共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1463次，污染面积约9.4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43亿元(未包括长岛海域油污染经济损失)。2007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462起，其中水污染事件178起，占38.5％。

　　为“发展”，我们搞脏了自己的水

　　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收官”于长三角。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五湖。”这里的“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当年禹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主要水道，东江、娄江、吴淞江，沟通了太湖与大海的渠道，将洪水疏导人海。此后才有了范蠡携西施，驾扁舟，出三江，泛五湖的逸事。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大的河流，从卫星照片看，长三角湖泊密布，水网纵横，不可能是缺水的地方。然而，无锡自来水污染事件将长三角“水质性缺水”问题摆到了国人眼前。20世纪80年代之前，太湖尚无蓝藻污染。第一次蓝藻大面积侵袭发现于1990年。到2000年，太湖富营养化水域已高达83％，此后蓝藻年年来，面积越来越大。而今，中科院环境学院范成新教授指出：“整个太湖湖水的污染程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水质来讲的话，它已经到了四到五类水。四类、五类水按道理是不能作为饮用水的。但是太湖在某些季节、某些时段上，全湖基本都是四类水，有些地方已出现五类水，甚至劣五类。”

　　从卫星地图看，太湖就像长三角的心脏。有媒体报道，太湖流域面积占长三角总面积的36.9％，环湖人口占总人口的48.8％。环太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8个大中城市、30个县(市)的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可以说，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是长三角的主力。

　　然而，太湖流域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现自己面临“水质性缺水”——不是没水，而是水没法用。作为长江下游，整个流域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并由此人海。这里的水没法用，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本地的社会经济系统污染了水体；其二，整个长江流域的污染使本地无处可逃。

　　从整个流域看，长江干流总共有21座城市，包括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个大城市。沿江的大城市、大工业基地，都将长江当作下水道。2006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其考察结论是：“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10年!”考察队发现：长江流域最主要的污染源是工矿企业产生的废水与城镇生活污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在沿江的一个城市，几十公里长的江岸，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这样的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约9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在一些地方，企业交点钱给环保局就“获许”直排污水。有些地方官员对此满不在乎：“用长江水道运输成本低、排污方便。长江的水大，污水一冲就进东海了。”

　　目前，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3000万吨。汛期来临时，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上，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4米。

　　然而，这样的江水却是治理太湖的良药。为了应付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的太湖蓝藻污染，2002年1月30日，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将近两年间，共引长江水42.2亿立方米，入太湖清水20亿立方米，通过太浦闸向下游增加供水32.2亿立方米。当时的专家考察报告称“成效十分显著，超过了预期目标。”然而，蓝藻并没有销声匿迹。此后，蓝藻再度大爆发，最主要的应对手段依然是“引江济太”。

　　“引江济太”其实就是“以清释污”。它说明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的水质远差于长江水质，本地污染无疑对“水质性缺水”“贡献”巨大。

　　其实，早在1995年，太湖就被列入国家 “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重点。1997年，国务院批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到1998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行动”，要求太湖流域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实现达标排放的规定。1999年1月1日零时，当地政府宣布：流域内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称：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也为今后重点区域和流域的污染治理树立榜样。然而次年7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零点行动”付诸东流。

　　2001年，《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开始实施。2002年8月，国家863项目“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示范工程”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开始实施。而这期间蓝藻年年爆发，直至酿成“无锡自来水危机”。

　　为“发展”，我们自己搞脏了长江、污染了太湖，这恐怕是大禹做梦也想不到的。

　　污水泡出的“癌症村”

　　水污染不仅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直接危害到了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以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以用于灌溉——但实际上，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所长金银龙说：“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暴露与慢性疾病产生有显著关系，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在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地方，人群中就会患有大量与水污染相关的传染性疾病。在中国的37种法定传染病中，通过水传播的疾病有8种。2006年，中国上报法定传染病发病人数460.9万，其中靠水传播疾病的发病人数127.8万，占27.7％。”

　　意味着生命的水，本该奔流不息、清澈甘甜。而如今，很多被誉为“母亲河”、“母亲湖”的水体不再能哺育生命，却成了夺命杀手。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调查表明，很多死于癌症患者，本身就来自水污染严重的地区。

　　沱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之一，流经成都(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等四川工业最发达地区。2004年3月2日，位于成都下游的简阳市，查出沱江江水氨氮超标竟然高达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沱江是简阳、资中、内江市民饮用水的唯一水源，三城100万市民遭遇史无前例的饮用水危机。此后调查认定，川化集团第二化肥厂违规技改，造成2000吨纯氨氮在2月11日到3月2日长达3周的时间里“泄漏”沱江。据川化集团网站称，该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氮肥、三聚氰胺和赖氨酸的生产企业。

　　一位当地的民间环保人士称：其实以前在沱江两岸的很多企业，都是这样长期排污水的。该事故发生在沱江最枯水的3月，就让“倒霉”的川化集团赶上了，这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站长吴东明说，沱江氨氮超标50倍，根据以往经验，监测站马上检查亚硝氮，发现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值。亚硝氮不在地表水标准之内，但这是一种强致癌物。

　　而距简阳市区仅有4公里的简城镇民旺村，有一支四个人组成的专业抬丧队伍，凡是附近有人死亡，每抬一次丧，每人都可挣到100多元钱。一位抬丧者称：“近年来，附近村子有很多人因患癌症而死亡，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外出打工了，抬丧不但能够拿到烟酒，收入还够补贴家里开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在民旺村任会计的曾大武，一直管理着村里的户口本，他对每家每户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非常了解。他说，70年代，民旺村是当地闻名的“长寿村”；但到80年代末期，由于患癌症死亡的人逐渐增多，村里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少见。为此，临近的人都把民旺村称为“癌症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克明是简阳人民医院医生，并任内江市卫生局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曾组织过一次癌症死亡调查。他发现，临近沱江的养马区、城关区、平泉区。肿瘤的死亡率是稍远的平泉区、贾家区的两倍。1973年，内江还管辖八县时，简阳人民医院是唯一设有肿瘤科的医院。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再做沱江流域的癌症普查。而根据医生过去30年在各市的会诊经历，癌症患者逐年增多。沱江流域的癌症患者，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的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的肝癌患病率偏高。

　　20世纪80年代，环保部门监测出沱江流域亚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况的30倍，到了2000年。发现超过正常情况的110多倍；再到2004年沱江污染的时候，亚硝酸超过正常情况的130多倍。而亚硝酸正是被医学界认定的一种强致癌物。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在中国滨海低地创造神奇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创造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从萧山坞里村出发北上，经过江苏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当地备受污染的水源中，都验出含有镉、铅、砷、汞等剧毒元素，这些村庄附近都有大批化工厂，近年有数十甚至上百村民死于癌症。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他指出，癌症高发的原因就是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一颗颗“环境污染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据卫生部门统计：在沿淮地区，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奎河污染“五毒俱全”(氰、汞、珞、砷、酚)，且浓度极高，如工业废水中挥发性酚的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为每升0.5毫克，而奎河的最高含酚量已达每升759毫克，超标1500倍。大肠杆菌超标更是骇人听闻，沿岸井水大肠杆菌超标竟可至7600倍。被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计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烈的乡村，20世纪80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高达10万分之1630，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200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范围已扩大到相邻的灵璧、泗县的数十个村庄，灵璧县少程村年均癌症死亡率竟达10万分之5000，约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而黑河，从发源地直到注入淮河的100％河段，水质全部劣于五类；河南医科大学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沿岸人群死亡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均高于正常人群，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新生儿致畸率竟达6％。

　　“中国水危机!”

　　1999年，“环保斗士”马军通过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第一个喊出这个口号。2006年，马军出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发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 (www.ipe.org.cn)，建立了中� ... �信息的记录。

　　社会责任缺失的驻华跨国公司

　　2008年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在新闻通报会上强调，近期环保部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察后，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整改，但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陶德田批评说，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事实上，驻华跨国公司的污染问题，早在3年前，“中国水污染地图”开通时就逐渐浮出水面。

　　从33家到80家，再截止到2007年8月15日的90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污染企业名单上，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雀巢、飞利普、米其林、壳牌、惠尔普、普利司通、拉法基、LG等“世界500强”企业，也有公众熟悉的百事、肯德基、卡夫、日清、花王、嘉仕伯等国际著名品牌。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些跨国企业中，有的已经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由丹麦嘉仕伯啤酒集团全资收购的大理啤酒有限公司在2008年5月9日，对年处理为5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改造时故意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在污水收集池设置排污口，用1根15米长的钢管连接至下水道，将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经大理市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样检测，外排废水COD超标7倍，SS超标5倍。由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招商局福建漳州开发区诺尔起重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威胁饮用水安全，被列为福建省10家挂牌督办企业之一。在湖南株洲，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现状只是冰山一角。污染企业名单，只涉及到有水污染问题的企业，其他诸如存在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含在内。而且，这份名单只收入了那些被环保部门查出有违法行为，并且公开通报过的企业。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介绍，已经有近90家被列入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主动找到该组织，解释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家企业接受了第三方审核，以证明它们已经进行充分整改，并达到了中国的环境标准，目前通过审核的企业有18家。

　　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执行双重标准。而在其背后，是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需要而放松了环境监管，造成企业的违法成本严重偏低，在制约机制不健全、惩戒机制疲软的情况下，即使最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置环境于不顾，置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而不顾。

　　此外，中国公众不关注企业环境表现，使得企业感受不到社会监督的压力，环保工作做好做坏，产品照样卖，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的气焰。为推动公众通过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2007年，21家中国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倡导消费者审慎对待环境违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日常购物时做出绿色的选择。在此压力下，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做出了说明和整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2008年4月26日在北京发布调查报告：其历时7个月调查的28家世界知名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情况不尽如人意。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解释，此次调查选取的28家企业均位于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100位，且均为生产性企业，在中国都设有生产性工厂。

　　“绿色和平”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称：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斯夫、宝马、东芝等13家公司，在国外都有主动公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是在中国没有任何相应的公开，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仅有英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本田汽车、松下电器和索尼6家公司公开了其在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松下等6家公司，虽然有中国的环保信息，但找起来颇费周折；索尼公司的中国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在其英文网站上，甚至没有明确说明是中国，而仅仅在最后注释“资料中的东亚地区指的是中国”。刘立灿表示，调查之后的感觉是“没有一家企业做得足够好”。

　　“绿色和平”的调查方法是浏览公司官方网站，查找分析相关信息。为避免遗漏，他们还向受调查的28家企业发放问卷，并预留一个月的回复时间。最后一共才收回6份问卷，而包括GE在内的3家公司发回的仅仅是公司相关报告，没有回答问卷的问题。

　　“明星企业”竟把高原明珠变“毒湖”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令人震惊的是有春城美誉的昆明，除了守着一个以“蓝藻泛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闻名于世的滇池外，居然又出了个湖水中含有砒霜的“毒湖”——阳宗海。

　　2008年10月26日，新华网报出猛料：“晴天霹雳：小小一个企业，竟使‘高原明珠’变‘毒湖’。”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阳宗海，位于昆明市和玉溪市交界处，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近6年来一直保持二类水质，是沿湖居民的主要饮用水之一。然而在2008年6月，负责监测阳宗海水质的工作人员吃惊地发现：湖水砷浓度出现异常波动。到9月16日，湖水砷浓度监测值高达每升0.128毫克，远远超过每升0.05毫克的饮用水安全标准。砷在环境中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砷的化合物均有毒性，“砒霜”的主要成分就是三氧化二砷。

　　砷污染从何而来?经排查，最终确定砷污染主要来源于一个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该公司未建合格的废水、废料处理设施，存在于废水、废料中的砷通过地下渗漏、地表水冲刷和直接排放等途径，长期排入阳宗海，最终酿成恶果。而蹊跷的是，一方面，该污染企业曾经被环保部门罚款15次；另一方面，它又曾6次受到市、县政府表彰、奖励。其中，规格最高的是被玉溪市政府评为“守信用、重合同企业”；另外，还被授予澄江县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曾发生过两起职工集体砷中毒和砷过敏事件——2007年4月，68名员工出现慢性砷中毒症状；2008年6月，又有36名员工接受砷过敏治疗，均被公司隐瞒不报。从有关资料显示来看，2005年到2008年6月，锦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15亿元，利润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交税金1162.8万元。正是在“纳税大户”的保护伞下，锦业公司才在污染环境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也许很多昆明人到现在还不能、更不愿完全相信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度假“后花园”阳宗海，如今已成“毒湖”。更为严重的是，据环保部门的有关专家推算，阳宗海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需要3年。此间，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断绝了生路；当地2.6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将长期面临困难；此前巨大的环境投入也将化为泡影。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6年水污染事故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发展是硬道理”，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利润与税收VS环境与民生，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二是廉价排污成本。严格的环保标准无疑打掉了工业竞争力的基点之一。于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成了心照不宣的选择。而为这种“发展”承受的，却是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小洋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张家港互益染整有限公司这样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构成威胁?当地政府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真正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

　　据《法制日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目前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是“挺得住的站不住”。更为滑稽的是，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信。潘岳告诉记者，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在任职期间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在一次与我的见面中，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痛快地骂了半个小时。地方环保局如此尴尬的处境，不能不让国人深思和汗颜。

　　隐形杀手：不可忽视的农业和生活水污染

　　农业生产给中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地表水出现富营养化，地下水则受到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高吉喜介绍，中国化肥年使用量为4124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化肥以无机氮和磷为主。氮肥的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所施氮肥的一半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排水沟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在过去几十年中，化学农药的使用一直是防治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但经过最初惊人的成效之后，其严重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和水体体内形成一定的累积，造成人畜中毒。”

　　城市生活污水是城市居民聚集地区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多为洗涤水和冲刷器物所产生的污水，因此，主要由一些无毒有机物，如糖类、淀粉、纤维素、油脂、蛋白质、尿素等组成；其中含氮、磷、硫较高。此外，还伴有各种洗涤剂，这是另一类污染源，它们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在生活污水中还含有相当数量的微生物，其中一些病源体，如病菌、病毒、寄生虫等，它们对人的健康有较大危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作报告时表示，随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又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致使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缓慢。几年来，各地利用国债资金，加大了污水处理厂建设力度，但进展缓慢。2004年，全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45％，在中西部地区就更低。兰州市是甘肃全省生活污水处理最好的城市，但处理率也仅为37％，60％以上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江西省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4％，21座城市中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只有5个。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全国28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中，还有87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零。另一方面，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由于配套的管网建设滞后，部分污水处理厂因无法收集污水而不能运行。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和我们的典型调查，在目前全国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只有三分之一，低负荷运行的约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甚至根本就不运行。再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费用没有落实。《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目前，全国尚有一大批城市没有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有的城市收费标准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运营的需要。

　　应对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

　　过去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为环境保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水污染形式依然是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还在恶化。究其原因，是我们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作为“世界工厂”，在为我们自己和整个西方世界生产产品的同时，将污泥浊水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污染了我们的河流、湖泊、地下水和海洋。

　　要治理水污染，除了加强环境执法，以及采用经济手段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之外，还必须推动公众参与。而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

　　不可或缺的企业责任感

　　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环保工作，同时为解决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基础上，开发并发布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大型企业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供应商名单和政府公布的违规企业名单进行比较。目前，沃尔玛、通用电气、耐克等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对其采购行为进行环境管理，在发现有违规记录的供货商后，它们会要求对方进行整改，严格遵守中国的环境法规。

　　“要打造一个绿色供应链。通过完整的体系建设，监督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公开承诺不用污染企业作为供货商，为环保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企业环保的动力。”据了解，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链”项目在2005年启动，首批加入“绿色供应商”的8家企业，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多吨，节约用水超过2800万加仑。2008年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商”将发展到40家。至2010年，将有超过150家核心供应商加入。为此，上海通用汽车邀请“国际环保中心(WEC)”，对供应商进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专门培训和审查。

　　“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路线图”

　　一些经历过环境污染发展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信息公开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

　　1986年，美国首次要求公司每年公开报告它们向环境排放的有毒有害化学品，依据企业报告的数据，美国媒体和环境组织对排放量最大的公司进行了曝光。为消除负面影响，很多公司开始采取措施，削减污染排放，此后美国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持续下降。在这一成功实践的影响下，欧盟也从2001年起，要求约50000企业披露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处理情况，并要求网上公布。

　　作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尤为重要的是，2008年5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公开的部门规章，这对于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重申了《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要求污染严重的企业公开信息的强制规定：一方面，环保部门要公布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名单；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必须公布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以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上述要求如果能得到有效实施，将有助于促进公众了解身边的污染源，并参与对企业治污的监督。

　　法治，水污染治理的利剑

　　自2008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施行。与1996年修正并施行了12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相比，此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更加突出饮用水安全，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明确规定了禁止超标排污，并在提高罚款额度、创设处罚方式、增加强制执行权等方面具有诸多创新，特别是对水污染事故的处罚实行了“上不封顶”，突破了过去立法中对水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最高100万元的规定。

　　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民间智慧开始在环境法律中闪光。《水污染防治法》的开门立法，带来的不仅仅是2400多条群众意见，还有公众对环境立法参与的积极性。“听民声、聚民意、集民思……”

　　2009年2月14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划定水资源管理的“三道红线”以应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于2008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水污染源普查，以摸清国内的污染源，并建立关联的动态管理数据库。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多，其中包括工业污水处理投资1000亿元；城镇污水处理及回用设施建设3000亿元。同期，国家还将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并加大排污费的征收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

吃狼的羊

唉，没办法，这不是为了生存，喝上干净的水，只好到加拿大来了嘛。

W2S

那些猫叫春们, 当喊XX在前进的时候, 知道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以什么为代价的? 而为什么这些代价让那些被"公仆"称为"主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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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09/09/58S54U2P000125LI_4.html

江苏

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江西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四川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

河南
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浚县北老观嘴村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广东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湖北

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河北

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

安徽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人民网》2001年报道）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湖南

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
隆回县金湖村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海南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万宁市新群村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陕西
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商洛市贺嘴头村
（《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浙江

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山东

肥城市肖家店村
（《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

内蒙

包头打拉亥
（《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云南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天津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重庆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

台湾

台中县大肚乡王田村
至2007年底，该村一处电信基地台设立约5年，其间有上百村民罹患癌症，患病者更多，居民恐慌到极点。有村民质疑是基地台的电磁波，让该村成为“癌症村”。

W2S

ZT: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2009-05-09 09:45:56　来源: 网易探索(广州)　跟贴 1483 条 手机看新闻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
北京的夏垫村，冯军的女儿只是众多污染受害者之一。
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
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
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变成记忆。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4个轧钢厂、杨广起2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
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4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
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
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了，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
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是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对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
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





最后的地下水
夏垫村开始深刻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
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

“癌症村”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年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09/09/58S54U2P000125LI.html

W2S

横石河畔癌症村 珠江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记者时隔4年再次探访韶关上坝，当地癌症死亡率仍然和前几年相当，每年大约有10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日期：[2009年7月22日]  版次：[AT07]  版名：[深度周刊 深绿]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上坝村的饮水工程已建成，但由于引水渠道是露天的，再加上经常的塌方，使建好的工程没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
    大宝山常年的矿水把下游的河道污染成一片橙色。
    长年的矿山开挖，已使大宝山伤痕累累。
    65岁的何永菊死了，门从外面锁上，院子里半人高的杂草，显示这里已经很久没人居住。抛荒的屋子，星星点点分布在大宝山下的几个村落，屋檐凋敝，门庭冷落。
    2005年秋天，记者见过何永菊，她当时已是眼癌晚期。半年后，她死了。她所在的凉桥村，是距离大宝山矿业最近的一个村庄。村子很小，以前是林场。凉桥在106国道边上，这里的村民是在用横石河水来开办洗车场后，才知道这里的水有毒。外嫁媳妇、村委郭满花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形，说，轮胎一接触到河水就变黄了。
    凉桥下游，依次是塘心、阳河、上坝。其中上坝是广东最著名的癌症村。2005年底，本报记者曾详细调查报道了大宝山露天剥采后，上坝村有超过250人死于癌症。(见《癌症村的拯救与希望》)
    大宝山矿所在的横石河，是珠江的一条小支流，河水汇入滃江，滃江汇入北江，北江汇入珠江。广东省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曾做过横石河流域水污染调查，结果发现，滃江流域不同程度存在大宝山矿带来的重金属污染。
    横石河曾经是一条清澈、宽阔、要靠小船才能渡过的大河，现在，它浑黄、瘦小、孱弱，缺乏生命力。尽量不和横石河水发生关系，是上坝村生存下去的希望。
    地下井水同样受到污染，上坝村共有3461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源。村民上访多年，在人大代表的倡议下，由广东省政府和大宝山矿共同出资，在山上修水库，再建引水渠，解决上坝村饮水问题。
    4年过去了，媒体、学界对翁源县上坝的关注从未停止。一般人如果了解上坝村的过去，会关注它未来的命运，能否让时光倒流，上坝回到从前的鱼米之乡？而这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切断和河流的联系
    在别的流域，水电站的修建，因为可能引起断流、下游水源不足，常常引起当地群众的反对。然而在上坝，这个东莞老板投资的电站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冲突。
    横石河水的毒性，外人难以想象。
    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林初夏教授曾做了个实验，把河水稀释万倍，发现水生物还是不能在里面存活24小时。一般情况下，横石河水的毒性可以顺流而下50公里。
    就是这样毒的一条河，村民在河边种了40年地，用河水灌溉土壤，吃菜吃米，洗脸刷牙，通过各种方式和河流发生联系。直到40年后，村里陆续200多人死于癌症，上坝村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水源和土壤污染的极端案例。
    媒体曝光后，环境专家们从西面八方赶赴这个村子。他们对这个村庄的土壤、水源、粮食作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大宝山矿下游村庄普遍存在一种致命的重金属元素———镉。甘蔗中的镉超标149倍，香蕉超标187倍，稻谷超标5倍。
    记者曾对大宝山污染问题做过调查，发现矿山剥采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洗矿水排放，是当地两大主要污染源。自上世纪70年代开采至今，下游陆续出现癌症村。
    4年后，重返大宝山。水土流失更触目惊心。沿着106国道，甚至能看到整体剥落的山体。自2006年起，大宝山矿开始对尾矿坝进行改造扩容，但长期关注大宝山的学者告诉记者他的抽查结果，从尾矿坝里流出的污水，镉含量仍然超标。
    顺流而下的洗矿水仍然又酸又毒。在横石河上投资修电站的东莞老板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每年都要更换一个几万块钱的水轮机。不需要多长时间，横石河水就能把钢铁栅栏泡成如腐朽的树干，一层层绿皮掉完，一年过去，铁栅栏就被泡软了。
    这是个与众不同的水电站，路过这里，就能听到闸门下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声，那是工人在修理机器，工人说，水不好，每天都要修。
    在别的流域，水电站的修建，因为可能引起断流、下游水源不足，常常引起当地群众的反对。然而在上坝，这个东莞老板投资的电站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冲突。村民企图完全切断和河流的联系。村干部已经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告诫他们，不要下河游泳，尽量不要用河水灌溉，不要喝和河水相连的地下井水。
    引水工程摇摇欲坠
    虽然工程耗资上千万，但只需要几十万的盖子一直加不起来，水质极其不稳定，村干部多次上报，负责项目施工的翁源水利局均表示还没有项目经费资助，无法装上盖子。
    但不和河流发生联系，简直是个奢望。
    为了断开上坝村民和横石河的联系，4年前，广东、韶关、大宝山共同出资，给上坝村修建了引水工程。2005年底，记者在上坝采访期间，这个耗资1429万元的引水工程正在修建，给这个被污染的河水浸泡的村庄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现在，引水并不顺利。稻田仍然有一半时间需要又酸又毒的横石河水来灌溉，村民仍然要喝重金属超标的井水。
    按照这个引水工程的设计，3公里长的引水渠从山顶水库顺着山道铺下山，把没有污染的雨水接入上坝，再通过水管接入村民家中。
    修建在山坡上的水渠不知何故没有加盖，自从通水后，每次雨季，都会有数次，引水渠被泥石流堵塞。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引水渠被泥沙堵死。每次被堵，管道水被停，村民不得不重新喝井水。
    去现场看引水渠，会发现它们在雨季几乎必然会被泥石流填堵。摇摇欲坠的泥土高悬在上空，只等雨水来冲，就会流入沟渠。突兀的山坡上只有小树苗，坡度很陡，有的地段几乎成了直角，没有任何水土流失的防护措施。甚至，有一段引水渠下面作为支撑的泥土几乎全部脱落，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下一次大雨中这一段引水渠就可能倒塌。
    虽然工程耗资上千万，但只需要几十万的盖子一直加不起来，水质极其不稳定，村干部多次上报，负责项目施工的翁源水利局均表示还没有项目经费资助，无法装上盖子。
    上坝村差点找到了经费：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樱井次郎到上坝村考察后，曾帮助联系日本领事馆，希望借助无偿援助的“利民工程计划”，争取60万元，为上坝村的3公里水渠加上顶盖。但在咨询过韶关外事局后，此事不了了之。
    2008年上半年，韶关某市委领导曾表态，政府要出80万元解决上坝村的问题。上坝村村支书何永富以为问题总算有希望解决了，然而大半年过去仍没有动静，他重新去咨询，听说这位市委领导已经被双规。此事顺理成章不了了之。
    这套引水系统出问题的不仅是没盖子，安装进村的水表、水管要每天修。何德会原是村子里专门负责管水的村干部，村子里派了两个人管水。他们都因不堪忍受繁重劳务而相继辞职。使用近3年，800多户水表，已经有200多个报废在村委会。还有众多正在滴漏的水管需要修补。雨季，还要天天上山疏通水渠。已近花甲之年的何德会被晒得又黑又瘦，终于在今年4月放弃了400元的月薪，回家种龙眼。
    干净的水几乎是这个村子的命。现在修水管修水表的工作，就由何来富、何寿明等四个村干部轮流交替。何寿明隔天就骑着摩托车去山上巡查，路很陡，连越野车也开不过去，他的摩托车在山路上滑倒，膝盖脚踝都被摔破。巡山的任务又落在村支书身上。找不到人愿意管水了，何寿明说，这活太苦。
    至今，上坝村委会还欠工人1万多块钱，他们每到雨季就要出动，把填埋在引水渠里的泥巴挖出来，这些泥巴堆在水渠下面，几乎成了小山坡。村支书何来富介绍，在这个庞大的引水工程开始之初，村委会就向负责项目施工的翁源水利局建议，采用涵管引水，但没有得到采纳。
    尽管耗资巨大，时断时续、时而浑浊时而清澈的水库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坝村的饮用水问题。即使现在管道水还不收费，村民仍然愿意喝井水，虽然他们都知道井水有毒。
    用不起的净水设备
    西门子公司投资两百万元，安装净水设备，但这套昂贵的设备运行费用差点让上坝村破产
    和简单、粗暴的污染相比，漫长的修复治理才刚开始，就表现出它的复杂、高成本。
    一家跨国公司也把目光投向这个广东最著名的癌症村。2007年11月，广东省发改委和西门子公司签订协议，由西门子公司投资两百万元，安装净水设备。2009年1月，这套净水设备投产。
    但是，这套昂贵的设备运行费用差点让上坝村破产。村委会发现，刚运行不到三个月，就用了8000多块钱的电费。平均每吨水的处理成本大约是6毛钱。今年4月，这套设备结束了它短暂的使用史。
    这套设备占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空间，非常先进，但现在被抛荒在一边。上坝村支书何来富说，西门子最近打电话给他，希望重新启用设备，不然机器恐怕就要坏了。
    为此，村里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征收水费的问题。虽然村代表暂时通过同意征收税费，但村民仍然有不少顾虑，主要意见是水质不好。村干部说，水质不好，他们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收。
    广东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曾经给这套水设备提出建议，如果要处理纯净水，就要给引水渠加井盖，这是先决条件，但时至今日，井盖仍然没加上。
    问题是，即使像上坝这样得到媒体广泛报道、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国内外非常关注的村子，在舆论广泛关注下，修复治理也异常艰难。
    最担心的是，上坝村会变成日本的痛痛病，广东土壤研究所陈能场研究员说，非常相似的都是矿山污染，长期潜伏在人体，潜伏期十年、二十年后爆发。
    记者回访上坝，当地癌症死亡率仍然和前几年相当，每年大约有10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癌症的统计，仍然是死亡后村干部去挨家询问。有的死者生前被隐瞒病情，大部分死者因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癌症被认为是恐怖的不治之症，治疗不一定能收到好效果，花掉的钱却够在当地修一两栋楼房。
    修复实验
    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但这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自从作为环境致病的极端个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上坝村就成了环境学者们实验土壤修复技术的最佳地点。
    根据2004年9月全国第二次农业土壤普查：上坝村农田中的锌、铜、镉、锰等重金属严重超标，其中铅超标44倍，镉超标12倍。
    修复这样的土壤，使它回到被污染之前的状态，使时光倒流、回到从前，是学者们试图实现的理想。
    广东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提到日本经验，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把危险的含镉土搬出耕地，换上安全健康的土壤。这种方法最简单，但最有效也最昂贵，要维护食品安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难以找到可供替换的土壤，日本也实验出一套生物方法，他们尝试了近两百种水稻种子，找到了一种有超级吸收重金属能力的水稻。平均1千克水稻秸秆，能吸收70毫克镉。但缺点是，种出来的米不能吃，要扔掉。秸秆可以送到生物能源所试验发电。
    这些方法无疑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然而，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陈能场也在上坝做水稻吸收重金属的实验，那些富含镉的秸秆，被送到广州能源所，再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转化为能源。要用水稻把所有土壤里的重金属吸收殆尽，花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农民看来，这种方式显得奢侈。
    学者们又琢磨新办法，把广钢的硅渣变成硅肥，施种在水稻田里，希望借此减少水稻对重金属的吸收。
    这些复杂的实验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上坝村非常欢迎学者们把这里做成能源实验基地，村治保主任何寿明的任务，除了骑着摩托车照看水渠、修水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陪同专家学者，每隔一两个月来照看他们的田地。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初夏的团队也把上坝选为实验基地，他们在这里种相思草和甘蔗。实验证明，这两种作物能够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存活，而且能吸收重金属，植物可以用来制酒精或者发电。
    这是一个从科学和社会效益上都站得住脚的方案，但是农民心里有自己的账。比如能源作物，种甘蔗，送去提炼酒精，如果没有补贴，就很难在上坝村推行，村干部说，甘蔗200元一吨，果树900元一吨，谁愿意种甘蔗？
    没有政策引导，学术研究也没有发展到商业化种植，村民仍然吃自己种的稻谷，尽管这些稻谷镉超标若干倍。
    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如果不看横石河水，上坝村真像是鱼米之乡。早稻收割的季节，满眼望去金黄的谷子铺在路边上，太阳暴晒下，可以闻到清甜的香味。上坝的龙眼很好吃，西瓜水分多，而且甜。它本来是广东粮仓的一部分，现在成了被污染到极致的典型。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和农业的污染问题，珠江流域有多少粮仓正在默默承受污染？
    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土壤调查曾显示，珠三角近四成菜地重金属超标，导致蔬菜中铅镉残留较多。在强势的工业面前，农业往往是弱势的被污染，农民是默默地承受。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年轻人都希望努力读书，考出这个村子，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今年上坝村又有两个孩子考上了本科线。其中一个是邱新凤的孙女，她的父母因为癌症早早去世，让她比别的孩子多了一分老成。
    癌症又轮到何宝成身上。何宝成以前是个壮汉，患了肝癌后，瘦骨嶙峋。他没有放弃治疗，吃了很多药，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他从小喝井水，吃土里长出来的粮食，不知道该怪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横石河原来是一条大河，深得可以人头朝水跳下去，触不到底，那时横石河很亲近。上世纪80年代后，水土流失，矿渣陆续抬高河床，河水浅的地方可以赤脚趟过。再往后，横石河越来越可怕，所有人都想远离它，连在这里投资水电站的老板都自认倒霉摊上了它。
    污染很容易，但要让小河重新变清，井水重新变甜，土壤没有毒，要让时间流转，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倍于污染的成本。
    村民最现实的想法是，引水渠能加上盖子，再加固，真正为村子送来干净水，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人心思定。
    要彻底解决，一是换土，一是换水，两种都不可能，上坝村村支书何来富说，搬迁也不可能，农民靠什么生活？我们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采写：本报记者　杨传敏
    摄影：本报记者　方谦华
    统筹：本报记者　卢斌

i am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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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吃加拿大河里钓的鱼，无论大小，都不要吃！
并且，尽量喝桶装水。
并非耸人听闻。

如果说加拿大河里鱼不能吃，我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鱼可以吃。我可是每周至少要吃1-2次三文鱼的，而且是生吃。至于水，一般是喝瓶装水，偶尔也喝自来水。

在中国时，经常患口腔溃疡，这里好了，那里烂，困扰了我10几年，每天刷牙漱口是最痛苦的事，医生也没办法。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到加拿大后，没瞧过医生，但自动就好了，而且从没复发过。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气候原因，但最有可能的是水质和食物卫生问题。

Bonn

Post by PPV;2303080
别吃加拿大河里钓的鱼，无论大小，都不要吃！
并且，尽量喝桶装水。
并非耸人听闻。

最近美国最低工资上调，CIA赞助的专业运运都欢腾一片，驻外5毛们自然心头难受，说些没条理的话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