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1.保利篇

保利公司有一个倾倒众生的司徽“P”，设计人之一是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前国家主席杨SQ的女婿王小朝，该司徽取自英文“PLA”，要说人家就是有才，随便从浩如烟海的英文词汇中挑了一个P民的P，就成了设计师了！P民们帮我确定下这个看得我头大的“PLA”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缩写？几十年没学习，将英文荒得差不多了！同时这个“P”脱胎于“POWER”的野蛮征杀之气，音义的结合的有着一种珠联璧合的完美，从外观视之，如一把特权阶级的拳头一下子捣到贫民的心脏，“P”字的中心捂盘惜售着一块空间，喻意为耐心等着房价上涨，但是务必要留着一亩三分地在那里兴风作浪。

说起来保利公司早在1983年就成立了，到1993 年保利公司十周年庆典的时候，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贺龙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贺平同志力邀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分别书写了“中国保利集团公司”的简体和繁体两个版本的公司名，并于次年年尾正式注册“P”和“保利”两个商标，保利地产开始以一种极速的方式扩张领土，这种背着红色资本行事的方式深深触动了另一个人——万科的王石，王石后来将整个公司包括他自己卖给了华润，绝对不是他发疯了，他是在进行一次另类的政治投机。

现保利地产的当家老生——叶XX，“红色二奶”和“京城姨娘”的杰出创作者，风流之名传天下，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行事处每每放浪形骸，皇城根下的屁民尤记得当日老先生在太庙嫁女时的那份张扬和显摆，出于对老帅的怀念，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将弯弓而报怨而已。

2.中信篇

中信的集团主席荣智健，多次被佛不斯年度评比为中国内地当之无愧的首富，有一次其公司职员夸口老板的所有财产换成人民币扎成捆能填满整个太平洋！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风声太大而自隐财产，主动让出头把交椅，荣智健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这个大家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长子，中信在深圳有几个楼盘听说拿得非常不寻常，罗湖的XX大厦的掌故当地人都能歌之咏之了，要说老子英雄儿也不会混账的，其父是开荒的，他现在做的也是收拾土地的，家传的老本行。

另外，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孔丹，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在拿地和征地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威胁技巧，属于虎豹党一族。

3.华润篇

当年的万科的王石还是很想真心实意的为P民们办点实事的，但是王公慢慢的意识到，他抱着这种理想的冲动搞房地产是没有出路的，考虑到当时他的企业发展态势在全国是无人能及的，这个时候他还是能看到远处的阴影是相当不易的，王石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朝廷没有大员把持着，迟早有一天那些眼红的朝臣们会参自己和万科一本的，到时候自己辛苦攒下的业绩就毁于一旦了，所以有那么一天，他就那样不管不问的主动要求华润做做好事，收购了万科吧！作为一个有为青年理想的破灭的忏悔，王石在完全有能力组成自己的个人公司获得更大利润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为别人打工，只领取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年薪，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在房地产老总中，除了王石，找不出第二个了，而华润的国资背景大家拜一下百度大神就明了了，其常务董事、副总经理是谁？胡耀邦次子刘湖是也！

4.恒大篇

房观上一些对房市行情走向的判断，还有好事者为房价的起伏而打赌争论，只要你了解了恒大的背景就显得很可笑了，恒大的高级董事温家宏不是别人，是内阁首辅瘟大人的胞弟，瘟大人把持内阁七年，房价疯涨了七年，小民们赚钱的速度永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副度，国家统计局还站出来打一个虚张声势的遮掩：家国安宁啊，我天朝今年房价只涨一成半，嘻嘻，等于没有涨过！可笑的是这个瘟大人每次还装出一副亲民近民的样子，动情处每每以眼流示人，此亦无他，唯手熟尔！

不光是瘟大人，话说圣上之子也不是个劣种，当日在非洲强买强卖时欺行霸市什么没有做过，有一次不慎泄露了自己龙太子的身份，被一个叫谷哥儿的愣头青发现了，这个老外愣头青拿着这事回来要挟圣上，他还真以为他手里拿的是阿娇的艳照！我们天朝的圣上才不理这一套，要搞联？联雇上几万个廉价黑客弄瘫你，当然弄瘫的过程又是另外一套主义之争了，什么小屁孩不懂天朝法仪云云，只蒙得天朝屁民看云辩雾的整不明白，不说也罢，怕和谐。

5.大连实德篇

瘟大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他下面的二代姻亲也参与到房地产利益均沾的游戏中，在中国足球圈有这么一个人，叫徐明，大连实德的老总是也，娶妻瘟徐氏，这个瘟徐氏就是瘟大人的掌上明珠了，徐明搞足球，完全是钱多得没处烧，跑到足球界明目张胆的洗钱来了，知道一点足球常识的人都知道，张海系是有的，实德系也是有的，只是张海现在收了监牢，徐明还优哉游哉的活得很滋润，所以就像我们不相信上面真的反腐一样（全国所有要害部门的一把手都由红二代把守着，查到哪一个都能捞出来），我们也不要太相信上面真的有决心端掉足球腐败，像徐明这样的人，谁够胆来查？反而其手下的房地产公司还入围全国百强，你说老天到底长眼睛没有？

6.合生创展篇

合生创展控股的朱孟依和叶家是什么时候沾上的无从考证，其中有一个有案可辑的事实却比较注目：1993年成立的珠江投资最初为叶剑英研究会名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其法人代表赫然写的是朱孟依！黄光裕事发后，很多人身受牵连，连深圳的市长也罢了官入了狱，一度盛传和此案有涉的朱孟依几天不见踪影，就在大家纷纷揣测的时候，人家已经笑呤呤

7.其它篇

太上皇和阿英的那一段朝云暮雨的断肠事大家不会陌生吧？听说太上皇近日龙体欠佳，我等小民无不诚慌诚恐中！还有那个只会装模作样的李姓前内阁首相，他们家人的身份都令人咋舌，连一向以清廉自居的朱铁相的后代一个个也生猛得紧！

W2S

这些BIRD, 成天造谣:
http://www.tycool.com/2009/06/06/00034.html

温家宝女婿：哈佛商学院“贝克奖”唯一华人得主

大汉天生

Post by W2S;2523663
这些BIRD, 成天造谣:
http://www.tycool.com/2009/06/06/00034.html

温家宝女婿：哈佛商学院“贝克奖”唯一华人得主

万维网友冼岩来稿：当人们仰望星空，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灿烂星辉，而不是深邃无边的黑暗——越是巨大的存在，越容易让人忽视其存在，从而成为背景。

    当人们注目于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时，会发现一个一直被忽视的惊人事实：虽然人们知道特殊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聚集了大量财富，那些被推在台前的“富豪榜”上人物，根本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有哪些背景，又进行了哪些成功的“商业操作”，拥有何等财富？——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商业机密吗），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的力量无所不在，海外舆论更非国内权力所可约束，只要有一个信息源，有一位“知情人”愿意透露，相关信息就会铺天盖地。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构成、财富及其获得过程，仍然朦朦胧胧，媒体上也只能得见一鳞半爪，构不成清晰的图景。

    难道他们的保密工作就做得这么好，战胜了媒体，战胜了网络？难道他们内部就是铁板一块，不会因分赃不匀而心生愤恨，不惜“曝棚”？正是从这一反常事实中，人们可以窥见特殊利益集团真实状况之一角：他们的分利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内部人”之间基本已可做到利益共享，真正实现了十六大所提倡的“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内部人之间，固然因权势大小、机会远近之不同，做不到老一辈革命家所向往的绝对平均主义，但其中的“不均”，也只是分利多寡之别，不是有无之别。更重要的是，对于怎么分配利益，圈内早已形成规则，此规则似乎即使是权势最大者也不能随意更改。于是，只要进了圈子，每个人都能分享到圈子外难以想象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还是可以明确预期的；即使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可抗力，例如偶然被媒体曝光，或者政府被迫做出某种姿态）而利益受益，根据规则也能获得相当补偿。当然，补偿的来源还是国家的钱袋。在这方面，早已为人所知的经典案例是2006年至2007年的山东鲁能案：价值738.05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被人以37.3亿元买断，事情被《财经》杂志曝光后，国资委被迫中止交易，700亿资产重归国有，但却要多付给对方9个亿（被瓜分者还必须赔瓜分者9个亿，这本来是只有在革命样板戏中“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时才会出现的情节），还留下一个尾巴“该等转让价格根据鲁能集团2007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结果据实调整”——“据实调整”的结果，当然只会是赔给瓜分者更多。对此，媒体已无力介入，具体“结果”外界也就无从得知，因为“内部人”已经警惕起来了。只要他们警惕起来，就能封死一切信息外泄。此前的被曝光，固然有《财经》杂志出乎意料的胆大与执着，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方没有在意，没有严防——没有想到，小小一只麻雀也能折腾起风浪。后面就好了，一切都被掌控起来，时至今日，公众还不知道在背后主持瓜分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海外虽有传言，各种流言满天飞，但都不足令人信服。

    正因为有这种“共同分享”的利益格局，以及利益受损时的补偿机制，对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来说，现在确实无愧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相关的“知情人士”，也能分享到一定的利益和方便，成为“利益共同体”之一员。于是，也就没有人愿意自曝什么，使得这种状况“不可持续”。

    当特殊利益集团分去太多蛋糕，引发民怨后，政府开始着手调整。但是，几年下来，人们看到，调整都是在利益增量的边际上做文章，以不破坏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为前提。因此，从增加的财政收入中，在基本满足利益集团分配后，将剩下的部分多分一点给低收入群体，是可以做到的。短期而言，这样做也效果明显；长期而言，虽然在这些环节、渠道上又可能滋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新的分利模式，但毕竟无权势的群体多少也能分一杯羹，仍然值得肯定。然而，那些直接触及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调整，例如调控房价，却很难进行下去。按中国的体制而言，本来政府应该是最有调控能力的，但偏偏就是调不下去。已经捏到手心的“死鱼”（例如去年年底曝光并督促地方政府处理的18幅闲置土地），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间滑走。其中奥妙，自不待言。

    由此透露的信息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笼罩范围之大，背后权势之强。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当下中国最有力量的一群人。幸运的是，这一因利而结合的群体，并不在“中国走什么道路”之类的空泛宏大议题上过分坚持，他们只坚持自己的利益。利益之外，他们也可以表现得开明，富于道德情操，甚至偶有慈善之举。不用怀疑，几代之后，他们很可能就是最赫赫有名的慈善世家，甚至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开明的领头人物。但在今天，只要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化身“黑洞”，让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当然不是中国现状的全部，但确实是今天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星空中那无所不在的巨大黑色背景。由于这种背景的存在及其难以遏制的扩张，其他人的生存空间不得不不断收缩。

q2006c

北京市某国营房地产公司老总任志强驳斥中国房价过高的的说法，点击看看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0XdP4oK-Vw/

W2S

[quote=大汉天生;2525348][quote]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特权阶层. 也知道他们的所做的事.
著名的民謠：“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胡耀邦的兒子搞科研，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deng小ping的兒子全國騙。”
我的问题是:有众多特权阶层的事件, 为什么还要造谣? 有必要吗? 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拿一个谎言去攻击大众憎恨的事. ....  :mad:

大汉天生

万维网友施卫江来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二千年前，社会底层的农民陈涉不满于社会现状，向茫茫苍天发问道，然苍天默不作声，于是揭竿而起，用行动挑战权贵们的血统垄断，其反抗精神激励了无数代社会下层的有志者和不平者。可是，封建朝代里，“血统论”向来是士族门阀维系特权的重要工具，它在宗法血缘的人伦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沃土根基。

    当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叶时候，喧嚣声中创建起一个红色皇朝，招牌上赫然写着“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它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标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可是后来国人领教到太多了，它推行的绝对是“党天下”，官场上的权力较量或任何行政执法总是“党性”至上，这“党性”绝非明文公示的那样，而是行之以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即将党的利益高过于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个“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将每个国民都划分出政治身份来，贴上“革命”与“反革命”，或“小资”之类的阶级标签，大力推行社会等级排位。这些标签是按照血统论来定性定论的。

    文革初期，身微价贱的学徒工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出身论》，来挑战中共当局的统治邪念。他指出，按血统论的出身来定性阶级成分是多么荒谬、定出高贵低贱是多么悖理、定论革命与否是多么无知。

    烈士祭出的鲜血换取来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使今天的国人认清了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孽杀本质，为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可是遇罗克殉难已经整整四十年头了，对于社会的血缘政体究竟有多大的触动呢？

    尽管党徽上标志有醒目的“工农联盟”图案，但是这里永远是“家天下”：打江山者坐江山。夫坐得江山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党得政，党徒享通；一人得官，子孙升迁。党票即是谋私的通兑券，官位更是独享厚禄，当然须及时使用，过期则作废，于是争先恐后地在各自的任期内倾力享尽富贵荣华、奢侈豪华。可是党徒人数毕竟众多，利益的摊子分得太大，为此还需要分权，欲谋取大利益者，光有党票尚嫌不够，还须有太子公子八旗子弟的显赫身份。盖因中国的人权，绝非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严格划分等级，森严井然可怖。

    今天在我们看来，什么“出身”、“血统”之类的，其大前提就是根本错误的：什么叫“革命”？抑或“反动”？其标准何在？进一步地，标准是仅由一小撮人来制定的？什么人算是“领袖”、“英雄”、或是“草民”、“敌人”？什么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本来，国家机器和整个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公器，理应属于全体人民的，有什么理由该让少数权贵来长期操控，并靠他们的血缘纽带来继承之的呢？——其实什么也没有！有道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有权就一切，也就是成王败寇的强权逻辑，都是为专制独裁所需而炮制出的愚民之词。我们可以谅解遇罗克烈士当年的人权宣言中尚有些迂腐性的欠缺，难以容忍的倒是，到了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普世伦理的阳光已经照射进来，血统论的余孽在中华大地上依旧滋生泛滥。不信吗？我们只需考量一番，中国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现状就足以得知。

    既然中共一贯推行专制，长期不变，宣称“稳定压倒一切”，则必然催生腐败，进而，绝对的权力便绝对的腐败。继而，公信无存、教义殆尽、道统缺失、信仰失落、政风萎靡、道德沦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掌权者为了能够继续把持既得利益，却既无法理可以去依据、又无良政可以去托付，于是只得求助于人的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物性本能，即靠血缘纽带维系起至爱亲朋的共同利益。

    道金斯说，基因永远是自私的。威尔逊说，基因的自私只为亲缘，或者为互惠而得到最亲近的利益，毫无超越性可言。中国古人早就懂得了“亲亲尊尊”，“亲疏有别”这些生物本能的情绪，不学亦自通，学而深化之、则利用之。对待亲缘，基因操纵的生物行为自然有着高度的“凝聚力”和效忠性，毋庸担心背叛出卖。当然喽，靠血统论组建党国红朝，可确保革命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左倾疯狂年代有个流行说法，唯有“革命后代”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格去革别人的命。现在这种说法不再见之于文字了，但是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骨髓之中，成了潜规则。起码从父辈那儿，太子公子哥儿们可以迅即了解中央政策的各项动向，即时掌握运动的每项进展，从而步步抢占到先机。可见，他人岂能竞争参与之？

    血统党国就是封建王国，其必陷于家国同构、党政不分、官商不清、政企不明、公私合营、群己一体的低级混沌状态之中。

    2007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份就业情况调查，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其中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

    社会现况正是这样，近年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提拔干部的“成份论”趋向已明显，血统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部门提拔干部，不是首要看他的业绩，也不是看他的经验与能力，而是看重身外之物，血统：看是否符合“根红苗壮”的“家庭成份”标准。

    如今官场上的裙带之风正烈。随之中共元老的宝贝公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中国全面进入了太子党时代。在中共新政治局中，中共元老的后代占据的位置不下七个，尽管党魁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上，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树立起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不仅中央高层上演太子党参政，血统论戏法而且蔓延到了地方上的官场，买官卖官的、抄袭论文的，作业和考试由秘书代笔的有之，甚至干脆买卖学位的。更绝的是，有些年轻的80后刚刚从学校中毕业出来，稚气未脱，就纷纷乘上了“直升飞机”，捷径踏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好不炫耀，成为了一道“官二代”的风景线，他们算是“祖上有荫”吧，借助于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快速便捷地踏上仕途。相对于富二代的“飙车”而言，“飙官”之景色更为丑陋而扎眼。

    中国的权力可以决定一切，当然主要凸显在财富之上。

    1.当今的大部分财富正快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无外乎是中共的高干子弟，八旗子弟太子党是也。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财产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两百二十人，其中，有兩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无疑地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灰色收入所得的综合。（资料来源：赵晓：《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

    而普通的老百姓收入是多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仅为11277元。（新华网2010-3-16，王炼利：《中国居民收入构成：7.7亿劳动者年薪1.1万》）

    另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現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傾向，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間，中小企业和个体戶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戶消失；相反，垄断行业侵占有了全民的有限资源，它們只是权力的衍生品。（《市场报》2006-07-26 第02版，周丽娜：《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政府部门收费罚款多？》）

    多年从事财富榜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02月13日，记者 徐寿松 周伟 陈冀 颜秉光：《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 凭劳动致富者仅三成》）

    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文字来源同上：《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占据了亿元戶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当然，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比在国外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文字来源同上：《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往往是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泡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除了正常创富获取巨大财富外，主要途径是由“三种人”构成：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

    有不少重要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和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电信、能源、矿产、金融、媒体、电力、烟草、盐业、铁路、航空等等垄断型行业，这些是靠中共所赋予的权力，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一个腐败成灾的利益集团。

    这样的现状，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尚处在起跑线上，贫富贵贱就顿见分晓，完全排除了公平的竞争和正当的二次分配补偿。于是中国社会呈现“马太效应”：富豪者越昌，而赤贫者越穷；太子党飞黄腾达，飞扬跋扈，农民工含辛茹苦，苟延残喘；有多少的青年才俊只是出身卑微而被埋没，而高居官堂之上尽多的是庸碌无能之辈。

    温家宝在应付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记者招待会时候，口口声声喧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具体措施呢？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呢？温大人的答辩总是在避实就虚，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其实还是在重复以往的做戏手法，将愚民精神贯彻到底，似乎态度可以决定一切，只需口号响亮便了结一切事情。这算是唱高调的“动机论”道德立场，也是中国式国粹。(施卫江,于美国纽约法拉盛)

大汉天生

Post by W2S;2525598
[quote=大汉天生;2525348][quote]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特权阶层. 也知道他们的所做的事.
著名的民謠：“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胡耀邦的兒子搞科研，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deng小ping的兒子全國騙。”
我的问题是:有众多特权阶层的事件, 为什么还要造谣? 有必要吗? 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拿一个谎言去攻击大众憎恨的事. ....  :mad:

中宣部还说结党营私，执政为人民——B捏？
江核还说三个代表永远呢？——又哪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大汉天生

句句在理：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联合早报


　　● 郑永年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它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加速度地把中国社会泡沫化。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更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当这些领域被视为是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时，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像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其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而前一群体所拥有的住房，已经大大超越了住房权的概念，而是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他们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主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做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能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但这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到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治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lilyy

Post by 大汉天生;2535677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們占据了亿元戶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当然，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真是很可怕。
国内有钱人真的很多，特别是北京等地，。而且钱来的太容易。都是和权相关的。

大汉天生

官方媒体炮轰任志强“万言书” 释放出什么信号？ 新华网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等于赞成一个家庭拥有十几套上百套住房，而大多数普通家庭却只能望房兴叹。住房不同于其他商品，它是满足人们生存基本需求的特殊商品，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

　　□新华网评论部主任 窦含章

　　在当今中国，开发商是一个特殊群体。始于1998年的房改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给这一群体带来历史性机遇，使他们迅速暴富，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其他富人不同，开发商既是商人，也是明星。他们不仅是富豪榜上的主力军，还是媒体的宠儿，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开发商为什么会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关注呢?除了挣钱多以外，我想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很突出，房子成了许多老百姓的心病，大家都关心房子，爱屋及乌，盖房子的开发商自然也就备受关注。如果什么时候住房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开发商的公众关注度自然就会慢慢下降，淡出舞台的中央，回归他们的本位。

　　新“国十条”就是这样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把开发商“撵出”舞台中央的好政策。

　　4月17日，国务院发布通知，提出十条措施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新政严格限制购买二套、三套以上住房和异地购房贷款，通过收紧信贷、加大供应，遏制楼市投机、防范金融风险、缓解供需矛盾。如果各地区各部门能够严格执行新政提出的各项措施，部分城市房价疯涨的势头就一定能够遏制，投机囤房现象就会减少，普通百姓住房难的问题有望得到极大缓解。但对这样的政策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享受惯了暴利和媒体聚光灯的开发商更是不高兴，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任志强。

　　近几年，任志强在媒体上的曝光率绝不输于赵本山、章子怡，堪称开发商中最耀眼的一颗星。21日，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上万字的“解读”，炮轰地产调控新政，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在这份近13000字的“解读”中，任志强总共只引用了通知正文中的3句话、71个字，分别是“加快定制、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地区，要大幅度增加公共和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房的供应”、“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通知原文在文章中所占的比重连字数的零头都不到，与其说这是份“解读”不如说这是份“演义”。在该“演义”中，任志强说了许多通知中没有的内容，扣了不少的帽子，总之就是把新政说得一无是处，其核心观点是：新政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

　　把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说成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要么是任志强没搞懂什么是“计划经济”的基本概念，要么就是故意上纲上线，制造噱头。在刚刚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当下，政府应该采用行政手段对出现问题的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全世界的共识。就连号称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不是也由政府出面拯救银行体系、对金融业高管发出“限薪令”吗?在2008年底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下滑之时，任志强是呼吁政府出台政策拯救房地产市场最积极的一个，怎么彼时政府出台政策干预市场就是救市的明智之举，此时政府出台政策干预市场就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呢?

　　说穿了，无非是“利益”二字在作怪。任志强是开发商，政府出台政策有利于开发商就叫好，不利于开发商就炮轰。对任志强们来说，是非不重要，能不能继续坐享暴利才重要。政府要把过快上涨的房价控制住，就是挡住开发商的发财之路，必须哄噪之，批判之。

　　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为本集团利益代言本无可厚非。任志强们有雄厚的财力做基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做后盾，有媒体的麦克风当扩音器，他们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可是，那些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又由谁来表达呢?答案是只有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就是要时刻倾听百姓呼声，为百姓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具体到房地产问题，当市场失灵之时，政府就必须站在广大百姓的立场上，果断出手，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调控。

　　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多地少，贫富差距较大是基本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普通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就会出现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人多地少决定了城市土地是稀缺资源，贫富差距较大又会出现富有家庭购买多套住房的现象，这会进一步加剧供需不平衡，使资源更加稀缺，进而造成房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市场供应在理论上可以满足群众基本需求，也会因囤积居奇、投机猖獗，扭曲市场价格和供需，人为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局面。据媒体报道，深圳的1个投资客1人就买了680套房子，在海南、北京、上海等热点地区，1人购买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政府不对此类投机现象进行遏制，房价怎能不涨?房子怎么够住?普通老百姓又怎能买得起房?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党和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等于赞成一个家庭拥有十几套上百套住房，而大多数普通家庭却只能望房兴叹。住房不同于其它商品，它是满足人们生存基本需求的特殊商品，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

　　新“国十条”的核心目标在于抑制投机，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对开发商来说，则意味着由高潮走向谢幕的序曲。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各领风骚几十年。以美国为例，从早期的奴隶主，到后来的汽车大亨，再到现在的IT达人，当红社会群体的兴衰更替，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开发商在今日中国的大红大紫，也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阶段现象，等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人民的居住需求得到基本满足时，开发商自然也会淡出媒体的聚光灯。到那时再回头看今天任志强的炮轰，不过是开发商谢幕前一声刺耳的高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