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朋友给我发来那段传播很广的视频,在公园,保安禁止一个人读外国诗歌,“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为什么不读中国诗?” 他希望我能写一下。“看到这个新闻,比看到100个贪官都难受。” 我能理解他。这样的上海,肯定让人伤心。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类似的“片段”,在上海,有人和外国朋友一起在电梯里聊天,有人恨恨地看着她,还骂了一句“汉奸”。 这只是一张截图,我认为未必是真的。或许,即便是真的,也一定是偶发事件。我相信在上海的电梯里,仍然有人可以讲外语(尽管我已经好几年都没去过上海了)。 这两个“小事”,都关乎到某种“上海精神的隐忧”。 人们对这样的事反弹极大,说明很多人还是认可那个“积极与外国交往,融入世界的上海”,而不是一个排外的、狭隘的,甚至“土气”的上海。 禁止别人读外国诗的保安,成为某种象征符号:本土优先,妄自尊大。阶层地位很低,所以更愿意生活在某种幻觉中。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实际上,他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海,尽管我那时迷恋外国诗,到上海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老土。我生出一种排斥感,那种精细的、礼貌的、优雅的东西,是多么讨厌——我那时还不懂使用小资这个词。 幸运的是,我从这种“乡村至上”的情景中走出来了。昨天傍晚,我和朋友乘坐轮渡,看到了另一个视角的曼哈顿,让我对这个世界都市有了一种整体印象。 我不由发自内心赞叹,真是伟大的城市。 不过它真正伟大的,还不在于这种都市外貌,而是它的内部肌理:那种日常的、乱糟糟的又充满活力的东西。 过去几天,我和朋友一起去曼哈顿的韩国城吃了韩国料理,去中国城吃了粤菜,到法拉盛吃川菜——在纽约,当然还有日本城、印度和尼泊尔社区,人群可以以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呈现。 有人在时代广场做街头采访,第一个问题是Where are you from,答案真是五花八门。这里不但很少“纽约人”,甚至也没有多少地道美国人。当我们说“老纽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多住了几年而已。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曾经也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都市,关于“上海滩”的种种想象,都以此为时代背景。在农业社会,上海毫不起眼,但是在都市时代,它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地方。 重要的是外贸,是金融,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都可以在这里流动、创造,拥有安全感。这就是上海成为上海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上海,似乎正在变得模糊。 我知道,很多外国人离开了。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甚至看到有成熟的“日本街区”,有很多日料,现在似乎不合时宜了。日式风情的咖啡馆,据说也倒闭了很多。 其实不止是外国人。我有很多“上海故事”。 一个女孩,曾经是金领。封控的时候,她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改为租房居住。这样,她就变成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在洛杉矶见到一位读者朋友,他封控后“走到这里”。他有着帅气的造型和文身,此前在上海在证券行业上班。现在,他上午学英语、健身,下午开Uber,获得了某种新生。 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在上海某个餐厅,还在讨论一个读书人的“上海共识”,不久前给我发消息,已经带着自己的藏书去了加拿大。他在上海的卧室床头,曾经堆着很多书。 这当然也是上海繁荣的标志:卖掉上海的房子,可以换成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房子,这证明上海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但是,一个城市如果有太多“离散”,终究不是什么好消息。 让他们担忧的,并不是那个保安,而是保安代表的那种逻辑:一个人掌握权力,就可以随意干预他人的生活。过去几年,有些保安在封控的时候,就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现在还在回味那种快乐。 上海必须证明,保安的那种权力感是一种幻觉。只有这样,才算真正从封控走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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