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反外国干预法对华人有何影响?

加拿大的反对外国干预的C-70法案，于2024年6月20日获得代表英国国王的总督御准。此前一日，加拿大参议院投票通过了该法案。而加拿大众议院则在6月15日三读通过该法案：317票赞成，0票反对。加拿大各政党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一法案包括对《加拿大安全和情报服务法》（CSIS Act）自1984年首次生效以来最大幅度的更新，也包括对《信息安全法》与《刑法典》的修改。该法案还对《加拿大证据法》进行了修订，以建立在行政诉讼中处理敏感信息的标准化制度。对《加拿大安全和情报服务法》的修改立即生效,而对《信息安全法》、《加拿大证据法》等的修订将在御准60日后于 2024年8月19日生效。

C-70法案规定了新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登记框架。相关登记处将由独立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Commissioner)管理。《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与问责法》（FITAA）的生效日期将由总督会同枢密院在未来数月间确定。

法案意义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移动通信时代、全球化时代，移民随时暴露在原住国各种媒体影响之下。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有必要更新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民主制度。其实这个法案至少10年前就该有，从移动通信一出现（甚至从20年前Internet普及时）就该有。”

赖博士强调指出在新媒体时代通过该法案的重要性：“华人（主要指中国大陆移民）的原住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它在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民主国家水火不相容。列宁主义国家就与宣传有关系。中共也办报纸，报纸是把大家凝聚起来的‘根据地’。到了西方国家，办报纸较难。但华人有个特点，全世界都有华人聚居区，都有华文报纸，许多都带有北京色彩。引入新媒体后，成本就更低了，传播速度就更快了。尤其社交媒体出现后，北京方面做了相应调整，那就是‘大外宣’。以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入籍公民不间断地受到中共新媒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新媒体时代，北京可以通过新媒体影响新入籍的公民，从而影响加拿大的选举结果。”

北京公共政策学者雒亚龙先生也认为加拿大以前就应制定与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相关的法案：“在成熟的体系之上针对频发的具体问题打补丁，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法案局限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纳吉（Stephen Nag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C-70 法案像其他法案一样，在试图减轻外国干涉加拿大挑战方面也存在缺陷。首先，保密行动本质上是秘密的，难以监控。通过使领馆实施外国干预的国家，可能会使用其他工具来避免受到新法案的束缚，例如通过互联网或优先投资渠道部署的虚假信息行动。”

他具体分析了微博以及推特（现称X）：“举例来说，微博是一可用普通话进行外国干预的空间。它更难监控，且用户更易受到影响，尤其是老一代（考虑到其年龄及缺乏英语能力）。推特 (X) 也是虚假信息及外国干预的途径，知名参与者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该国安全部门及中国五毛党等都在积极散布有关中国、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哈马斯等的虚假信息。”

斯蒂芬·纳吉教授进一步对这些外国干预相关方展开批评：“他们的目的不是真相，而是破坏或冲淡信息与真相，或放大负面叙述，从而在加拿大这样的开放社会中制造分裂。” 纳吉认为，加拿大推出该法案，对于监控微博与推特等平台上的“不良信息”尚有不足之处。

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奎格-詹斯顿（Margaret McCuaig-Johnsto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依据新立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将被允许在获取某人受到威胁的情报时，通知被威胁者。不过该立法也保护了信息隐私，“因此CSIS可以通知相关人员，但必须保护个人信息的隐私。这是我的一个担忧：加拿大人或在加拿大的个人或加拿大公司的名字在披露这些威胁时不能被泄露。如果威胁是来自像华为或TIKTOK这样的公司，那么被威胁者可能不会被告知该信息。而在不能告知谁在威胁的情况下，通知被威胁者其实没什么用。”

麦奎格-詹斯顿还指出了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登记的另一局限，诸如“对华裔加拿大人的回国压力”这类情况不在登记范围内。她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登记将不得不扩大范围，以顾及跨国压制的情况”。

她还提到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两位未登记的中国政府代理人——他们企图阻止他人支持中国民主。她指出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登记“将非常关注政治或政府程序，例如候选人提名及选举，或政府中某种决策程序，但不会关注普通公民及其面临的跨国压制及其家庭受威胁问题。因此，我认为将来登记需要扩展，以涵盖那些情况。”

实施效果疑问

C-70法案实施效果如何将与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人选有密切关系。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指出：“人们对这项立法的实施感到担忧。法规必须通过枢密院令（由总理及其内阁批准）来澄清一些条款，尤其是有关《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与问责法》部分。内阁对负责执行及实施该法案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专员的选择将至关重要。政治性地选择一位弱势专员，削弱C-70 法案反外国影响力的意图，通过模糊法规来侵蚀加拿大民主过程，可能会进一步鼓励目前对加拿大主权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敌对外国个人或组织。”

对选举的影响

关于该法案对下次选举的影响，斯蒂芬·纳吉教授指出：“现在谈新法案对下次选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以为邪恶个人或组织会力图放大保守党反华及反移民的论述，设法让自由党以微弱的授权当选，以减弱他们实现有意义公共政策的能力。”

阿尔伯塔省克雷莫纳（Cremona）前议员石清先生认为，该法案对下次大选会有影响：“尽管该法案可操作性存疑，但是中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有所顾忌，下一次中共干涉大选的动作会比以前要隐秘一些，不会那么公开了。经过这次法案的通过，全社会看到了中共在（加拿大）政治上的深度卷入，这让以后中共再卷入时效果会打折扣”。

对移民的影响

安大略省赖小刚博士指出了该法案对华人中年轻一代的影响：“C-70法案的通过，首先是保卫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自由价值观念，这是早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与六四的人，对共产党宣传有天然的抵抗力。对于不知道文革、六四的年轻人，该法案是‘高压线’。加拿大有民主制度，但也有相当发达的执法机构——尤其是认为对自己制度造成重大威胁的时候，它有另外一面。”

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王立博士重点谈到第一代移民可能会受到该法案的影响：“加拿大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除了原住民之外的加拿大人，都是移民来的。其中第一代移民的数量占比高于20%，为G8国家之首。根据外国干涉公听会委员会的文件可知，一代移民被认为容易受祖籍国的政府影响。那么，五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属于‘容易被祖籍国征服影响’的范围。所以，立法的行文一定要严谨，否则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阿尔伯塔省石清先生谈到了这一法案对亲共侨领等的影响：“该法案显示了加拿大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对某些一直公开活动的人会有震慑作用”，“对于那些亲共侨领、亲共侨团在加拿大社会上兴风作浪，让加拿大主流社会对我们华人侧目相看，这种情况会改善些。对华人整体我觉得有好处，某种程度上减少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误解。”他还认为，该法案总体来说对华人的权利“是好事，不是坏事”。

负面影响

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元豹谈到了C-70法案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法案的通过，会使侨民社区面临“危险”，并对加拿大公民（尤其新公民）参与政治带来寒蝉效应。

“我担心希望为加拿大民主做出贡献的加拿大人将因其公民行为而被定罪，因为一项法案可能会将他们标记为秘密或欺骗地这样作为——理由是他们被视为与外国实体‘有联系'。 由于这一罪行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许多加拿大人——尤其是新加拿大人——可能会被阻于公民参与之外，” 胡元豹说。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王立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指出该法案存在问题：“现在的C-70在描述什么行为需要登记时并不清晰。我认为需要改进，否则很容易加深及引发更多的系统性歧视，妨碍包括华裔社区在内的多个少数族裔社区参与加拿大民主制度。这一点对新移民（定居加拿大不到10年的第一代移民）特别严重，因为新移民与祖籍国的关联和来往更密切。”

“当法条界定不明时，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理解为‘in association with’，任何一个非加拿大的机构（政府、NPO组织、企业等）都可以理解为‘foreign entity’。这将容易让人因为担心被牵连而干脆不参与加拿大的民主政治，比如不去参选、不去投票，” 王立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不过，对于该法案是否存在“人权疑问”，北京公共政策学者雒亚龙认为：“人权和法治是一整套体系，而不是单靠一个法案。在警察国家这种法案有被滥用的风险，甚至制定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滥用。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被滥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