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终于尘埃落地,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500多字的新华社消息中,周的罪行约占220多字。周所涉及的罪行类别,其中大多数早已通过财新网系列报道通报外界,新的只有一类,即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自薄熙来案发之后直至今年上半年,由于中共高层内斗,各种涉及中共高层领导家族财富故事的“党与国家机密”外泄,其中,究竟哪些“国家机密”外泄与周永康有关? 关联之一: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泄密 由周永康系的管道外泄的国家机密,当然主要限于周永康的“政敌”之家族。2012年6月开始,有这么几条新闻震惊世界,一是彭博社6月29日报道的《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称习近平姐姐家族拥有财富高达3.76亿美元;二是《纽约时报》10月26日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直至11月27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称温家宝家族拥有的财富逾27亿美元。尽管位势远逊于总理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族拥有的财富规模超过温家,高达31亿美元(《纽约时报》2012年12月31日:《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但因其位势不显,一般人不太关注。 北京对这两家媒体的报复有多种形式,除了外界都知道的不给两家记者发签证之外,最有效的一次报复行动是中国当局在2013年11月30日突击搜查了彭博社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拿到了一些重要证据。据香港《苹果日报》2013年12月23日在《李东生落马“死因”揭晓:向彭博社爆习黑材料》中所说,“本月20日,官方宣布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为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据悉,李东生犯事,是因为美国彭博社去年所发表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有关材料寄自中央610办公室。” 李东生是周永康一手提拔的嫡系,这点在李曾经供职的中央电视台人所共知,国内媒体也公开谈到这一点。根据国内财新网2014年7月开始刊发的系列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提供的资料,2013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对周永康一家先后批捕的时期,周永康亦在那时失去自由。 关联之二:《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资料来源 2014年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尽管意义非常重大,但外界都明白,这些资料外泄完全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份《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上百位中共高层家庭成员,其中有涉及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另外还有胡锦涛的堂侄),独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外界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我在今年1月25日的文章《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意义》中指出,有这一可能,但并不影响资料的真实性及其意义 。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来源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託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资料中独缺江、曾、周三家的资料,我认为是出于以下可能: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科”,外界将周永康系势力向外媒提供信息作为假定,可以成立。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删除江泽民、曾庆红与周永康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至于朱镕基家族成员无资料,一种可能是朱家子女确实没涉及这类离岸公司,二是周系在提供资料时故意将其删去,以模煳消息来源。 以上判断还有三个参数可做佐证: 一是时间段吻合。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ICIJ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那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这一时间正好处于外媒密集报道这些高层家族丑闻这一时段之内,与李东生向彭博社提供资料的时间相近。 二是参与该报告事务的人被砍伤。香港《明报》前总编刘进图在报告发布后不久,即今年2月26日被“不明身份者”砍成重伤,当时港媒指是涉及新闻自由,但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却称,她熟悉刘进图,刘不会与人结怨,也不相信事件与新闻自由有关。台湾《一周刊》经调查后,于3月6日刊发长文《刘进图误踩地雷,卷入中共内斗》,将刘进图卷入《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一事揭示出来。 三,中共当局开始调查向周永康提供信息的国安部官员。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今年1月中旬被中纪委带走。梁被带走的原因国内没报道,据《纽约时报》2月22日报道《中国反腐败调查或已触及国安系统》(记者储百亮, 安思乔)独家消息,有两个消息源告诉记者,梁克涉嫌把来自安全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中国首都的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提供帮助。 《纽约时报》近两年有关温、习等高官家族的资料来源何处,与周永康系是否有关,目前尚无公开资讯可资考证。仅以《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所涉资料来看,涉及人数共有37,000多名,高层家族成员上百位。如我所言,这份报告充分暴露了中共盗贼型政权的本质。中共当然更会认定,这份报告对党与国家形象伤害极大。新华社12月6日凌晨发布的消息宣称:“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考虑到前不久中国刚颁布新的《反间谍法》,从所有迹象来看,周永康获重刑极有可能。参考类似案例,近10多年以来中共高官因对外泄密而身处极刑的只有少将刘连昆,因向台湾出售情报于1999年被处死。另外一位少将姬胜德因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牟取暴利2千多万,检方控以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之理由被拘捕,军事法庭在一审中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数年后改判无期。姬胜德的量刑肯定考虑了“议贵”这一潜规则,中共最高当局看在其父中共元老姬鹏飞的面子上从轻处置。周永康贵为政治局常委,量刑时是否考虑“刑不上常委”这一议贵原则,将是其获刑轻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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