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厂程序员自述：我37岁，年薪百万，等着被公司干掉

“程序员真的干到35岁就干不动了？”

在这个知乎问题下，443个答案为中年码农指明了三条道路：

走技术，转管理、自己创业。

实际上，回答投放到广袤的现实，大龄程序员的“求生之路”的确是清晰明朗的，大概率都在这三个方向里。

只是清晰的规划放置在个体上，学历、家庭、精力、无法降低期望阈值都成为制约因素，远没键盘下那么容易。

面对提前来到的中年危机，“被高龄”的程序员，有得选，也没得选。

无论是普通出身的码农，还是自带光环的大厂程序员，他们都在不断地问自己：

我以后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大厂梦

36岁生日这天，任逸失业了。

前年，他从华为外包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本想着能撑两年，结果一年不到，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

去创业公司时，朋友觉得这个选择有风险，外包更加稳定，“基本跟事业单位一样。”

但也是稳定，让任逸感到不安。

来华为外包前，任逸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了6年。和大部分频繁跳槽的程序员相比，他算是“定力很强”。

小公司团队氛围好，工资待遇也不差，但技术焦虑一直裹挟着他。六年里，他写代码全靠网上自学，“没人告诉你写的怎么样。”

他用了一种具象的表达来描述自己的代码水平，“别人去南山，可以直达，我可能要绕到龙岗和福田，再到南山。”

来华为外包，是解决技术焦虑的一根稻草，“做大项目，学新技术。”

现实是，他在公司过着朝九晚七的生活，偶尔新版本需要测试，才需要通宵赶工。

“技术一点没学到，就学了一堆办公室政治。”

技术焦虑同样存在30岁的邹志远身上。

五年前，他进入IT行业，薪资从8500到如今的18000。放在行业里，这个薪资和涨幅都不算太高，“五年很多都拿30K了。”

想拿高工资，就要学更多的技术。互联网更迭迅速，追求创新，对经验传承要求不高，资历在这一行业发挥不了太大效用。

技术稍一落后，职业发展或许就会受阻。邹志远那些曾经做PC端的同行，如今不知去向何处。“程序员是靠技术说话，糊弄不了人。”

他还记得刚进公司时，一个35+的同事被卡在公司大门外，以为是门卡出了问题，去到HR那才被告知被辞退了。

彼时，邹志远离30岁还有一年，但他意识到，五年后，他或许也会被挡在门外，那时再次踏入人才市场，自己面对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任逸正在面对这种景象。

失业后，大龄程序员投放到人才市场，残酷扑面而来。他应聘的是前端，在大部分招聘APP里，前段开发工程师的薪资集中在10K-15K区间，高出这个区间的，都是腾讯快手这些大厂。

职位没有标明年龄限制，但“3-5年工作经验”是一道隐形的门槛。

年龄大，技术一般，任逸觉得自己牢牢踩中互联网的死穴。到了35+的年龄再去找工作，市场的期望值也会变高。

有些猎头找到任逸，希望他带团队，但转管理也需要技术打底，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

如果能让时间重来，任逸希望自己考个本科，至少进大厂还有希望，“学到点有用的。”

进大厂也是邹志远的梦想。他每天都会抽空学习编程语言，“但光学理论，没地实践也是白搭。”

进大厂就是他眼里的实践，“资源多，平台好。”在外包公司，大多是重复性工作，学了技术也没法应用。

如果不是受限于专科学历，邹志远决定在技术这一条路走到底，做个技术大牛。

但眼下，他能想到的是如何在年后让自己的薪资升到20K。

“如果是在大厂，出来选择也会更多吧。”

围城

“等着被公司干掉”，这是蒋晨加微信后发来的第一句话。

2015年，腾讯位于南山的滨海大厦封顶，分为南北两幢，最多可以容纳1.2万名员工办公。

也是在这一年，31岁的蒋晨阳进入腾讯，工资一万七，级别T2.3。

六年的时间里，蒋晨阳升到了T10，工资翻了几番。现在项目组19个人，跟他同龄的人只有一个，已经当上了组长。

在大厂，一个大龄程序员面对的选择同样狭窄，想要晋升，团队的成果必须足够优秀。

腾讯实行的是“赛马机制”，每个项目都是一条赛道，赛道里七八个团队一起竞争，只有产出足够优秀和显眼，才能在“厮杀”中冲出重围。

这样的结果，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不确定性很强。”

如今，摆在蒋晨阳眼前最紧急的，不是晋升，而是如何让自己的KPI提升一点。

去年开始，蒋晨阳的KPI排名就在部门的末位了。想要让KPI好看，就要承担一些边界性工作，“不是自己干的活也揽了”，或者就是产出高于同组的人，跃升前位。

“路子是有，但真没这个精力了。”

年轻人可以24小时耗在公司，“有求必应”，35+程序员有家庭，困于琐事，“动不动就是娃生病了，要请假。”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可以迅速恢复996耗费的能量，对于中年人来说，耗不起也恢复不起。

刘超宇三年前从腾讯辞职，他记得带过的几个实习生，“一提起加班就兴奋，24小时呆在公司完全无所谓。”

有人甚至在网上发布攻略，分享如何在公司住上一个月。

年轻人精力充沛，薪资要求低，中年人体力下降，为了保证家庭经济安全系数，对薪资的期望值也会更高。

对比之下，“性价比”一目了然。

追溯过分追求速度，“喜新厌旧”的行业氛围，刘超宇归因于国内始终不把互联网当做一个创意行业。

在腾讯工作的9年，他意识到就算是在大厂，用到的技术也是全部依赖于国外的基础技术研发，追着人家的技术走。

追上美国西海岸的技术，需要花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学习。但对于大龄程序员来说，已经无法拥有整块时间去保持技术的敏感性。

邹志远和任逸向往的大厂，对于蒋晨阳来说更像个围城。

从业12年，他对工作充满了倦怠感，“在大厂，你也是码农，很多重复性工作。”几年前，他会花半个小时浏览行业资讯，了解前沿技术，“现在每天打开电脑就是同花顺。”

他还有两年就要签终身合同，这不是“保命符”，绩效不好，随时有可能被末位淘汰。

离开腾讯，大厂的光环也并不能有所加持。大厂分工精细，用浏览器举例，从上到下有四五百人，有做业务的、前端的、后端的、内核的，里面又分成各种细小的工种，每个人就是一台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而中小型企业，更看重综合素质，什么都得会点。“你的竞争优势其实没那么强，说不定还比不过小厂的同行。”

如果真要离开，蒋晨阳能接受薪资下降20%至30%,这比在腾讯的薪资低了很多，但也是极限了。

“我现在房贷两万，孩子学费两千，保姆费六千，林林总总加起来一个月花销至少要4万。”

蒋晨阳总会想象CEO在办公室里，看着一年的财务报表，人力支出数字映在眼前。

他在心里问自己，“老板不追求性价比，追求什么呢?”

转型

程序员通常有三条发展路线；走技术研发、转管理以及创业。

身处35岁分叉的小径，转管理是大多程序员的理想选择。

回溯起自己的转型，孙淼归结于三个字：运气好。

34岁那年，受不了无止尽的加班，他从大厂辞职。“当时觉得自己毕竟是头部公司出来的，也不至于被人家挑挑拣拣吧。”

前几个月还有猎头频繁打电话，但也没有下文，进了面试的，最后聊到薪资，HR总是会说，“你的条件满足，但薪资我们开不出。”

和蒋晨阳一样，孙淼是属于失不起业的中年人。妻子的公司在去年疫情中倒闭了，孙淼肩上的压力更大。

失业那会，他每天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刷邮箱，等着冒出红点，“最后发现都是广告。”

还好，10年的大厂工作给孙淼留下一定积蓄，生活不至于太狼狈。

半年后，一家创业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开出的工资是35K，职位是技术管理。“其实挺难得，这职位不是哪都有。”

他跟创始人聊了聊，发现也有8年的大厂背景，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在孙淼看来，从大厂出来的程序员，在创业思维和运作模式上会比较成熟，“少走很多弯路。”

从敲代码的程序员变成管理几十人的技术leader，孙淼也经历了很长的适应期。技术和管理，二者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不同。

程序员是和代码打交道，通过程序驱动机器运作服务，管理是和人打交道，要协调、判断和决策。

对着电脑十几年，除了跟同事技术上的交流，他觉得自己沟通能力实在不怎么样。

最开始，团队有人闹情绪，工作甩到一边，项目进行不下去。他不知道怎么劝，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以前都是听别人吩咐，现在吩咐别人挺不习惯的。” 工作也比以前更加繁重，一件事没处理完，又有人来找。

但慢慢的，他也适应了角色，开始看些管理方面的书籍，尽可能让每个人的工作价值最大化。

现在，公司规模还在扩大，孙淼也带着团队做出了些不错的项目。

虽然管理团队不需要亲自写代码，但孙淼依然每天会抽出半个小时浏览科技资讯，保持知识体系的更新。

“专业知识不扎实的管理者，迟早也会被淘汰的。”孙淼说。

在创业公司这几年，孙淼不比在大厂轻松，前途未知，有很强的不安感。

“但至少是有希望的。”离职前，孙淼离技术专家还差两个层级，但要越过这两级晋升，“比登天还难。”

我让孙淼给大龄程序员提出一些转型的建议，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鼓吹创业的可能性，而是要进行合理定位，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

“如果要做管理，就要跟领导打好关系，工作赢得信任，毕竟管理岗一个萝卜一个坑，竞争激烈；要走技术，就多下功夫学新知识，可以走架构师的方向。创业，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能不能take risk，不行就做好财务规划，失业也不至于窘迫。”

只是在清晰的规划面前，犹豫依然存在。

邹志远想在35岁前逃离互联网，攒钱做小生意，但以自己技术和学历，他已经预见到了薪资的天花板。逃离似乎不切实际。

失业后，任逸一直在降低薪资，如今在系统里设置的是15K-16K。对他来说，走技术是较为可行的选择，但他没有精力了，“一到11点就熬不住。”

蒋晨阳买了一些管理的书，等着被裁员后，或许能派上用场。但大厂之外，能提供管理职位的公司并不多，能否完成角色转化仍是未知数。

面对逼近的35+危机，注重当下成为抵抗焦虑的临时盾牌：

“走一步算一步吧。”